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2024慕安会：“双输”前景下的美国抉择
作者：李亚琦、何文翔 发布时间：2024-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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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国防界的达沃斯”的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于当地时间2月16日在德国慕尼黑开幕。会议主题为“通过对话促进和平”(Peace through Dialogue)，聚集了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0名代表，其中包括约5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应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霍伊斯根、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参会者亦包括由48人组成的美国代表团。在三天的非正式会议期间，国家元首、各国议员和国际关系学者将讨论气候和食品安全、供应链重组与经济安全、人工智能治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议题，亦将重点对乌克兰局势与跨大西洋联盟、中东危机交换意见。和往年一样，组委会在会议前发布《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双输”？》（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4: Lose-Lose?），意在影响甚至引导慕安会期间的讨论。值得指出的是，从2020年起，慕安会报告总体呈现出悲观基调，例如2020报告“西方的缺失”，2022 报告“摆脱无助感”，以及2023年“修正主义”，再到今年的“双输”，都反映出西方精英对当前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的一种反思、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担忧。在种种不确定性的制约下，以美国为首的跨大西洋联盟将如何做出影响未来走向的抉择？而中美双方的再接触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国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引导讨论的《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双输》为会议奠定了总体基调，特别强调了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中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不确定性。报告主题是关于世界各国可能陷入的“双输”局面，这一局面源于国家之间在追求“相对利益”上的竞争加剧，而非共同寻求合作带来的“绝对利益”。报告强调，伴随着地缘政治愈发紧张和经济增长的放缓，国际合作的精神正遭到侵蚀，许多国家开始重新评估其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和策略，越来越多地聚焦于保护自身利益，就算以破坏长期以来支撑国际秩序的基础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报告中提到的“双输”局面不仅限于特定地区或领域，而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从东欧的军事冲突到中东的安全紧张，再到全球化过程中供应链的重新配置等，均体现了这一点。这些局面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和规则，以及对原有机制和规则的普遍信任下降。其中，《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中的慕尼黑安全指数（Munich Security Index）则提供了对G7国家（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金砖国家（俄罗斯除外）和乌克兰民众对于其国家未来安全和经济状况的看法的深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预计在未来十年内，他们的国家将会变得更不安全，经济状况也会有所恶化。这种悲观的预期反映了全球性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普遍担忧。根据最新安全指数统计，美国民众对于国内外安全威胁的担忧展现出独特的格局。其中，“政治极化”以64的指数得分高居担忧列表第二，65%的受访者认为这一风险迫在眉睫，显然，大选年之际国内政治分歧的加剧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同时，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民众对经济不平等的担心较为淡薄，仅次于印度和中国，过去一年里这一担忧指数有所下降。同时，对中国的担心也有所增加，指数得分上升2点至63，反映了两国间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的加深。而对俄罗斯的态度似乎有所缓和，尽管信息战的威胁感知仍旧高企。经济或金融危机在民众心中的不安也不容忽视，指数得分为61，表明疫情后遗症对经济稳定性的威胁仍旧存在。与此同时，尽管气候变化是全球性话题，但在美国民众中的紧迫感相对较低。而冠状病毒疫情、右翼恐怖主义和欧盟相关问题的担忧则被视为较次要的威胁。乌克兰的数据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它直接受到东欧地区紧张局势的影响。乌克兰民众对于国家未来的安全和繁荣持悲观态度，也反映该国民众无法继续承受长期冲突带来的代价。在地缘政治角度，报告对世界格局尤其是对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对比给出了见解。在相对收益的分析框架下，报告承认了“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变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上。