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谈判是21世纪国际社会中最复杂且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自2002年伊朗核计划曝光以来，国际社会围绕其核意图展开了多轮博弈。2015年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曾为缓解紧张局势带来希望，但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使伊朗核问题再度成为全球焦点。2025年，随着伊朗新政府上台和美伊间接谈判重启，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然而，技术分歧、地缘政治对抗以及地区冲突为谈判蒙上阴影。本文将回顾伊朗核谈判的历史，分析当前的关键问题与争议，并展望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探讨这一问题对中东及全球安全的影响。

202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左）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握手寒暄。当日，美国与伊朗代表团由阿曼外交大臣作为中间人在阿曼就伊朗核问题首轮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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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问题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1953年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原子为和平（Atoms for Peace）”演讲，次年美国《1954年原子能法案》出台，1955年首届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召开，195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式运行......当时伊朗在美国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支持下启动核研究。1970年，伊朗议会批准并加入《核不扩散条约》（NPT），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但其核活动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逐渐引起西方警惕。2002年，伊朗纳坦兹和阿拉克的秘密核设施曝光，国际社会指责伊朗可能秘密研发核武器，伊朗则坚称其核计划仅用于发电和医疗等和平目的。此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多项决议，从2006年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和金融制裁，重创其石油出口和银行体系。

在制裁压力下，伊朗核问题成为国际外交焦点。2003年至2012年，伊朗与欧盟三国（英、法、德）及P5+1（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展开多轮谈判，但因互不信任和立场分歧，进展甚微。2013年，伊朗温和派总统哈桑·鲁哈尼上台，承诺通过外交缓解制裁，其首席谈判代表贾瓦德·扎里夫与P5+1展开密集磋商。2015年7月，经过20个月艰苦谈判，各方在维也纳达成JCPOA，标志着历史性突破。

签署JCPOA主要官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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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POA的核心条款旨在限制伊朗核活动以换取制裁缓解。伊朗同意将铀浓缩水平限制在3.67%，浓缩铀库存上限设为300公斤，拆除约2/3的离心机（从19000台减少至6000台），并改造阿拉克重水反应堆以防止生产武器级钚。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负责严格监督，确保伊朗遵守协议。作为回报，美国和欧盟解除与核计划相关的经济制裁，包括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和中央银行资产的限制。2016年1月，JCPOA正式生效，IAEA确认伊朗履行承诺，例如运出25000磅浓缩铀并封存多余离心机。同时，伊朗经济也逐渐复苏，并吸引了众多欧洲和亚洲企业的投资。

2015年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简称伊核协议）被誉为多边外交的里程碑，旨在通过限制伊朗核活动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其的严厉制裁。然而，这一脆弱的平衡在2018年5月被骤然打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协议未能充分解决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地区影响力以及部分核限制将在未来逐步解除的“日落条款”等问题为由，单方面宣布美国退出JCPOA，并重启乃至追加了对伊朗的制裁，推行所谓的“极限施压”政策。美国期望通过扼杀伊朗经济，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并接受一份更符合美方利益的“更好协议”。

面对美国“极限施压”及欧洲方面未能有效保障伊朗在协议下经济利益的局面，伊朗在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战略克制后，自2019年起开始采取分阶段、可逆的步骤，逐步突破JCPOA对其核活动的限制。这些反制措施包括提高浓缩铀丰度（远超协议规定的3.67%上限）、增加浓缩铀库存量、重启在福尔多等原受限设施的核活动，以及研发和使用更先进的离心机。伊朗强调其所有举措均是对美国违约和欧洲履约不力的回应，旨在施加压力，争取谈判筹码，并明确表示一旦协议得到全面恢复且其经济利益得到保障，这些核活动可以迅速逆转。然而，伊朗的核活动升级客观上显著缩短了其“突破时间”（即理论上生产足够制造一枚核武器所需裂变材料的时间），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核意图的严重关切和地区核扩散风险的忧虑。

