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所谓贸易“解放日”宣布美国政府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50%的关税，成为自1930年美国颁布《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关税上调。历经近一个月以来的贸易紧张关系和多轮升级，中美终于在本周六于瑞士日内瓦开展关税谈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作为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美方官员包括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与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旨在缓和可能切断全球两大经济体贸易、重创世界经济的争端。中国商务部在声明中表示：“在充分考虑全球预期、中国利益以及美国产业界和消费者的诉求的基础上，中方决定与美方进行接触。”

中美对彼此及对其他国家和地区（ROW）的关税税率，最后更新时间为4月12日

图源：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PIIE）

2025年中美贸易战时间线

图源：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PIIE）

特朗普的个人政治风格是其发动贸易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奥巴马政府前国际经济官员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表示：“要真正了解贸易战将会发生什么以及它将如何进行，你需要一个心理学家——而不是一个政策分析师。”特朗普之所以信心满满地持续推高关税，在于他本相信中国比美国更渴望关税谈判。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家珍妮弗·米勒（Jennifer Miller）则指出：“对特朗普来说，除非中国来找他，否则这不是一场胜利。”然而，特朗普不仅低估了中国政府的政治定力，还误判了中国政府对贸易战阵痛的承受力。

美国智库和相关研究机构普遍认为，自2018年美国开始对华施加关税和多种出口管制措施后，中国各界为应对潜在的对抗升级提前做好了战略布局。加州咨询公司Sinology的首席执行官安迪·罗斯曼(Andy Rothman)表示，中国经济或许正在放缓，但任何坐在华盛顿认为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中国对即将遭受的痛苦的承受力比美国更大。《外交事务》专栏作家刘宗媛（Zongyuan Zoe Liu）分析指出，中国对美国关税的反应不是为了挽回面子，而是在执行一项长期精心策划的战略。分析者认为，与许多被特朗普的策略打了个措手不及的美国盟友不同，中国“有备而来”，具体而言，民生福祉层面，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再次强调扩大内需，出台刺激消费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金融安全层面，推动人民币支付系统国际化，降低美国金融制裁风险；法律保障层面，《反外国制裁法》和《出口管制法》等法律的出台，为应对外部压力提供依据。

近年来，中国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和韧性日益提升，体现在进口和出口两方面。

进口方面，堪萨斯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Jack Zhang表示，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减少对美国大豆的依赖，包括增加库存、提高国内产量以及从巴西等地购买更多大豆。由于中国将大豆视为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因此政府对进口和价格保持着严格的管控，这意味着潜在的禁运所需的协调比自由市场要少。数据显示，2016年到2024年，美国在中国大豆进口市场上的份额从40%大幅减少到18%。目前，巴西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大豆供应国。

出口方面，政府敦促地方官员和国企增强供应链韧性、开拓海外市场，民间出口商则通过多种方式应对贸易摩擦：一方面，将生产转移到海外，获得更多出口选择，便于将未完成商品运至境外组装，智库兰德公司专家杰拉德·迪皮波（Gerard DiPippo）指出，中国通过其他经济体作为中介，不再依赖美国作为最终客户，实现了供应链的多元化和韧性提升；另一方面，通过伪造文件、压低商品价格、在第三国设立生产基地或使用伪造原产地标签转运等方式规避关税。在迪拜义乌市场工作的Tina Xu表示，特朗普加征关税后，中国企业在迪拜设立业务的咨询数量明显增加。哈佛商学院副教授贾亚·温（Jaya Wen）研究发现，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高关税推动了中国对东南亚和中东等地区的投资与贸易。自2018年以来，中国商品经越南转运的数量增加了21%，而尽管美国试图通过全球征税避免转运，但只要其对其他国家关税低于中国，相关贸易激励机制仍会存在。

4月29日，浙江省义乌市的一个物流中心，一名工人准备将一箱箱出口货物装上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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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也在政治层面产生了美国不愿看到的外溢效应，推动了中国与多国的贸易合作与统一战线。《华盛顿邮报》分析指出，中国试图通过深化地区关系来削弱西方的保护主义。中方领导人周三在北京会见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时表示，贸易战“损害各国正当权益，损害多边贸易体制，冲击世界经济秩序”。中东方面，中国加快了与海湾合作委员会阿拉伯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欧盟方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称3月份与法国外长让-诺埃尔·巴罗（Jean-Noel Barrot）的会晤“富有建设性”，中法两国计划今年举行三次高层对话。东亚方面，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加征关税之前的几天里，中日韩三国部长在中断五年后重启了经贸对话，同意探索三国之间更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就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进行合作，并欢迎新成员加入其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此外，本月初中方领导人更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第二次访问东南亚，加强与越南和其他已成为中国商品转运枢纽的重要邻国的关系。

