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有效提高新质生产力？我想说的第一个着力点是要注重产业间的协同效应。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其实已经提到了产业振兴和产业优化、产业兴国的核心要素。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某些在海外已经体现出破坏性的创新产业，带来的代价是新兴产业替代其他产业，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增长的困境；与此同时许多产业因为财政赤字而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又导致了今天产业布局失衡的特点。如果中国的各个产业不能一起发力，不能构建产业之间供应链的生态环境，就不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用我们已经具有先发优势的长板补缺我们的短板，想要通过产业兴国来提升百姓的收入并进一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更加具有挑战性了。

因此，看似每个产业在各自发展振兴，实际上更要注意到产业之间、业务板块之间具有非常大的协同效应。由西方势力主导的发达国家更多的不是通过自身产业链的完整性，而是通过对中国采取不公平的态度，以及互相采取全球价值链合作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面对这样具有挑战性的国际形势，我们中国要做的就是科技创新的自立自强。所以产业振兴、提高新质生产力既不能够只关注新兴现代产业，忽视很多应由政府引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也不能回避未来那些破坏性创新的市场力量可能导致的问题。这次《报道》中也提到了未来产业的先进生产力应当如何普惠到传统产业，就是传统产业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来提升能级，而不是让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否则就会给就业环境和收入增长问题带来挑战。

另一个着力点就是通过政府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和改革，优化人才培育，并为人才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国家今天已经提出了法律政府、创新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就是要在制度的约束和保障下更好地结合产业振兴当中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服务力量，这样才能使未来产业和先进产业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带动传统产业跟上时代的步伐，向前发展。

孙立坚：在产业经济的高质量创新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亮点就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先进产业，它们所展现出的全球创新力量是无可阻挡的。这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基于底层数字技术的区块链、如今体现数字经济协同效应的云计算，以及至关重要的大数据等。在这些产业领域，我们已经感受到大国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也感受到新时代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先发优势。过去我们的优势在劳动力市场，大量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带动了我们的国际竞争力。而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体现在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流量经济中，形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数据沉淀和由大数据带动的应用场景的开发。我们在国际交流中也感受到了数字经济带来的生活便利性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普惠性，今天三四线的城市也加入到了数字经济的大潮流中，享受到数字经济带来创造收入增长和小而美的产业发展的广阔机遇。从这一点来说，着力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跟上了全世界的数字经济潮流，更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以如何发展数字经济可能是中国在很多产业中提升能级的最亮点的环节。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数字产业的底层技术是国家这次拨出这么多赤字财政的重要投资方向，这是为了补缺数字产业底层技术匮乏的短板。我们的算力、算法能不能达到英伟达、英特尔以及能够形成量产的三星等相关外国企业的底层竞争力，如何发挥我们的平台经济应用场景和需求端的竞争力，如何与供给端结合起来，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创造新需求并避免传统需求减弱给经济增长带来挑战，进而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我们要把数字技术和智能化的应用场景与绿色化结合起来，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力，打造一个全新、全方位的中国产品和服务场景，再把数字经济通过一带一路的载体和国际的合作推向世界。

最后当然还牵涉到另一个要补的短板和重点，就是数据孤岛、数据跨境问题，以及更重要的数字治理的规则制定问题。这在最近的数字产业工作会议中一直被频繁提及，其实都是在落实《报告》提出的数字治理国家、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布局。

孙立坚：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我们新动能发力的重要环节，更是如今怎么提升国家的安全，怎么确保前述的先进产业能够惠及企业、企业家、老百姓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商业模式带来的成本降低，还是商业机遇增长，还是老百姓就业收入的增长，统一大市场都是这些核心功能的闭环。如果没有统一大市场，要素的流动就不畅通，甚至会互相之间形成人为的壁垒，先进的产能没有得到老百姓消费意愿的增加，而没有销售回款的产业投资是无法提升国力的。

2月23日下午由总书记亲自主持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就特别提到了使统一大市场释放有效的需求功能的具体举措。比如企业设备更新和老百姓的消费品的以新换旧，这就为政府支持实体经济的财政发力提供了有效的渠道，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做基础设施建设。出于这种培育需求，政府财政的发力能很好地形成企业资金的循环和收益增长，企业的发力就会进一步促进就业场景改善和对于增加老百姓消费能力而言最关键的收入增长。

打通供求关系以带动供给发力，进而带动需求的增长，这是最新的国家宏观调控一致性的充分体现，就是供求两手一起抓。只抓住供给和先进生产力而没有需求是不可持续的发展；而如果光抓住需求却没有先进生产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我们供给端不匹配的矛盾就无法解决，造成有需求但国内却不能释放需求的失衡格局。

所以，如何增长市场要素的流动、促进有效需求的释放，关键问题就是供求两头抓，这就意味着必须要建设一个自我调节能力的大市场。大国的核心竞争力，一个是创新，另一个就是市场。如果我们只有创新，最后还是会被动地为了销售回款依靠海外市场来形成竞争力。但当前形势下，国外对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身份进行过度解释，虽然中国在海外市场靠自身的先进生产力获得了海外社会大众需求的认可，但一些国家却人为地不给中国市场订单，从这个角度可以得出：谁有市场，谁就有核心竞争力。因此中国一定要拿下统一大市场的攻坚战，在此基础上才能跟进中国的一带一路，通过我们的市场竞争力和开放市场，形成更多的海外先进生产力和我们形成良好互动的合作机制，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寻求一个合作可持续的格局。

当然，我们应当认识到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场攻坚战，其背后有制度的不完善、制度执行能力的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到当下的市场中，表现为市场参与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产权意识不断强化，但对产权保护的后顾之忧依然存在。而在此次《报告》中，政府要法律政府、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这些方面都为统一大市场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制度保障。因此，统一大市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增加需求的概念，或是把开放很多市场的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困难但重要性十足的系统工程。所以统一大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每一年都提到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但每一年所处的阶段都不同，每一年都向前走一步。到最后中国将会成为最有竞争力的大市场，不仅普惠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给世界经济也带来了巨大的贡献。

孙立坚：今天的五个问题实际是层层深入，一环扣一环，非常具有系统性。吸引外资的问题与如何统一大市场的问题息息相关，因为外资企业是统一大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过去我们的市场是利用外资企业的渠道，两头在外，才获得了中国制造的世界份额的竞争力，到世界各地都能看到“Made in China”的标签，但这背后两个重要的市场——一个终端的消费市场，一个前端的生产力技术、设备、部件、人才的市场——主要通过招商引资，过度依赖海外力量来形成竞争力，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意识到未来先进生产力发力的聚焦点。

吸引外资企业不仅是要借助外资企业已经具备的存量优势继续给我们破和立赢得时间和空间，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优化负面清单、形成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在中国可以与我们形成合作、形成新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以抵挡今天海外政治人员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去风险化的人为干预和壁垒。招商引资既有利于形成我们自己的合作机制，也是对全球化的优化作出了中国应有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我们引进的外资企业非常适应市场竞争，非常了解如何在市场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去创新和设计产品。引进这些外资企业能够形成一种鲶鱼效应，让我们的企业在竞争环节中看到我们应该做什么、发展什么、怎么提升。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不能淡化招商引资，而且在新时代新格局下更要重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