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表现，是将这些本质上属于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标签，当成某种值得追求的目标，进行内生的“合理化”，进而真的将它们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南和目标。最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沉迷在美西方媒体对自己“改革派”和“开明领导人”的颂扬中，最终导致30年前那场极具魔幻色彩的政治悲喜剧。

第二种表现，是从另一个方面去认识和理解一些负面标签，陷入台湾岛内俗称的“拿香跟着拜”的被动应付局面。直白地说，本质上就是仍然执着于“自身发展必须得到西方认可”，然后将西方为了打压对手发明的“词汇标签”当成某种必须去除的标志，陷入“污蔑-辩解-再污蔑-再辩解”的被动应对循环。不仅应对效果不好，而且容易陷入因为持续辩白而迷失自我的尴尬境地。

第三种表现，是从错误的方面总结西方挖“词汇陷阱”背后的能力和技术，将美西方媒体玩弄空洞词藻贴标签的能力，当成某种全新的知识体系，或者当成西方的先进经验，并沉溺其中不可自拔。这种挖掘“词汇陷阱”的功夫，对西方来说，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推动实现实质性变革的情况下，用于自我麻醉和自我满足的替代性工具。很多情况下，“贴标签”被当成“解决问题”与“战胜对手”的替代品。在有限度借鉴某些技术层面操作性方法用于战略博弈的同时，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避免走上歧路。

整体看，识别并正确应对这种“词汇陷阱”的威胁和挑战，首要问题是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就是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框架下，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认识和理解当代世界在传播领域的真实规律。就国际传播的博弈需求而言，需要回到传播的初心与使命，回到所谓“话语权”的基石，形成对自己的正确认识。显然，对中国来说，国际传播的目标，不是奢求西方的赞美、肯定与认可，而是要传播事实与真相，矫正歪曲与抹黑。这种博弈应该聚焦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主场，即中国的发展取得的实质性成就、取得的真实经验和作出的实际贡献。

同时，在这种传播博弈的过程中，要注意形成并完善属于自己的节奏，而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以及被动且机械的简单反驳与否认。从这种意义上说，讲好中国故事，不是说只能讲中国的好故事，也包括讲中国的经验和教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是，这里的教训、问题以及挑战，都应该是在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中，根据中国自身的利益进行的判断，而非简单适用美西方事前选择性地为中国设置的标准来进行判断。这种竞争，是一种“展示型”的竞争。

我们当然要吸取美西方的经验，那就是强悍的修辞能力支撑起来的词语标签创造技巧，以及符合时代特征的、流畅的叙事体系创设和应用的能力。同时，还要汲取对方的教训，自觉抵制过度膨胀的言说技巧对客观真实的过度侵蚀。

从更长的历史尺度进行系统观察可以发现，当下，西方舆论热衷为中国持续挖掘“词汇陷阱”这个现象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西方传播学陷入困境的表现。它已经失去传播学应该具有的认知现实，对现实进行批判性思考，继而帮助主体矫正自身行为，从而形成正向循环的初心。现实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当外部世界出现让美西方不舒服的现象时，他们就贴标签，对其进行合理化解释，从而让受众以为，世界继续保持着他们想象中“岁月静好”的样子。原先承担批判功能的传媒，因此变成他们服用的认知麻醉品，这让人唏嘘。这样做的长期结果之一，刚刚在阿富汗出现过。2019年美国自身的调查报告显示，华盛顿从2001年开始就使用话语标签粉饰阿富汗形势，比如将自杀式袭击说成是当地抵抗力量“陷入绝望”的表现。这种贴标签的操作，直到2021年阿富汗局势出现闪崩，并再也无法被任何标签粉饰为止。

对中国来说，吸取这些经验教训，正确识别和应对美西方“词汇陷阱”的冲击与挑战，在平视世界的新时代构建更加完善的国际沟通体系，更自信地与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是我们新时期必须完成的一项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