报告认为世界经济的“蛋糕”正在做大，而西方的收益份额却越来越小，与之相反的则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增长——以中国为首的全球南方国家正受益于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与之相对应的是各国对未来的情绪：报告提供了一组关于各国国民对本国未来发展前景的期望值，其中G7国家除美国外均表达了较为悲观的情绪，而相比之下全球南方国家则较为乐观。另一方面，报告指出全球地缘政治震荡和全球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又是发展中国家。例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新冠肺炎疫情后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损失达6.5%，而全球均值则是3.4%。作为一场与会国多来自西方的安全会议，报告很难跳脱出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文本内容对非西方阵营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成就的叙述与评议带有明显的偏见。报告将非西方大国称为“专制国家”（Autocracy），对中国所实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双循环战略”等作出了一定的负面评价。此外，在“双输”的预设主题下，报告的一些论调也难以自洽。例如，报告强调了中国崛起与经济份额上升的客观事实，指出西方世界普遍认为中国未来将持续在现有秩序中获益，但又妄加了“中国感到不满”的揣测，显得矛盾不已。事实上，报告认为各国普遍对于现有国际秩序感到不满，这显然是“双输”逻辑主导下的结论。总体而言，慕尼黑安全指数的调查向我们揭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各国民众普遍感到不安全和担忧，这不仅对全球政治经济稳定构成威胁，也对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未来提出了挑战。这些发现强调了重新评估和加强国际合作机制的迫切需要，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避免进一步的“双输”局面。在此次会议中，美方派出了由美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和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带队的48人官方代表团。参会的高阶行政官员还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J. Austin III）和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John Kerry）、全球粮食安全事务特使加里·福勒（Cary Fowler）等人。国会方面则由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怀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 和共和党籍参议员沙利文 （Dan Sullivan）领队，包括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和民主党籍众议员米基·谢里尔（Mikie Sherrill）。除此之外，一些美国智库学者专家、非政府组织代表、前政府幕僚和新闻界人士也将参与会议。这一队美国代表团之所以“阵容豪华”，就是尝试缓解欧洲盟友对美国领导力的疑虑，在国际上重振对美国的信心。近期，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有关如果北约国家国防支出不达标，在遭遇俄罗斯入侵时不会得到美国保护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暗示在其再次入主白宫后，对北约盟友的安全保障可能会有所变化。此外，美国国会外援法案的停滞不前也引起盟友怀疑。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在一份探讨乌克兰军事、财务和人道援助现况的报告中表示：“美国是否能在2024年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不确定性极高。”应对这些质疑，哈里斯在其讲话中强调了美国对于多边合作机制和国际规则的“坚定支持”，对抗“威权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决心，以及与盟友“站在一起”维护民主和国际规范的重要性。这些发言不仅是对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概述，也是对前任政府某些政策的间接批评，突出了拜登政府与之前相比更加重视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政策取向。俄乌冲突进入关键时期，跨大西洋联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将受考验。2月17日，俄罗斯宣称已“完全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阿夫杰耶夫卡。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俄军取得的重大胜利表示祝贺。此前，乌军宣布撤出俄乌军队激战数月的阿夫杰耶夫卡。因此，此次慕安会对巴以和俄乌冲突的讨论占据了关键议程位置。在美国援乌法案陷入困局的同时，欧洲对乌克兰的总体财政支持上已超过了美国，欧盟在本月早些时候达成了500亿欧元的一揽子援乌协议，但这“远远不够“。据战略重镇阿夫迪耶夫卡的战场指挥官报告，在乌克兰弹药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俄罗斯军队正在猛攻这个据点，形势十分危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会议中呼吁美国和其他盟友“不要抛弃乌克兰”。哈里斯则在泽连斯基旁边回应，“我们坚定不移，这（支持乌克兰）与选举周期无关。