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1月末，《纽约时报》报道称拜登的竞选团队正在寻求霉霉的支持，这便引发了一系列阴谋论，许多右翼人士和MAGA群体参与炒作，试图抹黑拜登的竞选策略。

第一个炒作点是霉霉正与国防部的左翼势力密谋影响大选。其论据来于右翼广播员，前特朗普政府官员迈克·本茨（Mike Benz）在1月初散播的由北约网络防御合作卓越中心组织的2019年教育会议的视频。视频中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艾丽西亚· 巴加（Alicia Bargar）在进行关于打击虚假信息的演讲时展示了一张斯威夫特的照片。当时巴加正以此例证“名人的社会影响力有利于反击虚假信息”。而本茨则借这段视频暗示巴加代表国防部向北约推销霉霉以作为信息站和心理战的资产，传播美式信仰。基于此，右翼媒体《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杰西·沃特斯（Jesse Watters）称斯威夫特为“五角大楼的资产”“影响大选的心理医生”，进一步提高了该阴谋论的曝光度。而后，国防部和巴加本人都纷纷作出澄清声明，国防部发言人直言“我们不会招募名人加入队伍”。

第二个炒作点是霉霉与男友特拉维斯·凯尔斯（Travis Kelce）的“超级碗”拉票阴谋。在凯尔斯领衔的堪萨斯城酋长队进军超级碗前，特朗普支持者迈克·克里斯皮（Mike Crispi）就表示“超级碗”被操纵了，并预测酋长队一定会进决赛，由此让斯威夫特有机会以队长伴侣的身份在“超级碗”中场登台表示支持拜登。当然了，直至最终酋长队卫冕冠军，11号的“超级碗”现场也并无发生这些。因此，对于这些听起来荒谬且毫无根据的揣测，NFL甚至不愿正面回应。

但事实是，当酋长队在1月28日击败巴尔的摩乌鸦队成功杀入“超级碗”时，斯威夫特与凯尔斯相拥的画面让这些阴谋论的热度在Reddit和X等平台上迅速升温。克里斯皮坚称“超级碗被操纵了……如果你还不相信，此时此刻你就是个疯子”， 还创作了“Swift-Kelce Theory”理论来支撑阴谋，其大致逻辑为斯威夫特与凯尔斯的恋情是公关高手编造出来为了提高NFL收视率与民主党支持率的政治产物。前共和党总统竞选者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也发文搅局：“我很好奇谁能赢下超级碗，以及这对流行文化浪尖上的恋人是否会在秋季表示支持总统”。

当然还有其他炒作点，例如斯威夫特被索罗斯（George Soros）家族控制并被迫成为民主党政治议程的倡导者。对此，索罗斯的一个基金会发言人也加以驳斥。以上阴谋论多捕风捉影和妄加揣测，但无疑在全媒体社会格局和“无风不起浪”的公众潜意识作用下广泛传播，尤其是撞上了“超级碗”这一重要节点。“超级碗”几乎是美国版“春晚”：对“超级碗”的投注比任何其他赛事都多、收视率常驻美国榜首、广告转播收入最高……因此，在“超级碗”时刻的舆论热点总能占据公共领域的最高点，并以惊人的速度传播。

1月28日堪萨斯城酋长队成功进军超级碗后，凯尔斯与斯威夫特一起庆祝。

（图源：Getty Images） 

根据蒙茅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2月14日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数据显示，46%的公众听说过霉霉参与了所谓的“政府秘密行动”以帮助拜登赢得2024年大选，18%的被调查者认为存在选举“阴谋论”。对阴谋论深信不疑的更多是共和党的支持者。蒙茅斯大学民意机构调查研究所所长帕特里克·默里（Patrick Murray）表示，“所谓的泰勒·斯威夫特心理战阴谋在相当多的特朗普支持者中占有一席之地。”此前，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对霉霉施压，称如果霉霉选择支持拜登继续担任总统，则表明她将对他“不忠”。

一边是阴谋论大行其道，另一边则是拜登正面临的年轻选民困境。“霉霉”的背后无疑是庞大的年轻粉丝群体，他们在2024大选中的抉择至关重要。2020大选年轻人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且大部份支持拜登。然而，学界观点和民调数据都显示年轻群体在2024投票率预计将下滑。

