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日本作为曾经打造了制造业典范的国家，后来是如何进入了泡沫经济的状态且经济结构严重恶化，出现了我们今天常讲的脱实向虚的问题？这一点很关键，它暗示着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后出现的是结构失衡导致的衰退，和一般的经济周期调整带来的经济下行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而日本政府当时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和局部出现的金融机构资不抵债的问题，还是把它看成周期调整不可避免的现象，并没有进入危机管理的状态。甚至认为以时间换空间的做法是最有效果的。事实上，事后情况的演变完全不是这样。

具体而言，就是日本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又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尽管当年日本成功通过投资主导出口驱动的发展模式、以及工匠精神和做制造业强国的决心，克服了困难，创造了被世界银行称赞的“东亚奇迹”，也成为东亚国家后续发展追赶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个期间日本也开始出现了经济发展必然会遇到的资源瓶颈的问题，比如说最影响日本投资和制造业发展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民工荒”问题（经济学界称之为“刘易斯拐点”现象），也就是劳动力不足、劳动成本日益上升的问题。而且随着日本制造业的强大，对美国贸易的顺差也不断增加，也导致了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不过当时即使如此，日本也通过自身产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价值产业（如纺织业等）逐步进入到资本密集型的高附加价值产业，如彩电业、特种钢、汽车业，甚至后来的半导体行业，这些都让日本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这一挑战日本国际竞争力继续上升的困难面前，反而倒逼了它们自身产业升级的动力（这种韧劲反而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渐渐消失了），这样的转变在当时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日本经济需要不断地转型升级，才能改变自然增长率下行的挑战，日本当年在压力面前成功实现转型的一个关键条件，就是当时创新转型所依赖的市场环境，和后面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地升级，加剧外部市场环境屏蔽日本出口的压力。再加上日本政府前期和后期产业政策的变化，出现了质的差异，前期是扶持市场，后期反而阻碍了市场客户，形成了市场克服困难的阻力。最后创新和转型升级的环境也因为政策的失误和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而不断地恶化，导致创新转型的意愿和效益都发生下行。

日美贸易摩擦，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和出口数量的限制，使得日本的供给能力无法通过外需的释放来达成匹配，从而造成日本产能过剩。同时，日本政府倡导产业政策的转型，比如发展绿色产业，形成了以京都协议、后京都协议为代表的重视绿色发展的国际规则,虽然方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当年对于提升日本经济活力、改善市场营商环境这样一个目标而言，过早地提高了绿色标准，反而增加了企业创造效益的难度。这也是当年日本大量的中小企业把过去成功的产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的原因，实体经济的效益在下行，而企业逐利的目标并没有改变，这就造成了脱实向虚的严重后果。

而随着广场协议的签署，日元大幅升值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导致日本的实体经济，从出口到实业投资的绩效都出现了明显的恶化，而这样脱离基本面的日元升值带来了货币错觉，就是以日元汇率所计价的日本资产，尤其金融资产的估值都大大提升。

泡沫经济所带来的非理性的繁荣给日本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埋下了严重的风险隐患，比如日本企业过去从银行信贷获得的资金，都在追求工匠精神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投向了自己的项目产品，乃至一些生产性服务，但后来他们索取的高杠杆、高债务，并没有把获得的资金投向实体经济。过度乐观看好未来前景而过度举债、过度追求金融投机的机会，这种结构性的失衡，导致日本在泡沫经济崩盘以后，对于高债务的压力采取了减少投资和消费的方式来维持信誉。

所以，当年日本银行想要借钱企业去追求金融服务收益的时候，外界却认为是银行不贷给危机以后的企业，事实却相反，是企业根本不想再问银行贷钱，只想尽快把手头不必要的开销节省，把不需要的资产到市场抛售，从而偿还债务，保持在经济下行时债务最小化。最后去杠杆的行为导致日本的价格水平在不断清仓抛售的压力下，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恶性循环也因此而产生：价格下行，企业利润不断减少，企业支付劳动者的收入工资奖金随之减少，就业水平下降，从而导致了社会的总需求不足，企业难以创收无法偿债。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减少债务、减少开支，就是“捂住钱袋子”，没想到捂住钱袋子的后果就是价格大破坏，情况更糟糕。

如果当年日本政府很早就能意识到日本实体经济所面临的自然增长率下行的压力，就应该提早通过政策或者制度的设计来实现日本企业的转型。比如说在制造业受到压力的时候，把研发科研和零售这些服务业的核心内容不断扩展提升，实现向服务业升级转型的过渡。这种转型是确保日本制造业立国、质量第一的工匠精神生态环境延续下去的根本手段，但是日本政府没有及时出手进行扶持和环境优化，而让市场自己用脚选择了脱实向虚来规避困难。所以我们也进一步地意识到市场并不一定是万能的，政府在某些方面应该帮助市场克服困难，形成转型效率提高的良好效果。

所以，结构失衡的问题越早解决越好，等到系统性危机的风险特征不断延续、明朗的时候，再去做结构性的调整，可能就为时已晚，而且那时的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