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地时间2024年1月26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曼谷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新一轮会晤。（来源：外交部）

综合双方通稿，本次会晤探讨了军事沟通、人工智能治理、禁毒合作等事务性事项、中东（红海）、俄乌、朝鲜半岛、缅甸和南海局势等重大全球政治变动，以及台湾问题。中国外交部网站称，“双方围绕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妥善处理中美关系重要敏感问题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富有成果的战略沟通。”几乎以同样的语气，白宫表示，这次会晤是“坦率、实质性和建设性的”。美方仍然坚持“中美竞争”论，认为负责任地管理既成的美中竞争现实是会晤的基调。中国则延续了“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并进一步提出了“旧金山共识”，希望共同致力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构建中美两国正确相处之道。

在会晤中，双方在一些沟通和事务性事项上取得了突破。其中美方通稿提到“沙利文先生和王毅主任认识到在恢复两军交往方面最近的进展，强调维持这些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包括今年春天的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另一个可圈可点的进展是双方计划于1月30日举行首次美中禁毒工作小组会议，针对美方关切的芬太尼问题进行讨论。双方还确定将于今年春天举行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展开磋商。美方肯定了中方采取的行动，包括向“化学工业”发布了一份关于向其贩运易制毒化学品的通知。该官员还提到，看到美国一些机场缉获的来自中国的前体化学品有所减少。

然而，双方在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就没那么顺利。事实上，双方的优先事项不一，在维护利益上也各怀心事。特别是在关键的“两海”（红海、台海）问题上，中美的分歧尤大。华府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东亚计划共同主任孙韵表示，沙利文和王毅的会面引起高度关注，而红海议题为这次会面的重要议程。《华尔街日报》1月25日报道，沙利文将与王毅讨论也门胡塞武装攻击红海商船的问题。翌日，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官员已经要求伊朗，希望德黑兰对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过往商船的行为进行约束，否则将影响到中伊间的经贸往来。

红海上的胡塞武装（来源：路透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于1月26日的记者会上表示，红海水域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贸易通道。中方一开始就为缓解红海紧张局势作出了积极努力，呼吁停止袭扰民用船只的行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局势降温，维护红海地区的安全稳定。在会后记者会上，美国国安会官员表示，沙利文强调中国需要利用其对伊朗的力量制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行为，并提到北京表示他们正在向伊朗人提出这一问题。对这一事项的最终结果，相关官员称美方正在待持续观察后评论成效。较为相似的是，沙利文也向王毅提及美国对朝鲜近日的动作的“深刻关切”，“理由是中国对平壤的影响力”。

在俄乌冲突上，沙利文在会后的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讲演中透露，双方在“北京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歧严重。他宣称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公司支持帮助俄罗斯重建其国防工业基地，我们已经明确和直接地表达了我们的关切。” 他说，“我们准备采取措施应对这种活动，因为我们认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地正在建立起来，以继续支持它在欧洲的帝国征服战争，而这正是美国的根本国家安全利益所在。”

中国在此次会议上的核心关切应该是台湾问题。面对1月份台湾地区选举后的全新政治格局，中方重申了其核心利益。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选举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是“台独”，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也是“台独”。美方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将不支持“台独”承诺落实到行动上，支持中国和平统一。而白宫新闻稿在台湾问题上只是提了一句话：沙利文向王毅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两者的不同表达可能显示双方在台湾问题没有达成完全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王毅要求美方“支持”中国统一的表述。回顾公报等政策文件，美国一贯态度是所谓：“不支持”（do not support）台湾独立，而不是“支持”统一。而“不支持”一词的程度比“反对”（oppose/against）或“不鼓励“（discourage）都要弱，只是表达一种消极立场，不涉及行为。因此，中方提出美国须支持统一，标志我方正采取更积极有为的态度，掌握两岸议题的主导权；也反映出从反“独”到促统的重心转移。

