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2日，《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发布，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在刚刚庆祝完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10周年不久，该政策的推出引发广泛关注。

几乎在同时，金融监管总局宣布，近期一段时间，中国已经推出了50多项金融对外开放的措施，取消了银行保险机构的外资股份比例限制，外国资本可以持有银行保险机构100%的股权，金融业的相关限制措施目前已经完全清零，等等。

凡此种种，都是对海内外所谓“中国改革结束”论、“中国闭关锁国”论的有力回应。本期【问诊2024中国经济】，我们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聚焦改革开放进行时，为高质量发展破题。

1月16日晚餐时间，在上海虹口区一家西餐厅，观察者网专访了刚刚在附近上完课的张军教授。我们谈及改革开放45周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热播剧《繁花》，以及当下中国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不同于45年前的改革开放新挑战时，如何破局。

张军：现在回头看，我觉得中国就是抓住了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简单地说，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想象一下那个时候，百废待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然后又复出。他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很务实的领导人。邓小平反复讲的一些话现在大家觉得耳熟能详，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非常了不起的，没有人敢那么说。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再比如，“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等等。

在此之前，对所有新生事物都要问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把姓社姓资看得比吃饭还重要。我在《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以下简称“《改变中国》”）中讲到地方农业制度变革时提到一个细节，1980年安徽第一书记万里即将进京担任副总理前夕，有位农口的老干部要到安徽调查包产到户的事，与万里有过一段争论。农口的老领导认为包产到户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万里问，“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回答说，“我要群众！”

所以，在这种所谓大是大非问题上，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超越了姓资姓社的先验问题，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为，邓小平的最大贡献就是扫清了我们的思想障碍，解放了思想，从而解放了生产力。正因为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走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之路。

中国当时面对的一个思想障碍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处在比较封闭的状态，跟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什么贸易往来，更没有投资，无法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来帮助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而在国内搞计划经济，限制了市场交易行为，也压制了底层的活力和创造力。

邓小平为什么觉得向发达国家对外开放那么重要？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高层掀起了出国潮。邓小平去了日本和新马泰，这些地方充分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发展的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在《改变中国》中也特别写到，邓小平到新加坡后，李光耀向邓小平介绍了外商投资对新加坡的好处。新加坡几乎没有什么资源，1960年代独立的时候贫穷不堪，为什么就能够发展起来？很重要的就是开放市场、利用外资，利用外国的技术，也就是善于借用外力来发展自己。

这就有了后来的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以及后来的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1982年，特区成立三年，成就斐然。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批评，认为社会主义改造30年后，允许外资进入中国并投机倒把，这是倒退，等等。

经济特区的起点：深圳蛇口工业区

后来小平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就去南方调研，调研下来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因此，党中央很快就决定再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1987年，为了解决外汇短缺，国务院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政策思路，向中央建议，决定扩大开放的范围，140个市、县纳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并决定在这些地区大力吸引外资，搞合资企业，让外资带着技术带着资本进来，鼓励发展“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加工产业。这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来历。

虽然1980年深圳特区就成立了，并且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在广东和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省份展开，但直到1988年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出来之后，特别是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开放政策才有更大的突破，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才开始北上，涵盖整个东部沿海，就不仅只有广东福建了，长三角地区和渤海湾地区也融入开放大潮了。

张军：意义我想就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样本，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为什么说地方是政策创新的策源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有很多，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地方政府始终扮演了政策创新主体的角色，这是分权，特别是财政分权的产物。为了经济发展，地方要面对和解决实际的问题，不得不设法去突破原来的体制约束和政策瓶颈。

上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见证者——外滩27号。图为中山东一路27号上海外贸大楼原址近貌

讲到上海的浦东开发开放，必须要回到1990年。从1988-1994连续七个春节，邓小平是在上海过的。1990年他在上海过年的时候，就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谈到浦东开发开放的问题。