美国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左）与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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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其表达了重返JCPOA的意愿，为协议的复苏带来了一线曙光。自2021年4月起，伊朗与JCPOA余下各方（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即P4+1）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多轮间接谈判，美国则间接参与其中。谈判初期，各方展现出一定的积极态势，对达成协议抱有谨慎乐观。P4+1国家，特别是英法德（E3）以及中俄，在斡旋和弥合分歧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据报道，中俄两国在特定阶段曾帮助引导伊朗回到先前已达成共识的议题上。

然而，随着谈判的深入，一系列核心症结逐渐浮出水面，使得谈判进程在希望与僵局之间反复拉锯：伊朗坚持要求美国解除特朗普时期施加的所有制裁，包括那些以支持恐怖主义或侵犯人权为名施加的非核领域制裁。而拜登政府虽愿意解除与核相关的制裁，但在解除其他指定制裁方面面临国内政治压力和政策连贯性的考量，态度较为审慎。鉴于美国曾单方面退约，伊朗对美方承诺的信任度降至冰点，因此强烈要求在伊朗采取实质性步骤削减其核活动之前，必须首先看到美方切实解除制裁，并对此进行核查验证。而美欧方面则倾向于同步履约或要求伊朗先行。

2019年6月24日，时任伊朗驻联合国代表的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奇在纽约安理会外向媒体发表讲话

图源：路透社

谈判后期，IAEA对伊朗境内几处未申报地点发现核材料痕迹的调查问题成为一大障碍。伊朗认为这些调查是基于过时甚至虚假情报，具有政治动机，并坚持要求作为恢复履约协议的一部分，IAEA必须结束相关调查。而IAEA和西方国家则强调，伊朗有义务根据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下的保障监督协定全面配合调查，此问题不应与JCPOA的恢复挂钩，也不能成为政治交易的一部分。

伊朗国内政治的变动亦对谈判产生了影响。2021年6月，强硬派人士易卜拉欣·莱希当选伊朗总统，谈判在其上任后短暂中断后继续。莱希政府在谈判中展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强调达成“良好协议”必须确保伊朗国家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和制裁的全面解除。同时，莱希政府积极推行“向东看”政策，寻求加强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战略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被解读为伊朗可能降低了与西方达成协议的紧迫感。莱希政府的谈判立场，不仅是外交策略的体现，也与其国内政治需求紧密相关。在经历低投票率的选举以及持续的经济困境后，新政府迫切需要通过外交成果来巩固执政合法性，并向国内民众展示其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与能力。因此，在维也纳谈判中争取到实质性且有保障的经济利益，成为莱希政府证明其执政有效性的关键一环，这也使其在核心诉求上表现出较少的灵活性。

正当维也纳谈判艰难推进之际，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动荡为本已复杂的谈判增添了新的变数。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对伊核谈判产生了多方面、深层次的影响。这场欧洲本土的军事冲突迅速成为西方国家的首要议程，分散了其外交资源和注意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国间的互动模式。尽管俄罗斯在伊核问题上总体仍保持了与P4+1其他各方的协调立场，但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急剧恶化，无疑给谈判氛围蒙上了阴影。俄罗斯一度要求西方国家保证因乌克兰问题而对俄实施的制裁不会影响其在恢复履约后与伊朗的经贸合作，这一度导致谈判暂时中断，尽管此具体要求后被淡化。

阿曼苏丹海赛姆·本·塔里克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谈后握手

图源：路透社

更为直接的影响来自于伊朗与俄罗斯军事合作的深化。西方国家指责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用于乌克兰战场 ，并因此对伊朗施加了新的制裁。这一合作不仅加剧了伊朗在国际舞台上（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孤立，更严重侵蚀了本已脆弱的互信基础，使得西方国家在核谈判中对伊朗作出让步的政治意愿和空间进一步收窄。伊朗强化与俄罗斯的战略捆绑，虽然可能被德黑兰视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向东转”策略的一部分，但在核谈判的背景下，却客观上增加了达成协议的难度。西方国家担忧，通过核协议给予伊朗的任何经济松绑，其利益可能间接流向支持俄罗斯战争努力的领域，这与西方孤立和削弱俄罗斯的战略目标相悖。