对于本次会议的成果，中方的评价与美方略有不同，中方使用的“富有成果”与美方使用的“建设性的”相比，中方对这次会谈达成的结果可能更为满意。美方的用词显得更中性一些。

报道本次会晤的美国媒体不多。有则多持平衡的立场，对会议成果进行客观分析，并没有太多观点性和主观性表达。值得关注的是，《纽约时报》用形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的“Détente(缓和政策）来描述目前的中美关系，在肯定中美在诸如禁毒的事务性合作取得进展的同时，又强调两国在重大国际政治议题上的歧见体现了“缓和”的局限性。其指出，双方在双边关系论述上的不一彰显了稳定的“脆弱性”。报道认为，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态度表明，中国仍在试图采取强硬姿态并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同时也在寻求与华盛顿合作的回报：即王毅提出的“中美应该平等相处，而不是居高临下”。《政客》（Politico）则认为会议在美方关切的遏阻伊朗和红海危机方面失败了，认为“在解决两个关键国际危机问题（红海和朝鲜半岛）上缺乏进展凸显了拜登政府对北京外交接触的局限性。”其他国家的媒体则作出了更多元的评论。《日经亚洲》（Nikkei Asia）强调本次会晤的重点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元首对话做铺排。《联合早报》认为，中美博弈不等于双方没有合作，也不等于双边关系毫无缓和余地。这次王毅与沙利文会晤，中美双方都给予比较积极的评价，为双方下一步在不同领域继续沟通创造了条件。

对于两国在红海、南海等问题上达成进展的可能性，有分析人士指出，红海局势动荡冲击到北京利益，中美有合作的基础；但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及当选人此前的相关表态，势必要求美方约束赖清德，恐非华盛顿能接受的交易筹码。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认为，美国现在使用非常有限度的武力，因为美国不想更多涉入红海局势，“所以美国必须要找一个第三方，能够让情势获得明显的管控，这时候北京的角色相对就更形重要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则表示，红海是欧亚航运的重要交通要道，即便中国的商船未传出遭到袭击，但船只保险费用与绕道的燃油成本都因风险剧增而拉高，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利益。《日本时报》(Japan Times）则呼应了《政客》的观点，认为双方在红海危机管理合作上失败了，并引用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最近的一份报告，称北京“很可能已经计算出，他们在红海的船只不会像亲以色列的西方船只那样成为胡塞武装袭击的目标。”

对于台海问题，葛来仪强调，即使北京寻求和华盛顿达成涉台的协议，拜登政府也不会奉陪。孙韵也说，美国不会在台湾和区域热门议题上与中国进行交易，也不可能对习近平在旧金山峰会上所提出的停止对台军售、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等要求作出让步。

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中美关系描述为竞合关系（Cooperative Rivalry）和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其中沙利文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小院高墙”和选择性脱钩等措施被视为美国对华竞合关系的重要组成部份。自 2023年下旬始中美之间多位高管频繁接触，多个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的“解冻”，中美竞合关系的天平似乎向“合作”倾斜。进入2024年，沙利文与美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团队的对外话语与交往却都在表明竞争向度正在逐渐强化，同时又极力避免对抗和冲突。

当地时间1月15日至19日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在达沃斯召开，期间沙利文的讲话中便提及对华态度与政策，一定程度上透露了月末曼谷会晤的立场基调。在16日开场白中，沙利文高调宣称“主要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大大加深，但对于各自想要建设的世界类型，我们也存在激烈的竞争（in stiff competition）”并表示“毫不掩饰”美中双方的多维竞争，这近乎直白地摆出了中美之间的竞争根源深且层次多，但随后又补充道“我们并不是寻求对抗或冲突”。美方何以实现在明面的对华竞争主轴上演进但避免演化为冲突？沙利文给出的答案是“密集外交”（Intensified Diplomacy），并将其视为减少冲突风险之重点。换而言之，沙利文所构想的新竞争关系将保持并强化竞争，并尽力保持接触和对话等外交努力，基于此达成的合作便成后话。

