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的天才团队管理
作者： 发布时间：202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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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队的历史可以被视为一场巨型实验，用于研究所有企业的核心问题。
The Economist 1843探讨了摇滚乐队的四种管理方式。
“摇滚乐队向来以酗酒、滥用毒品与干架闻名。但是，在放荡生活之外，如何经营乐队有着四种模式。“伊恩·莱斯利(Ian Leslie)解释道。在以“人生(Life)”这一枯燥无味的标题命名的自传中，基思·里查德(Keith Richards)讲述了滚石乐队的工作场所文化与他作为乐队吉他手的几十年生涯回顾。1984年的某一天，当时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正在阿姆斯特丹出席一场会议(是的，就连基思·里查德也参与了会议)。当晚，里查德与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外出小酌并早早地回到了他们所下榻的旅店，当时，贾格尔已经喝得体力不支。“再给米克几杯酒，他整个人就喝倒了”，里查德在自传中轻嘲地写道。贾格尔决定要见已经上床睡觉的查理·沃兹(Charlie Watts) 。他拿起电话打给沃兹房间，然后说：“我的鼓手在哪里？”。电话的另一端并没有回应。贾格尔和里查德又喝了几杯酒。20分钟之后，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一看门外正是沃兹，身穿着他在萨维尔街(Savile Row)购买的西装，胡子刚刚刮过，身上有古龙水的香味。他一把抓住贾格尔并朝他吼道：“再也不要称呼我为’你的鼓手’！”，然后猛地一记右勾拳挥向了乐队主唱。摇滚歌手似乎有时与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此我们很容易忽略了他们同样受制于“办公室斗争”。沃兹作为鼓手，而贾格尔作为乐团的负责人。正是贾格尔在全球巡演的舞台上统帅着这支乐队，并承担起了乐队大部分的商业事务决策。即便如此，称呼沃兹为“我的鼓手”，贾格尔还是打破了服从与尊重之间的微妙平衡，而恰是这份平衡才能在任何工作场合下维系着同事之间的彼此关系。当然，这世上没有那么多混乱的办公室关系，乐手们不断地摄入大剂量的人造兴奋剂，同时成员相互之间拳脚相向。（试着想象一下自己担任滚石乐队的人力资源主管，需要为此处理多少的文书与公函！）但诸如此类事件背后的原动力，对于任何曾被迫使屈服于上司的人来说都司空见惯。乐队应该出于热爱而创作音乐的概念永远是那么浪漫，但在当今显得有些古怪。摇滚乐团实质上就是一个迷你型公司（当然其中也不乏不那么“迷你”的）。像酷玩乐队(Coldplay)或里昂王族(Kings of Leon)这些乐团的经营方式类似复杂的公司机器，能够应付多渠道的收入来源。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美国金属乐队(Metallica)的鼓手就谈及了正确运用顾客参与软件的重要性。然而能否产出，关键在于能否有一小群天才集聚并创作出“有魔力”的音乐作品。一旦团队中的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不能再继续容忍彼此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此时魔法就会停止，而收入也随之殆尽。如果把摇滚乐队比作企业，那么反过来企业正逐渐变得“摇滚乐队化”。如今的工作场合相比之前正逐渐变得不那么正式，不强调繁琐的社交礼节、阶层排序与特殊职权。许多公司尝试着通过紧密的合作关系来培养内部的创造力，雇主则试图规划个人间的“化学反应”，聘请一批辅导员来调和团队的活力，并且派遣职员进行团队建设练习。员工间则出现鼓励彼此之间共享午餐、打乒乓球，甚至只是一起外出休闲的职场风气。哈勃(Hubble)是一家位于伦敦并主打办公空间概念的公司，其创始人强调：“我们希望我们的团队中的每个人能够先成为朋友，然后才是同事。”很多公司，尤其是那些硅谷企业如今也获得了“摇滚巨星”般的魅力光环。那帮曾经一起聚集在车库中用吉他和鼓研究创作音乐的朋友，现在则可能聚集在一起在应用软件方面头脑风暴出各种想法，甚至梦想着他们未来赚得数十亿美元后隐身于市的故事能被编成传奇佳话，并在报纸上刊登。