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5日，《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编辑部刊文指出，在特朗普2.0的首个百日执政期间，白宫内部关键决策迅速由具有特定风格的人物（文章喻作“司机”）主导，而传统官僚体系（文章喻作“乘客”）在权力格局中明显边缘化的现象——这一论述为研究特朗普百日新政的人事图景变化提供了恰当的观察视角。

对此，本文聚焦特朗普2.0百日新政窗口期，剖析白宫内部人事逻辑的初步形成及其背后的驱动机制，并探讨这种模式如何在初期迅速影响美国关键政策领域的决策过程与效能，并基于这百日的观察对未来趋势进行初步展望。

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百日内，白宫内部迅速形成了一批掌握实权的“司机”（driver）和一批被边缘化的“乘客”（passenger）。前者包括彼得·纳瓦罗、斯科特·贝森特、史蒂夫·维特科夫、J.D.万斯和斯蒂芬·米勒五位核心人物；他们在各自领域崛起为政策主导者，直接影响特朗普政府早期的内外走向。

而同期有五位高级官员——马可·鲁比奥、杰米森·格里尔、霍华德·卢特尼克、基思·凯洛格、皮特·赫格塞斯——在权力角逐中逐步失势，成为政策舞台上的“乘客”。这一“司机”与“乘客”的格局在百日内迅速定型，显示出特朗普2.0政府独特的人事用人逻辑和权力再分配方式，其演变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

《外交政策》编辑部总结的特朗普百日新政期间内阁的“司机”与“乘客”。

来源：Foreign Policy

贸易鹰派代表人物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特朗普重新执政初期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顾问，纳瓦罗几乎主导了一系列代价高昂、引发争议的贸易政策，例如4月2日的“对等关税”，“232调查”等。

纳瓦罗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提出强硬贸易主张，但当时因政府内有姆努钦、科恩、罗斯等更传统的经济团队制衡，他影响有限。而2022年他不顾法律风险拒绝国会传票、抗拒众议院调查1月6日事件并因此服刑四个月，这一举动充分表明对特朗普的忠诚，助其赢得在特朗普2.0团队谋得一职。

重返白宫后，纳瓦罗几乎不受内部异见牵制，大举推动其“关税治国”理念，迎合了特朗普对贸易逆差的认知偏差和对关税牌的偏爱。但随着其发动的贸易战后果开始显现，全球股市和债市剧烈震荡，资本市场“用脚投票”否定了他的主张。此时更具市场理性的温和派开始占上风，特朗普也在市场压力下部分收回最激进的关税措施，转而对多个国家敞开谈判大门，将关税作为谈判筹码而非最终目的。纳瓦罗影响力滑落的迹象十分明显：就连马斯克都直言他是个“傻瓜”（moron）。

马斯克与纳瓦罗在“对等关税”风波期间相互指责。来源：AXIOS

与纳瓦罗对比之下，财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迅速崛起为经济政策领域的另一位“司机”。贝森特坚持以较为理性的方式，主张在保留全球贸易体系收益的前提下谨慎纠偏其“弊端”，这一思路在“对等关税”风波中尤为明显：特朗普仓促推出大规模超高关税一周后又宣布部分回撤与暂缓实施，转而将关税视作谈判筹码。这一戏剧性转向背后是贝森特持之以恒的谏言。

贝森特坐拥全球金融体系制高点，掌管着美元这一关键资产。在全球市场一度质疑美元信用、甚至美国国债避险吸引力的时刻，贝森特的专业金融背景为特朗普内阁赢回了一定信心，并使其在内部决策中获得更大话语权。据报道，贝森特也是促使特朗普政府尝试通过密集的双边经贸谈判来赋予贸易政策战略意义的推手之一，其目的在于边缘化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而单靠美国单边关税难以实现这一点。这表明贝森特正试图将贸易战可能引发的破坏性后果引导到一个相对可控、更具策略性的轨道上。