类似地，沙利文也将这一对华竞争思路运用在此次曼谷会晤。会晤后沙利文屡屡强调美国正在有效“管理竞争”，表示美中双方应“不避免竞争”和“探讨实际问题”。当地时间1月30日，沙利文在圣迭戈的外交关系协会发表讲话，明确表达了曼谷会晤是为了解决问题和减少误解，而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我们直接地表达了分歧”。这点在中方通稿“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的会晤评价中也可管窥双方交流之直率，不规避硬骨头。面对主持人哈德利对于管理竞争的疑问，沙利文回应道“我们有义务确保竞争不会演变为冲突，我们将其管理到稳定点，并且还可以找到利益一致的领域进行合作。”事实上，无论是会后讲话还是媒体采访，沙利文也坦诚地摆出对华竞争态度，且依然表示正寻求规避冲突与扩大共存空间：“即使我们竞争，我们也必须找到彼此共存的方法”“与中国的竞争不一定导致冲突、对抗或新冷战”。

1月30日，沙利文在外交关系协会发表关于未来美中关系的讲话并进行问答

（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

事实上，沙利文的对华竞争政策逻辑雏形在去年美国APEC峰会前夕便成型。2023年10月24日，沙利文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文章The Source of American Power，对拜登政府的外交路线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其中不乏对华影子，抒发了较强的对华安全焦虑，并抓住了对华“去风险”“多元化”的竞争路线。其中，沙利文便提出“两国需要弄清楚如何管理竞争以缓解紧张局势……这便是为何拜登政府正在加强对华外交”“高层的反复互动有助于消除误解和避免错判，发出明确的信号”。纵观文章中沙利文的对华外交论述，因强化竞争需要有效管理，进而需要频繁外交活动，与此次曼谷会晤的对外表态几乎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美对华强化竞争还离不开大选年背景下的党争因素。曼谷会晤后尽管沙利文并未就选情作出表态，但对于对华加强接触和沟通的表述总是略显谨慎，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还特意强调“这些沟通渠道并不表明对华态度发生变化”。拜登在2024的重头戏无疑是赢得连任，不希望在对华关系上陡生变乱，故而也希望增加对华接触，但拜登团队同时也不希望因此反对派抓住攻击的把柄并失去部份选民支持。《外交学人》主编香农·蒂兹（Shannon Tiezzi）评论道，这是在拜登团队试图在大选前抵挡国内对拜登“对华态度软弱”的批评声浪。

追踪沙利文的对华思路演进动向，对华竞争走强下的“斗而不破”或许将成为2024美国对华基调，此次曼谷会晤无疑再次证实了这一信号。而会晤后沙利文也放出两国元首将进行通话的风声，“这是旧金山APEC峰会后稳定美中关系的最新尝试”。两国元首在去年11月的APEC峰会上达成了加强沟通交流的共识，一系列对话机制也随之重启。尽管元首通话的象征性意义往往更大，但其中的话语细节与通话后（可能存在）的讲话，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观测美对华政策逻辑的宏观视域。

美国大选年背景下对华竞争态度逐渐强化，尽管有外交努力“兜底”，但个中隐患依旧不能被忽视。沙利文口中用以“减少冲突危机”的对华接触固然为中美双方提供了对话的良机，但假若这些外交努力沦为了美国展现强硬态度与竞争逻辑的场合，而没有发挥减少冲突风险的原有效能，尤其是拜登政府遭受反对派“软弱”指责日益加剧，那么中美双方合作的空间将被日益挤压。曼谷会晤在禁毒、军事和人工智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合作进展，但未来的中美接触是否还能拓展合作空间？沙利文本人也在曼谷会晤后表示，“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未来的动荡，这种情况（指中美多领域合作重启的现状）是否还会持续下去。”对于中国方面，则应继续保持开放与交流的双边空间以缓冲美国竞争冲击波，将已有合作成果机制化和常态化，积极为2024中长期中美关系的止跌企稳注入外交动力。

作者｜李亚琦 何文翔

来源｜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