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于欧美世界的决策者和投资人而言，2024年的关键词或许是“风险”和“去风险”（de-ris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吉塔• 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在第二十届国际经济学会全球大会上称，疫情、战争以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毫无疑问改写了全球经济关系的游戏规则。美国要求“友岸外包”，欧洲呼吁“去风险”，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各国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正在塑造着全球的经济政策。而资本市场并未明显认识到这些风险。

表一，干扰贸易和投资的措施数

表二，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和脆弱性关键词指数，

两项图表都揭示出急剧上升的国际政治风险。

来源：IMF

在全球不稳定性日益增强之际，对准确的政治分析的需求急剧增长。国际信息不再是政府高层的垄断，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跨国企业和个人投资者避险的必须。前五角大楼发言人达纳·怀特（Dana White）曾表示，“当我初入华府时，这类信息只被少数人所掌握；现在，了解国际环境的需求更为迫切，因为更多人都拥有信息渠道”。2023年末，美国各大政治咨询和投资管理机构发布了新一年度的地缘风险评估报告，列举了2024年在国际关系领域可能出现的危险事件和趋势。新的一年，全球经济是否持续向好、气候危机能否得到缓和，全人类大国竞争是否受控、地区冲突能否缓和，这是美国视角提出的评估。

美国机构的风险报告植根于特色的产学研背景。风险的升级带来百业凋敝，但预测政治风险却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和生意。在美国，长期存在旋转门体制（Revolving Door）的传统，即赋闲的前官员被智库、游说组织和企业所雇佣，以发挥理解、预判和影响决策的作用。待选举周期结束，他们在政府重新任职，发挥直接的政治影响。因此，政治风险行业的初创者往往是那些游走于政商学的华府精英，他们利用自己的内部信息和专业技术向市场传达敏感的政策变化。1982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退职后创办的基辛格事务所（Kissinger Associates）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后从历届政府退职的官员也创办了类似的企业，诸如麦克拉提咨询公司（McLarty Associates）、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以及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曾参与创建的“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WestExec Advisor）。

与前政治官员主导的咨询公司不同，一批更依赖专业分析师的政治咨询公司也逐渐兴起，例如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和牛津分析（Oxford Analytica）。这些公司从与政治高层有联系的全球员工网络中获取情报，并为客户提供从监管机构对潜在收购案的意见，到潜在供应商的诚信度等各种内幕消息。

近年来，政治咨询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石桥集团的艾米·塞利科 (Amy Celico) 指出，其公司的工作重点已从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转到助其抵御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气候。除此之外，一些传统的投资管理企业和会计公司，例如布莱德（Blackstone）和安永（Ernst & Young）也开始涉足该领域，通过其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捕捉提供地缘政治领域的投资避险服务。

在本篇文章中，选取了Lazard、欧亚集团、布莱德集团和威达信集团（Marsh McLennan）（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四家提供政治风险咨询服务的美国主流企业给出的2024年度风险评估和展望，并从风险类别、可能性、在多份文件中的提及频率对风险进行综合归纳和整理。

多份评估认为，中美关系将是2024年世界面临的重要风险。欧亚集团分析认为，三种情景中双边关系将经受考验：首先，赖清德当选后，北京将采取积极的军事和经济措施来阻止他的台独野心，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将以对台湾的支持表示回应。其次，中国维护其地区利益的努力将继续在台海、南海及其上空与美国军事力量发生密切接触。第三，随着华盛顿扩大对中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行业的限制，而北京则通过对稀土和环保科技进一步实施出口管制进行报复，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将继续加速。

布莱德集团的分析也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将源于在南海和台海的紧张局势。其通过测算市场对风险的关注度得出结论，认为美中已经形成长期竞争态势。他们指出，中美元首11月的会晤反映了双方为稳定两国关系所做的认真努力，市场对此风险的关注度因此下降。然而，分析认为，旧金山会议是一次策略性行为，而不是两国关系竞争动态的结构性转变，两国将继续在相关敏感问题上产生分歧。

