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基于西方经验建构的“国家建设”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为此，作者提出了替代性的理论解释，即以“国家发展”理论概念体系替代既有的“国家建设”理论，并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反映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政治学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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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谓国家建设 

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之一就是国家的发明。国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但是主动将国家作为一种制度体系来建构的世界性行为出现于近代，源于西方民族国家的诞生和发展。这样一个建构性的进程，被西方学者称为“国家建设”。“国家建设”的英文为state building，有时也被译为“国家建构”。国家建设并不简单等同于“国家缔造”（state making）或者“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与“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更有着显著的阶段性区别。这些术语的混淆不是发源于中文世界，而是在西方理论界就已经存在。比如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就将国家建设等同于国家缔造，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区分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而引发其他学者的不同意见。

对于本文而言，我们更愿意将国家建设视为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进程。布罗代尔声称，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乃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的支持。正是国家权力作为资本的后盾，推动了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查尔斯·蒂利指出：“资本主义和国家形成构成了社会史研究最基本的框架。”现代国家的建设和成长，与现代化和资本的全球扩张密不可分。由此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建设，对应的是现代化和资本全球化的一个长期历史发展进程。

从历史上看，整个西方世界的国家建设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国家主权体系建设，旨在赋予现代国家主权地位，建构主权国家相处的国际体系。这一努力以威斯特伐利亚公约为标志，一举解决了西方世界长期无法摆脱的领主国家间战争频仍状态，获得了西方国家之间无大战事的所谓“长和平”，该局面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宣告终结。第二步是国家制度建设，主要是构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两大制度体系，这业已成为西式国家标配。从次序来看，是先有市场再建民主。资本需要通过强化国家去开拓全球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国民纳入常备军体系，为此就要构建民族认同，一定程度上推动公民权建设。随着战争规模扩大和战争威胁的上升，加上民众抗议的高涨，通过扩大普选权来获取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就成为必然结果。总而言之，西方所进行的国家建设主要是建设主权体系、市场体系和民主体系，这一进程相当漫长，并且是有步骤、按次序实现的。

与之相应的是，为了实现以西方的价值和模式统驭世界，西方思想界围绕国家建设建构了一系列理论、制度和经验模式，引导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把国家建设作为其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和主线，使其国家建设同西方所建构的世界体系相衔接，进而实现西方文明对世界的一体化建构。然而，诚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西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个现代化进程只是让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围绕主权体系、市场体系和民主体系进行国家建设，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是主权不平等、市场掠夺和反民主的霸权。这不是人类文明的理想图景，而是一个非均衡的、不平等的世界。

建基于早期欧洲现代化实践的国家学说，充其量只能把国家理解为资本向全球扩张的强制工具。这样的国家在功能上是千篇一律的，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服务于资本的利益。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国家并未呈现出“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目光所及，只是国家强制的片面增长。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现代官僚国家是“不可改良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国家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型，唯一可能的变化，是国家的统治术将随着技术进步而愈发精良。现代化表现为安东尼·吉登斯笔下的国家对社会监控能力的增长。

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片面的国家建设并不能带来相应的社会发展。查尔斯·蒂利非常清楚这一点。早期西欧国家因应地缘政治竞争而构建的“财政-军事国家”已经失去了发展动力，只是处于一种自我强化之中，用国家权力这个变量已经无法解释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因此，蒂利转向了社会和一系列民间抗争议题，并且大胆地假设，西方社会后来发生的民主化建设，其动力并非来自国家的革新或者资本的“善意”，而是来自社会抗争。正是民众反抗上层权力精英的斗争，接续了国家建设最后一块短板——民主体系，与之相呼应的是公民权的建设，以及福利国家体制的兴起。民主与福利体制的建设，使原本奄奄一息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暂时缓过气来，但是代议制这一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矛盾。

