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我们可从内政、关税、外交三个维度，来评价他的政绩，可用8个字概括：过度自信，一意孤行。

首先从他改变美国内政制度的一系列行为来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他和马斯克一起推动DOGE内政改革计划大量裁减美国公务员，大量裁减美国公务员，导致社会巨大震荡，同时对在美国的涉外援助机构进行整改甚至关闭，还废止了美国教育部的诸多行政功能。二是他大量遣送在美国的非法移民，遣送方式粗暴，导致正常留学和工作的外籍人士也被大量驱逐出境，引发社会巨大不满。三是他从一开始就与拜登民主党派所推进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理念针锋相对，废止了他认为导致社会伦理混乱的同性恋相关“公平”政策，例如变性者参与女性运动导致真正女性权益受损的情况。四是因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价值观不一致，他动用政府和总统权威，无视美国法律保护，冻结这些学校的政府资金拨款，严重影响了学科发展环境和国际交流制度。美国媒体对社会公众关于特朗普100天内政表现的问卷调查显示，有64%的受众群体认为特朗普滥用总统权限，导致了严重后果。

在关税政策层面，特朗普推行的高关税举措直接导致经济不确定性持续攀升，金融市场剧烈震荡。通常情况下，当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金融体系稳定性下降时，市场风险厌恶情绪高涨，避险资金会大量涌入凭借美元霸权地位构建起安全资产功能的美国金融市场，推动美元价值及美国国债价格上涨。但此次却罕见地出现美股、美债与美元指数同步下跌的局面，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经济表现的忧虑，甚至有观点认为美国经济形势将严重掣肘世界经济活力。美国媒体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72%的受访者认为这种负面状态极有可能发生。

特朗普当选时曾信誓旦旦宣称地缘政治动荡源于拜登政府的无能，并承诺上任后迅速调整外交策略，恢复世界秩序。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推动乌克兰停战问题上，他不仅未能缓和俄乌矛盾，反而使其进一步激化；在加沙冲突中，其偏袒立场加剧了局势的不公平性，促使以色列不断扩张，导致地区局势愈发不稳定；在伊朗问题谈判时，他盲目自信、独断专行，因缺乏对地缘政治深层问题的研究，致使谈判计划难以获得相关方的认可。面对承诺无法兑现的窘境，特朗普不仅不反思自身，反而将责任推卸归咎于拜登时期的政策失误。此外，他还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放弃对非洲的援助承诺，彻底破坏了美国参与国际组织的传统架构，引发全球伦理观的混乱，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美国媒体调查显示，61%的民众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

追根溯源，特朗普一系列政策乱象的根源在于其商人思维导致的认知偏差，暴露出他在政治经济问题上缺乏政治家应有的专业素养与战略眼光。他将美国政府效率低下、财政赤字扩大等问题，简单归结为拜登时代的价值观扭曲，并因此联手马斯克推动大规模内政改革。但由于其采取的解决措施与实际问题严重脱节，最终适得其反。以关税政策为例，全球化基于比较优势构建起互利共赢的经贸体系，虽然中国在对美贸易顺差中占比显著，但欧洲、日本、韩国等多国企业也从中获益。美国作为贸易逆差国，在吸纳产能输出的同时，反而强化了金融、创新等领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竞争力，巩固了美元霸权地位，并且服务贸易顺差创造的财富效应远超货物贸易。然而，特朗普却将贸易逆差、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全部归责于贸易顺差国，使中国首当其冲承受巨大冲击。 

在外交战略方面，特朗普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试图扭转拜登时代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大量投入军事和公共开支的局面。他指责盟友搭美国便车，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在处理伊朗等问题时，他试图通过解决地缘政治问题来间接减少美国对盟友的财政支出压力，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从而使美国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处理自身事务。然而，他不顾世界历史形成的格局以及其他国家的主权，为了美国的国家战略需要，妄图将他国领土纳入美国掌控，多次表露对格陵兰岛和邻国加拿大的领土野心，反复威胁“收回”巴拿马运河，抛出“清空加沙论”并由美国接管开发等，充分暴露了特朗普政府霸权的殖民地意识。这种行径严重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对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发展构成了较大威胁。

以上就是对特朗普100天政绩表现特点的简要归纳。未来特朗普能否正视这些事实，纠正其过度自信、一意孤行的行为，我们还需进一步拭目以待。但不管怎样，中国都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对冲特朗普时代带来的巨大冲击。