2025年4月23日，贝森特在国际金融研究所（IIF）发表讲话。来源：路透社

在外交舞台上，特朗普的“非常规用人”使一位政坛素人成为主导者：房地产大亨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作为特朗普数十年的老友，维特科夫没有任何从政和外交履历，却被委以解决重大外交危机的首席谈判代表重任。特朗普最初任命他为中东问题特使，甚至在自己尚未就职时，维特科夫就凭借私人渠道促成了以色列与哈马斯将近两个月的停火。然而，当停战协议在加沙再次破裂后，维特科夫却未能挽回局势。与此同时，他还被推上乌克兰战争谈判的一线，作为美国试图斡旋俄乌冲突的关键人物。

近日，维特科夫又开始牵头与伊朗就核项目问题展开谈判。特朗普政府希望达成协议防止伊朗获得核武，但维特科夫在这一问题上释放的信号相当混乱：他一会儿表示美国希望限制伊朗核计划，一会儿又暗示要彻底拆除。谈判尚处初期，而特朗普已放话称如果谈不成协议，美国和以色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以阻止伊朗拥核。

2025年1月7日，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海湖庄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聆听维特科夫的讲话。来源：美联社

副总统J.D.万斯同样是特朗普2.0班底中的“司机”型人物。作为特朗普的副手，万斯曾因引发大量网络迷因而引人注目。人们原以为这位“乡下人的悲歌”作者出身的副总统在诠释总统议程时会谨慎克制，但过去几个月里，万斯却完全超越了副总统较为礼仪性的传统角色，成为政府狂热强硬外交路线的化身，在公开场合甘当特朗普的“冲锋队”。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万斯发表了一场高度反常的演讲，令在场的欧洲各国官员目瞪口呆；这场演讲清楚揭示出特朗普第二任期正如何急剧颠覆跨大西洋关系的既有模式。同月底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美期间，万斯再次扮演起“首席攻击手”的角色。

万斯在2月28日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公开争吵中扮演了“攻击手”和“马前卒“的角色。来源：法新社

进入3月后，万斯成为一些更具争议外交举措的前台执行者，其中包括他积极张罗了一次赴格陵兰的高调访问，而格陵兰方面对这趟造访显然兴致缺缺。据称，在行程前美方几乎找不到任何格陵兰官员愿意接待来访的美国“二夫人”乌莎·万斯。即便如此，万斯仍不顾尴尬局面，坚持率团登岛，仿佛全然无视东道主的冷遇。透过这些事件，万斯成功向特朗普展现了自己冲锋陷阵、寸步不让的忠诚形象，在百日内巩固了自身作为特朗普外交政策“代言人”和急先锋的地位。

白宫幕僚体系中，曾在第一任期就崭露头角的斯蒂芬·米勒如今更是如鱼得水，成为幕后举足轻重的“司机”之一。3月份震动华盛顿的“Signal门”泄密丑闻就提供了一瞥白宫权力运作的窗口——一些泄露的加密聊天记录揭示了特朗普的高级顾问们在总统不在场时如何交流，以及谁拥有最终决定权。从曝光内容看，米勒在这场互动中展现出极大的话语权，甚至暗示内阁的最终协理权可能在米勒手中。米勒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因主导强硬移民政策而声名大噪，素以怂恿特朗普采取更强硬路线著称。如今他身兼国土安全事务顾问和白宫政策副幕僚长两职，特别在主导政府的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以及对美国名校的批判性“清算”运动方面掌握实权。

在“Signal泄密门“透露的政策辩论中，面对万斯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意见不一，米勒通过传达总统最终决定为决策定调。来源：《大西洋月刊》

米勒还利用手中权限，在政府与司法机构的博弈中不断测试总统权力的边界。最近的“加西亚事件”便是例证：马里兰州男子基尔玛·阿布雷戈·加西亚因身份误判而被政府遣送至萨尔瓦多监狱。特朗普政府声称此人为MS-13黑帮成员（加西亚本人否认且从未被刑事指控），但官方先前也承认将其驱逐出境是一次“行政错误”，法院则裁定白宫必须“协助”将其带回美国。

面对司法判决，米勒表现出强硬抵抗态度。他甚至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公开驳斥法院认定，放言“他并非被错误送往萨尔瓦多，而是把正确的人送到了该去的地方”。米勒这一公然对抗法院的举动凸显了其在特朗普团队内的影响力，也预示着白宫与司法机构间可能出现更加激烈的冲突。

