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目标覆盖德黑兰、纳坦兹、伊斯法罕等地百余处军事与核设施，高官和科学家被定点清除，标志着中东冲突进入全新阶段。此次行动不仅旨在削弱伊朗核能力，更意图清除其长期通过代理人破坏地区秩序的根源性威胁，以色列将之视为重塑中东格局、推进“正常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契机。相较此前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军事冒进行为加以约束、优先推动外交进程的克制立场，特朗普政府几乎未对打击目标设限，转而将以色列军事优势作为对伊谈判的压迫手段，并提出以“更多制裁换更多限制”的协议愿景，表明其不排除动武可能。本轮冲突的实质，不仅是以色列对安全威胁的回应，更是美国中东政策从“遏制—协调”走向“纵容—重塑”的重要转折。一方面可能迎来以色列主导下的新联盟体系，另一方面也存在被推入更广泛冲突甚至核危机的风险。关键变量不再只是“伊朗是否妥协”，而是“美以联动是否压垮现有平衡”。

以色列6月13日凌晨对伊朗发动代号为“崛起的雄狮（Operation Rising Lion）”的袭击行动，标志着中东局势自2023年加沙冲突以来的最大升级。此次袭击规模空前，涉及200多架战机，摧毁了伊朗包括纳坦兹铀浓缩设施在内的100多个目标，造成多位伊朗高级将领和核科学家身亡。此前，伊朗驻联合国特使公开表示，袭击已造成78名伊朗人死亡，320多人受伤。这一系列精准打击显然并非仓促决策，而是以色列长年情报积累和战术准备的集中体现。问题在于，美国究竟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来源：金融时报

从目前情报与舆论释放来看，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以军打击行动，但高度“知情”。早在行动前48小时，美国已宣布从中东撤离非必要外交人员，五角大楼调动“爱国者”导弹与“萨德”反导系统，并将B-2战略轰炸机部署至伊朗周边基地。NBC和CBS等美媒亦在袭击前披露，以色列“已就攻击计划知会美方”。而特朗普总统则在行动后第一时间表态“他们（伊朗）现在都死了”，“我们给了他们机会，但他们没有珍惜”。以此来看，美方并未阻止以色列，也未对其行动表示异议，反而在战后高调叫好。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以色列在特朗普设定的“伊朗必须签署核协议”期限刚过数小时即发动打击，这种时间节点的吻合本身，令“共谋”成为全球媒体与分析界关注的焦点。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方网站发布的这张照片显示，6月13日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已故革命创始人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肖像下发表电视讲话

来源：美联社

美以是否共谋，不能仅凭表象判断。美方国务卿鲁比奥袭击后迅速发表的声明语言模糊，称“敦促伊朗保持克制”，同时又强调“美国不会介入冲突”。这一说法看似中立，实则暴露出美方在战略上既试图保持距离，又默认以色列行动的矛盾心态。可以说，美方在此事件中采取的是“战略默许”而非“直接共谋”的角色，即在确保以色列自负风险的前提下，不阻止、不反对，甚至在政治上给予配合。这种“知情不制止”的姿态，既为以色列争取战略纵深，又避免美军直接卷入高烈度冲突，这显示出特朗普政府仍然坚持通过幕后支持以色列行动来维持在中东的地区威慑力。

尽管在遏制伊朗核能力问题上，美以战略目标趋同，但在手段与优先级排序上却显现分歧。特朗普政府虽然延续“极限施压”政策，但自2025年初上任以来，展现出在一定条件下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意愿。

今年4月起，美伊间在阿曼与意大利举行了至少五轮间接核谈判，围绕浓缩铀丰度、库存削减与制裁解除展开实质性博弈。特朗普本人在5月22日还亲自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其不要破坏谈判进程。但内塔尼亚胡显然并不信任外交路径，坚定认为伊朗谈判只是“拖延时间”。以色列选择在美伊即将进行第六轮核谈前数小时动武，实际上等于向美方释放“拒绝外交解决”的明确信号。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左）四月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谈

来源：Getty Images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6月12日通过谴责伊朗违反核不扩散义务的决议，被视为以色列启动行动的“法律背书”。但该决议由美英法推动通过，意味着美国或有意为以色列扫清外交障碍，转而以硬手段应对伊朗核进程。关键是：特朗普政府是否愿意让以色列主导地区事务、以其方式解决核问题？从鲁比奥“美国不介入”的说法，到特朗普“伊朗要尽快签协议”的反复暗示，再到美国国务院发布四级旅行警告和撤离人员的部署，可见美方在“是否要战争”这一关键问题上，态度游移。

