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8日，罗伯特·弗朗西斯·普雷沃斯特当选为教皇，成为历史上首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并以“利奥十四世”之名履职。他的当选标志着全球天主教会即将迎来一个新篇章，融合了传统与改革的双重特质，既继承了拉丁美洲教会的亲民精神，又融入了美国教会的务实与开放风格。

从肯尼迪时代对教皇效忠的疑虑，到特朗普与方济各之间持续的公开交锋，教皇与美国政治的互动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地缘宗教现象。

教皇方济各的任期内，美国政府和教会的关系进入新的对抗阶段。他是首位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教皇，也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正义倾向的宗教领袖。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移民包容、气候行动以及对LGBT群体的开放态度，使其被誉为“人民的教皇”，但也因此成为美国保守派政治力量的异议对象。

方济各与特朗普的矛盾可谓典型。一方面，特朗普在竞选和执政期间，将反移民政策作为核心议程，甚至提出在美墨边境“筑墙”，而教皇方济各反其道而行之，强调“架桥”与包容。这一宗教语言的对峙转化为外交层面的公开冲突。方济各批评“筑墙者不是基督徒”，特朗普则反击称“一个宗教领袖质疑他人信仰令人可耻”。这场理念交锋的本质已超越具体政策分歧，演变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性对抗——宗教权威试图以普世性道德律令确立合法性根基，而国家机器则坚持其作为现代性秩序唯一主体的绝对主权主张。两种合法性体系的碰撞，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价值基础的建构困境。

2017 年，教皇方济各和特朗普总统在梵蒂冈会面。图源：埃文·武奇/美联社

特朗普政府强化了宗教与国家主义之间的联动，尤其在福音派与天主教保守派的结合之下，形成了一个对进步主义教宗方济各强烈抵触的政治文化阵营。这种矛盾在万斯副总统于教皇去世前夕拜访梵蒂冈后迅速激化，甚至引发阴谋论指其“害死教皇”。此类舆论虽无实证，却反映出美国保守派对教皇路线的持续不信任。

方济各教皇的去世及其葬礼成为全球政治与宗教博弈的交汇点。特朗普高调出席、美国全国降半旗，但与其在任时与教皇多次对峙的历史背景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在教宗葬礼上的讲道中，意大利枢机主教雷伊引用方济各生前对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批评，强调“搭桥而非筑墙”，现场的政治意味不言而喻。此时的美国总统虽就坐在葬礼仪式的第一排，其政治权威却无法渗透宗教话语权的神圣场域。

更深层次地看，方济各教皇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的是一种“全球南方神学”，主张以宗教伦理介入全球治理，挑战新自由主义体制。这种神学路径，与美国自冷战以来推行的地缘政治逻辑存在结构性冲突。

与此同时，美国的教会生态内部也日益分裂。一方面，进步派信徒认同教皇的社会福音立场，尤其在拉美裔天主教徒中声望极高；另一方面，保守派主教与共和党盟友形成反教皇的政治共同体，支持传统教义、反对变革。这种内外矛盾使得“教皇”成为美国政治中一个非中立的象征符号。

梵蒂冈与华盛顿的互动范式，本质上构成了神权合法性诉求与世俗国家理性之间的建制化对抗，这种制度性博弈深刻折射出现代性叙事的内在矛盾。方济各教皇的离世并未终结这种对抗，反而加剧了新教皇继承与偏离其路线的政治期待与神学想象。

教皇利奥十四世的当选，在象征意义上打破了长久以来的“非超级大国教宗”传统。但他的当选，并未标志着特朗普政府执政下美国政治理念的胜利，反而揭示出天主教会与“美国优先”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表面上，利奥教皇的美国身份似乎是“特朗普主义”的象征性胜利。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他长期在秘鲁传教，持有双国籍，人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拉美和欧洲。他的语言风格、牧灵经验和社会关怀取向，都更接近方济各式“全球南方神学”而非美式例外主义。利奥十四世向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信众讲话时使用的是天主教教宗的官方语言意大利语，他也简短地以西班牙语向他之前服务的秘鲁社区致意，称那里的人民忠实地陪伴着他们的主教，分享着他们的信仰，全程没有使用英语。利奥教皇的仪式语言选择构成精妙的话语策略——刻意规避美式地缘政治符号，突破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霸权，转而通过拉丁文明母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构建起跨大西洋的教权建制性认同，这种基于语言政治学的分析认为，利奥教皇正寻求在实质上重构全球化时代的宗教权威坐标系。

教皇利奥十四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中央阳台上，身着简朴的白色长袍，吟诵着《天后皇后》的祷文，而非吟诵。图源：Ciancaphoto Studio/Getty Images

因此，他不是“来自美国的教皇”，而是一位“曾在美国出生的全球教皇”。这一差异对美国政界的象征性打击不言而喻。特朗普和保守派本试图将这场选举纳入“美国荣耀”的国家叙事，但利奥教皇的价值观却在诸如移民、人权、全球正义等议题上，与MAGA路线产生根本对立。“利奥十四世”这一名号本身即暗藏政治寓意。其原型——利奥十三世——以《新事》通谕确立了天主教社会教义的现代根基，强调工人权益、批判资本主义的失衡。从这一视角来看，新教皇将继续在社会伦理领域发声，而不是转向文化战争式的保守主义。