2024年被称为“全球选举年”，全世界至少有65个国家（地区）将会先后举行选举，预计将影响全球超过40亿人（约占全球的49％），其中包括一些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孟加拉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和美国——政局的变动和动荡会带来不确定的前景。

正如Lazard评估中指出的，从根本上讲，竞选活动将优先于政策的执行，各国的政治注意力将转向内部。高度分裂和党同伐异的选举政治可能会成为新常态。在全球范围内，对政治和社会机构的信任将继续削弱。选举期间煽动性的分裂言论将加剧国内紧张局势，并可能煽动暴力，而少数群体面临最大风险。如威达信集团报告指出的，这些操纵性选举活动会威胁到民主进程。如果选举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民间对抗就有可能发生，甚至可能扩大到内部冲突和恐怖主义，在更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国家崩溃。

欧亚集团则特别以将选举年的“美国反对美国”（The United States vs itself）作为排名第一的风险，认为美国政治体系严重分裂，其合法性和功能性也相应受到侵蚀。公众对国会、司法机构和媒体等核心机构的信任度处于历史低位；两极分化和党派之争正处于历史最高点。再加上算法放大的虚假信息，美国人不再拥有一套关于国家和世界的基本共识。评估警告，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中，特朗普获胜的前景将削弱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

美国民众对政治和社会机构的信任度趋势。

来源：盖洛普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在2023年的大众化浪潮引起世人注意，人工智能的失控被视为2024年最值得关注的新型国际风险之一。在 2024 年，随着监管力度的减弱，而科技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仍不受监管，特别是考虑到更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和工具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范围，人工智能的治理鸿沟将愈发明显。

欧亚集团分析认为，随着治理架构的建立，政策或制度上的分歧将限制政府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的努力。与快速演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相比，达成有效治理所需的政府间积年累月的政治共识积累、以及政府与企业间长久的规制拉锯，都显得慢了半拍。

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与治理进程速度对比图。

来源：欧亚集团

威达信集团特别警告，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大量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同时，新的犯罪类型也将激增，例如深度伪造（deep fake）的色情内容或股市操纵，各国政府将面临着防止错误信息和保护言论自由之间的权衡，而加强监管往往可以成为破坏人权的借口。

布莱德认为，各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军备竞赛”将加剧：美中间将展开关于关键技术的针对性的脱钩。美国正在采取全面措施，以维持、保护和扩大其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等先进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或采取新的、更先进的出口管制，以及拟议的审查中国先进技术对外投资的机制，该机制可能将于 2024 年生效。这些措施的范围可能会扩大。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正在讨论类似的措施。这将导致出现并行和竞争的技术路线。

布莱德分析认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局势将出现明显分化。尽管据预测货币政策紧缩已经结束，但通胀在 2024 年再次加速的风险仍然存在，这将鼓励各国央行在明年继续紧缩政策。由此导致的利率上升可能引发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和某些重要经济体增长遇到瓶颈，阿根廷等拥有大量短期债务的国家尤其容易收到这些外部环境变动的影响。而印度、墨西哥和越南等其他国家可能会从供应链多元化中受益。分析不约而同地关注中国经济在2024年的走势。化险咨询将中国经济与美国政治并列，认为两者都是全球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Lazard则宣称，2024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长期放缓”将波及各个地区和行业，而“新常态”将主要影响那些经济增长依赖于中国制造业的国家。欧亚集团更将“没有复苏的中国经济”列为重大风险，并认为在不利的人口结构、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高负债（尤其是地方层面）、西方“去风险”的措施以及过于依赖国家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制约下，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将十分艰难。外需降低、房地产行业的结构性问题也加强了其悲观的预期。

