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至今，其本人以及国会内共和党人对于数字货币的态度呈现出“放松管制、全面拥抱、多路并进”的特征。不论是金融监管、国家战略乃至个人利益方面，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内共和党人的政策形成利好共振，相关取向无疑为数字货币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空间。

自竞选阶段至执政初期，特朗普及其经济团队始终将私人数字货币作为核心政策抓手，致力于将此类数字货币定位为兼具支付媒介、价值存储及投资属性的多功能数字资产。一方面，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公开接受以数字货币为载体的捐款，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强化部分数字货币的支付结算和价值贮藏功能。自2024年年中起，特朗普竞选官网明确宣布接受以Coinbase、Gemini等平台进行的、囊括美元稳定币和价值存储型数字货币在内的捐款。[2]相关捐款策略取向不仅向包括科技右翼在内的新兴权贵释放利好信号，还在一定程度上将数字货币赋予同美元相近的职能地位，实质性地模糊了数字货币与法定货币的职能边界，本质上实现以政治号召力强化数字货币的支付作用。

另一方面，在其当选和执政前后，特朗普及其经济团队更是以国家政治权力和个人信用为基础，增强数字货币在国内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一，特朗普以个人信用和名誉为基础，发行家族团队名下的美元稳定币。尽管这一举措的敛财行为浓厚，但实质上可被理解为当选总统将自己打造为数字货币的推广者，依托名誉为相关数字货币增信。其二，特朗普依托晚宴与接待特权强化数字货币的支付职能和融资属性。2025年5月举办的加密货币晚宴创造性地将数字货币转化为精英圈层的社交货币，使特定数字货币成为权力网络与资本纽带的新型金融载体。[3]此举旨在以国家名誉和总统权力为抵押，促进数字货币在金融巨富之间的价值贮存和流动性。其三，总统作为行政首脑掌握的政治权力成为加速数字货币发展的助推剂。2025年1月23日，特朗普签署第14178号行政令，废除拜登时期支持CBDC的政策，明令禁止联邦政府“建立、发行或推广”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为私人数字货币发展清除竞争障碍。3月，白宫随即召开“数字资产高峰会”，确立比特币（BTC）、以太坊（ETH）、Solana（SOL）等主流加密资产的战略储备地位，并由总统的“加密与人工智能事务沙皇”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主持工作组。[4]而在监管层面，特朗普承诺首日解雇前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并由亲加密派保罗·S·阿特金斯（Paul S. Atkins）上任。可以说，特朗普本人及其经济团队正以特朗普本人的信用和政治权力为支点，从支付职能、权贵共识、流动性提升以及金融监管等领域，全面提升数字货币在美国精英阶层中的可用度和相对地位。

特朗普加密货币晚宴海报

来源：Bloomberg

相较于特朗普从行政权力、金融监管、个人信用等方面的全方位策略，国会内的共和党人则更为聚焦于数字货币（主要是稳定币）的监管体系。本质而言，这一监管行为是通过厘清监管边界来为数字货币的发展奠定基础。目前，美国参议院于6月17日完成了GENIUS Act of 2025的投票，后续将交由众议院进行审议和表决。[5]从内容上看，该法案着力构建系统化的稳定币治理框架，其核心在于确立以明确风险边界为特征的金融监管范式，通过三重制度保障实现监管目标：其一，严格遵循1:1全额资产储备原则，构建发行方的信用保障机制；其二，强化运营透明度要求，建立覆盖全业务流程的信息披露标准；其三，完善反洗钱合规体系，织密金融犯罪防控网络。在治理层级设计上，法案创新采用联邦—州双层监管架构，既通过联邦层面统一监管标准维护金融系统整体稳定性，又赋予州级监管机构适度政策弹性，在风险防控与创新激励之间构建动态平衡机制。

GENIUS Act of 2025

来源：U.S. Congress

尽管国会与白宫的政策工具箱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在以下方面能够形成战略互补：在治理层级上，国会借助立法权力确立加密货币的合法性基础，为特朗普政府的行政令提供法理依据，形成立法和行政相互耦合的互动机制。在监管哲学上，国会法案强调风险可控的创新，与特朗普团队通过废除CBDC政策、扩大加密货币发行和流动形成一定的政策接续，最终构建“监管—市场”的双轮互动。

特朗普2.0时代美国数字货币政策的快速转向是多重因素共振的产物。政策的转向既可视作监管层面对近几年内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制度回应，也是共和党的政党利益和特朗普私人私利形成交融共振的政治结果。