再看“乘客”阵营。在特朗普2.0政府的权力班子里，一些本应身居要职者反而被边缘化。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cro Rubio），他本应是总统的首席外交顾问，负责统筹执行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乌克兰、加沙、伊朗等重大议题上，美国对外的一线沟通者却往往不是这位国务卿——鲁比奥常被排除在主要决策圈外，不得不把舞台让位给维特科夫等人，自己更多时候扮演的是“救火队员”而非决策者的角色。

截至目前，鲁比奥最引人瞩目的政策动作，竟然是在领国务院的牌子下执行了一项备受争议的命令：吊销数百名外国留学生的签证，并要求对新申请者的社交媒体账号进行审查。此外，他似乎还被赋予了一个“拆东墙”的任务：大幅裁撤他所掌管的国务院机构和项目。据报道，特朗普要求削减国务院规模高达一半，鲁比奥已经关闭了国务院内追踪外国虚假信息的办公室、大幅削减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并撤销了国务院许多人权相关的工作。这些举措表面上符合特朗普设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以及马斯克所倡导的精简政府的思路，但鲁比奥与马斯克之间因此产生了摩擦 。

最近，鲁比奥解雇了一名负责关停USAID的“MAGA”忠诚派官员彼得·马罗科，此举在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引发了激烈批评，也让不少人猜测鲁比奥在内阁的日子可能所剩无几。鲁比奥在百日内的最大“高光时刻”，恐怕反而是以一个局外人见证者的身份出现：在白宫椭圆办公室那场特朗普和万斯联手怒斥泽连斯基的对峙中，鲁比奥尴尬坐在一旁的情景被摄像机记录下来，甚至由于画面过于尴尬而被美国的《周六夜现场》恶搞成了小品。这样一个在公众视野下影响力式微的国务卿，无疑已跌落为“乘客”之列。

鲁比奥在本该发挥作用的美乌领导人会面上被万斯“边缘化”，其较为尴尬的坐姿和表情神态也引发外界关注。来源：Daily Mail

在贸易政策领域，两位原本被寄予厚望的高官也在百日内一同淡出了一线视野：美国贸易代表（USTR）杰米森·格里尔和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特朗普原本希望由卢特尼克牵头掌控贸易政策，而格里尔在法律上拥有执行贸易政策的授权。然而现实中，特朗普亲自抓紧方向盘，纳瓦罗在他耳边出谋划策，贝森特谋求财政部更多介入贸易事务，留给格里尔和卢特尼克的空间微乎其微。

其中，格里尔的处境尤为尴尬：他本应是贸易战的前台主将，却在关键时刻被总统晾在一边。今年4月，格里尔赴国会作证，为何对即便对美国有贸易顺差的盟国也要祭出高关税。然而就在作证进行过程中，他突然发现总统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自作主张地宣布政策急转弯——特朗普的一纸推文令格里尔之前的强硬论据瞬间丧失依据，令这位贸易代表当场语无伦次、下不来台。更有甚者，USTR团队精心准备的一份列举各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文件，在政府制定“解放日”关税时几乎完全未被采纳，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武断草率的关税公式。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各国至少清楚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是一位精明老练、真正能在总统面前说上话的谈判高手；而如今，人们甚至搞不清格里尔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究竟有没有发挥作用。格里尔俨然已被排除在核心圈外，从“司机”沦为可有可无的“乘客”。

4月9日，当格里尔在国会听证会上为特朗普强硬关税辩护时，特朗普关税暂停的消息也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来源：美联社

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经历同样说明，在一个充斥强硬派和变数的贸易团队中，曾经的“座上宾”也可能转瞬变成“看客”。特朗普起初设想由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来主导贸易议程，但随着实际运作展开，卢特尼克的影响力被证明远不及预期。当特朗普的贸易战不断升级时，卢特尼克在公开场合反而凸显出自身作用的薄弱。他试图唱高调稳住阵脚，却欲盖弥彰：市场早已对他咄咄逼人的口吻和贫乏的经济见解心生怀疑。