据威达信集团报告分析，美国也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即使美国货币政策收紧，财政政策仍保持宽松， 2024年赤字仍达1.7万亿美元之巨。这可能会使受需求驱动的价格指数保持在较高水平。消费者信心与支出之间的相关性也增加了不确定性：经济悲观情绪可能普遍存在。另一方面，美国2023年第三季度的偿债额超过9810亿美元，与2022年同期相比增加了753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额与国防预算支出类似。

2023年10月7日的巴以冲突使得中东风云再起。事件爆发后，地区和全球的反美情绪也随之升温。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多次袭击红海水域目标。2024年1月28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在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一个军事基地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至少34人受伤。在民意压力下，拜登政府是否将以强硬武力对伊朗支持的反美武装甚至伊朗本身进行打击，也将成为判断中东危机的关键节点。

布莱德评估认为，中东局势升级的风险很高，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境内伊朗支持的组织对美国构成持续威胁。Lazard更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伊朗持续进行铀浓缩活动的背景下发生的；而迄今为止，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对其行动的抵制有限，这可能会加剧德黑兰的冒险行为，并给大宗商品价格和贸易流动带来更大的风险。加沙的战斗预计仍将继续。巴以间的政治互信僵局将导致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加剧；缺少国际社会可接受的后冲突时期加沙治理方案。此外，萨赫勒地区和一些西非国家的政局不稳定将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和基地组织提供生长的土壤。

在约旦遇袭死亡的三名美军士兵图片。

来源：路透社

中东危机升级将带来三点影响：一是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持续波动。二是关键贸易路线（例如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可能中断。三是中东地区外国直接投资（FDI）可能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德将中东冲突外溢的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升级列为一大风险，特别是在欧美地区。威达信集团更指出，国际社会在中东问题上的分歧也将使乌克兰同时争取西方和非西方的支持变得更艰难。

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贸易越来越被“武器化”。那些过于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欧洲国家不得不恢复化石能源的消费，以维持能源安全和能源价格的基本稳定。这与国际社会原先设定的能源转型议程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同时，财政资源紧张、国内政治极化与地缘政治局势升温也限制各国政府对气候和能源政策的投入。

在能源转型受限的背景下，出现极端气候的概率大幅度上升。欧亚集团分析认为，强大的厄尔尼诺（El Nino）气候模式将在2024年上半年达到顶峰，带来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粮食不安全，加剧水资源压力，扰乱物流和交通，传播疾病，并加剧气候移民现象和政治不稳定。全球脱碳架构仍然存在巨大缺陷，监管机构的不协调将加剧气候挑战的复杂性。

 全球平均气温折线图。

来源：欧亚集团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Saadia Zahidi指出，“以两极分化言论和不安全感为特征的全球不稳定秩序、日益恶化的极端天气影响以及经济不确定性，正在导致包括信息错误和虚假信息在内的风险加速传播。世界各国领导人必须齐心协力，共同应对短期危机，为建设更具韧性、更可持续和更加包容的未来奠定基础。” 威达信集团欧洲区首席商务官Carolina Klint则表示，“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将从根本上扰乱企业风险展望，许多企业都将难以应对因信息错误、脱媒现象和战略误判带来的威胁。与此同时，受地缘政治、气候变化和来自越来越多恶意行为者的网络威胁影响，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企业不得不就此展开谈判。” 他呼吁，要想轻松驾驭快速变化的风险环境，就必须在企业、国家和国际层面持续建设复原力，并加强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

苏黎世保险集团可持续发展风险总监John Scott则认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地缘政治转变、人口结构转型等重大结构性变革。已知风险持续加剧，新兴风险不断涌现，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协调一致的集体跨境行动有助降低全球风险影响，本地化策略同样不可或缺。公民个人、国家和企业也可采取行动降低全球风险，为建设更加美好和安全的世界做出贡献。”

面对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只有革新对风险的思考和应对框架，方可处变不惊。以美国政治风险咨询的视角切入，我们认识到美国投资者对全球风险的敏感意识和思考特点。而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既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必胜信念，又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继续披荆斩棘、勇毅前行，奋力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