实践表明，西方世界开启的现代化，虽然使人类文明发展跃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创造的国家制度模式就是现代文明的普世标准。即便欧美世界本身也不是一个统一概念，各国现代化的具体路径、具体制度、建设进度和文化留存不尽相同。这就是整个西欧国家建设进程给人一种“多样性”印象的根本原因所在，从巴林顿·摩尔到戈尔斯基，农业商品化、战争、地缘政治竞争、贵族联姻和宗教文化这些因素，都已经分别用于解释西欧早期国家建设。即便如此，也不可否认早期欧洲国家建设存在着某种内部统一性，而最能反映这种内部统一性的国家原型，正是查尔斯·蒂利概括的“财政-军事国家”，也就是资本集中与强制集中结合的国家建设模式。尽管“财政-军事国家”未必穷尽西欧国家建设的所有可能性，但是从查尔斯·蒂利、加州学派到戴维·斯塔萨维奇，这个解释具有较强的理论延续性，反对者迄今仍未提出有效且广为接受的替代模式，因此沿用“财政－军事国家”概念来认识国家建设仍然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做法。

这种建立在早期西欧国家经验基础上的国家建设模式，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世界历史的推动者，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科技的巨大进步，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碾得粉碎，国家作为战争机器的一面被无情地凸显出来。这证明西方国家建设模式的逻辑推导至尽头，很可能就是大规模战争。幸运的是，经历了战火的西欧国家大部分幸存下来，而没有被彻底摧毁。这些国家在马歇尔计划下重建，经济上虽有起色，但是国家安全则牢牢控制在北约手中，完全屈从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基本丧失外交自主权。西欧民族国家建设走到这一步，殊为可叹，实在不知道还有何值得效仿之处。战后兴起的福利国家体制，一定程度上是对早期“财政－军事国家”模式在政策上的修正，意味着西欧国家也曾努力走出片面国家建设的困局。但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就已经预见到的那样，把解决“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的国家身上，只是一厢情愿的“拉萨尔的幻想”。以希腊债务危机为标志，欧洲福利国家体制深陷泥淖，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福利政治体系。

非西方社会在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上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它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比西方世界内部国家间的差异要大得多。罔顾这种差异性，而一味按照西方早期国家建设经验提供的模板和方案来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不可避免会遭遇顿挫和失败。第三世界按照西欧样板打造的现代国家，从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到巴西，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到东欧，已经纷纷步入“失败国家”的行列。在经历了军人政权的官僚威权主义迎来一波经济增长之后，有些国家陷入“拉美化陷阱”，失去了发展动力，留下遍地废墟和巨大的经济窟窿。这些后继的“财政-军事国家”，主权、市场和民主三大体系无不齐备，但是经济长期停滞，贫富分化悬殊，社会治理失效。“失败国家”其实就是西方国家建设模式走向失败的悲剧。

二、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

近代中国在建设现代国家的实践上，确实也经历过类似的曲折。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国家打败之后，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财政大量流失，致使国家贫困化，同时官方上层盲目效仿西方“坚船利炮”的“财政-军事国家”建设模式，最终随着甲午战争的溃败而宣告国家建设彻底失败，财力和军力均难以维系，清王朝最终垮台。这也证明不能将“财政-军事国家”模式简单套用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既涵盖了早期西方国家建设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走出了国家发展的自主道路。中国成功的根本就在于，现代化发展不以建构现代国家为目的，而是以在现代文明水平上创造人民幸福和推动社会进步为目标，以此来推动国家发展，进而形成能够同时为个人、社会、国家发展提供保障的相应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

因此，在研究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发展问题上，不能简单因循已有的理论解释，而应该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出发，来解释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指导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国家发展”的概念，超越、替代一直以来简单套用的“国家建设”理论解释，可谓适逢其时。在世界大变局中掀起的发展潮流，已大大超越西方实践和理论范畴，迫切需要更为开放的探索、更加科学的理论发现，激发世界各国更具主动性、创造性的国家发展道路实践。“国家发展”超越“国家建设”理论解释，正在于它强调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引导各国建设和发展，尊重并激发各国自有的现代化发展主导权和创制权，形成自己的国家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目标。