孙立坚：从衰退判断角度来看，仅凭一季度的指标来判断整个年度的经济形势还为时尚早，这需要更多时间来观察。进口激增确实对GDP增长起到了阻碍作用，但经济数据在季度间出现波动也是常有的事。问题的关键在于,进口增长速度变化背后存在深层次原因，即特朗普给世界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关税政策未来是否能通过改变进口贸易结构，带动本国消费、投资增长，或是改善政府财政收入，还尚未可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经济活力的下降，税基减少的压力正随着关税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增加而在上升。因为关税可能造成全球供应链的远传失灵而使得美国和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种结构性隐患与市场信心的低迷，可能会使我们对一季度美国集中进口带来的对其GDP负增长的影响只是暂时的这一判断过于乐观。

孙立坚：如今人们愈发清晰地认识到，特朗普急功近利的关税政策实则是一种短视之举。短期内，美国看似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关税收入增长，但这是以牺牲美国与世界经济长期构建的稳定供应链、破坏商业环境为代价的。

从长远来看，这种政策虽然让政府实现了短期收入增长，但带来消费者生活成本增加，企业面临供应链断裂、运营机制困难等问题。这一政策的短期收益与未来经济的长期代价形成了鲜明对比。经济衰退的多维驱动因素还因为国际分工格局的解体而体现在服务业萎缩、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崩塌、企业信心受挫、投资冻结等方面，这些进而削弱经济的商业机会与资金循环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旨在改变美国现状的关税政策反而带来了经济福利的下行的结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美国经济的景气预测，也印证了美国商业环境的恶化，长期代价正在不断攀升。然而，特朗普对这种经济下行压力表现过于乐观，甚至颠倒黑白地进行宣传，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预期管理。但未来随着通货膨胀加剧、经济环境恶化，美国消费者终会意识到现实情况与特朗普所言大相径庭，政治承诺与经济现实的冲突将会加剧。要想打破这一局面，美国需要进行关税政策的调整（如对居民生活用品减税）、多边协调机制的重建（供应链修复）以及国内结构性改革（以确保增税转向减税的渠道畅通有效）。但就目前特朗普做事风格来看，他很有可能对外的强硬态度招来其他国家直接和间接的抵御，使得他的愿望一而再的破灭，政策的效果不仅事倍功半，而且会适得其反。

孙立坚：美方朝令夕改的决策方式已经暴露了其“相机决策”的战略带来的混乱。特朗普在谈判中的出尔反尔和行为摇摆，显示出他外强中干的一面，政策摇摆也削弱谈判信誉。他以“美国至上”为原则的单边主义做法，严重扭曲了长期以来合作共赢的全球化商业模式。这种单边主义行为不仅招致了中国的反制，还会让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采取实质性反制措施，使美国推行相关政策的难度日益加大。

全球的经济格局正在加速调整，去美元化进程意外提速，多边机制反制效应显现。美国陷入当下被动局面，一方面，政治周期与经济规律存在冲突，破坏了经济运行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使得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另一方面，美国长期以来推行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损害了盟友的利益，原本紧密的盟友体系出现了明显的松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使其陷入愈发被动的境地。 

孙立坚：日本首相石破茂在面对特朗普此次采取的“一刀切”关税政策，尤其是针对汽车行业和钢铁产业的高关税措施时，展现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不同寻常的态度，与日本国内的政治压力和经济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密切相关。在此次中美关税争端中，日本不再愿意成为美国首先打击的目标，以借此倒逼其他国家让步，而是希望与其他国家在对美关税政策的反应上保持一致性，甚至更加突出自身国家利益的维护。在此背景下，石破茂首相派遣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与美国进行谈判，其表现出的不卑不亢态度，与石破茂在国内多次展现的强硬立场形成了内外一致的态势，也让美国意识到，此次要拿下日本并非易事。

石破茂的强硬态度背后，反映出日本在谈判战术上的新调整。日本不再将问题谈死，激化与美国的冲突，而是采取委婉拖延的战术来表达反对意见，而非像过去那样，一旦拖延无效便立刻退让以讨好美国。此次日本首相派遣的访美代表团也做了充分准备。他们深知特朗普可能会根据之前在海湖庄园达成的思路，通过关税和汇率这两个关键切入点来迫使日本屈服于美国的利益诉求。由于此次日本准备充分，使得美国在这两个目标上到目前为止都未能达成其原本计划，这也让日本认识到，改变谈判态度反而更有利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过去轻易让步只会让美国得寸进尺，进而破坏日本经济的平衡。