身为前创始人的加里·谭(Garry Tan)现在在酒劲上管理着一家风投基金公司，他告诉我：“一家初创公司好比一个混杂乐队，你需要一名乐队鼓手，然后有人告诉你’他曾和一名鼓手一块上学’。”接下来你就意识到，你的未来已经牢牢地与你曾一起在大学酒吧里喝醉或者课后一块玩《堡垒之夜》(Fortnite)游戏的人联系在了一起。成功的初创公司必须经历一段痛苦的转型，由一帮朋友努力将酷炫的想法变成现实，到职业经理管理着多种利益相关者的复合式企业。而这恰是摇滚乐团所熟悉的，他们可以快速地从地方英雄变身为世界级明星，从原有只需对自己负责到拥有一个依附他们而存的数百人专业团队。在这两种情况下，那些根据直觉和独自决策的人们，往往在无准备的情况下便承担起了新鲜而繁重的责任。而那些凭借裙带关系而被雇佣的员工，在压力下会暴露出自身能力的限制，这会危及到原有团队的稳定性，甚至造成瓦解。哈佛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65%的初创公司会因为“初创者之间的内斗”而失败。每个成功的酷玩乐队(Coldplay)背后，都有着成百过千天才却被遗忘的乐队，因为他们都没能生存到成功的那一天。如何通过集聚一帮天才来创造出“1+1大于2”的收益。即便成功做到了，如何能够稳定团队结构。摇滚乐队提供了以下有四个不同的模型：FRIENDS
朋友模式
“We can work it out”
“我们能行”
1960年代，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提出了“乐队可以作为一个创造性单位”的概念。约翰·列侬(John Lennon)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艺术合作使他们能够将之前分别发挥独立作用的创作与表演二者进行纵向整合。乐队没有指定的主唱；披头士乐队的四名成员均具备独立演唱的能力。尽管在成团早期，列侬作为“实际上”的负责人，但披头士的创举之一便是没有像那时的其他乐队那样，墨守成规地将自己命名为“约翰尼和披头士(Johnny and the Beatles)”。而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承办方与记者们难以理解这个新的实体，“友谊”成为了乐队形象的核心。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四人的对外形象即是一群形影不离的好伙伴。他们的声音交融在一起便令人激动，他们剪一样的发型、穿一样风格的服装，连谈话的动作都是同步的。“我们事实上就是一个人”，麦卡特尼在1969年说道，“我们各自就是一个人的四分之一。”这并不是天方夜谭。披头士乐队在利物浦、在汉堡、在污秽的床铺上、在狭小的更衣室、甚至路途颠簸的小面包车中度过了彼此亲密无间的陪伴。他们费劲心思维持着四人之间的友谊：在巡回演出中，列侬会和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共住，而麦卡特尼就与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共住，这样列侬-麦卡特尼的搭档关系就不会导致整个团队的失衡。私底下，他们的表现与在记者招待会上并无二异，互相接话、互相开玩笑时常发生。贾格尔称他们自己为“四个头的怪物”。将友情与商业活动相互结合有着可靠的理由。办公环境领域的研究者发现，在办公场所中有朋友的员工会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积极，同时也更加愉悦。来自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杰西卡·梅索特(Jessica Methot)教授，通过调查职场上友情所产生的影响，发现那些在工作场所结交更多朋友的员工对于上班的感觉会更好，同时在绩效评估上也更为优秀。该结果符合她的预期。但她同时发现，这些人更有可能感到筋疲力竭、工作过度和缺乏精力。她认为这是由于调和作为同事或朋友两个不可协调的角色之间需要付出情感上的劳动。当你在工作场合有更亲密的朋友，职业冲突会更强烈地伤及情感。当你需要通知朋友即将被削减工资时你是何种心情？他又心情如何？正如梅索特教授所说的，“同事之间的关系越亲密，他们对于工作中发生的事物会变得愈发敏感。背叛的后果严重性会呈几何倍增长。”最令人困扰的情形便是爱情上的纠葛：当你的前任是你的同事时，你无法不见到他/她们。佛利伍麦克(Fleetwood Mac)的人员流动情况近几年来居高不下，部分原因是乐队歌手史蒂薇·妮克丝(Stevie Nicks)和乐队吉他手林赛·白金汉(Lindsey Buckingham)二人既是恋人也是同事关系。