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表明，真正的国家不是一个单纯的强制机器，也不单是资本扩张的工具，而是一个能够推动整体社会发展的总体性、整合性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识的国家，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异化”，也就是被商品化了的、沦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军事-官僚国家。在中国的语境中，国家概念蕴含了“国”与“家”的双重含义，国家既是一个政治机构，也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即便在封建时代，中国的君主制也与欧洲君主制存在巨大差别，后者建立的是一种基于土地占有的领主权力。通过战争来争夺土地所有权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几乎就是欧洲君主最大的本能，在这里几乎没有公共产品的任何财政余地。而中国的君主君临天下，更像是一位大家长，对天下苍生负有无限责任，按照“民贵君轻”的原则治国养民。从中央到地方，国家机构都承担了大量的公共职能，包括河道疏浚、市场运输、赈灾扶贫和社会治安，等等，公共财政支出在国家财政中占了大部分。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梦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富国强兵”。“强兵”不是单一目标，而是与“富国”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人要求的并不是国家政权强制能力的片面发展，而是更渴望国家整体的富足和实力增长，这个“国”不仅仅是指国家政权，而是指国民所处的政治和生活共同体。以此观之，国家权力并非一个自足的力量，国家权力的作用是“造福于民”，国家体系的发展并不是国家权力尤其是强制力的片面增长，而是通过国家机构提供一系列公共产品，包括法律、政策和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社会大众的生活需要。国家体制越是健全，国家提供这些公共品的能力就越强，国家治理就越有效。因此，在中国不存在单一的、片面的国家建设，而是“国”与“家”共同成长的国家发展。

两相对比，何以认为“国家发展”概念就比“国家建设”更为适用于描述现代国家的成长呢？

首先，从术语本身来看，“国家建设”的前提是存在一个既有的国家模板或者说标准蓝图，然后根据这个蓝图筑墙砌砖，将国家体系建设起来。在历史上，西欧早期国家正是通过效仿成功者的模式来建构的，经过一波又一波的模仿，从西方到东方逐渐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主权国家体系，那些后发的国家只不过是先发国家的模仿者。相反，“国家发展”这一术语，并不强调是否应存在一个成功的样式作为效仿对象，而是主张每个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都有探索其发展道路的自主权利和方式，他们应该根据本国的国情和人民的需要来选择自己的国家模式，每一种选择都增加了国家的多样性。正如非洲的国家模式不可能真的完全因袭欧洲早期国家，因为他们的领土边界很多是被殖民者强加的，无论是在主权建构还是民族建构上，非洲都应选择自己的模式。

其次，“国家建设”就其术语本身而言，比较注重静态的组织制度框架，即一整套现代国家权力体系，以此来评判不同国家的成熟程度。与之相比，“国家发展”不预先设定目标，更强调在发展进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的动态调整和自我完善。与制度框架相比，对于“国家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动力问题，也即国家发展的动力何在。发展与动力在理论上是一对双生关系，要发展就需要动力，如果缺乏动力，发展也就停滞了。国家发展的动力是全方位的，人口、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和政治等都可以构成国家发展的动力。比如人口一项，在当前的国家发展中就占据了突出地位，出生人口减少以及由此带来的青年人口比重的下降将是约束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当然，即便存在大量青年人口，这些人能否构成国家发展的动力，还取决于一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以及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对于劳动和知识贡献的激励。在中国的国家发展中，党的领导构成了最为根本的国家发展动力，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在组织上的强大推动，使中国国家发展能始终走在自主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成功。就此而言，“国家发展”在理论上可拓展的空间比“国家建设”要大得多。

最后，“国家建设”的研究对象就是国家权力本身，反观“国家发展”，则可以不断给“国家”加前缀，用这些前缀来规定国家发展的内容、目标和路径。比如，我们可以称致力于推动国家卫生事业发展的进程为“健康国家”的发展，“健康”成为国家的前缀，也就规定了国家发展的重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中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2020年的77.3岁，这意味着通过健全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医疗队伍的职业化、提供医疗基础设施等措施，中国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健康国家”。在健康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力图将国家发展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结合在一起，其中典型就是“爱国卫生运动”，把卫生事业视为国家发展的一部分，真正造福于民。同样的国家发展努力，也出现在经济、教育、工程和民生福利等领域，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粮食大国、工程大国和教育大国，未来中国也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大国和环保大国。大国不仅是总体规模大，而且着实让民众感受到了其中的巨大好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大幅提升。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公共教育、识字率、公共医疗卫生等民生福利领域的发展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最平安的国家之一。所有这些成就，都只能用“国家发展”来概括，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国家建设”。弗朗西斯·福山讨论的“国家建设”虽然已经蕴含了国家发展的吁求，看到了问题所在，但他囿于西方学统而无法摆脱原来的国家理论话语体系，也无法理解中国国家发展的真正贡献。