更麻烦的是，他的表态常常跟不上特朗普政策急转弯的节奏。在贸易谈判策略上，卢特尼克反复高呼关税“绝非谈判筹码，而是对不公行为的惩罚”——话音未落，总统却公开表示关税正是谈判手段，立场与其南辕北辙。卢特尼克还夸下海口要让美国工人“拧起小螺丝钉来组装iPhone”，意图描绘制造业回流的前景，但紧接着特朗普却将电子产品豁免出了对华惩罚性关税清单，等于彻底推翻了卢特尼克的说辞。据悉白宫内部已经在设法限制卢特尼克出现在媒体上，以免他再发表自相矛盾的言论。显然，这位本应在贸易政策上掌舵的部长，如今正被边缘化为一名无足轻重的“乘客”。

在外交和安全领域，被架空的案例同样存在。退休中将基思·凯洛格在特朗普2.0中被任命为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使，本应利用其对俄强硬、相对亲乌的立场来掌控俄乌事务，但现实是他在这一领域的存在感日趋稀薄。每当美国尝试推动乌克兰停火谈判时，坐在主驾驶位置的不是凯洛格，而是前文提到的维特科夫。凯洛格甚至未被邀约参加最近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乌克兰停火磋商，这不禁让人怀疑他已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虽然后来在巴黎举行的会谈中凯洛格有出席，但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在乌俄问题上更信任维特科夫——毕竟这位地产商频繁往返莫斯科斡旋，俨然成了事实上的特使。特朗普甚至暗示如果乌克兰和平看不到进展，美国可能干脆撒手不管。在这种信号下，凯洛格的影响力恐将进一步消退，以至于彻底淹没在幕后。

当选后特朗普迅速提名了退役中将凯洛格担当俄乌问题特使，然而现在他的影响力式微，关注度大不如前。来源：美联社

最后，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虽身居五角大楼之首，却难称真正的掌舵者，反倒因一连串争议而备受掣肘，成为“乘客”一员。民主党人批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赫格塞斯毫无担任防长的资质，他在2月北约防长会议上的“外交首秀”也佐证了这一点，不仅当着盟友的面发表了一番充满对抗性的演讲，扬言美国不再容忍与盟友间不对等的关系，还直接否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声称乌克兰恢复2014年前边界“不切实际”。此番言论等于提前丢掉了基辅在未来和平谈判中的重要筹码，引来舆论哗然。参议院军委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尔（Roger Wicker）直言赫格塞斯犯了一个“菜鸟错误”。更严重的是，赫格塞斯还置身于迄今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丑闻之一的风暴中心，即“Signal门”。赫格塞斯本人不仅未能有效驾驭国防政策走向，反而深陷自酿的风波，使其在华府决策圈中的地位受到质疑，更多时候只能被动应对各方调查和指责，逐渐被排除于权力核心之外。

综上所述，特朗普2.0执政百日内迅速浮现的“司机”与“乘客”现象，反映出这届政府的人事布局高度倾斜于少数忠诚心腹，由他们在关键政策上拍板定调；与此同时，一批资历不凡却未获重用的官员被边缘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成为政策失误的责任。

特朗普执政百日内白宫“司机-乘客”格局迅速成型，既源于特朗普个人用人偏好的延续，也与政策环境的急剧变化有关。来源：Politico

这一非常规的人事逻辑与权力重塑对美国政府内部秩序带来冲击，其制度意义在于：总统通过非常规渠道和非传统人选来塑造政策走向，传统机构和建制派人物则被迅速削权。这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执政风格奠定了基调，也为我们理解其未来施政走向提供了线索。

忠诚优先、市场即时反馈、交易型外交、官僚程序冲击等四重力量在特朗普二任的百日新政内塑造了美国经济、外交与法律安全领域的决策轨迹，催生出一套高度个人化、动态修正、但同时积累制度风险的执政模式。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百日内决策过程呈现出明显的“短周期-剧烈修正”特征，资本市场成为实际政策校准的第一道防线。纳瓦罗的关税操作，是极端施压与市场修正循环的典型例证。作为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忠诚度优先”的原则庇护下，快速将其关税主义理念转化为实际政策：4月2日，所谓“解放日”关税覆盖对象之广、税率之高均属史无前例，但全球资本市场随即剧烈动荡——标普500指数单日跌幅创出一年新高，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暴跌，美元指数一度触及年内低点……一系列消极信号迅速触发了“资本市场即时约束机制”，导致特朗普不得不在一周内“战术性撤退”，纳瓦罗则逐步被边缘化。可见，即便是关税战初期最得宠的“司机”，也无法完全抵御市场机制的反向校准。

