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关系的“旧时代”正面临深刻转折。这种转折并非一夕之间形成，而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百日新政”催生的必然结果。特朗普在再次入主白宫后，迅速采取了更具侵略性和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包括加剧关税战、强化边境管控，以及公开宣扬将加拿大并入美国成为“第五十一个州”的激烈言论。这些举措不仅破坏了传统的美加伙伴关系，更深刻动摇了加拿大国内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心理。

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加拿大自由党在安大略省渥太华赢得加拿大大选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竞选总部的舞台上微笑。（图源：弗兰克·冈恩/美联社/加拿大新闻社）

2025年4月28日，加拿大举行第45届联邦众议院选举，由现任总理马克·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成功连任并继续执政。本次选举中，中左翼的自由党在众议院343个议席中赢得169席，距离实现绝对多数所需的172席仅差三席；而中右翼的保守党则获得了144席。

2025年加拿大大选选情统计，来源：CBC

自由党的胜选被普遍视为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挑衅加拿大的政策所带来的意外效果。在此次选举之前，前总理特鲁多领导下的自由党已连续执政长达十年，但在经济发展、社会治安以及医疗卫生等关键领域表现欠佳，尤其经济增长乏力，导致选民普遍产生不满情绪。当时，保守党在长期民调中持续领先自由党超过20个百分点，一度显示出夺回政权的绝对优势。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美国总统职位后频繁发表具有挑衅性的言论，如公开宣称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并对加拿大实施强硬的关税措施。这一系列举措激起了加拿大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自由党迅速抓住抗衡特朗普这一议题，成功地团结和激励了选民，扭转了原本对自由党极为不利的选举局势。

此外，此次选举从原定的10月提前至4月，卡尼显然希望充分利用自己作为政治新人所拥有的“蜜月期”，锁定领先优势。相反，保守党党魁皮埃尔·普瓦列夫尔则因采取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口号，例如“让加拿大再次伟大”和“加拿大优先”，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公开敌视的背景下，反而激起了选民的反感，陷入竞选的尴尬境地。特朗普的政策与言论极大地扰乱了加拿大的政治生态，间接助推了自由党成功塑造出坚定的“抗美”形象。

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加拿大自由党在安大略省渥太华赢得加拿大大选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竞选总部的舞台上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图源：Justin Tang/美联社/加拿大新闻社）

尽管自由党成功连任，但其获胜的规模并未达到碾压式，仅获得相对多数议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选民在投票最后阶段的理性回归：虽然卡尼个人的政治“蜜月效应”曾一度显著提升自由党的支持度，但在选举接近尾声时，许多选民重新审视自由党十年执政期间的种种问题，如经济停滞、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等现实困境，从而使得两党支持率差距在最终民调中明显缩小至2.4%。

加拿大主流政党的选举承诺整理（作者自制）

另一方面，保守党虽然未能赢得选举，但议席较上次增加了24席，展现了其政策主张对不少选民的持续吸引力。总体而言，本次加拿大联邦大选不仅体现了特朗普政府挑衅行为对加拿大政治生态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反映出加拿大选民在面对民族主义情绪与现实民生议题之间复杂的权衡心理。这种微妙的选情结果预示了未来加拿大政治局势的多重不确定性。

这次大选结果清晰地显示出加拿大政党格局正经历一场深刻的重构。尽管整体投票率达67.35%，为近三十年来第二高，仅次于2015年特鲁多与哈珀之间激烈竞争的大选，但选民的选择集中度却创下数十年新高。自由党与保守党几乎瓜分了所有小党的选票，这是自1958年以来首次出现没有任何一个第三方政党获得两位数支持率的情况，标志着加拿大正式进入了一个由两大政党主导的新时代。

从议席分布来看，新民主党（NDP）由25席锐减至7席，失去了大部分议会影响力；魁人政团减少了10席，表明其地区性号召力正在下滑；绿党则几乎丧失了存在感，从2席缩水到仅剩1席。这一切都反映出选民在面临关键议题——如国防、边境安全、对美关系与气候政策——时，越来越倾向于在两大主流政党中做出选择，而不是寄望于小党提出“折中方案”或理想主义议程。