目前，日本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这是日本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背后的重要底牌之一。日本可以通过减持美债来对美国施加压力，以换取美国对日本汽车产业和钢铝产业关税的让步。然而，本文认为，美债持有量越是集中在日本手中，越难以成为日本的有力筹码。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已成为美债的“庄家”，如果简单粗暴地抛售美债，将导致日元大幅升值，进而使日本经济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日本国内早已对日元大幅升值可能带来的长期经济衰退的结构性压力深感忧虑，不再希望因日元升值而陷入日本经济长期通缩的局面。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不会利用美债持有量进行博弈。日本看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美债持有国正在继续减持美债，因此如果美国不顺应日本的要求，日本可以采取不增持美债的方式，从而使美债价格面临暴跌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底牌并非减持，而是坚持这种态度。

当然，美日之间的博弈还涉及日本的多元化选择问题。如果美国对日本态度过于强硬，日本可能会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或其在东南亚长期投资积累的营商环境，推动日本企业向这些市场发展。这样一来，美国要求产业链回归的计划，就会因日本的多元化选择而难以实现。

然而，石破茂的强硬态度和日本的拖延战术，能否最终保护日本产业的底线，能否让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日本的高关税政策，特别是针对汽车和钢铝产业的高关税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豁免，这确实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日本手里的其他底牌，比如增加农产品进口、更多持有美国进口产品等，都可能因零和博弈的结果，给日本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总之，美日谈判的僵持局面，最终取决于谁先顶不住压力做出妥协。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在这场博弈中占据优势。这种“胆小鬼博弈”在美日谈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孙立坚：在美日贸易谈判中，双方的核心诉求构成了谈判的主要焦点。美国在此次谈判中的核心诉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关键领域。首先，美国要求日本扩大从美国的进口市场，具体而言，希望日本增加对美国农产品（如牛肉、玉米等）以及美国能源产品的进口。其次，美国要求日本降低对医疗设备等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限制。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曾通过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如高关税）来培育国内产业，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如今日本已进入发达国家阵营，美国认为日本应降低对所有产业的保护，尤其是医疗设备等高科技产品领域。第三，美国要求日本降低关税壁垒。日本目前对汽车零部件征收5%的关税，乳制品最高可征收35%的关税，酒类制品征收15%的关税，美国希望日本降低这些关税。此外，美国还要求日本限制与中国在供应链上的合作，例如稀土加工等领域，以避免这些产品通过日本转口进入美国市场。最后，特朗普曾在Twitter上指责日本存在“隐性关税壁垒”，例如日本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时需通过保龄球砸车测试等不合理要求。尽管日本方面强烈反驳这种不实指控，但美国指出，尽管日本是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是海外投资进入最少的国家，这种“重大不匹配”成为美国攻击日本隐性壁垒的重要靶点。很多西方人士认为，尽管日本市场在形式上看似开放，但进入市场的流程仍然存在许多隐晦且不合理的地方，难以被西方国家接受。而日本方面的解释是文化的差异性和传统的固化的习惯才导致日本社会更偏好反映这些特点的日本产品。

日本对美国的核心诉求也十分明确。首先，日本要求取消汽车关税，因为汽车产业是日本的核心支柱产业，汽车关税对日本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日本将此作为首要条件。其次，日本希望在农业问题上得到对等对待。农业是日本的核心保护产业，因此日本希望避免过多开放农产品进口，争取进入豁免清单或采取配额制。第三，日本希望在经济安全合作上实现对等。美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上给予日本技术共享，但这种共享存在排他性。日本希望美国能共享这些技术领域的核心产品，促进日本企业扩大市场和利润，而不受到排他性政策的限制。

目前，美日谈判的核心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日本汽车加征关税，而日本认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WTO多边自由贸易规则，直接威胁到日本核心产业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进口美国农产品问题成为另一个冲突点。日本认为美国此举是出于特朗普的选票利益，而非真正的贸易需求，这种做法对日本农业产业构成很大威胁。第三，日本经济对外依赖的增长模式也面临挑战。日本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安倍经济学的成果主要得益于中美经济的良好表现。中国市场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大量订单，美国市场则是日本汽车产业和其他产品的重要销售地。因此，美国要求日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对日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与中国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商业关系，离开这种关系，日本制造业通过供应链渠道实现收益的方式将无法保障。