至2022年中后期，维也纳谈判最终陷入停滞。其原因是多重且相互交织的：伊朗在IAEA调查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成为其“不可逾越的红线”；美国无法提供伊朗所要求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未来履约保证；伊朗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前者强硬派立场巩固，后者面临中期选举及国会层面的反对声音）均限制了各自谈判团队的灵活性；伊朗核能力的持续发展改变了恢复原协议的“防扩散红利”计算；以及包括乌克兰危机、伊朗对俄军事支持等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

此外，2022年秋季伊朗国内因玛莎·阿米尼之死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以及西方国家对此事件的强烈反应，使得西方舆论和政策焦点一度转向伊朗人权状况，进一步压缩了达成核协议的政治氛围。这一系列因素的叠加，最终导致旨在恢复JCPOA的维也纳外交努力无果而终，伊核问题再次被推入不确定性的迷雾之中。IAEA对其未申报地点核材料的调查，不仅是一个技术核查问题，更深层地反映了伊朗对西方国家意图的根本不信任，以及其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坚定立场。伊朗方面认为，这些调查往往基于其敌对国家提供的情报，旨在对其施加持久的政治压力，而非单纯出于核不扩散的考量。

因此，在伊朗看来，若不能将调查的终结与JCPOA的恢复明确挂钩，则意味着默许了一种其不认可的叙事，并可能使其未来持续面临类似的外部压力。反之，对西方国家和IAEA而言，若在伊朗未充分合作的情况下结束调查，则将严重损害NPT保障监督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构成危险的先例。这一围绕IAEA调查的僵局，凸显了技术层面的核不扩散诉求与地缘政治互信、国家主权观念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预示着任何未来的解决方案都必须巧妙地平衡这两方面的关切。

2025年的伊朗核谈判正处于关键节点，但面临技术、政治、地缘战略和地区动态的多重障碍，涉及各方的核心利益博弈，谈判的复杂性前所未有。

伊朗在谈判中的立场明确且强硬。首先，伊朗要求解除所有美国和国际制裁，不仅限于与核计划相关的制裁，还包括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银行体系和石油出口的次级制裁。截至2019年9月，伊朗石油出口从250万桶/日降至不足13万桶/日，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50%以上，民众生活水平显著下降。伊朗认为，全面解除制裁是重返JCPOA或达成新协议的前提条件，以恢复其在全球能源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地位。

一位要求匿名的伊朗官员说，当前谈判的节奏由美方主导，频繁中断与每周一次的安排并非伊朗本意。一名美国官员则透露：“特朗普总统真诚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并完全致力于达成协议

图源：联合早报

其次，伊朗坚持保留和平推进核计划的权利，拒绝完全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先进离心机（如IR-6和IR-9型，其浓缩效率分别是JCPOA允许的IR-1型的10倍和20倍）。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希在2025年4月罗马谈判中重申，铀浓缩是《核不扩散条约》赋予的合法权利，任何协议必须允许伊朗继续研发和生产低浓缩铀（低于20%）。此外，伊朗要求美国提供法律或政治保证，确保未来美国政府不会再次退出协议。2018年美国单方面撕毁JCPOA的先例使伊朗对西方承诺极度不信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多次强调“不可信的美国”需以行动证明诚意。