这不仅是一次席位变化的现实重塑，更可能意味着今后政策制定将更加集中，政治博弈将更加对抗，也对多元声音在议会中的表达构成挑战。未来，加拿大的选举或许会更聚焦于自由党与保守党的政策差异，而非多党制下的联盟与妥协。

自由党在新任总理马克·卡尼领导下赢得169席，距离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仅差3席，实现连续第四次执政。相比2021年，得票率从32.6%上升至43.7%，席位增加9个，占比提升至49.27%。从年初民调落后保守党近20个百分点的形势来看，自由党实现了“逆风翻盘”，卡尼的经济管理背景和特朗普的“神助攻”被认为是胜选关键。卡尼领导的自由党巧妙地利用了选民对外来威胁的民族主义情绪，将自身塑造为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成功巩固了大量传统自由党支持者，并削弱了保守党领袖普瓦列夫尔此前效仿特朗普的竞选路线。

加拿大民调追踪（变化情况），来源：金融时报

保守党虽然获得144席，得票率提升至41.3%，比2021年提高7.6个百分点，席位增加25个，占比增长至41.98%，但与其此前在民调中领先自由党近两成的预期相比，选举结果仍属失败。特别是党魁皮埃尔·博励治在其长期代表的卡尔顿选区失利，仅落后自由党候选人约3000票，成为一大政治挫折。尽管博励治表态不会辞职，并表示将争取补选返回议会，党内对其领导地位的质疑正加剧。

新民主党（NDP）遭遇“历史性溃败”，从24席锐减至7席，不仅失去官方党团地位，党魁驵勉诚亦在BC省选区败选后辞职。其支持者在战略投票背景下大量转投自由党，防止保守党执政，进一步加剧了NDP的边缘化。

魁人政团席位从32降至22，得票率微降至6.3%，党魁布朗谢虽成功连任，但该党在魁北克的影响力明显下降。绿党仅保住1席，得票率跌至1.2%，小党和独立候选人全面边缘化，加剧了两大党主导政治格局的趋势。

本次大选主要候选人情况（作者自制）

此次大选的关键转折点在于移民群体和年轻选民的显著右倾趋势。根据《经济学人》的分析，大多伦多地区31个移民人口占比超过40%的选区，几乎全部表现出明显的向保守党的转向，尤其华裔选民对保守党的支持率大幅上升。在列治文中－马宝选区，华裔第一代移民中高达65%的选民支持保守党，而加拿大出生的华裔对保守党的支持率仅为18%。这种巨大的差距体现出新移民与二代移民政治倾向的明显分化。

新移民转向保守党的原因有两个层面：经济层面，新移民面对高昂的住房成本与日益增加的生活压力，感到“加拿大梦”日渐破灭，因此更倾向于保守党所承诺的降低税负、改善经济的务实政策；价值观层面，自由党推行的社会自由主义政策，如对毒品和犯罪的宽容态度以及对非法移民的包容政策，触动了部分新移民群体的传统价值观，使其产生了疏离感。

年轻选民右倾的趋势也十分明显。此次选举中，34岁以下年轻选民对保守党的支持率达到了41%，而自由党仅为32%，这在加拿大历史上实属罕见。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年轻群体所面临的现实经济压力：高房价、通货膨胀以及就业不确定性。保守党务实地提出了具体政策，如三年内建造100万套住房、限制外国购房等，直接回应了年轻人的迫切需求，成功吸引了年轻选民的支持。