更深层的错位还体现在对“以伊冲突是否可控”的判断分歧上。美国内部有声音担心，以色列对伊朗高层指挥系统的斩首式打击，可能逼迫德黑兰做出不可逆的升级反应，从而使美国被动卷入全面战争。而内塔尼亚胡则押注于“短期高强度打击+美国战后兜底”的模式，以避免伊朗达成核能力的同时，瓦解其政权根基。这对美以之间一度紧密的战略协调构成挑战，也反映出双方虽在目的上高度一致，但在执行方式与容错空间认知上差距甚远。

本次冲突暴露出美国在中东政策战略设计的深层困境——其原拟通过谈判重建多边机制、稳定伊核问题与地区秩序的框架已然崩塌。伊朗在遭受大规模军事打击后，第一时间宣布退出原定6月15日的核协议谈判，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外交途径再度遭遇“战略死亡”。更重要的是，伊朗官方将袭击解读为美以共谋，进一步打破美伊之间本就脆弱的外交信任。

德黑兰遭袭击后受损建筑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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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单边行动亦损害了美国在中东的平衡战略。过去数年，美国试图在遏制伊朗的同时，稳定其与沙特等国的关系，缓解红海与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而此次袭击极可能迫使伊朗重新动用其代理网络（如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或采取封锁油路等极端手段，威胁全球能源市场稳定。此外，美国对冲突升级的被动反应，也削弱了其作为“可信调解者”的国际形象，使其在中东多边外交中更加边缘化。

美国战略界也日益警觉当前中东政策正面临“先手损耗”：一方面被以色列牵引，削弱自主战略空间；另一方面则陷于以伊冲突的连锁反应之中，不得不以更大资源投入中东，从而分散原本意在印太的战略重心。此前拜登政府意图恢复对伊朗制约、削弱以色列行动自主权的尝试已明显失败，当前的美国中东政策或正在失去统摄全局的能力，正在转向“被动响应”模式。

以色列发动袭击的时机，并非简单的军事判断，而是深受国内政局所驱动。以色列政府将此次行动定性为“预防性打击”，声称伊朗核项目已接近“不可逆的武器化临界点”。但据国际原子能机构6月12日的报告显示，伊朗虽存在历史性违规，但并无新进展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显然，此次袭击并非应对突发核危机，而是有着高度政治化的战略考量。

当前，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其执政以来最复杂的局面：国内司法改革引发持续分裂，极端正统派威胁解散执政联盟，提前选举风险骤增，同时腐败案审理也将重启。国际层面，以色列因加沙战争遭遇严重外交孤立，面临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威胁，美国亦对其在中东政策上渐失耐心。在此背景下，突袭伊朗成为一种转移危机、凝聚国内支持、重新主导国际叙事的政治手段。通过构建“外部生存威胁”，以色列试图回归“被围攻的民主国家”定位，压制外部批评、重塑国家安全议程。

来源：美国国防情报局（伊朗军事结构）

从打击方式来看，此次行动也远非针对核能力本身的有限“先发制人”行为，而是一种有意削弱伊朗政权系统性能力的组合式打击。袭击覆盖导弹阵地、炼油设施、能源管网乃至革命卫队总部，并对高层进行斩首式暗杀。伊朗前国防部长、最高领袖顾问沙姆哈尼的遇袭，意味着以色列有意切断伊朗在外交与谈判领域的中枢链接。更关键的是，以色列此举显然意在展示其在伊朗境内的情报与技术渗透能力，制造心理震慑，打击伊朗民众对政权的信心。

伊朗的应对同样具有战略意味。面对以色列的军事压制，伊朗迅速恢复行动能力，数日内多次发射导弹，击中包括特拉维夫、海法等以色列核心城市目标。虽然军事反击的效果有限，但其象征意义巨大——不仅向国内民众展示了政权的“未垮塌”，也向以色列传递出“可以承受初期损失但不会不战而降”的信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面临执政四十年来最严峻的挑战，但政权并未出现预期中的崩盘迹象，相反，在民族主义情绪激发下，部分原本对体制不满的民众也转而强调国家主权与对外一致性。这一点与以色列国内政治机制类似：危机时刻，批评者反而趋于“国家团结”。

自周五以来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

来源：纽约时报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伊朗今日的社会结构已与两伊战争年代截然不同。革命动员力削弱，青年一代不再对神权体制抱有幻想，经济困境与制裁之下民众日渐疲惫。但正如分析人士指出，即便是在体制内外充满裂痕的当下，伊朗依然没有明确的政权替代选项，流亡反对派缺乏民意基础，改革派也受限于体制结构。正是在这种“无退出机制”的制度环境中，伊朗政府只能在有限空间中维持僵局，以“生存即胜利”的逻辑进行对冲。对于以色列而言，这是一次赌上国际信誉和国内秩序的政治豪赌；对伊朗而言，这是一次生死边缘的极限抵抗。短期内，这场冲突可能导致局势暂时“冷却”，通过秘密外交达成有限停火或非正式协议；但长期来看，其所暴露的制度性脆弱与区域战略真空，注定使中东再次成为多边秩序争夺的焦点。

