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Vincenzo Quadrini教授分享的题目为“Digital Economy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国、世界其他地区与“数字经济体”的三国模型，研究数字资产（尤其是稳定币）扩张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全球对传统储备资产（如美元国债）的需求整体上升，这将导致美国利率下降、对外借贷增加。稳定币既可能以美元资产为锚增强美元地位，也可能以其他数字资产为担保对美元形成替代，关键在于其背后的资产构成。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改变全球风险配置与消费波动格局，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异质性影响。基于这些发现，文章强调，未来在评估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时，应更系统地考虑数字资产因素。

北京大学的李凯教授分享的题目为“Allocative Efficiency of Green Finance Instruments”。该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融资约束、不完全弹性资本供给和可变资本利用率的异质性企业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不同类型绿色金融工具对污染资本配置及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文章区分了两类绿色金融工具：“事后型”（如碳税）和“事前型”（如绿色信贷），并指出前者可能会将污染资本重新配置给融资约束更为严重、污染排放强度更高的企业，反而加剧总体污染排放；而后者则有助于将污染资本配置给受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研究表明，在制定绿色金融政策时，应关注其分配效应和一般均衡效应，针对不同财务状况企业量身定制绿色金融工具。

上海交通大学的黄秋实助理教授分享的题目为“Data as a Networked Asset”。文章以企业接入共享数据分析平台（如SDKs）为切入点，量化分析了企业间数据共享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数据共享使关联企业在运营绩效、财务表现和股票回报等指标上出现同步变化的趋势；而数据隐私政策的出台（例如Apple推出的应用跟踪透明度功能）限制了数据流动，从而减弱了这些效应。为了解释实证结果，文章构建了一个动态网络模型，探讨企业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如何权衡短期收益和长期客户资源，以及这一决策如何通过数据流网络对关联企业形成溢出效应。模型结果验证了均衡状态下关联企业存在的羊群效应，并得到了考虑数据网络的戈登增长公式和衡量数据经济中企业系统重要性的经济指标。研究呼吁将数据视为非竞争性资产，并强调数据共享的网络结构在企业价值和风险传导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复旦大学的奚锡灿副教授分享的题目为“Pro-Manufacturing Land Policies of Competing Local Governmen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该研究尝试理性化长期以来的制造业导向政策，并量化其福利效应。通过考察中国地方政府的供地行为，研究证实了工业用地折价是中国语境下政府鼓励制造业的重要方式，但这一政策带来了一定的效率损失和扭曲。借助一个多行业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文章揭示了地方政府鼓励制造业的动机可以由一个非合作纳什博弈进行刻画，且由于地方政府以最大化制造业产出为目标，最终形成的均衡结果偏离了社会福利。研究指出如果地方政府能够以人均实际收入为目标函数，适度减少对制造业的过度扶持，就能够在仍然保证制造业发展的条件下促进社会福利。

一桥大学的Kentaro Nakajima教授分享的题目为“Satellite-Based Vehicle Flow Data to Assess Local Economic Activities”。为了解决过往区域经济学的政策评估中，数据很难同时确保及时性、连贯性和空间上细颗粒度的问题，该项研究开发了一套对于区域经济活动的新测量方法。研究使用卫星图像数据构建了一个度量“交通工具密度”的指标，用于衡量区域层面的经济活动。借助这一度量方法生成的数据集，该研究实证评估了菲律宾麦克坦-宿雾国际机场开通新航站楼的效应。该项研究开发的这一新的高频指标与手机基站数据、夜间灯光数据等常用数据指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可以有效捕捉人类的经济活动。基于这一指标的实证工作也能够有效地证实，新航站楼的开通对于菲律宾宿雾市经济活动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结果呈现出很多与常识一致的特征。

北京大学的张庆华教授分享的题目为“Why are Commutes So Short in China? The Role of Travel Aversion and Location Adaptability”。该项研究聚焦统计数据中呈现的中国“低通勤时间”现象，并尝试分解形成这一现象的两类主要驱动力：就近工作和更换住所。通过将出行方式选择与居住-工作地选择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该研究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中分别估计了这两种力量的大小，并进一步考察了城市的经济特征如何影响这两种力量。该研究发现，出于通勤规避的目的而选择就近工作的现象在中国整体上并不明显，但在核心城市的表现相对更明显。相对而言，更换住所的贡献更大，但在核心城市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两种驱动力的大小受到经济变量的影响，前者主要受到工资、劳动力构成和气温的影响，后者则主要与职位和住所在空间上的相关性有关。

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方汉明教授分享的题目为“Decoding China’s Industrial Policies”。在世界范围内，产业政策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富裕国家。与此同时，学界对产业政策的兴趣也呈复苏态势。然而，对于产业政策的基本事实和系统性的数据库却极为欠缺。研究团队利用大语言模型（LLMs）对2000年至2022年间中国的产业政策进行解读与分析，基于中央、省、市三级政府发布的共计300万份政策文件，从海量数据中提取了丰富的结构化信息，包括政策的背景与范围、针对的产业、政策工具、实施机制以及政府间关系等具体维度。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制定总体上符合经济理论，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那些具有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产业，特别是在地方层面。进一步，方老师探讨了政策扩散的动态过程。此外，方老师还探讨了产业政策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最后，这项研究还揭示了产业政策可能带来的空间效率低下和全行业产能过剩等潜在负面效应。

复旦大学的刘宇副教授分享的题目为“Cotton Cultivation and China's Great Famine under Central Planning”。棉花种植地区发生饥荒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在世界范围内都发生过，如印度、埃及和巴西等地。其主要原因是棉花是一种与粮食作物相竞争的经济作物。然而，现有的关于饥荒成因的研究大多忽视了棉花种植和粮食分配制度的共同作用。研究团队利用中国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期间的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比了大跃进前后棉花种植县与非棉花种植县的生育率变化。研究发现，在大跃进期间，棉花种植县的生育率下降幅度更大。这一差异主要源于中央计划体制下棉花种植县粮食销售的显著减少。档案证据显示，这一减少是由于国有粮食分配体系的运作受阻，未能确保棉农获得足够的粮食供应。这项研究揭示了集中化农业规划及其运行失调如何对不同农业生产结构的地区产生不均衡且灾难性的人口后果。

香港中文大学的宋铮教授分享的题目为“A Lost Decade of Fiscal Misallocation (in Japan)”。日本“失落的十年”（Lost Decade）始于1990年代代初，泡沫破灭，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大幅暴跌，经济陷入长达十余年的萧条。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实施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包括大规模公共建设项目和超低利率甚至零利率以及量化宽松等政策。研究团队从财政错配的角度研究了日本失落的十年，而这是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忽视的一个渠道。财政错配是指当时的投资主要由政府主导，但私营部门的投资回报率却更高。研究表明，政府投资主要流入了回报率较低的地区，如冲绳；而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地区如东京的政府投资却较少；也就是“政府资源诅咒”。量化模型分析表明，利率冲击是失落的十年中的财政错配的主要原因。反事实分析表明，如果将1998年后的利率维持在1988-1992年间的水平，2018-2022年间的TFP将提高2.4%，同时居民福利水平将提高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