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很荣幸受邀作为政邦茶座的嘉宾，接受您的访谈。您也是资深的评论员，深度参与并推动新闻评论建设，经常拜读您的文章和主持的访谈，一直学习您的新闻评论研究成果，从中，我的评论写作和评论教学也受教良多。

张涛甫：我常说，在大学写评论，出力不讨好，因在大学评价体系中，评论文章是不计“工分”的，与学术论文、专著、课题、咨询报告等“硬通货”相比，评论文章皆属雕虫小技，算不了“胜业”。我不识时务，还是积习难改，您所说的个人兴趣和教学研究需要这两种因由都有。但我写评论，不是重度写手，没把整个身心扑上去，有点像票友，偶尔写写，主动出击的不多，多为约稿，但只要应约，都会倾心倾力，全情投入，享受写作的快意。

其实，我写评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藉此与世界保持“密接”关系，同时，把学生带入“热辣滚烫”的世界，将他们推向涌动的现实，与新闻现场零距离，并学会用专业的眼光、判断去介入现实，用评论的方式去彰显专业的力量。给学生上“新闻评论”课，不能坐而论道，远离专业现场，躲在岸上学习游泳，必须中流击水，到职业现场的深水区去展现身手。我写评论，就是要保持入世的激情和表达的冲动，保持专业的在场状态，水性要好，手感在线。只有这样，我的课堂才不至于失去活力和吸引力。

张涛甫：前面说过，仅从功利的角度看，新闻学院教授写评论，得不偿失，因它不在学校评价的硬指标里边，若不是出于真爱，大学教授大多不太愿意写评论。在我看来，大学教授写评论，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和笔法，可以有“自选动作”，但不能把评论当论文来写。新闻评论须与现实交感，应是冒着热气的，入世的，对当下构成影响，用评论影响今天，捋清事实，辨识真相，引导舆论，激浊扬清，这些都是评论所追求的。

张涛甫：我的评论写作谈不上方法论，只能说，在多年的评论写作以及评论教学中慢慢悟出一点门道吧。新闻评论易学难工，评论写作门槛不算高，很多人天生就是评论员，如今，在泛媒介时代，发表言论的壁垒大面积降低，人人都可以成为评论员，以至于众声喧哗，很多成为舆论噪音。在嘈杂的舆论场中，更加需要有高质量、高品质的评论去对冲噪音，需要清流洗涤浊流。写评论，须有章法，但不能格式化、套路化。我的评论写作有意躲开套路化的表达，尽可能寻求多种表达的可能性，文无定法，在解题、立意、角度、文法上尽可能不拘一格，努力做到有新意。

张涛甫：是，文无定法，但评论写作有其稳态的东西，不会因时空切换而大变。在我看来，这些稳态的东西包括：

其一，守望公共责任。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其著名的《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指出，没有哪种公共服务比传播服务更重要。评论写作从事的即是传播服务。这种公共服务甚至比律师、医生、教师的工作还要重要，因为其影响面比三者更广。评论作为公共性言说，须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

其二，保持距离感。评论写作是一份积极“入世” 的工作，但评论员的“入世”不是全然埋首于经验现实，而是要求眼界和识见均要高出一般人，评论员须有穿越世相和表象的能力，即要求评论员有“出世”之努力，不仅能看到脚下的方寸土地，还能看到远方和天空。评论写作，问题意识不可少。缺乏对问题的敏感，评论就可能成为一具空壳。新闻评论作者须有一双慧眼，明察秋毫，见微知著，穿越表象，于无疑处存疑，冷眼旁观世事喧嚣，在冰冷人情中保持热心。新闻评论选题来自于公共生活。缺乏公共性，缺少公共关切，选题就可能沦为个人化的盆景、茶杯里的风波。评论员不能局限在众人的认知半径里。不能随波逐流，顺着公众的思维惯性，被习惯推着走，而应跳出惯性思维，跳出流俗眼光，在习焉不察的现象中发现与众不同的问题。须警惕那个让自己“很舒服”的角度，舒服意味着“熟悉”和“固定”，就会固化和板结，遮蔽“看到另一种可能”的差异思维。想要无可取代，就必须与众不同——敢于不同，敢于在一片喧嚣中打捞沉默的声音。