透过人民网发布的一篇《揭秘：邓小平如何力排众议扶持“黑马”朱镕基》，我们能够了解到其中一些细节。当时上海浦东开放开放的报告已经出来了，但是由于江泽民同志不久前由上海市委书记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了避嫌，不敢上报。

于是，邓小平决定亲自去做工作，他对中央的领导说，“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

在邓小平的亲自敦促之下，4月18日，李鹏总理亲自到上海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的决定。与深圳如火如荼的改革相比，当时的上海落后了：整个城市也没有什么活力，浦西灰蒙蒙的，浦东还是农田。现在高楼林立的魔都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海浦东开发办公室是1990年5月3日挂牌，办公室选在浦东大道141号。为什么选这个地方？担任浦东开发办主任的夏克强后来解释说，这个号码谐音就是“一是一，二是二”，指的是我们说话算数。

我在《改变中国》中，专门有一章写了浦东的开发，还是非常精彩的。浦东开放领导小组成立之后，上海市相关领导先去南方4个经济特区和7个沿海开放城市考察取经。考察带来的启示是，帮助浦东在政策上施行所谓的“三为主”政策，即，三资企业为主、以出口为主、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为主；此外，上海也意识到还要培育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包括证券、资金、技术、房地产、劳务、生产资料等要素市场，使得要素市场能够在浦东聚集，产生巨大的市场能量。

浦东开发开放，中央就给政策，不给钱，如何筹资，让地方自己去动脑筋。浦东开发资金需求量很大，如何解决融资问题，变成一个很现实的难题。早在1980年代，上海借鉴香港经验，在土地批租制上所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浦东开发开放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

上海当时的土地批租，是通过组建政府的开发公司进行的。具体做法是，政府规范土地一级市场、放开土地二级市场，形成“资金空转，批租实转，成片开发”的开发模式。

“资金空转，批租实转”的含义是，先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并由工商局验证；开发公司再将支票背书付给市土地局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并同样经工商局验证；市土地局出让土地使用权后，从开发公司所得的背书支票再全部上交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将土地收入的4‰归中央，上交给国家财政。这样财政投入只是拨款凭证，空转了一圈又回到财政，是空转；但是土地则实际上是到了开发公司手里，这是实转。

与划拨土地不能有偿转让不同，空转到手的土地，能够在国有公司开发之后，进入土地二级市场，通过以地合资、以地集股、以地抵押和以地招商等方式，与国内外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相结合，大规模筹集资金。

因为当时土地批租的法律还不完善。为了合规，上海就搞出了这么一个“土地空转”的做法。土地批租制度后来日渐成熟，成为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融资工具。

后来，有一些经济学家，包括我个人都总结说，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权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

张军：我认为还是做对了激励。有了激励，地方就有动力去改革，价格也好，产权也好，都是改革的产物。这些新的制度出来，为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闲置的资源很多：土地闲置，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劳动力闲置，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困在农村等等，必须要有一套新的制度可以驱动这些资源，创造收入和财富。

所以那时候无论改革还是开放，最重要的就是要能让经济更快增长，也许一开始不可能面面俱到，设计好全局的方案，但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为何不让一部分地区先行一步动起来呢？条件好的，区位有利的沿海地区可以先行开放。

你可能会说，没有资金怎么盘活这些闲置资源，所以要开放啊，我们就准许和吸引海外华人和外国人来中国投资，他们会带来资金、带来技术，带来订单，他们在中国投资设厂，这样就盘活了我们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

中国利用了海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盘活了闲置的土地、人力资源 ，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1980年代后期，特别是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在吸引外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比较务实的做法。外资进中国，有两种类型，一是做加工出口的，完全出口导向，最初以三来一补的方式，后来逐步升级；另一类是跟中国本土企业合资建厂，提升我们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但以内销为主。那时候国内市场是靠关税保护着的，但我们通过合资企业方式可以给他们开放内销市场，不过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合资企业所用的中间品零部件，要在规定时间里逐步实现本土化。

这就是大家熟知的以“市场换技术”，现在来看，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要不然，如果我一开始就全部开放市场，允许发达国家的东西进来，我们原来自己的企业可能大部分都会垮掉。