在投票率上，多份民调均显示2024年轻群体的投票意愿不甚理想，一方面是对（大概率出现的）2020大选重现的厌倦，另一方面则是对特朗普、拜登两人的不满。而2020年的高投票率很可能是年轻人们站出来反对特朗普而非支持拜登。如今，拜登政府在以哈冲突的偏执立场，在气候变化和经济等领域的不力，在年轻群体福利供给（例如学生贷款）的不足更让年轻人普遍失望。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tics）民调主任约翰·沃尔普（John Volpe）表示，在美国年轻人群体中，黑人与西班牙裔美国人愈发倾向于与民主党划清界线。拉美裔美国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下降了6%，对共和党支持率则上升了4%。

总体来看，目前拜登与民主党人仍旧能在年轻选民上获得优势，但是否能借此击败共和党人则需要打一个问号。因此，拜登竞选团队不能对下滑的年轻人支持率视而不见，而拜登团队的年轻选民公关策略便是切入年轻人大量聚集的平台或社群。

当地时间2月11日正值“超级碗”节点，拜登团队入驻TikTok平台并在24小时内发布4条视频。此举让两党人士颇为震惊，因为拜登政府曾在2022年签署TikTok禁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政府部门使用TikTok。显然，拜登开辟社交平台战场是为了试图吸引更多年轻人的注意，同时与长久风靡社交平台的“懂王”特朗普抗衡。尽管此举招来许多议员的批评，但拜登竞选团队副经理弗莱厄蒂（Rob Flaherty）表示，团队决定在TikTok开设账号是为在“不断发展、碎片化和日益个性化的媒体环境中努力接触选民”，甚至表示将进军特朗普创设的Truth Social平台。

拜登TikTok账户@bidenhq的头像来源。（图源：《卫报》）

除了社交平台，明星名流能聚集一大批忠诚度高、一致性强的年轻群体，对竞选人而言自然是更佳的政治宣传工具。因此，两党竞选团队的公关策略都不能忽视霉霉。民主党竞选策略分析师巴尔德拉（Kurt Bardella）甚至建议支持霉霉在关键摇摆州举办音乐会，并要求“已登记投票”的人才能入场。

斯威夫特是一个横跨商业、文化与政治圈子的当红名人，其影响力与朋友圈极为广泛。2012年，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tchell Obama）为斯威夫特的慈善事业颁奖时，认为她“以火箭般的速度冲向音乐界顶峰，但依然脚踏实地，打破了人们对一个22岁的人所能完成的一切期望”。2015年，《名利场》将她称为“地球上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艺人”。YouGov的调查显示，斯威夫特于2019-2021年被列为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女性艺术家。作为社交媒体上关注度最高的人之一，斯威夫特因在网上与年轻粉丝频繁互动而广受欢迎，吸引了一大批铁杆粉丝。她曾表示，自己“有责任”意识到自己对年轻粉丝的影响。

根据Statista网站数据，自认为是霉霉粉丝的人群有31%年龄位于18至29岁之间，33%年龄在30岁到44岁之间。毫无疑问，客观上斯威夫特绝对有能力引领大批忠实的年轻选民参与选举政治，而主观上她本人亦有意识。

2018年，一向不愿意公开进行政治表态的斯威夫特表示“由于过去两年我生活和世界上发生的几件事，我现在感觉非常不同了……我将根据哪位候选人会保护和争取我认为我们在这个国家应得的人权来投票”。2020年，她在Instagram发帖号召粉丝参与大选投票，一举吸引了35000人登记投票。10月，她又对着超8700万粉丝正式宣布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赞同拜登对有色人种、妇女和LGBT群体权益的支持，还表示“我们需要选出一位这样的总统：他认识到有色人种应具有安全感和代表权，妇女应当对自己的身体有选择权（指堕胎权），LGBTQIA+社群应当被承认和包容”。

以上可被视作斯威夫特本人的政治倾向，也可在其作品中管窥一二。霉霉的单曲《The Man》（2019）和《Mad Woman》（2020）分别批评了关于性别歧视的双重标准和“煤气灯效应”（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操纵）。《娱乐周刊》曾评论“这两首歌都探讨了社会对女性的定义方式，《The Man》厚颜无耻，而《Mad Woman》更阴暗、愤怒和愤世嫉俗”。而专辑《Lover》中的《Miss Americana& the Heartbreak Prince》也被视作一首“抗议歌曲”，霉霉在 2018 年美国中期选举几个月后创作了这首歌，以表达她对美国政治环境的失望。

