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执政20年来，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基本上依靠当局与民众的某种社会契约得以运行。在这种社会契约下，“普通民众不参与国家事务，精英们为他们提供基本的人身安全和社会保障、民族自豪感，以及保证不对他们的事务进行过多干涉”。在经济增长的时候，这种做法很有效。但是，随着新冠肆虐、油价下跌、结构失衡、西方制裁等因素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沉重打击，经济停滞甚至衰退使俄罗斯政府越来越难以履行向民众做出的基本社会承诺。相对平稳地运行了20年的俄罗斯社会契约正遭遇挑战，并将对政治秩序构成相应冲击。

2000年以来，俄经济平均增速低于前苏联11个共和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俄经济增速始终低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在新冠疫情和油价下跌冲击下，2020年俄经济衰退幅度或将接近4%，工业产值、投资、出口、消费预计将分别下降4.1%（其中采掘业降幅达11.5%）、6.6%、22.5%和4.2%。2020年的全年赤字预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4%，通胀率达到4.7%。在此情况下，2020年俄GDP已倒退到2008年水平，居民生活退回到十年前的水平，失业率达到5.7%，贫困率达到13.3%，贫困人口超过2000万人。普京已下令将国家部分发展目标的落实期限从原定的2024年推迟到2030年。

截至2021年1月15日，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患者3495816人（仅少于美国、印度和巴西），死亡达63940人。

可以说，疫情放大了俄罗斯经济长期停滞和衰退的负面影应。而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等因素又导致了民众不满上升。俄罗斯民众的挫折感和不满情绪不断增加。尽管有防疫隔离要求，但2020年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仍此起彼伏。

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外环境和社会契约的加速松动，普京试图通过调整政治体制、进一步夯实权力基础等方式延续执政周期、巩固统治，应对政治风险、维护政治秩序。

2020年1月15日，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提出了一系列宪法改革提议，包括400多项内容。7月1日，宪法修改案经全民投票得以通过，其核心是在取消对总统任期的限制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总统权力、加大了国会及法院的职权。这一方面为普京在2024年之后继续执政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又弱化了“超级总统制”，使普京之后的俄罗斯总统不可能大权独揽，从而实现各权力机构之间的相对平衡。

在2020年1月15日发表国情咨文后几个小时，普京出人意料地解散了梅德韦杰夫政府，并提名联邦税务局局长米哈伊尔·米舒斯京为新一届政府总理。此举的核心目的，一是要借此弱化民众因经济发展停滞、民生日益艰难而对当局产生的不满；二是要进一步减少政府的政治影响，强化其技术官僚属性。“强总统”逐渐向以技术型官员为主体的权力平衡模式转变可能将成为俄罗斯权力架构调整的思路。

2020年10月14日，普京向国家杜马提交了关于国务委员会的法案。11月2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为国家常设机构，由总统直接领导。国务委员会将参与制定内政外交政策、讨论政府预算草案及人事政策，并可以以决议形式要求修改立法，但无权提出立法提案。根据普京的初衷，该委员会将始终发挥咨询机构的职能，对议会上下两院的工作提供更加实际的帮助，但不能取而代之。

11月17日，俄国家杜马一读通过了有关赋予卸任总统及其家人司法豁免权的法律草案。草案规定了俄前任总统将获得任期外的豁免权。俄罗斯专家认为，这表明“当局正在认真准备应对各种情况……这项立法的通过，并不意味着普京会很快离开。相反，这只是为他的总统任期可能延长到2036年增加了一个安全网”。

可以说，在社会政治风险上升之际，俄罗斯当局上述政治操作的根源于在，“克里姆林宫必须为维护普京的继续统治做好准备”。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