事业顺风顺水的时侯，与朋友共事令人愉快，但当事业不如人意时，它可能会变成地狱。在2008年，加里·谭与他人联合创办了微博平台Posterous，平台伊始便大受好评，一举跻身全网前200个最多浏览量的网站之一。谭与他的合伙人募集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并在硅谷的同行中声名鹊起。但到了2010年，网站的使用量逐渐平缓，几个创始人都无法找明背后成因。谭与他的合伙人对于接下俩如何是好各执一词，而生性文雅的谭则难以适应与人争执。“我的父亲就态度强硬、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而我的性格则恰恰相反。”于是，谭与合伙人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将谭逼到了身心崩溃的边缘。而为了健康着想，谭最终只能从自己倾其所有打造的公司中辞职。到了1970年，披头士乐队在财务、法务以及个人纠纷中焦头烂额，而他们在1967年所创立的苹果公司(Apple Corps)则彻底成了一堆烂摊子，大量资金有去无回。而相比于披头士的其他成员，列侬从他的新任妻子——小野洋子(Yoko Ono)身上得到了更多的灵感，因此他坚持带着她去工作。哈里森则对自己有限的作用愈发沮丧。同时，麦卡特尼则录制了个人的同名专辑，并希望经纪公司百代唱片(EMI)尽快发行，但恰逢披头士乐队的全新专辑“《顺其自然(Let it be)》”也准备发行，百代唱片并不想这两张新专辑互相争夺销量。哈里森代表了乐队的其余三名成员，给麦卡特尼写了一封措辞友好的信，要求他推迟个人专辑的发行。斯塔尔亲自驾车前去麦卡特尼位于伦敦北部的家以送信。麦卡特尼一看便怒不可遏，冲着斯塔尔大吼大叫，威胁他，还用手指戳他的脸。最终，麦卡特尼如愿以偿，但这件事破坏了他与斯塔尔的关系，斯塔尔后来说：“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这样的事真令我感到难过。”商业上分歧是非常私人化的，但对于披头士乐队而言，所有事都是非常私人化的。令斯塔尔与麦卡特尼的意见陷入了激烈分歧的是什么？是营销计划！因为披头士乐队一开始是那么要好的朋友，而后来他们却不欢而散。AUTOCRACIES
独裁统治
“I won’t back down”
“我绝不放弃”
1976年，来自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市(Gainesville)的五名音乐人成立了汤姆·佩蒂与伤心人乐团(Tom Petty and the Heartbreakers)， 并搬到了洛杉矶以追寻明星之梦。作为乐队的主唱、创作人和驱动人物的佩蒂，与其他乐队成员平分收入。事实上，佩蒂凭借足够的天赋完全可以单飞，但他喜欢和乐队在一起的氛围，这给了孩童时期曾遭受到家庭暴力的他一种归属感。伤心人乐团有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特质。直到1978年，他们发行了两张畅销热专，而随后的新专“该死的鱼雷(Damn the Torpedoes)”不但销量连番了三倍，还被授予了“铂金”认证，伤心人乐队也因此成功跻身大联盟。但在那之前，乐队的负责人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35岁的艾略特·罗伯茨(Elliot Roberts)是伤心人乐队的新经纪人，尽管年纪轻轻，但手下成功经手尼尔·杨(Neil Young)与琼尼·米歇尔(Joni Mitchell)的他在业内已身经百战。罗伯茨上任的头等大事就是与佩蒂交谈并告诉他需要自私一点。“乐队成员平分收入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罗伯特说道，“这迟早会出问题，到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痛苦万分、被人利用。我手下带过的好几个乐队都经历过这种事，一旦矛盾爆发，大家便一哄而散。”佩蒂听信了这番话，乐队平分收入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他的乐队成员感到了痛彻心扉的背叛感。“我很生气，”键盘手本蒙特·坦奇(Benmont Tench)告诉佩蒂的传记作家沃伦·赞恩斯(Warren Zanes) 。“佩蒂绝对是一个混蛋，因为你是想和我们这群人一起玩的，我也想继续在伤心人乐队演奏，但过了很多年我才坦然接受。”没有人离开乐队，但佩蒂的决定是以他所珍视的伙伴间的友情为代价的。当我问赞恩斯佩蒂的决定是否是冷漠自私的，他表示反对：“乐队一开始信奉的是’我们一起对抗世界’的理想主义，而在理想主义中，成功能把所有人提升到相同的高度。