就这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实际上外资一方面推动了我们外向型经济部门的发展，促进了出口，挣得了外汇。另一方面，以进入中国本土市场为目标的外资通过与我们组建合资企业，帮助我们的本土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中间品零部件的本土化条款，培育了我们本土的供应链。

所以，中国之所以现在能有这么强大的供应链系统，跟当时的“市场换技术”是分不开的。俄罗斯、乌克兰这些转轨国家当年没有这么做，他们开放了市场，结果本土企业基本都垮掉了，包括乌克兰尖端的装备制造业也是如此。

正是因为做对了激励，在分权的安排下，地方政府有更多的政策创新空间，总是会突破现有的条条框框，选择对发展有利的政策。利用海外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盘活了我们闲置的土地、人力资源 ，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大量的资源闲置，怎么找到盘活资源的机会？这个机会正好与对外开放、利用资本主义的长处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思路相契合。所以，我们当时鼓励合资、鼓励三资企业，鼓励供应链的本土化，包括搞“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战略，即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都是突破左的思潮和框框的政策创新。

张军：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再是资源闲置的问题，而是失衡。

中国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而且我们的供应链很发达，在技术上进步得很快，但是因为政策长期偏离“黄金法则”，过度鼓励了投资，而对家庭的消费支持不够，导致国内消化能力有限，我们面临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和经济失衡。

现在随着经济开发程度的提高，我们的土地和人力成本开始上升了，原来我们享有的优势正在快速减退中。虽然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是有相对优势，但我们的短板也在不断暴露出来，服务业发展不足就是一个严重的短板，这将对未来的就业产生长期影响。

还有，现在很清楚，人口数量出现负增长，人口结构发生巨大转变，少子化和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养老负担越来越重，生育率越来越低，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

这成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的问题已经完全不同。碰到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我认为，我们当下的经济发展政策要进行系统思考，因为时代变了，阶段变了，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变了，政策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发展模式和财政支出模式必须改变，才能更好应对和适应这样的新变化。

当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我们就需要改变一些政策来延缓生育率的下降，要用补贴政策来鼓励生育，比如用住房补贴和免费托育。中国现在的生育率比日本还低，要有紧迫感。

现代人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越来越多，医疗、养老服务和所谓“银发经济”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孩子少了之后，职业竞争和内卷就会变得更严重，如此等等。总体上，这些问题都跟家庭单位有关。

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经济跟40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今天社会或公众对经济发展的认同和感知，越来越跟家庭有关、跟福利和社会保障有关、也跟整个经济当中有没有更好的能力来提供公共服务有关，跟我们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有关。

张军：现在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的问题了。而且因为人口结构的转变，经济增长必然也会放缓。40年前，中国只要改革开放，就存在一个帕累托改进的状态。帕累托改进是一个福利经济学概念，是通过资源配置达成一个没有人受损、大家都得益的状态。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尽管我们积累的资本和财富跟4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不等于我们能够在现有的政策框架里，解决中国社会当下面临的最艰巨挑战。除了要更环保的生态和更安全的食品、饮水之外，怎么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怎么鼓励生育？怎么满足社会上对养老和老人健康的需求？怎么解除大多数家庭在养老育儿等问题上的后顾之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简单说，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失衡造成的，需要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改变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向。

现在的中国依然是世界级工厂，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造，但是我们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养老的问题，基础教育内卷的问题，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或者说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经济很难发展下去。

现在的社会矛盾不再集中于物质短缺和硬件基础设施不足这些领域了，而是集中在养老、托育、基础教育、医疗、相对贫困，以及工资增长过慢等等问题上。这些是我们45年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经济总量成为全球第二之后，中国社会矛盾集中的领域。但这些领域我们还缺少完整的政策体系和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政策要改变原来的套路上，不能一味延续过去的惯性，就是增加产能，投项目，搞基建。我们确实到了要加快从粗放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和能力去补短板，实现更平衡和更高质量的发展。你要知道，这种转变会释放一个潜在的巨大购买力和发展动能。