相比之下，财长贝森特凭借对市场信号的敏锐把握，成功在百日内利用市场动荡的契机以说服特朗普调整极端贸易政策，转向以关税为谈判筹码、而非作为政策目标。贝森特提出的一系列“双轨战术”被迅速采纳，即一方面保留关税威胁，一方面推进双边贸易谈判被迅速采纳，成为白宫对外经济策略的新基调。这表明，在特朗普偏好的忠诚逻辑之外，市场理性仍能在特定节点对政策方向形成有效牵引。

总结来看，百日内的经济决策链呈现出以极端施压开局、以市场冲击促成修正的“钟摆式循环”特征。资本市场的即时反馈不仅成为政策动态调整的重要砝码，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政府内部关税激进派的战略空间。

外交领域，百日内决策模式则体现为高度个人化和议程政治化。其中，维特科夫与万斯的行为尤为典型。

作为一名几无专业经验的“圈外人”，维特科夫凭借与总统的私人关系，成为主导关键外交议题的事实特使，架空了本应统筹对外政策的建制体系。在处理中东局势和俄乌谈判时，维特科夫绕过国务院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通过私人渠道与相关各方沟通。他明显的“交易型现实主义”迎合了特朗普对“短平快”外交成果的追求，却引发了美盟友体系的震荡与不信任。乌克兰问题最为突出：维特科夫被指在谈判中过分偏向俄方立场，导致乌克兰与欧洲盟友对美国立场产生质疑。这一系列事件，清晰体现了交易型外交对传统外交范式的早期冲击。

维特科夫与普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进行会晤。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万斯在百日内将外交决策进一步“政治化”“表演化”。他多次在国际场合高调发表强硬言论，如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开羞辱欧洲盟国、在泽连斯基-特朗普白宫会谈期间主动挑起争端对峙场景，这些行动符合特朗普团队“公开平台+忠诚表态”标准，旨在服务国内政治议程，强化特朗普对选民的“反建制”形象。万斯的操作表明，外交政策在特朗普2.0政府内已不再是独立的国家利益考量领域，而更多被用作国内政治表演的舞台。

总结来看，特朗普二任百日新政的外交决策呈现出“个人化主导—交易优先—国内议程驱动”的路径，这种以私人关系取代制度运作的做法虽然短期内提高了决策速度和总统意志的一致性，但也严重侵蚀了传统外交程序的专业性与可信度。

在法律与国家安全领域，百日内决策运作同样呈现出明显的行政权力扩张与随之而来的制度反弹。

斯蒂芬·米勒的作为尤为典型。他在移民执法、“清算”大学等领域不仅推动了大量绕开国会立法程序的行政命令，而且在具体个案（如加西亚遣返案）中公然挑战联邦法院权威。米勒公开质疑法院裁决，主张行政部门可以在移民问题上“自行解释宪法意图”，这一立场实际上试图突破司法对行政权的传统制约边界，体现出特朗普团队对“程序性约束”本能的不耐与抗拒。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强化了总统对政策执行的控制力，但同时也埋下了严重的宪政危机隐患。

斯蒂芬·米勒曾宣称法院无权禁止驱逐委内瑞拉帮派成员。来源：The New Republic

“Signal门”事件暴露出特朗普二任通信机制的严重失范问题：高级官员使用未经正式批准的私人聊天群组讨论敏感军事计划，不仅违反了基本的国家安全规范，而且由于误操作导致情报外泄，迅速触发国防部监察长调查及国会问责。可见在特朗普二任的百日新政内，“非正规沟通—规避建制监督”的做法已渗透到国家安全核心领域，引发了制度性免疫反应。