各省或地区的得票率，来源：BBC

从地域分布来看，自由党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胜利是其连任的决定性因素；保守党则掌控草原三省（阿尔伯塔、萨斯喀彻温、曼尼托巴）的大部分席位，并在安省周边城市和温莎等传统左翼据点取得突破。在BC省，两党基本持平；大西洋四省多数席位归自由党所有。值得关注的是，阿尔伯塔省选举结果显示，保守党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而自由党仅在个别城市获得微弱支持，充分反映了该省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异和经济利益分化。阿尔伯塔省蓝领阶层受美国关税冲击严重，他们期待明确的经济和就业政策，保守党因此受益。同时，卡尼作为埃德蒙顿本地人，未来如何在该省扩大影响力，成为他执政后重要的政治课题。

2025年加拿大联邦大选的政治与制度逻辑，在特朗普政府的高度干预下，发生了根本性异化。这场本应围绕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与治理改革展开的国内政治过程，被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的战略施压机制所扭转，成为一场攸关国家主权存续、政治体制稳定与民众身份认同的“主权公投”。从关税战到政治渗透，从虚假信息战到外交讽刺战，特朗普对加拿大施加的是一次多维度、制度性破坏的“压力测试”。

首先，特朗普政府将经济武器化，直接干预加拿大内部事务。自2025年1月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立即缩短《美墨加协定》关税豁免期，并对加拿大铝材、木材和汽车零部件加征25%惩罚性关税，令加拿大制造业PMI连续三月跌破荣枯线。GDP增长预期骤降至0.8%。这种政策操作精准对接加拿大选举周期。4月初，即选举开始阶段，特朗普政府宣称的“肮脏15国”（dirty 15，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的对等关税将重点打击15%的国家，它们的关税率最高，与美国有很大的贸易量。他称这些国家为“肮脏的15国”，但没有说明是哪些国家）制裁清单，路透社等媒体认为加拿大已被列为首要对象，试图制造经济恐慌与社会焦虑，压迫加国选民向“更亲美”的政党靠拢。卡尼提出“经济主权三支柱”政策，强调对美对等关税、能源战略储备与贸易多元化，并取消碳税向阿尔伯塔让利，迅速收复选情失地。外交上，卡尼优先访问英法而非华盛顿，明确向欧洲靠拢。这一“脱美入欧”姿态使在一个时间段内自由党支持率从32%升至43.7%，实现对保守党的反超。

其次，特朗普通过政治捐金与社交平台操控，塑造加拿大舆论环境并干预候选人战略。特拉华州空壳公司通过匿名渠道向保守党提供830万加元政治捐款，该公司与特朗普团队存在资金往来。同时，马斯克旗下的X平台为保守党领袖博励治解封争议账号，定向推送“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第51州”等极端信息。在特朗普失控话语主导下，博励治从“特朗普主义”走向切割，自身政策摇摆加剧保守党党内分裂。2300个虚假社媒账号在选举期间发布超14万条攻击自由党的信息，将卡尼描绘为“特鲁多2.0”或“华盛顿傀儡”。在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等“能源型省份”，这些信息诱发保守派激进化与选民极化，甚至出现选票焚烧等极端事件。特朗普本人在福克斯新闻上宣称：“如果卡尼胜选，加拿大将失去整个西部。”此言论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认定为“对主权国家的恶意威胁”。

许多加拿大人现在将美国视为敌人，来源：外交关系委员会。

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同样反噬了保守党的政治中心与身份认同。博励治早期模仿特朗普主张反移民、减税等议题，在基本盘内屡屡得分。但特朗普对加拿大的羞辱与“第五十一州”言论，导致保守党在中间选民中丧失信誉。益普索数据显示，45%的保守党支持者质疑该党应对美策略不清晰，38%中间选民反感“特朗普式领导人”。最终保守党虽得票率为41.3%，但博励治本人失去议席，党内陷入权力重构危机。

美加关系的“旧时代”并非单纯的和平叙事或友谊象征，而是由结构性不对称、制度性互依与周期性紧张共同构成的复杂历史构造。这段关系建立在军事协作、经济融合与文化互通的基础上，但其核心张力始终围绕一个未解命题：加拿大如何在强邻美国的重力场中保持主权、认同与战略自主。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所激发的冲击波，正是对这一“旧时代”框架的终结性否定，也迫使加拿大重新思考自身在北美体系中的地位与走向。