2023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高质量增长是硬道理，那么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模式跟过去必然是不同的，因为需求的东西在变化。

张军：经济发展政策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再过十年这些问题的解决将越来越棘手。可能不要10年，现在矛盾已经出现了。比如少子化问题，小孩越来越少，很多地方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合并，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现在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那么，今后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发展要改变过去那种粗放的发展模式，针对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把更多的钱投到教师人头上面，大力改善软件和教师的待遇，使得老师有更高的收入，更体面的生活，然后才能吸引更好的人才投身于基础教育，这样基础教育的质量也就上去了，我们培养的人将来也就会有更高的生产力。

不仅仅是教育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建立的财政预算体系，总体上是围绕着资本形成和经济建设来展开的，可以说是“以物为本”，那么现在要开始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就要把更多的钱花在人头上，要把人的待遇放到我们支出方面的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样才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

过去我们的工业化程度低，硬件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所以我们是以基本建设为中心来构建财政收支体系的，那么未来的财政预算支出要逐步转向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了。未来，政府财政的钱不能主要花在建设项目上，要更多花在家庭上。

举个例子，长期以来我们在教育领域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建设学校，但不愿给教师提供更高的工资和待遇，结果呢？教师不得不自己在外兼职或通过私下给学生补课来改善自己的收入，将来我们的学校也会过剩。对于政府来说，基础教育要进入内涵式发展的阶段，就要把更多的预算给到教师头上，大幅度提高他们的收入和待遇。这恐怕是提升教育水平的最重要办法，毕竟一个国家必须找到更好的人才来做教师嘛。

张军教授认为，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基础教育的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和学校软件建设领域倾斜

其实，对于公办的很多行业和领域来说，都面临类似的问题，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才有出路。

过去我们在很多领域的资本积累水平很低，加上国家财政资金很有限，所以财政资金的使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对的。而现在，我们哪怕是老少边穷的落后地区，基本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总体上都做得不错了，核心的问题是使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虽然我们一轮又一轮地搞乡村建设，农村常住人口依然越来越少，继续大规模地搞这种建设和投资已经没什么太大必要了。要知道，人口流动趋势总是会往大城市和城市群集中，因为好的医疗、教育资源相对来说都集中在大城市。

张军：是吗？舆论上更多的声音还是呼吁要更好地支持和善待民营企业的吧？如果网上有批评民企的声音，可能也只是看到了年轻人在民企比较卷的那一面吧。

“内卷”也反映了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一方面确实找到体面的工作不容易，但另一方面，我们经济当中的一部分领域过度发展，还有很多领域发展水平不足，服务业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有很好的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现代服务业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在服务业大显身手。

你知道，我们的服务业整体生产率要比制造业低将近一半，这就说明服务业的潜力很大，未来需要有更多优秀的人才在服务业。每年上千万的高校毕业生，靠服务业吸纳是个大趋势，这样服务业才能发达起来。很遗憾，现在愿意去做公务员的毕业生越来越多，而社会上很多服务领域招不到优秀的人才，因为收入太低。这是不正常的，服务业要有更高的收入，这是规律，也是趋势。实际上，做好了服务业，大多数年轻人的收入才能有更快的提升。

服务业更快市场化，可以吸纳更多青年人就业

所以，我们需要制定很好的政策来支持服务业的发展，让服务业更快地市场化，缩小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去服务业就业。

我元旦前夕去看望我们学院的几位退休老师，给我很大的触动。他们都八九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老人很无助。很多老人的孩子不在身边，怎么样让老人获得有尊严有品质的养老生活？这已经是个很迫切的问题。

除了极少数高端养老院之外，目前大多数养老院条件不理想，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低，服务不专业，更缺少先进的技术装备，产业链不完善。很多老人不愿意去养老院，更愿意居家，但居家也很无助，护理条件跟不上，需求与供给严重不匹配。