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X上发布另一条消息，誓言伊朗将毫不含糊地回应以色列。他说：“我们必须对恐怖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给予强烈回应。我们不会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施以任何怜悯。”

欧美国家内部对此次袭击的态度表现出复杂与分裂。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告诉记者，他预计伊朗核计划早在美国需要干预之前就将被“消灭”。后来，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暗示，美国已将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纳入其核打击范围，并可能立即做出采取攻势的决定。“我们确切地知道所谓的‘最高领袖’藏身何处。他很容易被击中，但在那里很安全——我们不会把他干掉（杀死！），至少目前不会，”特朗普说。“但我们不希望导弹袭击平民或美国士兵。我们的耐心正在耗尽。”几分钟后，特朗普在一篇帖子中直言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特朗普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我们现在完全控制了伊朗上空。”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发表了随心所欲的言论，还强调，伊朗威胁对美国人或美国基地发动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压倒性力量的反击，他表示：“我们将采取强硬措施，毫不留情。”

另一方面，尽管英、法、德等国普遍承认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同时均呼吁以外交手段解决冲突，避免局势失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会议期间警告不要试图以军事方式推动政权更替，强调那将带来“混乱”。德国总理默茨指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是欧洲的共识，但必须通过外交手段完成。意大利外长则分别与伊朗和以色列外长通话，敦促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英国表示支持以色列捍卫自身安全的权利，但同时强调当前亟需缓和紧张局势。相较之下，捷克直接将以色列的打击称为对核威胁的“合理回应”。

俄罗斯则更加明确地将立场置于伊朗一方。俄罗斯谴责以色列的行为为“不可接受的持续侵略”，强调这一行径破坏了地区稳定结构，并公开支持伊朗在联合国的立场。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向国家通讯社表示：“俄罗斯对紧张局势急剧升级表示担忧并予以谴责。”对俄罗斯而言，以伊冲突为其深化与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地缘战略机遇。随着西方持续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部分阿拉伯国家对西方“选边站队”的失望情绪愈加明显，这为莫斯科提供了广泛的外交腾挪空间。通过将自身定位为“更坚定、更尊重区域主权”的伙伴，俄罗斯不仅意图加强与海湾国家在能源、武器贸易、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的合作，还试图在叙利亚、伊朗乃至红海航道安全问题上扮演“非西方稳定者”的角色。这种立场与其全球战略相一致——在多极体系中削弱美国与欧盟的影响力，扩大自身外交筹码，尤其是在能源安全领域对欧盟构成牵制。

中国方面则表达了对局势升级的“严重关切”，呼吁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危机加深的行为，表示愿意发挥“建设性作用”以缓和局势。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以色列外长萨尔通电话，呼吁伊以双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王毅外长还表示，敦促对以色列拥有影响力的国家，为恢复和平作出切实努力。

中东国家几乎一致对以色列的行为表示谴责，但语气和立场存在差异。伊朗的盟友阵营中，伊拉克政府强烈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向安理会提交抗议，称以色列空袭还侵犯了伊拉克领空。黎巴嫩外交部称袭击破坏了维护地区稳定的一切努力，真主党则称其为“野蛮侵略”，警告可能引爆区域战火。胡塞武装和哈马斯则强调伊朗有权进行自卫，支持其核发展主张。阿富汗塔利班也加入谴责行列，批评以色列破坏地区安全与主权。

与此同时，海湾国家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外交谴责和对局势升级的担忧。沙特称袭击“令人发指”，卡塔尔认为这是对主权的公然侵犯，阿联酋、阿曼、土耳其等则强调袭击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呼吁各方恢复外交沟通，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约旦立即关闭领空，明确表示不会允许本国领土成为任何冲突的平台。黎巴嫩总统也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防止以色列达成其“清晰可见的战略目标”。

亚太及全球南方国家大多对袭击表示谴责，并呼吁避免冲突蔓延。印尼、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利班等伊斯兰国家明确站在伊朗一方，认为以色列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并破坏地区稳定。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则采取较为中立的表态，对局势“深感忧虑”，敦促恢复对话、避免误判。非洲联盟主席也对冲突升级表示“严重关切”，强调应立即停止敌对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