“国家发展”是对“国家建设”的扬弃。国家发展当然也涵盖了国家建设的内容，但绝不局限于国家建设。只有运用“国家发展”这一概念，才能充分凸显国家在不同领域促进社会发展的主导性作用。“国家发展”之所以区别于“国家建设”，就是因为：后者主张国家独立于社会的自主性，是一种自我强化，国家成为绝对的主体，后果很有可能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立；而国家发展在于将社会发展的目标蕴含在国家发展的基本内容之中，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共生、共强的关系，国家发展与社会发展两个进程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分割、对立。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国家发展无论在哪一个领域，最终都会转化为社会生活的改善。比如，由国家去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不是为了强化国家的能力，而是促进人民大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总而言之，国家体制的健全、发展，目的是在不同领域促进人民群众整体性、根本性利益的发展，建立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国家治理体系。

三、国家发展的理论前景

“国家发展”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对已有国家理论的发展，而且意味着政治学理论的重大创新。依托国家发展理论，从中国自身现代化实践出发，可以对政治学的三个重要命题提出新的构想，形成新的理论解释。

第一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在国家发展理论体系中，国家发展与社会发展不是对立，而是双向互动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发展呈现出来的并非社会资源简单的集中垄断，相反是资源开放和再生产且不断创造革新的进程，用于解决根本性的发展难题，促进民生幸福，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过去在西方国家理论的影响下，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解，一直都被“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所支配，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来认识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增长，比如戴慕珍、许慧文等都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就在于国家权力退却，放松对市场的管制。这就是所谓要么“国进民退”、要么“国退民进”的零和解释的依据。他们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简单解释为社会力量特别是市场力量的成长，国家则被视为改革的对象，要做病理学的分析。姑且不论这种将国家与社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立起来的解释是否合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是否存在二元对立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商榷的假说。

从历史上看，中国从来就不存在完全自主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也不存在绝对超然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国家”与“社会”都是现代化之后理论话语转变制造出来的“理想类型”。在传统社会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真实图景，更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会中有国家，因为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干预与渗透是无处不在的；国家中有社会，因为社会关系网络已经无孔不入地攀附在国家机构运作的机理之中，国家权力的实施也常为社会规则所左右。这就是传统中国实行“礼法共治”的基础。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反思并非什么新理论，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似乎提出了一个替代性解释：“‘社会中的国家’这一方法使研究者注意国家和社会彼此之间分组整合及其合纵连横等互动过程，以及国家同其试图控制、影响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但是，立足于中国场景可以发现，不仅存在“社会中的国家”，同时也存在“国家中的社会”。无论是米格代尔，还是要将国家安放到社会中的杰索普，归根结底其理论出发点还是一种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机构中由社会规则主导的空间已经不复存在，该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伦理和法律制度。在国家权力的基层，国家与民间社会则存在一种交叉或者粘连的关系，两者的界线相当模糊。市场社会力量的兴起，是国家不断释放政策红利、有意识加以培育的结果。要说市场社会作为一种单独的力量在经济振兴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则违背了基本的事实。中国经济腾飞是国家有意识地培育市场，健全市场法律法规，通过各种政策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的结果。市场社会的兴起，其实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部分，正是国家与市场的双重驱动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第二是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已经是老生常谈，包括国家建设在内的比较研究，都试图摒弃现代化理论的模式。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现代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重点在于我们针对已有现代化模式存在的理论困境能否提出一种替代方案，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解释。中国国家发展的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就是建立了一种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现代化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论是亨廷顿、白鲁恂还是艾森斯塔特，主流的现代化理论一直认为发展和稳定是一对主要矛盾，发展会带来不稳定，如亨廷顿所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而稳定每每要以不发展为代价，即所谓超稳定体，一定是高度封闭、停滞的。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这一理论困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持续多年达到两位数的增长，社会结构的分化和进化也在持续进行中，然而中国在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总体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中国创造的发展奇迹，当然可以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来解释，比如产业结构优化、产业政策对路、人口红利、中产阶级的壮大，等等，但是这些解释最终都要归结为一个总体性的理论认知，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是以国家发展来带动社会整体发展，国家在培育、创造市场的同时，通过体制变革调适来应对新的社会变化，保持动态稳定，实现总体社会的稳健发展。