张军：除了社区养老，我们怎么解决其余绝大多数人居家养老的需求？这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政府不可能包揽，也没有这个能力，还是要早点放开这个市场，做好规划和政策，鼓励市场和社会资本更专业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但由于政策的原因，我们的经济在提供养老服务能力方面还存在巨大的空间，需要尽快在政策上鼓励市场准入，清理掉那些无谓的和繁琐的审批与管制规则。如果中国把养老这个上下游产业做得很发达，不仅能够更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也能为经济繁荣做出贡献。

政府投入更多精力去制定振兴新兴战略性和高端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规划当然很重要，但也要看到，制约我们经济未来发展的短板不仅仅是高端制造业，还有大量的服务业。而解决后者可能更重要、也更迫切，因为事关民众福祉和社会满意度。

我们要拿出明确的规划和方案，更要制定有力的政策去帮助推进服务业的市场化，振兴消费型和生产型服务业的繁荣和高水平发展，解决好我们家庭最关注的托育、教育、医疗、健康和养老等短板问题。

发展养老服务业，还是要放开这个市场，让大量的社会资本包括外资都可以来投资从事这个行业。政策上也要出台支持政策，引导更多的企业来发展与养老服务有关的技术产品和装备。特别是在居家养老方面，需要更高的技术赋能和设备进入家庭。

当然，养老行业的专业人才和护理人才，需要有更高的收入和待遇，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这个领域，国家在这方面要有支持政策，要撤销很多管制。市场化很重要，没有市场化，工资待遇被政府部门管死，服务业很难发展。

少子化的趋势下，如何解决绝大多数家庭的养老问题？

图为央视《消费主张》节目截频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新闻，公立的养老院服务不行，硬件不行，各方面不好，那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说明管制多，没有市场化，没有优胜劣汰。市场上目前养老服务做得好的，都是保险公司做起来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品质也高。

发达国家在养老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标准化的运营理念，相关的技术和设备也很好，我们完全可以像当年开放制造业一样向外资开放健康养老行业。无论是美国式，还是德国式的、北欧式的，都可以跟我们合作，参与我们养老产业的发展，因为中国的需求很大。

其实，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家政市场也没有做好，因为市场没有放开，管制多，没有设计出很好的制度。不放开，不市场化，就难以规范化。未来如果放开家政业，这个市场容量很大，将来能像香港和日本那样，也向国外移民开放，会大大提升中国家政服务市场的规范性和生产率。由于老龄化严重，日本已经在服务业开放了国际移民，中国在一些特大城市也要考虑这个问题。

观察者网：所以说，改革开放还在路上。

张军：是，我们改革开放前面临的问题是大量的资源闲置，得不到充分利用，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更好地推动我们的本土工业化，提高我们的生产率，创造更多的财富。今天中国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后期，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人口的快速老化，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经济发展当然要回应和解决这些问题，也因为这些问题会创造新的需求，从而也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源泉。

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政策，要围绕高质量来设计。制造业要转型升级，技术要创新，但同时，也需要更好地发展和繁荣服务业，以便全面提升我们创造价值的能力，也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毕竟制造业越高端，吸纳就业的能力越低。

服务业，无论生产型的还是消费型的，都蕴藏着大量的投资机会，也可以创造更高的人均收入。服务业发达了，我们会富裕得更快，因为服务业是典型的人力资本密集行业，而且服务业越发达，服务的价格越贵，从事服务业的人员的收入越高。比如托育、护理和养老等消费型服务业，都是人力资本要求很高的行业。

我们现在大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找工作还是集中在金融行业、互联网行业，觉得收入好，所以竞争激烈，卷得很。其实像养老社区服务、托育、基础教育、医疗健康、家政、咨询、培训、护理、物业管理、分析师、规划师，以及策划、设计等，反而更需要专业的大学生，更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这些行业的收入会越来越高。

