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从商人到使节:戴维·珀杜出任驻华大使的信号、挑战与战略想象

作者:李琛峣 发布时间:2025-05-04 来源: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收藏本文

引言

就在中美新一轮关税战硝烟再起之际,一位曾因对中国强硬表态而被贴上“鹰派”标签的美国前参议员,正式成为新任驻华大使。珀杜的高票确认不仅标志着美国政坛对其对华立场的某种共识,也预示着一场不同以往的外交接力。


这位兼具40年跨国商业经验与国会政治履历的“双轨精英”,将如何实践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交易思维和实用主义外交,又将为中美大国关系增添哪些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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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提名珀杜的声明中表示,“他将帮助我实施维护该地区和平的战略,并在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图源:Sema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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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是珀杜?为何是现在?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2024年12月5日通过社交媒体上宣布,提名戴维·珀杜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当地时间4月29日,美国参议院以67票赞成、2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珀杜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长期以来,美国驻外大使的人事任命通常不以外交素养和语言能力为首要考量,而是作为当选总统回馈政治盟友和竞选捐款人的酬谢,具有“论功行赏”的特征。以美国驻华大使为例,拜登时期的驻华大使伯恩斯之前的几位大使都是政客出身,或是州长,或是联邦参议员。伯恩斯在哈佛大学时曾指出,自肯尼迪时代以来,美国的政客大使、职业大使比例是“三七开”,他建议改变为“二八开”,尤其是关键国家的大使岗位应当由“终生献身外交事业的人”出任。


如今,珀杜的任命重新回归了传统的政客大使模式,也凸显了特朗普对外交官忠诚度的重视。特朗普期待通过亲信控制外交系统,确保白宫战略部署在执行时免于政策背离。作为特朗普的长期盟友,珀杜在2020年大选后支持特朗普关于选举舞弊的说法,甚至主张自己在2020年的参议员胜选结果被民主党对手“盗走”。在2022年竞选佐治亚州州长失败后,珀杜继续获得特朗普支持,两人在对华政策上高度一致。这种政治忠诚度使珀杜成为特朗普政府中可靠的“传声筒”,确保本届政府对华政策执行不会偏离轨道。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的中国事务高级主管克雷格·辛格尔顿(Craig Singleton)表示:“本届政府对华外交将由高层主导。特朗普以及财长和商务部长等关键人物可能会在与中国的任何实质性接触中发挥主导作用。”


本平台此前文章曾分析过,特朗普提名珀杜出任驻华大使,体现出一套既基于个人信任、又服务于战略目标的任命逻辑。(详见《珀杜是谁,为何商业精英被提名美外交前哨即驻华大使?》一方面,特朗普与珀杜都来自商界,秉持“以交易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在政坛均强调经济优先与国家利益最大化。这种背景上的高度契合,使得特朗普确信珀杜能够在对华事务中“听得懂语言、做得出决策”,在关税战和产业脱钩等方面忠实贯彻其“美国优先”政策主张;另一方面,珀杜的经理人经验和亚洲业务背景使他符合特朗普软硬兼施沟通模式的需求:既能作为强硬谈判者传递压力信号,又可能通过高效对话争取短期突破,创造战略灵活性。


在中美关税战升级的背景下,珀杜的任命具有特别意义。2025年4月,美国对华关税已飙升至145%的历史高位,中国也采取了对等反制措施,提高了对美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特朗普在4月22日的白宫记者会上承认“145%的关税太高了”,并暗示将大幅下调税率,但强调“不会降至零”。特朗普政府寻求一个既能保持对华强硬姿态,又能推动贸易谈判的驻华大使人选。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孙韵认为珀杜的确认非常及时,因为在关税战中,“可靠的联络点”对于稳定两国关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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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3日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珀杜称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挑战”。

图源:Getty Images


参议院67票通过珀杜的提名反映了美国两党对华立场的微妙平衡。投票支持珀杜的议员包括51名共和党人、15名民主党人和1名独立派别议员。尽管这一投票结果相较特朗普时期提名布兰斯塔德(82:13)和拜登时期提名伯恩斯(75:18)有所下滑,但仍显示处理好美中关系已是两党公认的重要议题,对华强硬成为跨党派基础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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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杜其人:从外包商到对华鹰派