从国家发展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奇迹是有启发性的。基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国家从本质上应该是一种“治理型国家”，承担现代化使命和治理责任，带动社会整体的发展。反观西方，虽也曾经尝试从“财政-军事国家”向治理型国家转型，这就是他们的福利国家体制，但是福利国家体制没多久就遇到了不可解决的矛盾，要么是陷入不发展状态，要么是政府负债沉重，更多的时候是两者交织在一起。福利危机证明资产阶级支配的国家体制从根本上无法建成治理型国家，而只能充当资本的工具。福利国家不过是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用发展获取稳定的一种权宜之计，其实还是没有走出稳定和发展两相对立而不得不做出权衡的怪圈。中国的国家发展，直接就是建立和发展治理型国家，稳定和发展两手同时抓，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借助强大的国家调节功能和有效的政策体系，一方面在经济上进行宏观调控，主动寻找发展机会，通过金融、产业政策等手段来调节市场，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政策引导，在稳健增长的前提下，寻求改革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使不同阶层的利益都能得到发展、照顾和整合。要同时实现这两个方面，与治理型国家在体制上的体系化和健全化是分不开的，因此，治理型国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始终保持了随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进行自我革新的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机构及其职能的调整和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每一次重大的政府再造都是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功能调适和国家的自我革命、自我发展。

第三是国家间政治理论。在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看来，国家之间就是一种权力政治关系。这事实上就是国家建设的逻辑使然。一国的崛起势必对区域内原来的霸权体系构成威胁和挑战，这就是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通过国家建设来推动资本的全球扩张，一方面导致国家间竞逐权力的格局，最终的结果就是战争，战争成为决定大国兴衰的决定性事件；另一方面借助国家军事力量，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出“中心-边缘”的二元区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不是一个平等的、民主的世界，而是边缘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依附于中心国家的世界，是帝国主义借助于军事、金融和科技优势建立的全球霸权体系。

如何才能打破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呢？陈其人先生提出了他的观点：“民族独立国家有少数已实现工业化，其余的也在努力这样做，这将减少和终于切断发达国家大部分垄断利润来源……客观上将使发达国家内部矛盾加深。”中心国家绝不会允许后发展国家挑战他们的霸权，视其自主发展为一种威胁，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进行遏制、打压。可以说，20世纪的国家建设历史，就是这些中心国家打着多边主义的幌子、行帝国主义之实的时代。

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发展模式打破了帝国主义迷梦。中国的国家发展不仅体现在中国的持续力和活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增强，也体现在世界各国联系越发紧密的当下，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各国自身发展的促进作用，其基本途径就是通过以经济合作带动政治合作，以经济发展来推动政治秩序的建立。中国的和平发展证明了，国家间政治不是只有地缘竞争一种现实，这种所谓的“现实主义”不过是资本借助国家强权在全球扩张的产物。如果不同的国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国家发展道路，他们发展的自主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尊重，那么，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可以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条件，而不是障碍和约束。如果从国家发展重新审视国家间政治，就可以认识到，国家和平发展，由此带动国家间的合作和共同发展，将是一种崭新的、不同于旧的以地缘竞争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现实，这也是最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图景。

四、两种国家模式

与近代以来国家仅仅充当资本扩张工具，而成为千篇一律的、“不可改良”的战争和强制机器不同，21世纪国家最大的变化是国家的多样性发展。有的国家强，有的国家弱，而国家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治理能力、社会发展机遇和竞争力，因此国家发展势必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时代主题。