其三，依循说服之道。评论写作是用思想和判断去影响他人。言论表达即是说服他人的过程。在资讯高度发达、民智大开的今天，依靠信息时差和落差去说服他人似乎越来越难了，在很多时候，受众掌握的资讯比评论员还要多，被说服者懂的道理比说服者还要多，传受双方的观念的水位落差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 评论员如何立言？这就要求评论者具有更高的说服水平，深谙说服之道。关于说服之道，传播学者已做了比较精深的探索。比如，关于说服性观点的组织，是很有学问的。霍夫兰、贾尼斯、凯利在其名著《传播与劝服》一书中提出，说服传播效果不仅取决于动机诉求的选择，同时也依赖于那些支持观点的论据组织方式。评论写作作为一种经验艺术，不太在意说服的理论，而是按照职业经验判断，按照文法组织的套路推进。其实，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经验主义惯性，在互联网时代可能遭遇不少困难。说服之道不仅仅关乎文法技巧，虽然它是一个关键环节，但不是唯一环节，知其一不知其二，是难以顺畅打通言论说服的所有环节的。新闻评论通过说理过程将论点送达受众。这个说服过程，需要展示论据的说服力以及论证的强度。如果论证强度不强，主张与论据之间是弱关联，说服效果就不好。论证强度与论证链条相关，但强度的重心在论证效果上。有的评论不够紧致，逻辑强度弱，说理欠充分；有的评论严丝合缝，说理有力，逻辑周延，说服力强。

其四，执守常识。新闻业不需要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和理论，虽然它以社会关怀为己任，但也不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社会学家的理论和知识；新闻从业者的技艺来自于社会，是经验取向的，但要求对社会变化有过人的敏感和悟性。评论员以生产和传播思想和见识行世，但其思想和识见并不局限于专业领域，而与公共性同在。很多时候，评论员的思想和见识是常识级的。在一个常识稀缺的社会，可能就流行两种东西：一是没心没肺的傻乐；再就是假正经和伪深沉。这两种东西都与人的理想心性和智慧绝缘。在浮华的红尘中，常识并不总是在场，却经常被遮蔽，这就需要评论者从公共言说出发，打捞那些沉落的常识，对公共社会启蒙。

张涛甫：是的。我曾说过，评论写作是入世的思维体操。评论言说是门古老且长青的智性技艺。此前多由精英操持，特别是在传统媒体时代，知识精英掌控舆论话语权。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言说的门槛几乎“全线失守”，精英垄断的公共言论话语权旁落，如今，写作的分母越来越大，公共表达成为盛大的广场和喧嚣的市场，声音嘈杂，飞短流长，自然会严重稀释重金属的声音，也会拉低评论写作的技艺浓度。但是，一个社会的观念水位不是由分母级的言说标识的，而是由分子级的观念标识的。在言说的分母变得无穷大的时候，分子级的言说尤为珍稀。当年，您组织发起凤凰网“影响中国十大评论”评选大赛，我有幸作为评委。我们从海量的评论作品中，打捞、遴选出十大优秀评论。虽然后来没能年年办下去，但在评论界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什么是最好的评论？“年度十大评论”就是标杆。后来，我也参与新闻评论界一些活动，其中包括你我都参与的“红网”举办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我们期待有更多的青年评论员清新出场，努力拉高社会公共言说的“观念水位”。在公共理性和社会共识日渐脆弱的当下，我们期待更多的分子级的评论，为社会“补钙”，用清澈、成熟的理性，甚至用常识，对冲社会上的非理性情绪，缝补碎裂的社会共识。

张涛甫：钱穆先生有过这样的观点：“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历史上的“文人论政”传统，实际上与中国士人传统密切关联。钱穆认为，中国士流之影响与贡献，主要在社会。因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即士，所追求的道是大道，他们并非只关心一己之利，而是整个社会，致力于天下关怀。后来，西方世界崛起，成为世界的中心，西学东渐，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腹地，中国知识界的道统和知识谱系“整体性坍塌”，中国文人论政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断断续续存在着。

张涛甫：您所说的“学人问政”，我的理解是不是现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社会，发挥其社会影响。在20世纪，我们看到经过现代转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共舞台上的表现，其中不乏很有影响的思想家和评论家。今天的社会、知识、媒介语境都发生了巨变，言说的主体、表达方式以及言说平台差别太大。知识精英的影响力遭到大幅度的稀释，社会的“观念水位”下行，因此，需要有更多分子级的知识精英走进社会公共言说空间，“引体向上”，进行公共启蒙，提升社会的理性、德性以及智性水平，甚至在常识层面上守护社会底线。