针对特朗普政府“解放日”关税政策和后续层层加码报复性关税的行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Adam S. Posen）将其批为重大的战略误判，其谬误程度无异于一场“经济越战”。美国进口商因关税减少从中国采购，又因为缺少廉价的替代产品而导致美国家庭生活成本上升，但实际上中国全球总出口量并未减少。

“制裁就像是外交政策中的一把钥匙，似乎能打开每场危机的锁，但这把钥匙并没有打开任何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尼古拉斯·穆德（Nicholas Mulder）在《现代经济制裁：一部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的绪言中如是写道。制裁的出现使国际政治领域的可用工具增多，但同时也造成了先前所无法设想的后果。特朗普对关税的操控，并未如期取得提振美国制造业的效果，反而因中国的稀土反制反噬自身。

中国在全球稀土矿供应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截至2023年，中国占全球重稀土加工量的99%。自2010年钓鱼岛事件以来，中国首次通过暂停对日本稀土出口的方式，反制日本的无理行为，而此次贸易战中“稀土武器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对美国稀土出口的管制被认为是促进美国推动关税谈判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海关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用于制造电池、战斗机发动机和医疗器械等产品的一些原材料出口大幅下降，这还是在北京回应特朗普“解放日”关税、限制更多稀土矿出口之前。而在特朗普宣布全球关税后的第二天，中国商务部在4月4日对国防、能源和汽车领域使用的七种稀土元素（REE）和磁铁实施出口限制，以回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新的限制措施适用于17种稀土元素中的7种——钐、钆、铽、镝、镥、钪和钇——并要求企业获得特殊出口许可证才能出口这些矿物和磁铁。

稀土对一系列国防技术至关重要，包括F-35战斗机、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潜艇、战斧导弹、雷达系统、捕食者无人机以及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系列智能炸弹。例如，F-35战斗机需要超过900磅（约447公斤）的稀土。一艘阿利·伯克级DDG-51驱逐舰需要大约5200磅（约237公斤），而一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则需要大约9200磅（约437公斤）。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兼特朗普顾问埃隆·马斯克本周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如果该公司未能获得中国稀土磁铁的许可，其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可能会被推迟。全切断中国对这些矿产的供应，可能会对特朗普提振美国制造业的努力造成巨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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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面对美国国债市场暴跌和更广泛的金融市场动荡，特朗普也可能因此退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全球经济学家都预测，特朗普的贸易战将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导致一些国家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并重新引发通胀。预计美国将成为受打击最严重的经济体之一，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将通过提高关税进行报复。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和大型银行预测，美国今年可能陷入经济衰退。如果商品短缺导致消费者价格上涨，美国中期选举可能会给特朗普施加一定压力，迫使其降低或削减关税。

目前官方并未公布会议的具体内容，但《华盛顿邮报》认为，芬太尼危机是中美开启关税谈判的切入点。作为互释善意的安排，中国愿意承诺与美方合作打击芬太尼问题，这被视为一种“体面”的方式来实现双边让步。事实上，芬太尼合作曾因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而中断，直到2023年11月中美元首峰会后，华盛顿同意解除对中国公安部法医研究所的制裁，谈判才得以恢复。加之特朗普常将芬太尼问题和其它议题交织，芬太尼在此背景下可能被美国方面重点提及。

中美双方虽然关键议题上还有争议，但经济政治压力还未到临界值，在当前阶段，缓和紧张局势、避免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依然是双方都希望短期内实现的最低共识。华盛顿方面虽然缺乏统一战略目标，内部围绕关税工具存在明显分歧——特朗普强调减少贸易逆差，财政部长贝森特关注中国的结构性改革，美国首席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则主张脱钩。美国可能会暂时搁置更具挑衅性的举措，全球范围内各国普遍不愿在不清楚美方立场的情况下做出重大让步，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反复无常、缺乏可预测性的背景下，很难相信任何减税承诺具备持续性和可信度。

因此，双方有可能在日内瓦达成一个短期性、象征性的安排，比如暂停新一轮加征关税，或就某些关税略作调整。但这类“降温式”的动作更像是一种策略上的暂时休止符，而非实质性转折点。事实上，从“第一阶段”协议耗时22个月的经验可以看出，即便是在更简单的议题上，也难以迅速达成稳定成果。如今的问题更加复杂，包括产业政策、技术限制与全球战略竞争等结构性矛盾，短期内更不可能彻底解决。此外，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取消互惠关税”作为几乎唯一的谈判筹码，其吸引力有限，尤其在美方又不断考虑对关键矿产、药品等战略商品提高关税的前提下，容易被视为一手给、一手夺的策略，难以取信于人。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当前取得的进展都可能是暂时性的战术性缓解，而非真正的突破。一旦短期平衡被打破，再次升级的风险仍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