那些能在出唱片之前依旧未散伙的乐队，是那些将信奉理念转而商业化的乐队。因此，重新分配权力至关重要。”佩蒂的决策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艰难的，他说，“但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后好多乐队都已经被历史抛弃，而他们还在一起的原因。”其他人也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在舞台上，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为自己与与E街乐队的关系而感到庆幸。但实际上，他在自传中写道：“一个乐队中的民主…… 通常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如果我需要承担工作量和责任，我同时也需要拥有权力。我始终相信E街乐队能持续存在，部分是因为成员之间几乎没有混乱的角色分配。”他的意思就是，大家并不困惑乐队中谁是“老大”。即便在平行决策结构在商业界流行的那段时间，一些公司还是成功地以斯普林斯汀式的独裁政体运作。2009年，思科(Cisco)的时任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告诉《纽约时报》，“我是一个指挥控制型的人，我喜欢当我发号施令向右转时，我们真的有6.7万名员工向右转。”当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在1997年重新掌舵苹果(Apple Inc.)后，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扭转了公司陷入停滞的局面。但自上而下的结构也可能弄巧成拙。十年来，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均由弗雷德·古德温(Fred Goodwin)执掌，无论是在公司圣诞节的卡片设计上，还是公司巨额不良信贷业务缺口上，他都容不得别人与自己有半点分歧。在2008年，这家银行宣告破产，英国政府不得不为其采取纾困措施。如果你的公司是由独裁者经营的，你最好祈祷他能拥有像斯普林斯汀(Springsteen)或者佩蒂(Petty)一样的天资。DEMOCRACIES
民主
“Everybody hurts”
“让每个人都伤心”
1979年，乔治亚州雅典市的一名大学生迈克尔·施蒂普(Michael Stipe)正在市区一家名为Wuxtry的唱片行里浏览，当时他与店内的店员彼得·巴克(Peter Buck)，一名大学辍学生与业余吉他手交谈后。两人因对地下摇滚的热爱而一拍即合，随即又招募了两名同学——比尔·贝瑞(Bill Berry)与迈克·米尔斯(Mike Mills)，四人共同组建了一支乐队。32年后，他们的乐队快转眼球乐队(R.E.M.;Rapid Eye Movement)和平解散，结束了摇滚史上最快乐的合作之一。另一名Wuxtry唱片行的常客是一名法学生伯蒂斯·唐斯(Bertis Downs)，他一开始是R.E.M乐队的粉丝，后来则成为了乐队的法律顾问与经理。他告诉我R.E.M乐队采用的是希腊的民主模式。“他们都有平等的话语权，没有任何的优劣等级之分。”他们间并不是多数投票原则：“任何人都有一票否决权，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必须对每一个决策买单，无论在商业还是艺术领域。他们在达成共识之前需要经历长时间的反复讨论，过程中也常常有反对意见。”R.E.M乐队所采用的扁平化治理架构，其背后支撑是一个平等的经济结构。正如托尼·弗莱彻(Tony Fletcher )在他关于乐队的传记《完美的圈子(Perfect Circle)》中所解释的那样，无论是谁为哪首歌贡献了什么，每个成员都获得了同等份额的出版版税。他们的唱片和演出版税也是一样的，尽管平均分成在这方面显得十分正常。在这一规定上，史密斯一家(The Smiths)是值得注意的例外，当莫里西(Morrissey) 和约翰尼·马尔(Johnny Marr)在1982年创立乐队时，他们坚持相比于贝司手安迪·鲁克(Andy Rourke)和鼓手迈克·乔伊斯(Mike Joyce)，从各种渠道大幅度减少自己的收入。这给乐队内引入了不稳定因素，加速了它在五年后的消亡。R.E.M作为少数成功违背斯普林斯汀规则(Springsteen’s rule)的乐队之一，而作为摇滚史上最大的乐队之一，酷玩乐队(Coldplay)同样如此。