在与美国的关税谈判中，日本准备了多张牌来换取与美国交换的同等地位。日本愿意扩大美国农产品的进口，例如增加玉米、大豆甚至大米的无关税进口量；日本对美国汽车产业的认证制度做出让步，不再因驾驶位置等细节问题拒绝美国汽车进入日本市场；日本强调其企业在美投资和创造就业方面的贡献，尤其是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企业大量进军美国市场，为美国经济和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提出在造船领域与美国的合作，例如破冰船等项目，希望以此换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最后，日本愿意直接从美国进口大量页岩气，作为交换条件。

然而，从第二轮美日谈判的结果来看，美国对日本提出的这些关键让步表现出无视和不接受的态度，甚至在汽车产业关税问题上拒绝谈判，这让日本陷入困境。因此，日本只能采取拖延战术，暂时不对美国提出的其他问题做出让步，等待更有利的时机。

根据上述分析，特朗普是否会在日本问题上做出关税豁免让步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首先，如果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通胀压力和供应链缺失问题，那么日本及时向美国示好，可能会换取美国的让步。中美贸易对立可能会为日本谈判带来利好机会。其次，如果特朗普意识到日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对立准备，不会轻易按照他最初设想的方向发展谈判，那么他可能会被迫做出一定让步。第三，日本专家认为，美日谈判结果不仅取决于双方的协商，还取决于美国国内能否对特朗普的让步达成共识，以及各自国内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能否协调。如果双方国内的利益矛盾能够妥善解决，那么谈判的协调可能会变得容易；反之，如果国内矛盾无法调和，那么双方的让步都将难以实现。

孙立坚：我们首先从特朗普此次高关税政策对日本经济的整体冲击谈起。这一政策不仅影响到日本各个产业的营商环境，还可能导致日本经济整体下行，进而对各行业的预期和投资布局产生深远影响。根据野村综合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测算，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导致日本经济增速显著下滑。例如，若美国对日本的主要出口商品加征24%到25%的关税，这种基于贸易顺差的“对等关税”将直接导致日本GDP增速下降0.59%。这一损失对日本而言是不可低估的，相当于日本年经济增速的近一半。以2024年为例，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仅为1.2%，而关税冲击几乎抵消了其中一半的增速。如此巨大的损失可能导致日本经济重新陷入通缩环境。

此外，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日本的经济结构使其核心产业对关税政策变化极为敏感，关税政策对其核心产业造成了严重的结构性风险。在美国市场，日本的汽车、机械和电子三大核心产业占据了海外利润的40%以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这些行业的企业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利润冲击，迫使它们不得不缩减投资、降低薪资，进而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内的消费能力，进一步削弱了日本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从日本汽车产业受到关税影响的角度来看，可以清晰地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将日美贸易谈判的前提条件设定为豁免对日本汽车产业的高关税，否则谈判难以取得特朗普所期望的结果。这一点从日本汽车产业在对美贸易顺差中的核心地位就能体现出来。例如，2024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680亿美元，其中汽车及零部件就贡献了78%，约530亿美元。日本的三大汽车巨头——丰田、本田和日产——在美国市场属于中高档汽车，凭借性价比优势深受美国消费者喜爱。因此，这类企业对关税的敏感度极高，关税的增加会直接削弱其性价比优势。从疫情期间供应链受到的冲击对日本最大汽车巨头丰田的影响来看，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例如，丰田在2019年的出口利润率为9%，但到了2024年，其利润率直接下降到了5.2%。从市场份额的角度来看，日本汽车产业过去的辉煌竞争力也可能因关税而迅速下降。2024年，日本汽车的市场份额仅为14%，而在关税冲击下，市场份额可能会进一步萎缩。本田在美国的销售量中有60%依赖日本本土生产并出口到美国市场，关税的增加将使其市场份额大幅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汽车产业受到重创，进而导致日本经济整体受到冲击。未来，日本汽车产业主要面临四大危机挑战。首先，关税成本转嫁困境是日本汽车产业面临的首要挑战。日本汽车的性价比在过去具有鲜明优势，但关税上升使得这种优势难以维持。关税无法转嫁给消费者，否则市场将失去日本汽车曾经拥有的市场份额。例如，如果美国真的实施25%的汽车关税，一辆原本售价3万美元的日本出口汽车，价格将不得不上涨到3.75万美元，这将严重削弱日本汽车相对于美国本土品牌（如福特F-150）的性价比优势。关税对日本汽车造成的伤害，反而提升了美国本土品牌福特的市场份额，这也印证了前面分析的日美产业赛道的冲突，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同向赛道挤压效应。根据野村综合研究所的报告测算，如果日本汽车受到关税制裁，日本车企一年的利润将减少约1.2万亿日元，约合86亿美元，相当于丰田2024年净利润的35%直接消失。