张涛甫：前面说过，仅从功利的角度看，新闻学院教授写评论，得不偿失，因它不在学校评价的硬指标里边，若不是出于真爱，大学教授大多不太愿意写评论。在我看来，大学教授写评论，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和笔法，可以有“自选动作”，但不能把评论当论文来写。新闻评论须与现实交感，应是冒着热气的，入世的，对当下构成影响，用评论影响今天，捋清事实，辨识真相，引导舆论，激浊扬清，这些都是评论所追求的。

张涛甫：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悟来看，学者写评论，可以发挥学识和理论所长，目力所及，多有深究和穿透，摆事实，讲道理，可以谈得深透一些，但需要适度，过犹不及，不能掉书袋，浮粉太厚，就显得矫揉造作。鲁迅、梁启超都是一流的学问家，但他们的评论文章，思想、学识、文采都是浑然天成，文如其人，力道和美感俱在。

张涛甫：米博华先生是评论界的前辈、大家，多年执掌人民日报评论笔政，也是一流评论员。他从人民日报副总编岗位上退下来，复旦聘请他担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通过专业“旋转门”，转场到新闻教育界。有幸有缘，我跟他成为同事，有机会向他求教交流，多有共识和共情。关于他提出“评论的价值可能将被重新定义”，我的理解，新闻评论的价值和意义是被社会定义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评论是时代的果实。评论所在的社会语境、传播语境均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评论的价值必然随之而变。评论须识变、应变、求变。

张涛甫：互联网全面崛起以及智能传播时代的来临，打破了少数人对传播的渠道垄断和内容垄断，普罗大众获得了俯拾皆是的发声机会，意见市场的容量和结构发生惊人的巨变。在这一背景下，评论市场的变化天翻地覆，一时间，公众意见出现非理性繁荣和“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为：公众“口水”泛滥，溢出了精英们可承受的吃水线。人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和权利，人人也可以就公共话题发声。发言门槛降低以后，发声者多了，倾听者就少了。众声喧哗，意见市场的秩序嘈杂热闹，时评写作，作为专业化的写作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人人发声，降低了评论进入的门槛，正在倒逼专业评论提高技战术水准和立身之本。

张涛甫：时代在变化，要求评论写作顺应时变，把握变的辩证法。评论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让真相从信息的瓦砾碎石中凸显出来，以正视听。另外，也要求评论人在互联网新意见阶层中，拥有截断众流、力搏千钧的意见力量。如何在“流动性过剩”的舆论场中，拥有一锤定音的能量，有引领公众思想的意见领航能力？这就需要在世道和人心之间找到准确的入口和出口，能精准把握时代和人心的脉搏。专业化的新闻评论是纸媒时代的产物，后来遭遇电子媒介的冲击，评论的形态和形式随之改变，比如，出现了广播评论以及电视评论等评论形态，被电子媒介赋予了新的表达手段和形式。互联网这种超级媒介铺天盖地而来，网络评论应运而生。互联网评论的表达边界大大拓展了。

张涛甫：从表达主体来看，大量草根评论员的进入，改变的不仅仅是言论的分贝，关键是表达形式也大变。草根评论员从民间来，其身上带有民间的“草莽”和“泥土”气息，其言说风格也不一样。他们说话开口见喉咙，粗粝生猛，有清新之气，有时甚至故意不好好说，把理说偏，语不惊人死不休，搞“带毒营销”。草根评论员思想、能力参差不齐，价值观分殊也较大，表达手法和套路不尽相同。技术在变化，互联网表达技巧也要随之而变。但很多时候，网民已经过河了，评论者还在摸石头。社交化时代的评论写作，首先要求作者放低身段，不能一副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不论是道德优越感还是智慧优越感，否则，会对受众构成冒犯。要求评论者在表达技巧上要习惯用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观点和见解。在传统媒体时代，评论员完成评论写作交给编辑就完事了，但在社交化的今天，仅仅完成写作这一环还不够，评论上线才意味着互动的开启，受众的跟帖和回馈需要即时关注，并给予及时的反应。也就是说，社交化的评论强调传受双方的多回合互动。评论景观不再是评论员的“单口”表达，而是要评论者身处舆论现场，主演一场意见的演出。