安大略省萨尼亚附近，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蓝水桥。

来源： Geoff Robins/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美加关系的基础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时期的军事共同体构建。1940年《奥格登斯堡协议》开启两国联合防御机制，1957年NORAD（北美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确立北美空域联合管控的制度化安排。这种军事一体化强化了盟友关系，却也开启了加拿大对美依附的战略现实：在全球安全体系中，加拿大的国家防务深度内嵌于美国主导的安全结构。

冷战结束后，这种依附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1988年，加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1994年升级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形成北美生产链一体化结构。到2024年，加拿大75.9%的出口与62.2%的进口均来自美国。加拿大不仅成为美国制造业的重要原材料与能源供应国，其本国制造、金融、农业等领域也在制度上深度绑定美国市场。这种经济依存虽带来繁荣，却同时埋下制度脆弱的种子，使加拿大在外部冲击下缺乏战略缓冲带。

美加关系“旧时代”梳理（作者自制）

与此同时，加拿大也从未完全放弃外交自主的努力。从1960年代拒绝部署美方核导弹、到2003年拒绝参与伊拉克战争，加方多次展现“不自动追随美国”的姿态。这一外交传统源自更早的历史经验——1903年阿拉斯加边界仲裁案中，英国出于与美妥协的目的放弃加方立场，引发加拿大对“大英宗主”忠诚的结构性动摇，并催生加国首次成规模的外交自主呼声。加拿大由此逐步推动与美直接对话机制，淡化对英国的中介依赖，最终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确立主权国家地位。

文化层面，美加共享语言与传播体系，但并未实现价值观的完全同质化。美国以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与自由市场为核心，加拿大则更偏重集体主义、公共责任与国家干预传统。自1971年CanCon广播法案起，加方强制媒体机构播放本国内容，以抗衡美国文化入侵。文学、电影、音乐等领域虽频繁“人才外流”，但也激发加拿大发展自身文化工业、构建独立认同。这种认同常通过对美国的“否定镜像”加以强化。加拿大强调和平主义、全球多边主义与环境伦理，以区别于美国的单边主义与军事干预传统。诺尔曼·白求恩、莱斯特·皮尔森、艾丽丝·门罗等人所代表的价值形象，成为加拿大软实力体系的重要支柱。这些文化建构并非出于纯粹文化诉求，而是对自身国际角色与道义权威的战略塑形。

2025年5月6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大选胜出后首次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元首会晤。这场本应例行的双边首脑交流，却在异乎寻常的言辞、姿态与议题布局中，昭示出美加关系已步入一个高度不确定且结构性转型的“新常态”。这不仅是两个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更是超级大国与中等强国之间地缘结构变化的缩影。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周二在白宫会见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随后表示：“我对两国关系感觉更好了” 来源： Francis Chung/Politico/Bloomberg

本文从五个角度关注本次元首会晤：

1. 友好姿态下的结构性紧张

会晤伊始，特朗普对卡尼表示祝贺，称其为“非常有才华的人”，并称其当选为“最伟大的政治回归之一”。卡尼也回应称特朗普是“变革型的总统”，语气温和。然而，这种礼节性的互相称赞并未掩盖深层矛盾。会议期间，特朗普多次重申“美国对加拿大每年补贴2000亿美元”，声称美国对加拿大提供“免费军事保护”，并再次提及“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一系列言辞，在表面和善的气氛中形成了强烈反差。

卡尼则坚决反驳这一提议。他回应称：“加拿大不是用来出售的”，并以特朗普引以为傲的房地产交易类比：“有些房产是永远不会卖的。”特朗普虽以“永远别说不会”作答，气氛一度紧张。这段互动象征着当前美加关系的典型特征——“表面礼貌、实质对峙”。