这些年，我们看到由于管制和体制原因，护士的收入和待遇偏低已经严重影响了护理业的发展，医院的护士已经面临短缺。以医养老业需要大量的医护人员，这个问题已引起高度关注。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当护士，觉得在医院工作太苦，挣钱也少。如果护理专业的人才有更多的市场选择，收入和待遇就会比较高，很多年轻人就愿意进入这个服务领域。

张军：这个问题是需要从全局均衡角度来看的。过去我们在很多消费品行业引进外资，比如在食品和轻化行业引进了外资品牌和经营模式，组建了合资企业，大家那时候也有类似的担心，但如果通过开放我们的市场和引入先进的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提升了我们的生产率和水准，慢慢就会对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经济带来改变，最后把我们整体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

引进一些国际上著名的医疗和养老服务机构的品牌和模式，应该也会产生这样的效应，一方面它们增加了我们的选择，另一方面也会形成行业标杆，带动更多本土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

目前国内还是有一些外资品牌医院的，但在我们现有的管制条件下，很遗憾它们基本上只是起到了社区医院的作用。比如说我住的社区附近有一家外资医院，可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或者去那里输液，做检查，条件很好，环境比较好，服务更好，也不要排队，当然价格也比较贵。我注意到，对很多家庭来说，在我们的公立医院之外，它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印象中，我们也在建设面积达100公顷的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引入有品牌、上规模的国内国际医疗机构，重点发展先进专科医疗服务。这是好事，尤其是对外籍人士来说，在我们的医疗体系看病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但关键问题是，真的要吸引外资医疗机构进来，还是要做很多配套改革，因为这些领域我们的管制非常严，也非常复杂，目前是通过在特定园区给予特殊的政策来克服现有的管制政策。这也是进步。比如过去医保不能用于外资医院，但现在政策终于有了改变，有些外资医院的服务被医保涵盖了。

服务业市场化的好处之一就是老百姓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公立的、私立的、外资的、综合的、社区的，大家有分工，有竞争，各有所长，价格上也有差异，这就是选择。在公立的和社区的机构，医务人员的工作更稳定，有保障，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也不能跟私立和外资的差别过大，否则会导致人才从公立和社区流失。

这方面，我们现有医疗机构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要最大限度地降低管制造成的严重扭曲。在其他公共性质领域，比如托育、养老和教育，也要平衡好公立性与竞争性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市场公平竞争，有了竞争，消费者的福利才能最大化。

发展以医养老普惠性养老服务，医疗机构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它的内涵和动力在发生变化。成功的经济发展政策是什么？就是要能跟着经济的发展和阶段的改变，适时地去调整、去适应和推进新的发展目标。 

今天，来自家庭的需求变化越来越成为制约我们经济发展的因素，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政策要更平衡。长期以来，我们的发展围绕着国家目标，政府的角色也体现了这个，现在恐怕要加上一个小家的目标——经济的发展要能更好满足家庭的需求为目标。

在这方面，政府的职能要能够调动和配合市场，推动更多资源转到服务业这一目标的方向上去。这样的话，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有了新的来源和动力。

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也要更多地转向家庭，支持家庭的收入提升和消费。这方面我们欠缺很多，即使在防疫抗疫的三年，财政对家庭的直接补助和支持也是不多的，跟西方国家形成了反差。现在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愿意生育，政府更要用财政去补贴生育，提供在住房、托育和教育方面有力度的补贴和减免。

这些问题不解决好，老百姓就只能靠自我保障，靠更多的家庭储蓄来应对未来的这些不确定性。我们知道，家庭储蓄过多，就会削弱当前的消费能力，经济失衡就会更严重，这是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

所以，从长计议，一方面我们要鼓励制造业企业大量往外走，缓解国内的产能过剩，加快国内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面对新的矛盾和挑战，我认为就是要加快放开我们的消费型和生产型服务业的市场，改革束缚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管制政策，加快转变我们财政支出的方向，加大对家庭实际收入和消费的支持力度。

这样才能有效补上我们经济的短板，缓解经济失衡，让经济发展更加平衡，惠及更多老百姓，这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