从技术演进视角观察，去中心化金融（DeFi）的迭代升级为数字货币体系的政策转型提出了现实需求。作为传统货币框架的潜在替代方案，数字货币的流通性、安全性和交易便利程度成为左右其前景的关键因素。2023年以来DeFi的快速发展致使以稳定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已脱离灰度测试阶段，逐步融入实体经济运行体系。在流动性方面，DeFi协议的交易规模扩张显著强化了数字货币的网络外部性。截至2023年10月，DeFi的总锁定价值已突破1037亿美元，同比增长约47%。跨链桥交易量在2023年突破2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80%，凸显多链生态的互联互通能力。[6]但随着智能合约在借贷、交易及衍生品等核心金融场景的广泛应用，系统性风险敞口亦同步放大。DeFi通过智能合约实现借贷、交易、保险等功能，这一功能的推进正开始替代传统金融中介，对传统的金融服务和监管模式形成挑战。若监管框架不能及时适配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迭代速度，参照2008年次贷危机前资产证券化产品监管缺位所揭示的教训，数字货币体系可能演变为新型风险传导载体。可以说，自2023年起DeFi技术与应用生态的爆发，已成为切实挑战传统金融体系的力量，为数字货币政策的转型提出现实赤字。

数字货币规模在过去数年中快速上扬

来源：DefiLlama

特朗普的反建制思想与共和党的“去监管”取向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数字货币监管框架的转向。自特朗普1.0开始，特朗普长期以“反华尔街”“反对建制派”为核心政治定位，把自己塑造成能够打破美国“深层政府”的领导人。[7]其在第二任期对数字货币的青睐便是源于这一民粹主义叙事愿景，他将数字货币视为挑战华尔街与监管机构控制、赋能大众的金融工具。这种叙事策略使加密资产从另类投资品演变为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载体，承载着反叛传统金融机构、重构金融民主化的民粹主义诉求。此外，以彼得·蒂尔（Peter Thiel）为代表的科技右翼也在其中数字货币的监管转向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共和党秉持的“小政府”治理哲学，为其在立法层面推动监管松绑提供了组织力量。共和党长期主张政府应少干预市场，强调“减少监管束缚、激发创新活力”的涓滴经济学逻辑。[8]这一信念成为其在数字货币议题上的思想基础。基于此，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对DeFi和稳定币的过度监管，正体现出政府对市场的“过度涉入”，阻碍美国在区块链技术与金融创新上的全球竞争力。相关观念表现为国会共和党人系统性地撤销拜登政府末期制定的审慎监管条款，着力重构监管权限边界，试图构建低干预、高透明度的数字货币环境。

特朗普的商人思维特质使其将数字货币监管松绑与总统职权结合，将数字货币转化为谋取私利的新工具。特朗普从商人出身，擅长将政府资源与商业机会结合，这一特征在其当选后发行“$TRUMP” memecoin的行为得到充分展现。在政策松绑方面，包括第14178号行政令在内的相关文件，通过拒绝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成立“数字资产工作组”、推动监管放松模式，有利于其家族旗下World Liberty Financial和TRUMP币系在较低的成本环境中快速扩张。而在融资圈钱方面，特朗普在胜选之后即以当选总统的身份和信用，以发行“$TRUMP” memecoin作为融资手段，增厚家族利润。因此，此举在本质上是利用政治光环效应吸引资本聚集，最终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家族获利打开权力空间。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对数字货币的立场更多体现为家族企业的利润驱动与国内利益诉求的双重诉求，其公开表态及政策实践均未系统性触及国际货币体系竞争或美元信用维护等宏观战略维度。若将其政策动机置于此类宏观叙事框架下进行解读，似乎存在过度诠释的嫌疑。

“$TRUMP” memecoin的概念图

来源：Coinstats

正如前文所述，特朗普本人似乎并未将数字货币视作拯救美元信用、重塑金融秩序的新兴工具，但是数字货币对以美元循环为主要特征的现行国际货币秩序的冲击仍然无法忽略。短期内，以USDT为代表的稳定币仍然有较强的投资工具属性，此外还兼具一定的交易功能，而比特币等加密代币的投机属性仍是主导。长期看，主权货币稳定币以及在区域市场中运作的央行数字货币或成为新兴储备资产。

在加密代币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仍然无法为此类货币找到真正可靠的价值之锚。回顾过去千年之间货币发展史，一类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交易载体，其原因在于有强制力或透明度保障，抑或社会对相关货币的价值形成共识。[9]但就本质而言，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代币在短期内缺乏成为主流货币的基础。从制度保障维度分析，加密代币没有中央银行或国家机构以国家强制力和信用兜底，缺乏法偿地位与征税信用背书。同时，去中心化区块链架构虽宣称公开透明，但实际运行中既无传统货币的审计监管机制，亦未建立可验证的储备资产兑换体系。而在价值共识方面，加密代币虽然已有投资者基础，但其价值认可度仍局限于小众市场，远未达到类似黄金作为跨文明价值载体的普遍共识。这种认知差距意味着此类货币成为等同黄金的非国家化货币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特朗普政府宣布要以加密代币作为战略储备，但这一行为对加密代币的流通和信用的增益颇为有限。单纯持有而不参与市场流通的行为，既无法建立价格发现机制，亦难以形成有效的价值锚定。一旦政策反转，储备的抛售可能变成压制市场的负担。由此，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在短期来看尚缺乏成为大众接受的主流货币的潜力。由于加密代币缺乏成为交易货币的基础，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类非标金融资产，那么特朗普本人发行的“$TRUMP” memecoin会在一定程度上占据本该属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金融市场份额，这反而更加不利于加密代币的币值稳定。目前来看，加密代币仅可被视作非标的金融资产，而非具备支付结算功能的交易货币。