然而，伊朗国内政治格局为谈判增添不确定性。2024年马苏德·佩泽什基安上台后，承诺通过外交缓解经济压力，其外交团队（包括2015年JCPOA谈判核心人物阿拉格希）展现灵活姿态。然而，伊朗强硬派（特别是与革命卫队和宗教领袖关系密切的保守派）对任何妥协均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核计划是伊朗对抗西方霸权的重要筹码，放弃核能力意味着削弱国家安全。2025年初，伊朗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在谈判中确保“核自给自足”，并威胁若制裁未解除，将进一步提高铀浓缩水平至90%。这种国内压力可能限制佩泽什基安的谈判空间，尤其是在面对美国强硬条件时。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谈判目标是将伊朗核能力降至最低，同时遏制其地区影响力，但其立场充满矛盾和内部纷争。特朗普多次公开表示，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倾向于达成比JCPOA更全面的新协议，涵盖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支持代理武装（如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核活动的“永久限制”。然而，美国谈判团队内部存在一定分歧。

鹰派官员如国家安全顾问和部分国务院高级官员，主张“零浓缩”政策，要求伊朗完全停止铀浓缩、销毁所有高浓缩铀库存，并拆除大部分核基础设施。他们认为，伊朗的高浓缩铀储备和先进离心机的部署已使核突破时间缩短至数周，任何允许伊朗保留核能力的协议都将为伊朗未来核武器研发留下隐患。此外，鹰派还要求将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纳入协议，限制其研发洲际导弹的能力，以防止核弹头与导弹技术的结合。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罗马的阿曼使馆举就伊核计划进行第二轮会谈

图源：美联社

与之相对，务实派（包括部分职业外交官和情报官员）认为，完全消除伊朗核计划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可能导致谈判破裂。他们主张允许伊朗保留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例如3.67%），并通过强化IAEA监督和延长“日落条款”（限制核活动的时间）来控制风险。务实派还认为，优先解决核问题比将导弹和地区活动纳入谈判更为可行，因为后者可能导致伊朗退出谈判。特朗普本人在2025年4月罗马谈判后表示对伊朗铀浓缩持“灵活态度”，但随后美国提出额外条件（如限制离心机研发和增加军事设施检查），导致5月1日第四轮谈判推迟，引发外界对美方意图的猜测。

美国国内政治也为谈判增添复杂性。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部分民主党议员对任何与伊朗的协议持怀疑态度，认为伊朗可能利用制裁缓解恢复经济并资助地区武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于2025年4月13日再次强调，美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此外，美国智库和以色列游说团体（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施压政府采取强硬立场，警告宽松的协议可能引发中东核军备竞赛。上述压力迫使特朗普政府在谈判中保持强硬姿态，限制了相关妥协空间。

其他相关方的立场进一步复杂化谈判格局。欧洲三国（英国、法国、德国，简称E3）支持通过外交恢复JCPOA框架，但对伊朗的违约行为持谨慎态度。自2021年起，伊朗限制IAEA监督并提高铀浓缩水平，促使E3在2023年保留了欧盟对伊朗的制裁，并警告可能触发联合国制裁的“Snapback”机制（根据JCPOA，2025年10月前可恢复联合国对伊制裁）。E3还试图将谈判扩展至伊朗的地区政策，例如其对也门胡塞武装和叙利亚民兵的支持，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强烈反对，称其“超出核谈判范围”。E3的立场在维持外交平衡的同时，受到国内经济利益的驱动——欧洲企业希望恢复与伊朗的贸易，但受制于美国次级制裁的威胁。

俄罗斯和中国作为伊朗的战略盟友，在谈判中发挥重要但有限的作用。俄罗斯支持伊朗解除制裁的要求，指责美国退出JCPOA是当前危机的根源。2025年4月，普京表示愿协助达成“公平”协议，并在伊朗核燃料交换和监督机制设计上提供技术支持。然而，俄乌战争导致俄罗斯外交资源受限，其调解能力受到质疑。中国则通过购买伊朗石油为伊朗提供经济支持，增强了伊朗的谈判底气。中国外交部多次呼吁美国“展现诚意”，但其主要关注点更多在于通过伊朗问题牵制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部署，在推动谈判的实质性进程中，作用相对较弱。