对于这两个乐队，成员在所有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相等，并且对于乐队各种事务拥有大致相同的话语权。他们也从不需要开除或是更换创始成员(1997年，R.E.M的鼓手比尔·贝里(Bill Berry)离开后，在斯蒂普的描述中，乐队仿佛一只“三腿狗”一般又延续了14年。)如果民主对于这些乐队而言真的如此有效，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它如此罕见？“答案很简单”，经营着一家名为Blue Raincoat的艺术家管理公司的杰里米·拉塞尔(Jeremy Lascelles)回答道。他告诉我，“在一个乐队中，你得处理人际关系中最负面的元素：自我意识。一个音乐家需要强大的自我才能登上舞台，向众人展露自己的灵魂。但这同时意味着，你得让这群极为自负的音乐家争取舞台上的话语权。” 不意外地，男性主导了这段展现出如此激情澎湃的自我意识的音乐史—男性主宰着音乐界的狂热自我——而拥有男性主导董事会（也就是大部分的董事会）的公司最好注意这种情况。找到合适的个性组合能够带来好处。作为一名投资者，加里谭(Garry Tan)说道，他对于创业公司创始人之间的关系研究与对商业模式的研究一样多，当他遇到一个正在寻找投资机会的团队，他会对团队中的意见不合保持警惕 ，如果他们互相打断彼此，他会担心；如果他们互相已经习惯这种不良的表达方式，he gives them a better chance of surviving a crisis. “这种关系需要比项目本身更加深入，”他告诉我。民主模式有赖于每个成员相信每个人都把团体的利益放在心上，而不仅仅只是个人自己的利益。莫里西(Morrissey)和马尔(Marr)的政策使得乐队成员间很难互相信任；R.E.M.的决策过程意味着他们每天都需要表现出对彼此的信任，此外，还必须相信彼此的能力。托尼·弗莱彻(Tony Fletcher)说，“通常在一个乐队里，会有一些其他成员认为不够好的人，或者没能发挥自己作用的人。”但R.E.M.则从来不这样，他们的所有成员都能有多方面技能。《人人受伤(Everybody Hurts)》这一乐队最大热单，就大部分是由乐队鼓手比尔·贝里写的。最后，达成共同的成功愿景能够帮助乐队走得更远。酷玩乐队(Coldplay)知道他们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乐队；每个成员都有同样明确的抱负。他们平分的收入分配方式就像股份一样：每个合伙人都有直接的利益来保持乐队的团结。FRENEMIES
亦敌亦友
“It’s only rock ’n’ roll”
“摇滚而已”
查理·沃兹(Charlie Watts)对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的强烈谴责正值滚石唱片深陷困难的一段时间。在1980年代，他们几乎关系破裂。他们的上一张专辑“卧底(Undercover)”的销量不佳，贾格尔开始着手自己的单飞生涯，并似乎在寻求如何逃离乐队，可能是因为他厌倦了与理查兹打交道，后者在摆脱了对海洛因上瘾后又转而开始酗酒。但贾格尔的个人专辑彻底失败了，他又重回旧友身边并达成和解。在80年代末，滚石乐队重回正轨，新专辑大获成功。此后他们一路巡演，收入也纷至沓来。“在长时间存活的乐队之中，出现分歧宛如家常便饭，”手下有着包括Yardbirds和Wham!等多个乐队的经理人西蒙·纳皮尔·贝尔(Simon Napier-Bell)说道。“难以与他人相处的人可以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相处下去。”滚石乐队之所以能达成如此共识，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像披头士乐队那样亲密。并不是说贾格尔和理查兹不是朋友，但友谊从来不是他们对外形象的核心。归根结底，他们只是为了工作。滚石乐队内也有明确的责任划分，这是希望能够稳定成长的初创公司所必备的条件。在脸书公司(Facebook)，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经对每件事负责，但现在他只专注于产品方面，而业务部分则交给了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自传《生活》中，基思·理查兹把贾格尔描绘成一个冷漠、没有灵魂的人物，他更关心金钱而不是音乐。但正是贾格尔在商业方面的领导能力，加上理查兹能够接受前者的领导，才让滚石乐队持续受到追捧。简而言之，贾格尔相当于首席执行官，理查兹则类似首席产品官。