2.贸易结构的争议与“美国优先”的再确认

会议的一个核心议题是《美墨加协议》（USMCA）的未来走向。特朗普表示希望重新谈判该协议中的部分条款，并贬低其前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最糟糕的协议”。他还强调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能源产品”，这无疑挑战了加方一直以来在北美供应链中的定位。

卡尼以“加拿大是美国最大客户”的数据进行反驳，并指出当前贸易体系已嵌入美加产业互依逻辑。代表团中包括国际贸易部长、外交部长和公共安全部长，体现出加拿大对此议题的高度重视。然而，美国方面拒绝就取消现有关税作出任何承诺，特朗普明确表示“事情就是这样”，拒绝变动。这表明，美国正试图以单边主义重新界定北美经贸秩序，而非在平等谈判中进行微调。

3.政治人格与情绪外交的制度化

此次会晤的一大非正式焦点，是特朗普本人的外交风格。特朗普再次批评卡尼前任特鲁多为“两面派”，还点名批评前贸易谈判代表方慧兰为“可怕的人”。卡尼对此未作辩护，显示出他试图以现实主义态度维持对话渠道。

但问题在于，这种高度个人化、基于情绪的外交手法，正在制度化地渗透进美加双边机制。特朗普的对外表达不再局限于协议或机制，而是将他对个别政治人物的好恶转化为国家间互动的变量。这种局势使加拿大不得不在避免对抗与守护主权之间进行艰难权衡。

4. 虚假叙事下的安全责任争议

特朗普关于“补贴2000亿美元”以及“免费军事保护”的言论，在经济和军事事实上均遭到广泛驳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指出，贸易逆差并非补贴。加拿大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2024年美加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535亿美元，远低于特朗普宣称的数字。

在军事方面，加拿大2024年国防开支为293亿美元，占GDP的1.3%，虽低于北约2%的标准，但仍持续向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投资。北美空防依赖加拿大北境的预警系统，美国在该防线上的自主能力并不充分。因此，加拿大并非“搭便车”国家，而是承担了本应由美国独力承担更大部分的防务责任。特朗普言论在国内政治可用性与双边关系公正性之间的张力，日益加剧。

5.对称依存的终结与“新常态”的浮现

加拿大此次高规格代表团、克制的态度与多边协调尝试，反映其希望维护制度稳定与大国合作的意愿。但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展现的战略立场却是——以美国中心论重塑双边关系，强调自给自足，削弱制度化合作。这种趋势将进一步加剧美加间的结构性脱钩。

本次备受关注的元首会晤，或许将成为标志性时刻：表明美加关系已由“战略共生”滑向“利益对峙”的新时代。双边互动不再以协商一致为基准，而是在话语控制与情绪政治中寻求不对称博弈。卡尼政府是否能够稳定内政、重建对美谈判空间，将成为加拿大未来两年外交事务的关键考验。

这一“新常态”的确立，是历史的回潮，也是现实的逼迫。北美政治秩序将不得不在盟友关系、国家主权与地缘利益之间寻找新的均衡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百日新政”对加拿大发起的新一轮关税与领土言论攻势，使得美加关系进入深度震荡的“后同盟时代”。此次冲突不仅涉及传统贸易摩擦，还触及主权完整、制度正当性与安全协作等深层结构性分歧，标志着北美两国自1988年签署《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最严峻的双边危机。美加关系的未来将不再以“稳态合作”为常态，而是围绕制度竞争、结构性脱钩与区域战略重组展开多层次博弈。

特朗普政府以《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为依据，绕过《美墨加协定》（USMCA）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征收高额关税，并进一步施压征收301%“非协议覆盖”关税，直接破坏了USMCA“法优于政”的制度框架。这种做法标志着美方已不再将USMCA视为稳定机制，而是将其功能性工具化，为本国政策服务。与此相对，加拿大总理卡尼则强调“协定具有约束力”，主张以多边合作维护制度完整。这场法律与强权的对峙反映出制度正当性在双边关系中的失序，亦揭示了未来贸易争端将难以依靠常规仲裁机制加以化解。

