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从2023年统计局给出的数据来看，同市场预期较接近。2023年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速5.2%，从GDP核算的支出项来看，主要还是家庭消费支出的拉动，包括住宿和餐饮业等聚集类的消费开支在2022年受疫情影响较大，2023年全面放开后，出现了强劲反弹，贡献了4.3个百分点；但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增速只有3%；比上一年下降了2个点，另外，贸易盈余收窄，下拉了GDP增长0.7个点。虽然在这种条件下取得5.2%的增速水平相当不易，但也受2022年低基数的影响。

从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增速比上一年下降了。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几乎没有增长。政府现在基本靠借钱投资基建，但因为基建的回报率低、周期长等问题，地方政府对基建没有很高的积极性。我认为如果不去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未来2024年地方政府对基建投资的积极性也不会很高。

第二，2023年房地产投资下降10%。除非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政策有大的松动，可能会对2024年的投资有一定的拉动，不然今年的情况不容乐观。国内其他大部分城市房地产目前处在供过于求的阶段。而一线城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策还依然比较谨慎。

第三，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这个要用比较大的力度去化解，该核销的核销、该置换的置换。建议政府能够拿出明确的重组方案，这将有助于减少市场观望和悲观的情绪。

关于2024年的经济增速，受前一年相对高基数的影响，要实现5%左右的增长是有些难度的，具体来看：

贸易方面，2024年欧美国家仍面临很高的不确定性，尤其欧洲经济很困难，亚洲市场的增长也会受到影响，我认为我们2024年的出口形势不乐观，能够维持2023年的水平已经非常不错，不过影响GDP增速的贸易盈余有可能变化不大；消费方面，2023年消费反弹已非常强劲，2024年应是趋于正常化的阶段，增速不可能比2023年更快；就投资来看，解决房地产的问题、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就显得更为重要。

2023年有5.2%的增速已是较高水平，疫情三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在4.4%左右，显然基数低是个重要的因素。考虑到2023年已有5.2%的基数，2024年实现5%的增长是难度比较大的，如果2024年增速能够达到5%，就相当了不起了。

张军：现在全球的预期状况都差不多，市场都在往下调，三年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大，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之前的繁荣预期。在全球预期向下的背景下，中国要保持预期稳定，相当不易。我们处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之下，各国会相互影响。

过去，我们对预期管理不是很重视。但现在发现，市场有自己的看法，如果它跟管理层之间难以形成共识的话，那么最后市场情绪对经济的影响比政策还大。过去管理层不太重视与市场主体之间的沟通，缺乏寻找共识的过程，现在我们意识到预期管理是管理层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

现在出台政策，管理层会更多地与市场进行沟通，消除很多不确定性，保持政策时间上的连续性等，这些操作都属于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其实，预期管理就是情绪管理，如果市场情绪与管理层的想法不一样，出台的政策效果就会打折扣，就可能达不到预期。

预期管理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各项政策的出台要协调，共同形成合力。我们看到很多部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果当前把稳预期看成是头等重要的事情，那么所有部委出台的政策都要有助于稳定预期，有些关系长远的政策如果可能扰动市场，尽量推迟出台。

张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什么是大市场？我提供最简单的一个指标，就是看一个成功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可以拥有多大的份额，这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来看，之所以还不是统一大市场，是因为市场还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保护和干预。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的一个零售店可以像沃尔玛那样在全国的零售额可以占到全国零售的10%以上，就说明市场已经统一了。

每一个地方政府实际都是一个当地经济的保护伞，本地经济发展得怎么样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影响很大，这涉及到政治经济学问题。

张军：我想，全世界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政府如此重视科技创新、重视人才、重视对科技领域的投入，这当然是一个好事情。但另一方面，对科技创新的投资，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事情，它是有不确定性、是存在风险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分散风险的思维。我认为，利用举国体制来推动个别领域的创新集成，也许是可以的，但大多数领域的技术开发、应用和商业化等，是一个市场主体主导的事情。

我一直对中国科技领域有信心。从韩国、日本等战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验教训来看，国家的投入最好严格控制在有较强外部性的基础研究，可以对一些高端的科研活动进行补贴。我认为大多数的技术研发应该交给市场主体，现在我们也看到大量在科技领域较活跃的还是企业，应该以更分散的方式而不是更集中的方式去投入，这样可以减少决策失误或方向错误造成的后果。

张军：从过去10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在分化。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大城市处于完全不同的格局。部分省会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库存较多；一线城市以及少数的二线城市总体还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不能用一个政策来解决，因为它是一个完全分化的市场。

前期，由于金融去风险方面的政策，对房地产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抑制，让房地产进入了一个下行周期。现在来看，无论从经济发展本身，还是从房地产行业来说，要对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有一个比较支持的政策，这样也能够通过房地产来拉动整个投资需求。

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房地产发展到最后，大多数人与少数人对房屋的需求是不同的，我们的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比较鼓励开发建设满足中低收入家庭需求的房屋。我觉得需要设计一套非常合理精准的公共住房体系。这个体系，跟高度市场化的房地产体系之间要有较好的衔接。首先，要建立这种不同的体系，第二，要有衔接和转换的渠道，包括金融方面、土地政策方面，都要相应地匹配。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政策，从过去缺乏这种体制与政策设计的野蛮生长，到现在要进入新的阶段。我们先撇开目前房地产面临的债务等诸多状况，从房地产长效的发展机制来说，它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所有的国家都遇到的问题，就是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可能需要一个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的、有品质的住房体系，先去满足最初的需求，然后再逐步地转向市场化。这两个体系，要能够精准地设计，而且要打通。

比如一个公共住房，可以一辈子住，还是住5年、7年？满足什么样的条件，这个房子可以变成产权房？变成产权房以后，这个房子应该从这个体系当中退出，进入到商品房或者市场的体系里面去，这时候金融与土地政策上都要相应地有很好的匹配。这是一个需要机制设计或者体制设计的领域，过去我们没有做这个工作。福利分房停止后，所有需求都靠市场来满足。一开始没有去设计这样不同的机制，就让大家走上了独木桥。

即便没有下行周期的困境，我们也要去回应这些问题，思考在机制体制上如何去设计，怎么去分离？用经济学的学术语言来说，就是我们需要从“单一均衡”逐步地转向“分离均衡”。让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家庭，根据各自的约束条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比如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了一份工作，去申请政府提供的有品质的长租或短租的公共房屋。即便是长租和短租的公寓，参考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做法，也并非完全由政府自己来建造经营，它可以由专业的市场主体来建造，而政府只需要购买它的服务。

此外，房地产不是一个简单的盖房子问题，还有很重要的物业问题。在中国如此大规模的房地产存量下，房屋的管理也是一个巨大的需求，需要鼓励更多的投入和提升市场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