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首先，日本大企业在日本经济长达 30 年的消失的过程当中，他们业绩的表现并没有像国内 GDP 的表现那么糟，而是海外投资带来的业绩非常靓丽。为什么他们的资金没有转变为工人工资的增长？主要是因为企业认为，在海外投资的盈利可能会因为海外经济和融资环境的恶化，而导致不能继续增长。这时，就需要它们自己企业账户里的既往资金来解决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所以企业长期把资金捏在自己的手里，并不代表它们没有资金。

它们今天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原因在于它们看到了日本国内市场的复苏趋势。国内股市的激活和不断增长让它们感觉到，海外投资战略的比重可以向下调整，并可以把一部分精力转向国内市场。过去靠“海外积极投资、资金过度储备”的战略组合过于被动。因此它们开始思考，关键因素是今天先通过物价上涨改变自己销售盈利的条件，还是先提高自己国内老百姓实际收入的增长带动国内消费的活力，从而带来企业利润的增长。

日本已经长达 30 年，尤其后 10 年，一直在创造通胀来改变销售条件的改善，从而带动老百姓就业和工资收入的增长。现在他们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工资太低，老百姓缺乏劳动积极性，人才也不会集聚。于是它们反过来，因为它们有能力支付工资，所以想先把工资提升起来，然后再盘活消费能力，形成良性循环。因此今天我们看到，日本社会达成了一个共识，尤其是大企业和政府都认为应该先提振实际工资收入，这会影响到日本未来货币政策的很大转向。

孙立坚：长期以来，日本在实践通过通胀指标来引领日本经济走出通缩，但是现在来看效果非常有限。再加上形成通胀的基本面不坚实，有很多通胀水平目前主要还是来自于输入型通胀，并非来自于需求引起的营商环境的改善，从而引起的物价上涨。目前经济的关键在于如何盘活国内经济。那么大家想到工资的增长，目前仅仅开始进入尝试阶段，接下来工资的增长能不能带动消费的增长，也存在几方面的不确定性。

第一，目前大企业进行了工资增长的调整，但是日本大量的老百姓，目前生活和工作在中小企业，其中有很多都是自己的家族企业，所以这些中小企业如果没有较好的收入增长，没有大企业发放工资的实力，那么它们不可能像大企业一样提升就业者的工资水平。这样的话，大多数人的工资并没有提升，那么是否能通过增长工资的这批行业和员工进入消费，然后再带动其他行业的业绩增长，再带动它们工资增长的改善，这种螺旋的循环存在不确定性。

第二，今天人们预料的通胀的上涨，不是来自于国内经济的好转表现，反而是全球货币超发的带来的结果，这种货币宽松带来的物价上涨，侵蚀了消费者的财富价值（日本老百姓的储蓄主要在银行而不是投资股票），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虽然实际工资上涨了，但是老百姓家里的存款资产在缩水，所以在这方面，他们更希望今天居民的实际财富收入不会受到超发货币的影响而缩水。

第三，目前日本的股票出现了疯狂的上涨。在此时加息，会导致股市加快向下调整，导致刚刚开始解决了工资收入的增长，又带来老百姓财富性收入的缩水的问题。另外，在美国还没有行动降息的情况下，日本贸然加息会带来资本和财富的损伤。

这些都是存在的不确定性。

孙立坚：日本央行是否会宣布日本结束负利率时代，我认为会有比较谨慎的判断。如上所讲，首先，日本央行谨慎的态度来自于今天工资的上涨，实际工资的上涨，其覆盖面还局限在大企业，还没有坚实的让日本的整体消费活力得以回暖，最近日本经济增长的疲软，已经让它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下退到第四位的状况，这也说明日本经济还没法使GDP的增长能够跟上股市上扬的节奏，股市繁荣大有泡沫的隐患。

第二个不确定性是国际金融的环境，即美国什么时候降息会决定资本的流向。这决定了各个国家如果先于美国行动，甚至方向相反的行动，会导致政策的效果不明显。所以大概率的可能性是，各国央行会在美联储调整利率的时间窗口跟进调整利率，这样能够确保货币政策时间上的一致性。

所以我认为日本央行的新任行长一直不调整利率，很大原因是要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货币政策的动向，尤其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动向来决定他们何时加息，何时结束负利率的时代。所以目前日本加息在于时间的选择。

日本加息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这不仅是基于当前的物价和工资等核心指标已达到日本政府设定的加息门槛，更是因为新任日本央行行长植田期望迅速扭转黑田时代负利率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但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加息举措能否以最小的代价推动日本经济前行，能否真正改变日本近30年所形成的“捂住钱袋子”的思维模式，引领其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至于加息后日本汇率的表现，实际上，一旦加息条件成熟，日元汇率便会自然升值的调整，等到日本政府真正开始上调利率时，由于汇率的表现已在前期的调整中消化了加息政策的影响，因此在宣布告别负利率时代的时间窗口，日元不太可能经历大幅度升值。可以预见，无论是近期和可见的未来，日元汇率都将在适应加息政策的过程中进行持续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