世界主要加密代币

在数字稳定币方面，美国监管政策的完善或为此类货币的发展划定边界，但穿透监管背后的潜在风险仍然值得关注。目前来看，倘若美国国会在未来数月间推动通过了GENIUS Act of 2025法案，数字稳定币必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快速发展。这一前景的逻辑基础在于为稳定币的发展框定了合规边界，增强此类货币的透明度和可靠性。从制度设计层面看，法案核心条款包含三大支柱：一是储备要求。发行方需为每发行1美元稳定币持有至少1美元的合规储备，合规储备仅限于美元现金、银行保险存款、短期国债、以国债为抵押的回购协议等。二是发行主体限制。稳定币允许银行、信用社及非银机构经联邦监管机构注册后参与发行。三是合规和信息披露要求。发行方需遵守银行业的合规要求，发行人需每月披露储备组成、赎回政策和费用结构，同时制定反洗钱和制裁合规计划。若上述规则得到严格执行，稳定币在资产透明度和偿付能力保障方面的短板或将得到实质性改善。

但此处有两项问题需要另外关注：一是稳定币监管力度的问题。尽管1:1储备要求和定期披露机制构成形式约束，但参照次贷危机经验，发行方、评级机构与投资银行可能形成利益同盟（如通过资产池信息不对称或评级虚高）。稳定币或形成新一类的“影子银行”体系，背后的金融风险尚未根本消除。二是美债需求的问题。当下不少投资机构认为稳定币的大规模发行会增加美债需求，降低美国支付的债务风险，甚至喊出来等同于量化宽松的口号。但不论是发行要求还是当前稳定币的流动性关切与资产构成来看，稳定币更为青睐短期美债和国库券，而非长期国债。这意味着美国长期融资利率未必会在此轮放松管制中直接获益，增加长债需求、降低融资利率的逻辑存在断点，其背后仍然无法彻底解决和绕开美元资产的长期信用以及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此外，当前稳定币持有的短债规模和美国国债市场规模之间仍然存在着百倍以上量级差异。截至 2025 年初，Tether（USDT）与 Circle（USDC）合计持有当期美国国债估值约 1660亿美元，而美国短债规模约为6万亿，仅占2%。[10]诚然，稳定币在未来或出现非线性的快速增长，但近百倍的现有规模差距预示着稳定币无法补足短债需求。综上，监管松绑虽为稳定币创造发展契机，但其能否真正成长为可信交易媒介或价值储存工具，仍取决于监管和美元资产可信度两大变量。

Tether稳定币储备资产

（U.S Treasury Bills是指4至52周的短期美债）

央行数字货币方面基于国家主权发行，其国际化进程仍面临多维现实约束。在金融的底层逻辑方面，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影响力直接关联发行国经济基本面与金融市场深度，技术迭代未能改变国际货币竞争的信用本位逻辑。[11]而在全球金融竞争领域中，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行为或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对美元霸权的挑战。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相关行为仍然会面临金融霸权守成国的反对以及现有交易网络的制约，导致其发行范围仍然依托于现有的货币互换机制或区域贸易协定框架。此外，相关国家仍可能同时持有或交易美元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力图在地缘竞争和发展路径之间保持平衡。不过，鉴于美国当前对数字美元的否定性政策立场，相关讨论并非本研究考虑的关键内容，故暂不纳入本节分析框架。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元稳定币或因监管框架调整迎来阶段性发展机遇，但其对黄金及美元/美债传统储备货币地位的实质性冲击仍需持续观察。从资产属性看，稳定币的信用基础仍高度依赖发行方储备资产质量与监管合规水平，其作为支付工具的功能尚无法突破主权货币体系的现行机制。与此同时，加密资产市场大概率将维持另类投资领域的定位。尽管区块链技术赋予其跨境支付效率与去中心化特性方面的比较优势，但价值波动率、监管合规成本及市场深度不足等制约因素，决定其短期内难以成为主流交易媒介或价值贮藏工具。央行数字货币的探索则更多呈现区域化试点特征，其国际化进程受制于主权信用博弈、地缘政治考量等外部因素，实质性突破仍需时日。

未来，当前全球货币秩序可能呈现三大结构性特征：其一，官方储备资产配置呈现“去美元化”迹象，黄金储备规模持续扩张（已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资产）。但包括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在内的其他货币尚无法对美元形成完全替代，故美元的支柱地位虽然走弱但仍会坚挺、占据主导地位；其二，数字货币创新尚未颠覆传统货币层级，在短期内仅作为补充性支付工具或参与特定场景，而美元稳定币、其他法币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之间在新兴市场的使用或存在竞争性，后续发展仍然存在来自多方的挑战；其三，特别提款权（SDR）等超主权货币工具的功能边际改善，但全球货币治理体系仍以主权货币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