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员,复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深度嵌套,这客观上要求我们加强合作。目前出现的产业链脱钩是一种完全不理性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根源是错误的认知。构建正确的认知,妥善处理由技术高速发展带来的各种冲击和挑战,是当前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有效合作的关键任务。
全球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需要大国的审慎克制和包容性的竞争,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构筑一种新的安全观。在此过程中,实际上不同国家,承担的义务和具有的影响力不一样,无论是中国或者是美国,或者是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或者是新兴的地区性发展国家,包括像印度、日本、新兴国家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国家,需要有多方框架,分层次将他们纳入其中,以相对公平和公正的程序寻找各方都能够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最终仍然要回到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主要是通过协商和磋商,通过制度化多边主义的方式探索新秩序,政府之间的行动能够回归到多边主义轨道之前,学者和研究智库应该先行一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和表率。

大国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实力驱动型。国家之间靠硬实力的那个阶段。二是利益驱动型。不再用军事力量解决,而是尝试用经济合作或是机制型的方式解决。三是认知-知识驱动型。
全球网络空间为什么需要战略稳定?第一,技术革命带来的背景。今天我们要享受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带来的所有好处,我们必须有稳定、安全、可信任的全球网络空间。如果你迫使任何一个国家在自身核心利益和享受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收益之间做出选择,所有国家都会选择从网络空间退出。第二,相对收益非对称变革与结构变迁。每个国家希望实现实力的高速增长,理性的就是实现共识、约定,不要碰全球网络空间的一些东西,让大家形成基本的信任。第三,全球网络空间可能面临非对称的失控风险,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它会以什么方式发生。
要推进网络空间战略稳定需要的支撑架构:一是多边-多中心的知识社群。需要我们以学习、研究和教育等方式帮助推动政府人员知识结构的变化。首先在知识上找到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解释这个空间,然后再教育他们,然后慢慢由他们根据别的利益组合形成政策解决方案,各自形成分工。二是顺畅的信息-知识共享架构,类似这样的论坛。三是可视化的全球成果共享和发布平台。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会为战略稳定做出比较务实的贡献。

最重要的点在于,无论现在多边主义遭遇怎样的挫折,单边主义怎样抬头或是国际体系如何动荡,最终我们要重新回到多边合作的轨道上来。从研究角度,越是多边主义遭遇挑战、全球治理合作面临各种挫折的时候,越是我们研究者认真展开各项研究的良好时机,因为我们一直讲要做前置性、前瞻性的研究。从这个意义说,现在也是开展相关研究的黄金时间。
对现代世界上的大国关系来说,网络空间是个新的领域,这意味着它可以是一个潜在的冲突来源,也可以是一个潜在的合作来源。网络空间最大的价值在于让尽可能多的人都连上这个网络空间,并放心、信任地使用它。这要求网络空间有个基本的秩序。因此网络空间本身在合作与冲突之间是有偏向的,更偏向于合作,只是需要的是一种新型合作,这种新型合作需要创新,而研究者可以为此做出贡献。

本文为沈逸研究员在2019年“全球网络空间战略稳定与治理新秩序国际研讨会”上两场演讲和一个总结发言的摘要,内容来源于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研究所提供的会议总结报告。图片来源于摄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