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科技报 | 理论研究 长期关注 介入现实 上海学者系列研究为《长江保护法》提供智慧

作者:陈怡 发布时间:2021-03-10 来源:上海科技报+收藏本文


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接点。长江经济带对中国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3月1日起,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作为中国首部流域专门法律,《长江保护法》打破了之前长江“九龙治水”的局面,同时对长江生物保护、污染治理、防洪救灾、生态修复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上海东朝太平洋,背靠长江,通过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相连,穿城而过的黄浦江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关于长江保护问题,以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陈家宽教授和李琴博士所在科研团队为代表的上海学者,自1997年起研究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本、文明溯源和历史地位、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河口生态系统保护,以及自然环境预警等问题;并通过学术刊物、大众媒体、国内外学术会议等多种渠道,不断与学术界和决策管理者互动和研讨,为长江保护提出对策和建议,为《长江保护法》的出台提供智慧。

长江是上海的命脉,上海是长江保护的关键区域

陈家宽教授曾经参与青草沙水源地供水设施的项目论证。2018年8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节目主持人采访时说,长江水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命脉。1949年时,上海人口仅500万;到2017年,上海人口达到2400万。每个人的用水量也在增加,而在上海6350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上,年降雨量只有1170毫米,黄浦江的水源远远不够提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建设青草沙水源地是上海的一个重大战略转移,即把长江水源作为供水主体,黄浦江水源作为副体。长江干流和黄浦江的过境水量是上海本地水的18倍,如果没有这些水,上海不可能成为国际大都市。

长江对上海的馈赠除了水,还有土地。上海62%的土地面积来自长江冲击而成的泥沙堆积,新中国成立后,圈围滩涂占上海土地面积的15%。

陈家宽指出,如果说,青草沙水库证明了上海离不开长江;那么,长江的保护也离不开位于长江河口的上海。这种关系在崇明岛有非常清晰的体现。如果不把长江口保护好,中华鲟等水生生物和一些鸟类的生存环境就会崩溃,一些在崇明获得补给、飞往澳大利亚的鸟类的迁徙路径会断裂,而迁徙鸟类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维持又具有重要意义。

复旦学者连续发表长江保护相关论文和建言

“长江共抓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为科学助力长江大保护,陈家宽及其团队成员、助理研究员李琴博士自2016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长江大保护的理论研究成果。在他们曾发表的《长江流域的历史地位及大保护建议》《科学认识长江保护立法的保护对象和范围》等文章中,提出了保护建议。

建议的内容,一是加快推进《长江保护法》或涉及长江流域的立法过程,过程中要高度重视立法难度和复杂性,以及立法的科学基础;并指出我国作为世界上大江大河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至今没有一个专用于流域保护与管理的法律。二是成立国务院直属的跨部门、跨行政区的管理协调机构、机制,推进一体化管理。三是在长江流域建立水域与陆域类型统筹布局的自然保护地。四是在实施长江流域生态修复重大工程中,优先抢救性保护生态良好的若干长江支流;制定全流域的湿地生态修复规划;在生态良好的若干一、二级支流实施休渔10年的特别措施,并优先安排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现在看,这些研究和建议基本已经在《长江保护法》中体现出来了。”李琴博士欣喜地说。

《长江保护法》将给大河流域治理以宝贵启示

李琴介绍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提出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以来,长江保护修复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但长江生态环境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重点行业绿色发展、面源污染治理和流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等关键环节上尚未形成突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面临的最大问题和难点,是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协同保护的体制机制亟待建立健全。

针对长期以来关于“长江保护的对象是什么”的争议,陈家宽曾撰文提出,长江大保护的范围是整个长江流域,是长江流域的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对象是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和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长江保护法》为长江保护治理明确了流域单元的空间范围。

“长江流域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尽管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和长江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其范围存在明显的差异。如果强调长江经济带范围内的保护,就会将青海、西藏的长江源头排除在外,其后果是长江保护将举步维艰;而把自然特征明显差异的澜沧江、怒江、淮河和钱塘江等部分流域包括进来,其后果会增加长江保护的复杂性和降低有效性。”李琴向记者解释说。

“以国务院为核心构建国家长江流域协调机制,是我国流域管理机制的重大变革。长江流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也将带给大河流域治理以宝贵的启示。这是我国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和体现。”李琴乐观地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