张涛甫：前面我说过，评论写作不是我的主业，我的主业是新闻传播理论和实务研究。左手写评论，右手写论文，有点像“双向开关”。我比较享受这种“两栖”状态。在我看来，从事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必须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只有对一线热气腾腾的新闻传播实践有直切的体察和深透的体悟，才能找到研究的方位感和在场感。我的评论写作很多时候得益于我的研究。很难想象，如果不能对中国舆论生态和舆论表达有良好的判断和研究，没有对中国媒体表达场域保持长期的观察把握，评论写作不可能写得好，也难以走得稳、走得远。研究中国当下舆论生态、格局走向，乃至研究中观或微观层面的理论或实践问题，需要有一个认知框架。我认为，研究中国舆论问题，可从“社会舆论——社会心态——社会结构”三维框架去理解，其中“社会舆论”在最上层，特点感性、易感、多变；“社会心态”处在腰部，包括社会心态、社会情绪、价值观，它们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相对稳定性，也是主观性的；“社会结构”处在底座位置，支撑社会心态和社会舆论，是舆论和心态的“河床”，相对比较坚硬、客观，在短期内一般不会有大的变化。舆论研究不能仅仅盯着舆论研究舆论，要从“社会舆论——社会心态——社会结构”这三维框架出发，整体性地予以考量。

张涛甫：感谢您对拙作的关注和抬爱。这是我十多年前的研究课题成果。其中，我把社会风险分为两类：硬风险和软风险。“硬风险”即是物质化、实体化的风险，比如自然灾害、地震，海啸、火灾、疫情等；“软风险”是观念性、情绪化、符号化的风险，“舆论风险”即属于软风险。如今，风险社会与媒介化社会叠加，影响舆论生态以及舆论演化机制的关联变量骤增，不确定性空前加大，而我们的认知能力以及对风险的干预能力并没有匹配性地增长，我们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还追不上舆论场的变化。

张涛甫：在很多时候，人们还是以既有的认知惯性和行为惯性去应对舆论场上的不确定性。有时候，过度关注和过度防御，非但不能及时准确把握风险和化解风险，反而引发次生风险甚至加重风险。特别是社会处在转型变革阶段，各种未知变量会增加我们把握风险、化解风险的难度。如何应对系统性风险语境下的舆论风险？我们面前的现实是：未知还远远大于已知。无论在风险研究上，还是在社会治理上，都还在探索的路上。

张涛甫：大学教育有两个任务：一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二是为行业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新闻评论教育也是如此。新闻评论所发挥的功能主要有：帮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事件报道中理出头绪，特别是提供认识、思考有关问题的方法并提供借鉴；帮助人们从盲信和幻想中解脱出来，代之以理性思考；定义舆论议程，引导舆论；维护公众权利，防止公权力伤害；帮助人们在接受新闻时识别偏见，认清事实真相。大学评论教育也要完成两大任务：公民教育和专业教育。两者不可或缺：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升维。新闻评论写作和教育有常，也有变。评论教育则需要把握并顺应这种常与变。

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有责任为新媒体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探出一条新路。2013年以来，我们聚焦新闻传播人才专业能力培养这个核心任务，着力打造适应新媒体时代所需要的新闻传播专业能力培养框架，经过多年探索提炼，积累了一系列经验，正尝试探索一条新闻传播专业能力培养的新路径。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最大的短板是：与新媒体时代相匹配的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新闻传播教育机构不能只在象牙塔里培养人才，还需要在时代和实践的激流中训练专业能力。

我们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必须激发学生对被新媒体激活、点燃的社会的强烈志趣，打开他们通往“新世界”的广角视野；必须催动学生运用新媒体时代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直面社会现场，强化他们理解社会、理解世界的专业能力，塑造他们的正确价值观和专业理念。

新闻传播教育须打破因袭多年的传统教育方式，尤其要改变传统专业实践培养模式，改变传统“手工业”培养模式，以新的培养方式和路径，与全面打开的世界对接，与新媒体时代对接，与巨变的媒体生态对接。

为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尝试颠覆传统线性、狭义的专业实践理念和框架，强化专业实践能力对“话语权”的掌控，意在保持与业界一线“零时差”。我们改变了传统专业实践局限于“小实习+大实习”狭义实训框架，打破传统专业能力培养的线性流程，在学院与业界之间建立“旋转门”机制。通过导入业界资源，将实践端口前移。这种模式创新适应了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和传播渠道“机构化”和“非组织化”并行的趋势。学生从传统实践的“喂食”吃到现在的“找食”吃，“话语权”的转换强化了新媒体时代学生全新的专业实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