其次，供应链断裂的风险是日本汽车产业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尽管日本汽车制造早已不在本土，而是在广场协议之后大量转移到海外，但日本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生产和投资仍然可能受到特朗普对两国关税政策的重压和威胁。这可能导致日本车企不得不放弃在这些地区的生产线，从而面临越来越大的供应链断裂风险。如果日本车企坚持拖延政策，留在墨西哥和加拿大，而不回归美国，美国可能会切断日本车企80%从美国进口的半导体芯片供应，导致生产线停滞，迫使日本车企承受高昂的供应链调整成本，回归美国。

第三，生产转移的长期代价也是日本汽车产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日本车企为日本国内供应商提供了良好的商业机会。如果美国要求日本车企在美国建厂，甚至将所有供应链重新打造，这将进一步加剧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在发生，例如日本国内的汽车零部件厂商，如电装和爱信，订单正在流失。预计到2025年，这些企业的收入将下降15%。即使车企回归美国，上下游供应链重新在美国打造，至少需要5到7年才能收回成本，短期内会加剧日本车企的债务压力。这将是日本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衰退的重大危机。

最后，技术转型资金分流的问题也将对日本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构成挑战。高关税一旦落地，可能会让日本意识到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汽车产业的产业结构问题。原本希望通过创新支持和开拓更多具有竞争力产业的思路，可能会因高关税而受阻。更多资金将分流到存量产业保护上，例如补贴车企经销商或在日本国内降价促销，这将大量占用存量资金。这样一来，车企转型或日本在更多创新技术领域投入资金以培育新产业将变得非常困难。这不仅是日本当下的困境，更是对其未来可持续发展战略布局的重大挑战。

地缘政治博弈还将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果美国实施关税加汇率的策略，再次出现类似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日本经济将雪上加霜。在关税压力之外，日元升值的双重压力将难以承受。此外，即使日本车企开拓东南亚和欧洲市场，这些市场不仅竞争激烈，而且市场份额有限。即使日本车企能够占据这些地区的全部市场份额，其总量也仅为美国市场的三分之一，远远无法弥补美国市场的损失。这可能导致日本汽车产业产能过剩，竞争力逐渐消失。

孙立坚：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带来的伤害是一代人的记忆，直到今天仍然挥之不去。这从日本舆论对石破茂政府应对美国高关税政策的表现所表现出的极度不满中也能看出。这种不满其实是一种过度反应，但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首先，石破茂政府缺乏系统性战略预案。日本国内舆论批评石破茂只注重对美谈判的态度和底牌交换的前提条件，却没有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一意孤行采取高关税制裁，日本将如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让民众感到不安，也表现出对现有政府的不满。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谈判结果尚未明确时，用确定的应对态度来化解不确定性确实非常艰难。甚至过度的未雨绸缪投入，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的结果。日本舆论的这种反应与当年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后不作为导致经济长期衰退的结局密切相关。这种不满情绪也反映出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度，但这并不能让日本做出更有效的应对举措。

其次，石破茂政府的谈判策略过于依赖传统模式，即通过企业渠道游说美国企业，再间接影响美国政府，而没有直接与特朗普政府以及其关注的选民进行沟通。日本舆论认为，这种沟通方式耽误了谈判的最佳时机。他们怀念当年安倍与特朗普建立的深厚友情，认为这种关系没有在此次日美贸易谈判中得到延续，是日本社会不满的第二个方面。

最后，石破茂政府对日美贸易战可能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未做出充分响应，未充分动员国内共识。舆论批评政府没有重新复盘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造成的伤害，也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做好风险分担的心理准备。这种缺失可能导致未来一旦出现不良结果，日本国民会过度反应，进而造成日本经济更严重的衰退。这也是日本舆论对石破茂政府的批评所在。

日本社会对广场协议给日本带来的伤害记忆犹新。这种深重的伤害使得日本对石破茂政府的表现极为不满，这种态度与广场协议的烙印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