发展与未来


在特朗普提名珀杜前,外界曾将两位有望缓和中美关系的友华人士,即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孙子克里斯托弗·尼克松·考克斯(Christopher Nixon Cox)和乔治·W·布什政府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视作潜在驻华大使候选人。但事与愿违,特朗普挑选了珀杜这位身负舆论包袱的对华强硬派。


珀杜的商业经历塑造了其独特的对华理解。珀杜在亚洲工作了近40年,曾作为达乐公司(Dollar General)、锐步公司(Reebok)的CEO和莎莉公司(Sara Lee)的高管,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积累了丰富的对华商贸经验。珀杜曾表示,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寻找低成本的生产设施和劳动力”。他对中国供应链的复杂性有着深刻认识,强烈支持将工作岗位从美国转移到亚洲以节省制造成本,这与特朗普的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思路存在矛盾。不过,在确认听证会上,他欣然接受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并誓言要“确保我们自身的国家和经济安全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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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杜对中美经贸关系存在复杂看法,但总体认同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有效性

图源:美国新闻周刊


珀杜对华立场的演变轨迹清晰而曲折。早年,珀杜曾是主张与中国改善贸易关系、减少贸易逆差的理性“知华派”。2018年5月,他作为国会代表团成员访华后,在福克斯新闻发文呼吁美国向中国学习长期战略眼光,“清醒过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指出中美关系不应是“零和博弈”,而应寻求双赢。此外,珀杜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广泛钢铝关税政策将造成不利影响,并建议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贸易手段。到2019年,珀杜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他积极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称这是“迫使中国重新评估其行为的有效工具”。在美国知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于同年12月举办的第四次“中国力量”辩论会中,珀杜就中国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珀杜强调中美长期共存将成事实,美国应以灵活务实的态度面对中国崛起;他以中国古语“天无二日”和“中国制造2025”为例,警惕中国基于数千年历史自豪感的大国复兴情结,称中国推动海军扩张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建立专属控制区已对美构成系统性挑战;同时,珀杜批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方式不当,但“新冷战”代价高昂,“脱钩”肯定是错误的。他主张在难民、反恐、减贫等全球议题上加强合作,而非推动“傲慢”的美式民主输出。他特别指出,中国在制造业、科技和战略部署上进展迅速,美国若不能通过高等教育吸引中国人才,将在未来竞争中陷于被动。珀杜还强调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重要性,并表明对台海安全的强烈关注,主张履行对台安全承诺整体而言,珀杜此时已展现出鹰派现实主义立场,强调竞争中的对等、威慑与接触并行不悖。


2020年后,珀杜彻底转变为强硬对华鹰派,着重强调中国威胁。他曾联名致信时任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Terner Mnuchin)和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警告美国必须采取措施遏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在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他向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利(Mark Milley)询问中国军队是否构成长期威胁。2024年9月,他在右翼媒体《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题为《中国的新战争:美国的自由取决于如何应对威胁》的文章,系统阐述了其咄咄逼人的对华鹰派观点:中美正处于一场不同于热战或冷战的“新战争”中,这是一场涵盖经济、技术、意识形态和全球秩序争夺的无形战争,关乎自由世界的存亡。珀杜反思过去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失败,认为赋予中国WTO地位和最惠国待遇是“历史性错误”;珀杜称,美国本想促使中国自由化,却反被中国借全球化手段“以夷制夷”


珀杜在国会山的经历也为他即将迎来的使节生涯带来了政治敏感性与策略灵活性。珀杜曾于2015年至2021年担任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期间曾任参议院海权委员会主席,也曾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等任职,是目前唯一在这两个委员会都担任过职务的共和党人,也是国会最富有的议员和任职期间股票操作最活跃的交易员之一。尽管珀杜自称自己和华盛顿官员这三十年看待中国的视角不一样,但珀杜在参议院的投票记录表明他的涉华认知与传统共和党对华鹰派别无二致。他曾投票支持《某人权政策法案》,支持《制裁美国对手法案》和其他出口限制措施,表示应关注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和科技崛起等等。但与此同时,珀杜也多次指出中美存在广泛合作空间,需共同避免关系恶化。2019年9月2日,同时担任美国参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的戴恩斯和珀杜率参议院代表团访华时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工作小组成员愿为增进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作出努力。回国后,珀杜在CNBC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称他向中方代表传达了明确的合作意愿,“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贸易谈判),建立一种公平竞争、合作共创美好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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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杜称,如果“贸易不公”被修正,那么中美两国将进入一个“竞合”时期:在经济上竞争,但在共同利益问题上合作。