第三轮谈判前，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出现了和解的机会

图源：通讯社

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区国家对谈判持强烈反对态度。以色列视伊朗核计划为“生存威胁”，其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警告，任何允许伊朗保留核能力的协议都不可接受。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对伊朗支持的“抵抗轴心”采取更强硬立场，情报机构摩萨德被指可能对伊朗核设施实施网络攻击或暗杀行动。以色列还加大了对美国国会的游说力度，促使美国在谈判中增加条件。沙特阿拉伯则担忧伊朗核能力可能引发地区核扩散，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2024年表示，若伊朗继续发展核武器，沙特将寻求发展自己的核计划。这种“核多米诺效应”的风险为谈判增添了紧迫性。

综上所述，伊朗核谈判的关键问题与争议涵盖各方。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谈判进程充满不确定性。要打破僵局，各方需在信任重建、技术妥协和地缘政治平衡上取得突破，否则谈判可能陷入长期僵局，甚至引发更广泛的冲突。

任何美国政府在制定对伊政策时，都必须面对一个核心现实：伊朗核能力的显著提升。其“突破时间”的大幅缩短，无疑增加了寻求解决方案的紧迫性。即便如此，美国国内对于新协议的理想范围可能存在分歧：是追求伊朗核能力的全面“拆解”（许多分析家认为此目标不切实际），还是达成一项范围更有限但可核查的协议。

伊朗方面，其谈判立场和战略选择将深受地区安全格局演变的影响。伊朗的“抵抗轴心”盟友（如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叙利亚前阿萨德政权）遭遇挫折，实力有所削弱。这种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对伊朗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外部压力的增大可能促使其在核问题上展现更大的灵活性，以换取制裁松动和外交空间；另一方面，传统威慑手段的削弱，也可能反过来强化其将核能力作为终极安全保障的决心，从而在核心核权利上寸步不让。持续的经济困境和内部压力 ，无疑仍是推动伊朗（特别是其中被视为更务实的政治力量）寻求通过谈判缓解制裁的重要因素。然而，伊朗国内强硬派势力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对“抵抗”路线的坚持，仍将对任何妥协构成制约。

2024年4月29日，德黑兰南部的布什尔核电站

图源：CNN

构建一份能够被各方接受并可持续执行的新伊核协议，其难度远超2015年。伊朗在经历美国单方面退约和多年“极限施压”后，其政策立场和核能力均已发生深刻变化。德黑兰方面不太可能简单接受回归原有JCPOA框架，而是会力图使其核能力的显著进展（包括先进离心机的部署和高丰度浓缩铀的积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新协议的“默认”或“追认”，同时要求获得范围更广、更为可靠的制裁解除。

美国的核心诉求则在于实质性地削减伊朗最敏感的核活动（如高丰度铀浓缩、先进离心机的运行数量与类型等），并确保建立长期、深入的核查机制，以有效延长伊朗的“突破时间” 。部分美国强硬派人士还主张将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及其地区行为纳入谈判议程，但这通常被伊朗视为干涉内政而坚决抵制，许多分析家也认为此举将使谈判复杂化至难以达成任何协议的程度。

制裁解除的范围与可信度，是新协议谈判中最为棘手的核心障碍之一。伊朗将坚持要求全面、持久地解除所有对其经济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制裁，不仅包括核领域制裁，还可能触及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或以人权、反恐为由施加的制裁，而后者正是美国通常极不情愿触碰的领域。美国制裁体系的复杂性，特别是各种制裁名目的重叠与交织，使得“全面”且“可核查”的制裁解除在技术和法律层面都面临巨大挑战。更重要的是，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约的“前科”，使得伊朗对美国制裁松绑承诺的可信度抱有极大的怀疑。因此，伊朗在新谈判中势必会寻求更为坚实的保证机制，以确保制裁松绑的实际效果，并防止未来美国政府轻易推翻协议，这可能包括要求美国国会批准新协议，或允许伊朗保留部分高丰度浓缩铀作为潜在的反制筹码等。