步入2024年，斯威夫特的热度只增不减。法新社分析指出，自从斯威夫特关注本赛季NFL比赛后收视率大增，其中女性观众也有所增多。体育公司的数据显示，自霉霉现身赛场后，NFL和酋长队的品牌价值增加了3.31亿美元，凯尔斯的酋长队球衣销量激增400%。正如音乐行业时事通讯Hits Daily Double所言，斯威夫特从各个可以想象的角度统治着市场。可见，霉霉的一举一动依旧能极大的左右经济市场，而政治市场也同理——她的政治倾向和轰动的影响力将能激活许多暂无意向的年轻选民。

《新闻周刊》（Newsweek）的民调（1月18日）显示，18%的选民表示“更有可能”投票给斯威夫特支持的候选人。在这些调查样本中，有45%是粉丝，54%表示不是。也有一些年轻选民对此表示克制，表示自己对霉霉的政治倾向“无动于衷”，对近来兴起的阴谋论感到“牵强附会”。此外，将斯威夫特置身于政治场域似乎还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纽约时报》认为，当两党人士口中反复提及斯威夫特后，更多的年轻人便会去关注和查询：她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她对政治有什么看法？

美媒认为“霉霉”的粉丝群体正是拜登所需要的关键选民。（图源：NewsNation）

“霉霉”的案例揭示出美国及全球大众政治的急剧变化。虽然在全球各地的选举政治中，流行文化元素早已作为一种政治动员手段被广泛运用，并通过大众媒体媒介广泛传播。尽管各国选举活动（campaigns）表达风格不一，如日本的“过度结构化”和“沉闷且令人麻木的相似”的造势到印度的“色彩奇观、热情的民众参与和创新的自我表达模式”。但在近年民粹主义升温的情况下，各地都出现了“政治娱乐化”（entertainmentalization of politics）的趋势，力图将公共议题以更受大众欢迎、更轻松的娱乐形式表达出来，其中集大成者当属我国台湾地区的政论节目、美国的政治脱口秀和活跃在“B站“的时政区博主。

伦敦国王学院讲师乔凡娜（Giovanna Di Mauro）就认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流行文化和政治不断循环地相互影响。由于人们经常接触流行文化，它可以产生和强化刻板印象，但也会创造抵抗的“空间”。例如，倡导人权的歌曲和解决种族和阶级问题的电影有着悠久的传统。这意味着，流行文化影响人们如何认同自身以及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

  2016年9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登上深夜脱口秀节目 《吉米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 with Jimmy Fallon）（来源：Vanity Fair）

政治娱乐化这一现象既涵盖了以讽刺、戏仿和幽默方式处理社会议题及政治人物的政治讽刺，也囊括了政治人物的网络名人化与意见领袖的政治参与。斯威夫特便展现了公众人物能同时担任政治角色和艺术家（或称为意见领袖）的双重身份。这种身份的转换是双向的，既包括政治人物转变为公众意见领袖，也涉及意见领袖进入政治领域或发挥政治影响力。通过混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限，这种做法使得受众难以辨识其在公众眼前所展示的真实身份。政治人物采用娱乐界的方式来管理受众、建立个人品牌，而艺人则通过自己的粉丝群体扮演超越娱乐价值的公共角色，获得更广泛的网络和社会关注。

在美国，名人在选举中提出推荐人士的现象历史悠久，可追溯至 1920 年代。当时在第一部有声片崭露头角的演员阿尔·乔森 (Al Jolson) 支持哈定 (Warren G. Harding) 担任总统。乔森还担任由70 名早期电影演员和爵士音乐家组成的“哈定-柯立芝戏剧联盟”(Harding-Coolidge Theatrical League)助选团队的负责人。结果哈定以 60.3% 的得票率击败对手詹姆斯·考克斯 (James Cox) 赢得选举，创下最大得票优势记录。

如今据Harvard Crimson整理，2020年大选前，有演员迪克·范·戴克 (Dick Van Dyke) 与说唱歌手“卡姐”卡迪·B (Cardi B) 和歌手“A妹”爱莉安娜·格兰德 (Ariana Grande) 等人公开表态，支持民主党政治明星桑德斯（Bernie Sanders）。特朗普的横空出世本身也标志着美国政治与娱乐的碰撞和融合。尽管许多艺人支持特朗普当选，但也有许多人用流行文化表达了他们的异议。2015 年，当特朗普宣布参选时，美国动画《南方公园》以一集《我的国家何去何从？》抨击了特朗普的候选资格和他对移民的立场。