显然，美国和中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国家模式：帝国扩张和国家发展。前者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从国家建设起步，借助两次世界大战建立起世界霸权。特朗普上台后坚持“美国优先”战略，意味着美国这个大帝国已经决定重新出发，试图启动发达国家新一轮的国家建设，其逻辑是不断强化其军事优势和金融科技优势，维持美国的领先地位，以便继续剥削全世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则以其快速发展和成功经验，让世界各国看到国家发展的新路径、新方向，意识到不同国家完全能够根据自身的探索和努力，把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建设好，解决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发展挑战。对此，应该深刻认识到，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并不是原来国家建设逻辑上的“竞逐富强”，实质上是两种不同国家模式的竞争——是延续帝国体系，还是走各国自主发展的国家发展道路、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场竞争无疑将对世界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样一来，国家发展动力的问题便凸显出来。哪一种国家模式更具有发展动力，持续发展动力来自何方，将直接决定该国家模式的成败。美国的帝国扩张模式是从国家建设逻辑中产生的，经过帝国主义，重新回到国家建设立场，来巩固其帝国霸权，这是一个强权的循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国家是“不可改良”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的完善只是让它更好地充当资本全球扩张的工具，因而会更多聚焦在对军事、科技和金融领域权力的垄断方面，随着“美国优先”的国家建设再出发战略的开启，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阿瑞基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就已经指出，在20世纪后期，美国在科技创新等领域其实已经落后，之所以能继续维持其竞争优势，全赖美国二战后在全球范围建立的军事霸权，使之能对崛起的日本和欧洲进行持续打压。阿瑞基还预言，美国在其他领域的优势越是后退，美国对其军事霸权的依赖程度就会越高，但是所付出的代价也会越来越大。从中也不难理解，美国的帝国模式是不可复制、也不可持续的。

对于中国国家发展的实践而言，中国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凝聚了全社会的发展共识，全方位激发社会活力，形成一种有序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保证了整体战略性规划、有效组织实施和自主创新动力的有机统一，通过党的政治引领、体制驱动和组织嵌入，全面推动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治理，应对未来在人口、产业、科技等一系列重大领域的挑战，以强大的社会组织力从根本上打破美国的权力垄断格局。中国发展经验，归结起来，就是通过强有力的党的政治建设，确保国家发展进程持续不断向前推进。

国家发展的动力是持续和不断增强的。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以及全球产业链合作的关键一环，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构成了世界发展拼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通过发展动力的联动与外溢效应，中国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发展的重要依托力量之一。应该认识到，中国作为依托力量，并非自封的或者强加于人的，而是中国国家发展及其外溢效应的客观体现。世界各国通过积极拥抱中国国家发展，可以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换言之，中国的国家发展可以极大提升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力、活跃力，产生出国家发展的叠加效应。

更重要的是，国家发展模式不是用一种特点取向和模式来引导各国建设和发展，而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引导各国建设和发展，尊重并激发各国自有的现代化发展主导权、主动权、创制权，使各国发展就像当年西方社会发展一样，都能从自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出发，自主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共同朝着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指明的方向前进。唯其如此，国家发展方有持续不断的创造力和推动力。

中国和世界各国自主的国家发展，将建立一个全新的、朝气蓬勃的全球治理体系。在这里，国家发展不仅体现为自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多层次能力的全面提高，而且可以为全球政治经济治理提供治理能力的强化、治理模式的革新、治理思维的拓展。以中国的国家发展为例，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有力推动和极大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以及体现传统东方智慧的推动力量。中国国家发展具有强大的外溢效应，不仅补充完善了现有治理体系的不足之处，其更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于，中国通过自身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非西方国家未来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积极应对全球治理挑战，提供了不同于传统西方解释模板、解释路径的崭新思路与全新视角。

在这样的理论和道路指引下，各国自主的国家发展将真正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条件，而不是阻碍。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表明，中国国家发展道路在世界范围内的投射，就是一种建立全球市场、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景。中国国家发展为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更为和谐有序的人类家园创造了更为完善可行的指导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国家发展进入特定阶段后主动提供的理念类公共产品，既体现出中国通过自身发展积极推动全球合作的外溢效应，也体现出中国国家发展引领全球合作所具备的强大动能与坚定意志。中国国家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创造新动能，有助于推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系统、发展体系、合作平台，进而依靠各国联动发展共同创造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态。

在中国成功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上不断成熟的国家发展理论，将给世界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方向、新的理论和新的经验。国家发展理论将使以“民主化”“市场化”为核心的研究转向以“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为核心的研究，为构建一个新的学术体系提供新的价值导向、理论范式、实践路径和创新天地。这应该是中国的成功及其伟大实践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