总结来看，百日内的法律与安全决策链呈现出“行政权力扩张—规避程序—制度性反弹”的典型特征。尽管短期内行政动作更为高效集中，但随之而来的法律纠纷、安全漏洞与宪政危机风险正迅速累积，对特朗普未来执政的稳定性构成威胁。

经过百日运行，特朗普2.0政府的人事逻辑和权力机制已初步成型：用人唯忠、决策唯快成为鲜明特征，政策制定高度依赖少数亲信的推动，同时传统官僚体系的作用被弱化甚至架空。这种非典型权力结构在短期内赋予特朗普迅捷推动其议程的能力，但也带来了政策摇摆不定、内部摩擦不断的隐忧。从贸易到外交，各领域决策呈现出“急剧进攻—被迫撤退”的循环：先是少数“司机”人物急速踩下油门推行激进举措，继而在市场、盟友或法律的制约下再猛踩刹车调整方向。这种 “急行快刹” 的政策节奏极大地考验着政府的治理稳定性，也让外界捉摸不定。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在几个关键政策领域预判特朗普2.0政府可能的走向：

在外交领域，特朗普偏爱的单线条交易式外交预计将进一步延伸。在中东，维特科夫可能被继续授予斡旋伊朗或以巴问题的新使命，不排除出现戏剧性握手或突然退场的场景：若交易顺利，特朗普将高调宣布“巨大胜利”；若进展不顺，他也可能突然中止谈判、甩锅他人。在俄乌冲突上，鉴于特朗普已多次流露出不耐烦，美国可能在未来数月内减少投入甚至提出“乌克兰停战，美国撤出”的选项。这将对欧洲安全架构产生冲击。同时，传统外交体系的作用或将继续低迷：国务卿鲁比奥若无法尽快证明自身价值，其被替换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国际外交领域的风向标将包括白宫对重大盟友会议或多边场合的参与程度、特使型人物海外频繁穿梭的迹象，以及美国是否出现突然性的政策宣示或撤军行动等。

2025年4月2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教皇方济各葬礼期间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来源：法新社

在立法部门、法院与行政部门关系的层面上：随着强硬政策引发更多争议，特朗普政府与国会乃至司法机构的关系可能进一步紧张。一些资深议员（如前述军委会主席威克尔）已经公开批评内阁要员的不当行为；若此类事件增多，国会中的建制派共和党人与白宫的嫌隙将加深。而民主党议员势必抓住“Signal门”等安全疏失大做文章，通过听证、调查等手段向政府施压。司法方面，米勒公然挑战法院裁决的做法极可能招致司法系统更强硬的反制，或在联邦法院触发关于行政权边界的裁定。在未来的执政中，更多“乘客”官员可能选择泄露信息或通过非正式渠道向媒体和国会求援，以抗衡内部被边缘化的处境，从而造成府院冲突公开化。

运用个人化权力与庇护主义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揭示特朗普2.0内阁人事格局与决策模式之间深刻的因果逻辑。其核心在于：权力分配的根本依据（个人忠诚而非制度角色）直接决定了决策过程的核心特征。当“司机”们凭借对特朗普个人的忠诚而非专业知识或机构经验获得核心决策权时，决策便天然地倾向于绕过繁琐但必要的官僚程序和跨部门协调，优先服务于总统个人的政治直觉、短期目标和交易式偏好。这必然导致政策制定呈现出高度的个人化、速度化和非正规化特征。

因此，我们看到的贸易政策“极限施压-市场调节”循环、外交领域的“交易型”主导和“表演化”倾向、以及法律安全领域的行政权力扩张与程序冲击，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由人事任命的庇护主义逻辑所直接塑造的决策后果。忠诚者（司机）的上位意味着决策更紧密地围绕总统意志，但也牺牲了制度的审慎性与稳定性；经验者（乘客）的边缘化则进一步削弱了内部制衡与专业意见的渠道。最终，这种人事权力结构与决策模式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以个人忠诚为基础的人事布局导致了非典型的决策行为，而这些决策行为（无论成败）又反过来巩固或调整了这个以总统为中心的个人化权力网络。