2023年10月，《好莱坞报道》（The Hollywood Reporter）与民意机构Morning Consult调查比较了2000多名美国成年人在2018年和2023年对明星的政治影响，发现名人的影响机制存在分化。数据显示，在选举投票的态度影响上，31%的受访者表示演艺明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他们在2024年的投票意向，这一比例超过2018年中期选举时的结果（当时25%表达相同观点）。尽管如此，仍有很大一部分被调查者（58%）表示，一线明星的公开立场对他们的政治考量没有任何影响。其中，民主党人相较共和党人更支持名人就2024选举发表言论。在具体的22个议题分布中，大多数受访成年人认为适合演艺名人进行政治倡导的话题是投票、登记投票和公开反对性骚扰，而最不适合进行倡导的政治话题则是表示支持或批评前总统特朗普。

当名人谈论何种公共话题时美国公众的赞同度调查结果。（来源：《好莱坞报道》）

在美国两党党同伐异，政治诉求愈发激化之际，斯威夫特为何从政治无感的乡村歌手，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和行为体？在网飞（Netflix）为斯威夫特制作的传记式纪录片《美国小姐》(Miss Americana) 中，多次提及作为乡村音乐明星的风尚（ethos）：长久以来，乡村音乐明星被要求“应该微笑着唱他们的歌曲，而不是将他们的政治信仰强加给观众或歌迷”，这也是她曾经遵循的。

2018年，斯威夫特决定有所改变。她在Instagram上为田纳西州的两位民主党候选人背书。在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威夫特是如何作出抉择的，她与她的母亲和几位男士坐在一个房间里，泪流满面地解释表达政见的缘由：该州现任的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高举“田纳西式基督教价值观”大旗竞选。而斯威夫特，既是田纳西居民又是一名基督徒。她认为自己的身份不能任由玛氏这类人物代表，任其“传播仇恨”。纪录片中，对话来来回回，斯威夫特的母亲安德里亚坐在女儿旁边的沙发上，请求这些男士们“请听听泰勒在说什么”。斯威夫特透露，在座的一位男士是她的父亲，他提到“购买装甲车”来保护斯威夫特的安全。他显然担心进入政治会威胁到女儿的安全。安德里亚则说，她比任何人都更担心女儿的安全，而且仍然支持斯威夫特决定发声。

纪录片《美国小姐》讲述了泰勒决定在政治上发声的心路历程，包括说服父母支持其政治表态（来源：Femestella）

纪录片记述道，“斯威夫特紧握着手机，准备发布希望能澄清事实的帖子，她实际上不是一个秘密的法西斯主义者或白人至上主义者。” 她对政治事务的沉默从未意味着对右翼的默许。“我需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斯威夫特在纪录片中这样表达。在美国文化战争战火纷飞的时代，斯威夫特的政治行动迅速引起了右翼的反攻倒算。《国家杂志》(The Nation) 认为，斯威夫特只是反映了“对维持父权秩序的深度焦虑。这种秩序教条式地认为“单身女性的独立行动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不可想象的”。评论称，“霉霉”的右翼“黑子”经常抱怨，她的巨大人气似乎并不自然，或者是“不真实的”，认为这是对“正常的性别秩序的一种倒错”（因此也是一种威胁）。

作为拜登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加州州长纽森（Gavin Newsom）在2023年9月份就曾向媒体表示，斯威夫特“高大而独特”。“她能够让年轻人意识到他们有发言权，并且他们应该在下一次选举中拥有选择，她所取得的成就就会是非常强有力的”。毫无疑问，拜登团队肯定希望霉霉能够帮助逆转青年选票流失的现状，特朗普团队亦希望借霉霉之名吸引更多女性选民。但经过了一轮无端的阴谋论热潮和右翼攻击，斯威夫特本人是否会在2024年秋季前作出政治表态，仍然有待观望。

略显讽刺的是，如若斯威夫特再次作出了2020年的选择，那么便是号召一群热衷于流行音乐，追求新潮文化的年轻人去支持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年政客。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美国社会的诸多顽疾如枪支暴力、种族歧视、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移民矛盾等，年轻选民具有足够的空间，并将选择足够公正的愿景，继续勇敢而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他们的偶像霉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