保守派对此反应激烈。班农称他为“反特朗普教皇”，右翼舆论抨击他是“觉醒派马克思主义者”。有媒体报道，利奥教皇社交平台曾经发表的帖子，曾明确批评特朗普与副总统万斯的移民立场，强调耶稣之爱不应区分先后顺序。

这种冲突并非单纯的左右之争，更关涉天主教信仰在全球时代的位置。特朗普政府试图将宗教工具化，将教会纳入民族主义的政治机器；而利奥教皇则强调“解除武装的和平”与“桥梁式的共识”，主张信仰超越国家边界，以道义而非主权为基础构建伦理联盟。

在一个天主教徒占美国人口五分之一的社会结构中，这种分裂不可忽视。教皇虽不涉足选举，但其立场对信徒认同构成深远影响。利奥教皇可能成为天主教共和党人面前的一面镜子：他们是否效忠信仰中的普世伦理，还是更倾向党派政治。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不支持美国优先的美国教皇”并非悖论，而是全球教会在民族国家时代寻求超越的历史产物。他的当选是对“权力国家化”趋势的一次精神反击，也是可以看作是一次对教皇身份去疆域化的强烈声明。他不会代表美国，而会代表教会对世界说话——这正是教皇本来的职责。

当前的天主教会正处于一场深刻变革的交汇点上：一方面，其全球化进程前所未有地深入推进；另一方面，教义与文化的分歧却在不同大洲的教会之间逐渐显现、扩大。

红衣主教选举人的构成已转向较不富裕的国家，图源：大西洋理事会

由此观察，天主教的“地理重组”已成为不可逆的现实。从约翰·保罗二世起，教宗已不再是意大利的象征性垄断职位，已成为全球信仰结构动态变化的映射。教皇利奥十四世的当选进一步证实，教会最高治理权正在打破旧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向全球南方、美洲乃至亚太延展。本次教皇选举的秘密会议中，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枢机比例首次达到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一次制度层面的地缘转向。这种结构多元化使得教会更加贴近全球14亿信徒的现实分布，也增强了其在新兴社会议题中的文化渗透力与代表性。

但随之而来的，是愈发复杂的认同冲突。全球教会不再仅仅在信仰层面面对挑战，更要在实践路径上应对价值体系的不协调。非洲主教反对同性祝福的声音，与德国天主教会推动的进步路线之间构成尖锐对立。亚洲主教在政治中主张温和务实，欧美主教则对社会正义议题更为激进。教会似乎正走向一种“全球共存的多元正统”，这在实践中极难维系其普世性。在性别、家庭伦理、LGBTQ祝福、神职改革等问题上，观点的差异并非一时争议，而是文化、社会结构、殖民经验与宗教传统深层错位的反映。在这一角力场中，任何全球共识都显得异常脆弱。

更加全球化的教会并不天然意味着更加团结。相反，全球化放大了文化冲突，也迫使教会必须在“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寻找新范式。梵蒂冈近年来推动的咨议制改革，试图以“共议”取代“集权”，正是对这种紧张关系的制度回应。但“共议”机制尚处于实验阶段，尚未形成强有力的执行路径。

从美国政治看，这一分裂趋势亦有回响。天主教在美国社会结构中的断层日益明显，“传统主义者”与“包容派”之间的信仰话语几乎无法对话。约19%的美国人自认为是天主教徒，低于2007年的24%。与此同时，天主教杂志《危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美国每加入天主教会100人，就有840人离开，即使只有一半属实，这种趋势也被认为是灾难性的。利奥教皇作为首位美国籍教宗，既可能成为调和内部分歧的桥梁，也可能因身份符号化而被各方工具化。在特朗普时代之后，“美式信仰”正面临被全球教会重新定义的历史时刻。

教皇的权力结构并非单一维度，而是横跨宗教、政治、外交与象征资本的多重复合体。作为天主教最高领袖，他在教会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教义诠释权与组织统辖力，几乎是绝对的宗法型权威。但与此同时，教皇还是一个主权国家——梵蒂冈国的元首，拥有独立的法律体系、常设外交网络及对全球议题的道义发言权。这种“教宗—君主—道德导师—地缘行动者”四重身份，使得教皇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既不是纯粹的宗教人物，也不是典型的国家领导人，而是一种带有跨制度、跨文明特征的全球角色。

正因如此，教皇的产生从来都不仅是单一的宗教事件，更可以视作是一次全球话语权的“再分配”。每一任教皇的施政理念，都可能在移民、人权、生态伦理乃至南北对话等领域引发连锁效应。尤其在全球信仰版图正在迅速南移、地缘政治格局加速重构的当下，理解教皇权力的多维运作机制，已成为分析宗教与政治交汇的新关键。当下，教皇不再只是信仰共同体的象征，更是全球公共伦理的重要生产者与规范制定者，其所代表的权威形态，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后国家权力演化路径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