从官僚忠诚竞争的角度审视，特朗普2.0百日新政中“乘客”之所以败给“司机”，关键在于他们未能在这场由特朗普个人偏好定义的忠诚竞赛中胜出。这场竞赛的核心并非传统的机构或宪法忠诚，而是对特朗普个人意志、风格及即时需求的绝对顺从与高效执行，并借助舆论或福克斯新闻台的传媒力量让特朗普“看到”。“司机”们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精准地理解并投射了特朗普所看重的忠诚信号：无论是纳瓦罗般不惜个人代价对抗体制的极端效忠，维特科夫凭借深厚私交绕开常规的“圈内人”优势，万斯那样在公开场合扮演“攻击手”的表演性忠诚，还是米勒那样敢于挑战司法权威以推进总统议程的强硬姿态，都完美契合了特朗普对忠诚的特定要求。甚至像贝森特，虽风格不同，但能在关键时刻解决（由其他忠诚者引发的）市场危机，其“有效性”本身也被解读为一种高价值的忠诚。

贝森特具有较为专业的经济金融背景，成为特朗普内阁在“关税混乱期”的可靠政客。

来源：CNN

相比之下，“乘客”们则普遍未能有效传递或转化自身的忠诚信号。他们可能遵循传统的官僚伦理，认为做好本职工作即是忠诚，但这在特朗普看来或许等同于“缺乏斗志”或“受建制束缚”，如鲁比奥的按部就班未能赢得加分。他们也难以适应特朗普政策的突变性，格里尔被总统推文打脸、卢特尼克言论与总统脱节，都暴露了其在“领会意图”上的不足，这在忠诚竞赛中是致命的。同时，他们普遍缺乏“司机”们那种能取悦特朗普的“出格”表现和“战斗精神”。更严重的是，像赫格塞斯因“菜鸟错误”和泄密丑闻，不仅未能加分，反而给总统带来麻烦，直接被淘汰出局。因此，“乘客”的落败，本质上是他们无法或不愿按照特朗普设定的独特且高度个人化的游戏规则——即强调个人依附、表演性、短期效果乃至突破常规——来展现忠诚，最终在这场围绕“如何赢得特朗普信任”的激烈角逐中败下阵来。

然而，昨天的“司机”可能因为未能持续满足特朗普的期望、政策效果不佳、或仅仅因为总统的兴趣转移及心血来潮，而迅速沦为今天的“乘客”。纳瓦罗的经历就是绝佳例证：他凭借极端忠诚和迎合特朗普贸易观点的姿态一度成为核心“司机”，主导了激进的关税政策。然而，当其政策引发了特朗普不乐见的市场剧烈动荡（负面绩效）时，他的影响力便迅速下滑，甚至被昔日制衡对象所代表的思路（以贝森特为代表的市场导向）所取代，贝森特则借此契机从相对边缘的位置一跃成为新的关键“司机”。

作为“忠诚圈外人”的赫格塞斯原先通过激烈捍卫特朗普在军队的意识形态议程而上位，却因为接连引发泄密丑闻的低级失误，导致特朗普政府内部传出考虑替换他的声音。来源：NBC News

“司机”的地位是极其不稳定的、有条件的。他们的影响力需要不断地通过行动、表态和结果来“再赚取”和“再确认”。任何失误、政策效果不彰、或者未能跟上总统思路的转变，都可能导致其迅速失宠，从驾驶座被甩到后排。反之，理论上“乘客”也有机会通过抓住特定时机，展现出符合特朗普当前需求的“忠诚”或“能力”（通常是解决某个棘手问题或迎合某个新重点），从而实现地位跃升。贝森特的崛起逻辑（解决纳瓦罗政策带来的问题）暗示了这种可能性。

因此，特朗普2.0的权力格局并非静态分层，更像是一个持续进行中的“抢椅子”游戏，规则由特朗普即兴设定，外部环境（市场反应、国际局势、国内政治）的变化则不断改变着游戏场地和得分点。忠诚是入场券，但能否持续坐在“驾驶位”上，取决于能否在总统不断变化的期望、激烈的内部竞争以及不可预测的外部冲击中，始终证明自己是当下最有价值、最能满足总统需求的那个人。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正是该权力生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