作为滚石乐队的传记作家——罗伯特·格林菲尔德(Robert Greenfield)告诉我，“米克是一位杰出的商人，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歌手。而基思则从来不在乎赚钱的事。”在乐队成立之初，吉他手布莱恩·琼斯(Brian Jones)是乐队的主要创作力量，但他同时也是一个难以捉摸、令人不快的同事。1969年，贾格尔和理查兹把他赶出了乐队，这相当于一场董事会政变。从那时起，米克和基思便与1993年就离开的瓦茨(Watts)和比尔·怀曼(Bill Wyman)协商 , 共同决定乐队的所有重大决定。其他乐队成员曾被不断替换，而其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没有资格获得版税。就连1975年来就加入的首席吉他手罗尼·伍德(Ronnie Wood), 实际上数十年来也只是挣“死薪水”的员工。滚石乐队能继续在一起的另一原因是他们不怕互相争吵——即使是在凌晨3点阿姆斯特丹一家酒店的房间里。当微博平台Posterous步入“自由落体式(freefall)”的危险状态，加里·谭本应该与他的合伙人一同合作寻找背后的答案。相反，他们却因不想吵架而一直躲避彼此。这也部分受制于他们过于重视彼此之间友谊。谭后来承认道：“我过于期望我们能够一同成为伟大的共同创办者(并能保持彼此之间始终亲密的对外说法)，以至于我忽略了建立这种关系所需要的努力，也未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拥抱冲突并解决它。”问题正在于，在成功的岁月里，他们避免了一切争执。“我们很少直接、坦诚地与彼此交谈，也没有停下来讨论他需要什么或者我需要什么。”谭现在建议他投资的企业的创始人们能把各种分歧摆在台面上解决。研究小组沟通的学者欧内斯特·鲍曼(Ernest Bormann)说，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个阀值用于代表其最佳冲突水平的紧张状态。失控的冲突能够摧毁这个小组，但倘若没有任何冲突，无聊和冷漠便会乘虚而入。西蒙·纳皮尔·贝尔告诉我，那些没有争吵的乐队往往在创作上濒临死亡。他回忆起Yardbirds乐队在录音室的一场争吵，内容有关“是否允许乐队吉他手杰夫·贝克(Jeff Beck)进行一段独奏”。贝克觉得没有获得足够的空间来表达自己。最终，其他人不情愿地给了他在一首名为“The Nazz Are Blue ”的歌上几个小节的独奏机会。纳皮尔·贝尔(Napier-Bell)和乐队坐在一起，看着贝克录制他的独奏。当进行到他独奏的小节部分，贝克只敲了一个音符，让它融进了反馈噪音，同时始终对他的乐队成员们怒目而视。“他的一切感受都融在了那个音符里。”纳皮尔·贝尔说，“而这成了整张专辑的巅峰。”滚石乐队和披头士乐队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披头士乐队在登顶仅仅七年之后就分道扬镳了，而滚石乐队依然在一块创作。这正如一家光彩夺目的初创公司后来一蹶不振；而另一家则始终以公司的长期经营而自立。或许在乐队在创造力和稳定性之间总有权衡，到20世纪70年代末，滚石乐队便不再是音乐的革新者了，但他们通过彼此间达成一项能够利用早期创作的专业协议，来熬过创作能力锐减的时期。与他们的商业模式最为相似的便是微软公司(Microsoft)，披头士乐队在解散之前只创作了7年的专辑，但那些专辑足以代表摇滚准则下最为伟大的作品。他们情感上的强烈合作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潜力，但却使乐队变得十分脆弱。当乐队领域的专家马克·勒维森(Mark Lewisohn)被问到他们解散的如此之快是否令人震惊时，他回答道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这些任性且顽固的人是怎么做到在一起这么久的。精神分析学家玛丽·路易丝·冯·弗兰兹(Marie-Louise von Franz)写道：“一旦个人在群体之中……他就必须掩饰自己的部分个性。”从合作中获得的收益有时会与个人的自我表现相权衡。但偶尔，她说，也恰恰相反：群体在精神上达成一致，但其中每个人都能相比于分散情况下更加充分地表达自己。此时，“超个人和谐主义”盛行。冯·弗兰兹说，这种罕见的情形正是亚瑟王骑士(Knights of King Arthur)等神话传说背后所蕴含的道理。如果把摇滚乐队比喻成现代的神话，也许我们崇拜披头士乐队的关键因素正是他们使完美和谐的可能性具像化。但是，在这个衰落的商业世界里，以滚石乐队为楷模可能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