图源:Politico


珀杜并非一个盲目强硬的反华政客,他倾向于以结果导向、风险权衡的方式评估对华政策,而不是完全从意识形态出发。在听证会上,珀杜表示:“我们对华态度应该是细致入微、不带党派色彩和有战略性的。”在珀杜眼中,中美关系是一种长期且不可避免的“竞合关系”,因此,美国既要遏制中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势头,又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合作空间以稳定全球秩序。不过,能否在这样的认知下寻找和扩大中美求同存异的空间,无疑是这位新大使需面对的极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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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美国驻华大使角色的再定义


回顾冷战结束后美国历任驻华大使风格,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通晓中国、富有文化或家庭联系者,如雷德(Clark T. Randt, Jr.)、洪博培(Jon Meade Huntsman, Jr.);二是具备政界资源、主要承担对美舆情管理任务者,如鲍卡斯(Max Baucus)、伯恩斯(Nicholas Burns);三是与双方领导人关系良好、便于执行高层意志的“密使型”角色,如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


珀杜的履历既不属于传统的三类,也部分混合了以上各种类型的优势。他曾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长期工作,具备东亚事务熟悉度;又有议员经验,熟悉共和党主流外交战略;由于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在实际操作中,他极可能不拘泥传统外交文书体系,而是以“直通白宫”的形式推进关键沟通。


在当前中美关系语境下,驻华大使的角色带有更多“护栏”的属性。传统上,驻华大使是两大国高层间负责传递信息并推动外交进程的官员。正如前小布什政府中国事务主任丹尼斯·怀尔德(Dennis Wilder)指出,中国关心的并非珀杜对华言论如何,而是他是否直接代表特朗普以及能否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真实意图。然而,珀杜的商业背景和政治身份使其可能在“密使”的角色上增添新的功能:一是作为“以商促政”的桥梁,推动企业对话和供应链去风险协调;二是作为缓冲“新冷战”风险中的调解人,为特朗普释放合作信号铺垫对话基础;三是作为驻外媒体与话语前哨,直接面对中国舆论场进行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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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和手下官员在今年4月多次宣称中美经贸谈判正在进行中,但遭到中方否认。

图源:路透社


作为中美新一轮关税战后、2026年中期选举前的驻华大使,珀杜可能被赋予双重使命:一方面执行对华强硬政策以安抚国内反华情绪,另一方面展现对话意愿,在确定竞争框架中为技术脱钩、经贸争端与台海议题“降噪控温”。这将使珀杜成为特朗普政府平衡国内政治与外交需求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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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对提名确认的舆论反应


珀杜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后,各界反应褒贬不一。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爱达荷州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施(Jim Risch)在投票前表示,珀杜的提名“肯定是本次投票中最重要的任命之一”。他认为珀杜能胜任驻华大使这一艰巨使命,“我们需要一位像大卫·珀杜这样的强有力领导者,站在与中国政府斗争的最前线,执行特朗普总统的愿景。”


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参议员鲁本·加列戈(Ruben Gallego)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他对提名投赞成票的原因:“我们显然正与中国进行一场重大贸易战,这正在影响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前参议员珀杜在与中国打交道方面拥有实际经验。”


曾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则期望珀杜用巧妙的外交手段来平衡他的强硬立场。“他越是表现出对中国的尊重,并鼓励中国尊重美国,就越有可能取得突破......他必须证明我们美国人是强大的——我们不会被别人摆布,也不会让中国欺负我们。”


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央通讯社”则强调了珀杜曾于参议员任内“访问”中国台湾并“拜会”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等“友台”信号,着重关注珀杜在本月初出席听证会时与所谓“对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涉台问题的相关答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记者提问时仅表示“在中美关系和经贸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未作进一步评论,显示出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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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杜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凸显了美国对华政策“斗而不破”的路线,其履职表现将备受关注。图源:华盛顿邮报


总之,在中美双边关系历经结构性重塑的当下,珀杜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或政党的强硬声音,更是一种将地缘政治、全球供应链、霸权焦虑与选举动员深度捆绑的美国新常态对华战略。作为一位深谙市场规律的商界老将,珀杜是否能够在“威慑”与“接触”、在“脱钩”与“再挂钩”之间游走出一条不被意识形态裹挟的实用路径,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