美加贸易年额超7600亿美元，两国在能源、矿产、农业等领域高度互依。加拿大对美出口中，农产品依赖度达63%，而美国52%原油、80%钾肥依赖加拿大供给。理论上，这种互赖应成为冲突的稳定器，但现实中，它却成为战略筹码。特朗普以“我们不需要他们的汽车与木材”为由加征关税，而加拿大亦宣布对美国进口汽车征税25%。这场“互损型”贸易战，使原本稳定的供应链遭受剧烈冲击，并放大了各自对彼此的制度怨恨。资源与供应链战略安全的双重考量，将推动两国在核心产业上寻求“去敏感化”，加快能源与矿产脱钩工程。

美加贸易战梳理（作者自制）

传统上，NORAD与五眼联盟是美加安全合作的两大支柱。当前危机中，特朗普一度提议“重新评估加拿大在五眼中的角色”，并暗示可对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分摊机制重新定义。这一表态尽管暂未落地，却释放出两国安全协作可能“非制度化”的信号。更关键的是，加拿大开始将防务政策纳入国家战略自主议程。卡尼政府提出“北极主权现代化”方案，加快对远北防御基础设施与情报系统的本土化投资。未来，尽管美加在战略威慑层面仍有共识，但制度内协作将让位于“协作中的距离管理”，形成“去一体化”趋势。

特朗普公开提出将加拿大并入美国，并称“加拿大只能作为一个州存在”，直接冲击加拿大政治神经。卡尼以“国家不是地产项目”为喻强硬反击，激发加拿大国内罕见的政治共识。民族主义情绪在各阶层间蔓延，42%的受访者愿全面抵制美货，加元兑美元汇率虽受短期影响，但“自主货币政策”呼声增强。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加拿大外交政策逐渐向“去依附化”转型。卡尼提出建立“新型全球贸易联盟”，已与欧盟、日本等多国开启预谈判流程。未来五年，加拿大或将逐步摆脱以美为中心的外交结构，尝试建立“多轴交叉”的国际布局。

尽管美加已就USMCA重启谈判达成初步共识，但双边信任已被系统性削弱。特朗普将协定视作“可弃的临时安排”，而卡尼政府则主张重新设立明确“违约责任条款”，防止未来再次被绕开。谈判机制面临三大困境：一是争议领域界定模糊，尤其在数字税、软木与药品监管等问题上无共识；二是执行监督机制缺失，缺乏对惩罚性关税的司法裁量权；三是政治周期制约，特朗普极端立场将在选举逻辑中被固化，压缩谈判妥协空间。

美加关系正从“制度嵌套型同盟”向“边界管理型竞争”转型。未来十年内，美加关系的变化或将在以下三个维度上展开重塑：其一，在制度上，从“协定绑定”转向“战略模糊”，以灵活框架管理贸易与投资争端；其二，在安全上，从“联合防御”转向“功能协同”，各自强化北极及海岸线控制权；其三，在认同上，从“文化趋同”转向“民族区隔”，加拿大将重塑“独立中等强国”的外交形象。美加关系虽难彻底断裂，但已难回过往“无缝合作”的黄金时代，一个更加现实主义驱动的“北美新常态”正在成型。

北美三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构成一个在地理、经济与制度上高度一体化的区域系统。这一体系在过去三十余年中依托自由贸易协定（CUSFTA → NAFTA → USMCA）逐步深化，体现出“全球化核心区”的典型特征。然而，随着特朗普主义的再度回归，“北美”这一区域政治单元正遭遇制度裂解、信任危机与战略重构的多重挑战。

北美地区的制度整合始于1988年签署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CUSFTA），并于1994年升级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削减贸易壁垒、促进资本流动与产业链协同，实现“北美制造”模式的集群效应。加拿大在能源与原材料、墨西哥在低成本制造，美国则掌控品牌、技术与资本，实现了相对稳定的分工结构。