在核能力限制方面，伊朗当前已拥有数千台先进离心机，积累了大量丰度高达60%（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这意味着即便达成新协议，也很难再回到JCPOA最初设定的确保一年“突破时间”的目标。新协议必须就浓缩铀的丰度上限、库存规模、先进离心机的数量与型号等关键参数重新划设红线。西方国家无疑会要求IAEA实施比JCPOA时期更为严格和深入的核查监督。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10月是伊核问题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届时，不仅JCPOA框架下针对伊朗弹道导弹技术的限制（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将到期，联合国层面的制裁“Snapback”机制也将失效。这一“日落条款”的临近，为谈判增添了极大的紧迫感。若在此之前未能达成新的安排，一方面可能意味着伊朗在法理上将摆脱更多束缚，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美国和E3国家在判断伊朗核计划构成紧迫威胁时，抢在“Snapback”机制失效前启动该机制，从而引发伊朗的强烈反弹，甚至可能导致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这一时间节点的压力，既可能迫使各方展现更大的灵活性以寻求妥协，也可能因误判或立场固化而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2025年5月10日，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左）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会晤沙特外长费萨尔·本·法尔汉亲王时握手

图源：美联社

伊核新一轮谈判的前景，笼罩在地区冲突、大国博弈以及各方内部复杂政治等多重变数之下，既存在达成某种形式协议的可能，也面临着走向更深层次危机的风险。

中东地区持续发酵的冲突，如巴以问题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的袭击行动，为核谈判营造了极不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些冲突不仅分散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也可能激化地区矛盾，助长强硬派势力，增加各方在核问题上妥协的难度。伊朗通过其“抵抗轴心”盟友在这些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使得地区安全问题与核问题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有分析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利用地区动荡或其代理人力量作为筹码，以在核谈判中获取更有利的条件；反之，其盟友若遭受重创，也可能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寻求缓和，以减轻外部压力。这种“抵抗轴心”实力的消长，无疑是伊朗在核谈判中进行战略考量的重要变量。一方面，盟友的削弱可能降低伊朗通过传统非对称手段进行威慑的能力，从而增加其对核威慑的依赖，使其在核心核能力上更不愿让步。另一方面，地区影响力的受损和外部压力的增大，也可能促使伊朗领导层重新评估局势，通过在核问题上达成妥协来换取经济松绑和外交空间的改善。

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的军事打击威胁，是悬在谈判桌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以色列视伊朗核能力为对其生存的根本威胁，并多次公开或暗示保留采取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权利，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尽管军事打击的有效性、引发地区大规模冲突的风险以及国际法理依据均存在巨大争议，但这一威胁的现实性不容低估。以色列的军事能力、历史上的类似行动（如空袭伊拉克和叙利亚核设施）以及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是否默许甚至支持以色列动武），都是影响伊朗决策的关键因素。这种军事压力，可能促使伊朗为避免冲突而重回谈判并作出让步，但也可能在其认为外交途径无望或仅为缓兵之计时，反而加速其核武装化进程。部分分析家甚至认为，以色列的军事威胁是驱动伊朗参与谈判的主要动力之一 。2025年初的一些分析指出，鉴于伊朗核能力的快速发展和其地区影响力的某些变化，以色列可能在2025年中期面临一个采取行动的“机会窗口” 。

2025年10月的“三重最后期限”（JCPOA部分日落条款到期、联合国制裁“快速恢复”机制失效、以及伊朗核能力可能达到令国际社会无法容忍的临界点），无疑将成为一个关键的战略转折点。它既可能因巨大的压力而催生外交突破的“最后机会”，也可能因缺乏互信和政治意愿而成为引爆危机的“倒计时”。在这一关键时期，国际社会，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如何共同努力，推动各方相向而行，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将是对多边外交智慧和危机管控能力的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