这关乎美国认同以及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一个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的国家。”中东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强调，未来几个月将是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正常化关系的“非凡机会”；美国看到，阿拉伯国家真正希望将以色列“整合进该地区“，建立正常的外交和安全关系，以提高以色列的安全感。布林肯强调，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美国正借助阿拉伯国家支持，振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NA），使其能更有效地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同时，美国政府正在努力达成一个协议，将以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为条件之一，促使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完成关系正常化。此外，布林肯与以色列总统以扎克·赫尔佐格会面，讨论了达成人质交换协议的努力，以及实现停火以便向加沙地带输送更多人道主义援助的可能性。此外，美国官员还讨论了关于战后加沙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当地时间2月16日，我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安会期间进行了短暂会晤。在会晤主题上，中美双方无疑是一致的：落实“旧金山愿景”，即通过可持续的对话与沟通，按照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轨道发展。王毅表示双方应坚持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积极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布林肯亦同意美中对话是“保持开放沟通渠道”和负责任地管理两国竞争关系的“持续努力的一部份”。在贸易政策上，中方表示反对“去风险”“脱钩”等美对华竞争论调，并认为这“终将反噬美国自身”。王毅提及了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科技竞争，并要求美方解除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非法单边制裁，不得损害中国的正当发展权益，尤其是在高端半导体领域。对于其他合作议题如人工智能、毒品打击等，中方也对已有双边努力表示赞赏并期待后续成效。在南海和台海问题上，中方一再强调议题属于内政而绝非任由他国影响的国际问题，驳斥了台湾问题“国际化”和中方对南海议题“咄咄逼人”等论调。在近期台海、南海紧张局势牵动下，王毅的慕安会讲话中着力在内政问题上摆正立场和宣明态度，强调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的内政属性的公正性。对此，王毅的讲话还引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史实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国际文件的内容来加以佐证，而不像过往表态中以轻描淡写的“自古以来”四字带去，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布林肯也并未回避这一议题，象征性地表达了对维护台海、南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对此次慕尼黑会晤，中方对中美双边会晤的定调一如既往，再次使用了“坦诚、实质和建设性”来评价，这三个词组已多次见诸于中方对中美会晤的通稿，可以视作是一个持续向上的信号。而美方的双边关系评价则是“坦诚的”（Candid）和“建设性的”（Constructive），相比之下少了“实质的”描述。从布林肯的视角出发，这大概率是双方的议题重点没有高度重叠，进而未能深入触及美方在地区冲突的核心关切：东欧、中东和朝鲜，因为这密切关系着国际安全与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在美方的双边会晤通稿中，布林肯对中国的俄乌冲突立场，以及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表示担忧，也对中东和朝鲜的安全局势进行了双边意见交换。而中方最大的安全考量无疑是台海和南海地区，这是维护中国主权与周边安全的关键议题。慕安会上，无论是布林肯与王毅的会晤，还是哈里斯的讲话，不难看出在台海、贸易等具有一定分歧度和争议性的议题上，美方愿意顺延旧金山会晤的缓和基调并避免冲突，同时保持开放的姿态进行对话与沟通；在禁毒、军事对话和人工智能等合作空间较大的议题上，美方则愿意开展实质行动。这一表态基本与1月末的“王毅-沙利文会晤”一致，加之本次慕安会聚焦安全，故而美方的对华竞争向度还有所缓和。尽管要承认当下中美关系距离“旧金山愿景”仍较远，但对比2023年慕安会却是进展颇大：彼时“气球事件”与美国高层保守态度让双方关系颇为紧张，会晤亦不欢而散。《南华早报》也指出，在中美关系相对解冻下，王毅的表态较之去年更加温和。可以说，此次中美接触的友好结果来之不易。王毅与布林肯的双边会晤释放了美国近期对华安全外交的鲜活信号，作为全球安全问题的多边平台，慕安会也是观测美国全球安全战略动态的窗口。2024年对美拜登政府的首要意义当然是内政层面的总统大选，“外交服务于内政”属性显著增强，因此安全战略的“工具化”不可避免。在特朗普大举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大旗并“鼓励”俄罗斯侵犯国防开支不足的北约国家时，拜登的策略则是力唱反调，彰显美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核心角色与重要领导力——这对北约、G7以及其他小多边联盟而言是一个重要且短暂的窗口期，而慕安会便恰好提供了及时的平台。现今，美国依然是“双输”的相对收益竞争中的主要玩家，因而美方与中国保持沟通、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保持合作、与世界保持联系，将是2024年更稳健、更可持续的抉择。作者｜李亚琦、何文翔
来源｜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