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是1985年正式成立的。在它酝酿筹备期间我就与它有了接触。

为了推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1982年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教授的倡导下，在社科院院领导的支持下，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开始酝酿和筹备成立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具体的联络和组织工作部分是由我经手的。1982年10月我作为国家公派学者赴美国进修，专攻20世纪30-40年代的中美关系。1983年3月，近代史所邀请了全国各地部分专业工作者和出版部门的同志，在北京举行座谈会，成立了由丁名楠（近代史所研究员）、乔明顺（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北京大学教授）、邓蜀生（人民出版社编审）、张振鹍（近代史所研究员）组成的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由袁鸿林任秘书。为了工作方便起见，这些同志都来自北京，或北京附近。1984年10月我从美国进修回国后，袁鸿林辞去了秘书工作，我又接替他任了秘书。

已经很多年国内没有举行关于近代中外关系的研讨会了，各地的学者相互之间都很少接触，几乎没有面对面进行交流的机会。改革开放不久，学术空气比较沉闷。丁名楠教授征得刘大年所长的同意和支持后，决定发起一次中美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可是仅仅由近代史所来举行这样的研讨会困难是很大的，别的不说，与会者的吃住等后勤问题就难以解决，因此丁先生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洽商，决定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来合办一次会。1a984年12月，丁先生派我到复旦大学，主要是与历史系陈绛、杨立强教授等磋商举办会议的各种细节问题。当时，汪熙教授正在筹备美国研究中心，他听说了学术研讨会的消息，很兴奋，就说：“美国研究中心也要来轧一脚”。这当然没有问题。于是这次会就成为三个单位发起组织的了。汪熙教授很客气，特别把我来复旦的消息告诉了谢希德校长。于是一天晚上，谢校长亲自出面请我用餐，汪先生在席。谢校长德高望重，我仰慕已久。她老亲自招待我，我确实有受宠若惊之感。

1985年11月14日至19日，中美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关于中美关系史的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30多所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和新闻出版单位7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也有不少正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学子。与会者对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少年轻学子从这次会后又多次参加了中美关系史的学术讨论会，后来都成长为我国本学科的优秀代表和领军人物。许多年没有这样的学术活动了，同行聚在一起，倍感亲切，讨论的热情也特别高。这次会议的论文选录在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中。这次学术讨论会之后出现了改革开放后国内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关于中美关系史各个主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亮相会。中心一登场就是国内美国学的一支劲旅，并且在此后不断发展壮大。

中美关系史研究在1989年后曾经出现了几年低潮。但20世纪80年代学科发展已经有了一定势头，成果也已经不少，队伍已经基本形成，成立全国性的学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尤其年轻学者的这种要求更加强烈。1993年夏，资中筠教授提出，为了推动全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也许可以考虑把队伍组织起来。当时民政部暂停审批全国性的学会，现有的中华美国学会规模比较庞大，囊括的学科较多，活动一次很不容易。不如将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学会作为中华美国学会的二级学会，可以省去许多审批的手续，只要民政部备案即可。我随即与上海、南京、广州等地有关学术单位进行联系。这样，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于1993年秋成立，以资中筠为会长，以汪熙、蒋相泽（中山大学教授）、王志刚（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主任）为副会长，我本人为秘书长。

稍微年长一点的同志都会记得，当时制约学术活动的一个因素是经费。各个单位的办公经费都极有限，各单位还没有实行课题制，课题经费是后来的事。因此要举行一次讨论会，首先就要找到一个主办单位，能够为会议提供一、二万元钱的资金。现在看来是很小一个数目，在当时可不容易。有了这笔钱，心里才有了底。有的单位甚至规定，每个科研人员一年只能出差一次，如果有一年碰巧出差了两趟，那就是把明年的指标提前用了。有时候， 我必须一个一个打电话，动员学者来开会。在这方面，学会得到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汪熙先生为人豪爽，敢负责任，敢于担当，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的会议就不止一次。1997年5月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中美经贸关系研讨会。提交给此次会议的论文时间跨度大，从最早的中美贸易到沃尔玛在深圳设店经营，内容广泛，与会者不仅考察了两国的经济关系的各个领域，而且考察了经济与文化、经济与政治。不少论文有特色，也有相当的深度。提交给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选录在《鉴往知来：百年中美经贸关系的回顾与前瞻》（顾云深、石源华、金光耀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纳入汪熙教授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2009年那次讨论会也是在复旦中美关系中心举办的，从两国建交到2009年正好是30年了，会议就定名为“中美关系三十年”。难得的是老一辈的学者汪熙教授、资中筠教授都出席了此次讨论会，汪熙教授已经89岁高龄，且克服疾病的困扰，仍笔耕不辍，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与会者在开幕式上回顾了汪熙教授为中美关系史研究作出的贡献，他勇于探索、不断进取的精神使与会的年轻学者深受教育。

美国研究中心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学术活动是非常丰富的。我应邀参与的有两次活动印象特别深刻。

一次是美国研究中心与美国太平洋论坛的系列交流会。第一次讨论会我记得是1999年“炸馆”事件后不久举行的。参加会议的美方人员中有对中美关系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奥克森伯格教授，他既是前辈，又是前政府官员，尤其是亲身经历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关键的那段时光，知道的情况特别多。我跟奥克森伯格教授在闲暇时刻（休息、吃饭等）聊得多一点。他还说到，在当时的氛围下，像这样的会议恐怕在华盛顿开不了，在北京也开不了，只有在上海才能举行。

此后，与太平洋论坛的会就轮流在上海与夏威夷举行。小布什时期那几年，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开始了真正起飞，中国建设的外部环境是比较好的。当时民进党陈水扁在台湾执政，他妄图逆历史潮流而动，搞“修宪”，实行法理“台独”，既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抨击，也受到布什政府的谴责。台湾问题就成为双边会议上讨论的主要议题。除了台湾问题，还有经贸关系、两军关系、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

中美建交四十周年是个大日子。在那四十年里，可以说是“天佑我中华”。虽然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总体来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世界经济加速全球化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看着这个日子，为纪念中美建交四十周年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在上海隆重举行了纪念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请来了傅高义、包道格、傅立民、蓝普顿等美国著名学者、前政府官员，与中国学者和前外交官一起重温四十年来中美两国走过的道路，从曲折中寻找经验，从坎坷中得出教训，探寻中美关系的未来。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还和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以及澎湃新闻一起对中美各20位前政府官员和学者进行了采访，编辑出版了《四十人看四十年——中美外交风云对话》。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首先，接受采访的人都是在过去为中美两国各方面的接触、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作出过努力的，他们谈的是他们自己的亲历亲为，是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以这是一本别具一格的中美关系“实录”，如曾在老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高官的包道格说：“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重建两国关系的契机”（中文版第330页），读到这里我眼前一亮，这句话既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写照，也很好地说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二，受访者在书中表达了对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真知灼见，如芮效俭说：“中国和美国应该合作重建当前的国际秩序……在这些领域我们就需要接触，看看能否找到共同点，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对立。如果不这么做，那中美关系就会变成敌对竞争，这不是我们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241页）约瑟夫·奈坚信“美国还应该继续与中国接触”。李侃如相信，“接触政策的成功超过了任何人的期待”。（260页）贝德特别欣赏佐利克关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提法，呼唤这种概念的“回归”（264、270页）。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各种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领悟到的体会和感受对于我们今天回顾、研究中美关系仍然具有很好的参照作用。

祝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越办越好，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政策咨询各方面都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