但该结构存在先天不均：美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加墨两国则在多个领域对美形成结构性依赖。例如，加拿大75%以上的出口流向美国；墨西哥制造业60%的中间品来自美国。这种“单向互赖”是北美整合的成就，也是一种脆弱。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7日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起欣赏美加墨世界杯的奖杯。图源：联合早报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直接打破这一结构平衡。无论是重新谈判USMCA、对加拿大加征301%钢铝关税，还是威胁墨西哥征收惩罚性关税，均表明美国已不再承担区域公共品的提供者角色，而将地缘一体化视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在特朗普的再任中，加拿大不仅被经济施压，更遭遇主权否定性语言——“应成为美国第51州”。墨西哥则被持续指责为“毒品与移民输入国”，被强迫接受边境管控协议。这一系列政策背后的逻辑，是将北美从合作性制度场域转化为等级化的从属体系。这不仅破坏了制度信任，更促使加墨两国从内部反思对美过度依赖的系统性风险。

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加拿大与墨西哥启动了不同形式的“地缘脱嵌”尝试：

加拿大一方面对美加征25%报复性关税、切断部分对美供电，另一方面则加强与欧洲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合作。例如：签署《数字伙伴关系协定》对抗美企垄断、推动G7“贸易应急机制”、重新评估五眼联盟和NORAD的合作基础。加方表态“传统关系已结束”，本质上是将美加关系从“同盟”降格为“条件性合作”。

墨西哥则更加务实。一方面借助中国产业链转移红利加快“内生制造”，另一方面继续维持与美国在农业、移民、治安问题上的有限合作。美墨之间形成一种“功能交换型”关系，即在贸易顺差的现实基础上以移民控制和边境合作换取关税宽容。

北美关系的本质，是地理邻近与结构不对称的长期缠绕。美加之间虽有制度上对等的军事联盟（如NORAD）、经济对接（USMCA），但资源控制权与技术依赖度长期倾斜美国。墨西哥则长期充当“低端生产基地”，在治理能力、劳工权益与环境政策上承受制度落差压力。一旦美国不再以“盟友”视之，而是以“边境附庸”对待，加墨在制度空间中几无反制能力。特朗普式的关税战、主权讽刺、领土暗示，背后揭示的是北美体系中“核心—边缘”关系的再生产机制。

“新北美关系”或将呈现三大趋势：其一，区域一体化的功能性存续。尽管政治冲突升级，但USMCA提供了制度缓冲机制。加墨对美仍保持产业依赖，脱钩成本过高。USMCA将维持为“最小共识框架”，在关税、原产地规则、环境标准上进行反复博弈，但难以彻底破裂。其二，加墨战略自主的制度再平衡。加拿大将加速通过“印太战略”“绿色能源轴心”“数字主权倡议”等方式重建贸易多样性，墨西哥也可能强化与拉美、中欧的多边合作，以降低对美议价劣势。其三，“经济民族主义”重塑区域规则的长期风险。特朗普主义若在北美长期延续，可能引发区域价值体系的深层裂解——从贸易政策到身份政治。民主、公正、市场原则等基本共识将遭受更剧烈的侵蚀，北美将由“整合区”转向“紧张区”。

历史上，美加关系以紧密的安全协作、经济一体化与文化联系为核心特征。两国共享全长5,525英里的边界线，是全球最长的不设防国界，并共同作为北约成员，在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框架下维系全球唯一的双边军事指挥体系。在特朗普政府加压与制度胁迫下，加拿大对美关系的“转向”并非情绪性决裂，而是一场结构性战略重构。加方的应对不止是反制关税，更是制度路径的重估——从移民分流到资源重组，从亚太能源通道到欧盟技术伙伴，加拿大正从“美国后院”向“北方门户”战略转型。关键问题在于，其内部是否具备打破省际壁垒、协调联邦资源的治理能力，否则“去依附”将沦为空谈。加拿大新政府的下一步，不是对抗或追随的简单选择，而是在“主权—合作”张力中重塑国家定位，新北美关系格局也将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