美国在以伊冲突中展示出一种既保持距离、又保留影响力的战略模糊性，其实质是对中东政策现实困境的一种被动适配。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外坚持“未参与本次打击”，但从情报共享、地区军事部署与外交表态的蛛丝马迹来看，美国实际上对以色列的行动不仅“知情”，更通过操作性手段进行了战术性支持——例如提前撤出驻中东非必要外交人员、加密区域防空网部署、避免干预行动细节。

特朗普本人在多次表态中承认“知道发生了什么”，并公开对以色列的军事效果表示“高度赞赏”，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默许”甚至“背书”的判断。这种模糊态度背后的逻辑并非战略失误，而是出于美方在中东当下战略选项有限的理性权衡——既不愿全力介入一场高烈度地区战争，又不想因对以色列设限而失去关键盟友信任。

“我们有可能介入”，特朗普在6月15日的采访中模糊释放这一信号。他一方面坚持当前“尚未介入”，另一方面又在军事上调动喷气式战斗机、部署地面防空系统并重申“将保护美国资产和人员”。特朗普向美国广播公司 (ABC) 表示，他提到特朗普与普京周六的通话，并表示他“愿意”让俄罗斯总统调解这场冲突。这种“软介入”姿态本质上是对中东政策矛盾的继续拖延与模糊化：维持地区影响力、遏制伊朗核突破，同时避免直接卷入战争。它既是美国地缘政治资源再分配下的被动防御，也是对以色列战略冲动的一种现实性追认。

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愈演愈烈，美国政府在表态与行动上的谨慎，折射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外交政策的深层结构转型。与第一任期中围绕“极限施压”所构建的鹰派班底不同，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决策层由一批强调“美国优先”理念的内政优先主义者主导，这一变化正从根本上逐步重塑美国对中东安全格局的应对方式。

首先，特朗普政府内阁本身就体现出对干预主义的根本怀疑。副总统JD·万斯、公职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政策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等人，均长期主张从中东冲突中脱身，集中资源应对国内经济、安全与社会撕裂。他们不仅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持保留态度，更在内部辩论中明确反对因以色列战略冒险而卷入对伊战争。

更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右翼舆论圈的裂变。塔克·卡尔森、查理·柯克、玛乔丽·格林等“美国优先”代表性政治人物纷纷发声，警告特朗普不要被以色列政府“拖入战争”，称以色列应“为自己的战争负责”。而这类声音正在共和党选民，尤其是年轻基层选民中获得共鸣，反映出保守派阵营对过去数十年中东政策失误的深刻反思——从伊拉克战争到阿富汗撤军失败，干预主义的合法性已在共和党内部显著减弱。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近日的表态显然是在回应总统的帖子，他表示总统“不得对伊朗采取非法军事行动”。昨天，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也提出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禁止美国武装部队在未经国会明确授权或宣战的情况下对伊朗采取直接行动。当前，有关美国可能进行干预的猜测越来越多，美国表示将关闭其驻耶路撒冷大使馆直至周五。

这一克制姿态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的统一立场。内阁内部仍保留新保守主义残余势力，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与驻以大使迈克·赫卡比则更倾向将当前局势视作“对以色列安全的重大考验”，并努力将以色列安全诉求与美国海外公民与资产的保护捆绑，试图争取更大范围的战略介入。

2025年6月16日星期一，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国际机场登上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

来源：美联社

特朗普总统本人则游走于两种立场之间，既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外交路径的偏好，试图保留与伊朗谈判的空间；又在私下里对以色列提供默认支持，并在袭击发生后迅速将责任归咎于伊朗。这种模糊化态度不仅反映了特朗普惯常的政策摇摆，也说明其外交决策极度依赖短期舆论、捐助人意见及与他人私人交流的即时反馈，而非来自情报界或战略部门的长周期评估。

这一点在中情局、五角大楼与白宫的冲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建议将额外军事资产部署至中东以强化以色列防御，但国防部政策层的核心人物（如科尔比）强烈反对，主张将美国的战略重心继续向印太倾斜。由此可以看出，当前的特朗普政府虽形式上统一，但在结构上呈现“多中心权力竞争”，无法迅速形成一套连贯的中东政策框架。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以色列系统性打击伊朗核与能源设施、伊朗实施报复性导弹袭击的背景下，美国未像往常那样启动对以军援扩张计划或立即军事干预，而是保持外交手势，通过中东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主导谈判尝试，为战后可能的地区重构预留空间。

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克制”并非基于深层次的和平主义倾向，而是源于他所代表的“交易型民族主义”逻辑：即只有当军事行动有明确的交易价值、对美国家利益有即时回报时，才值得投入。在缺乏明确信号表明美方能主导战后中东秩序的前提下，他更倾向于通过非军事手段维持局部稳定、管理盟友、避免资源过度消耗——而这正是当前“美国优先”外交思想对传统霸权战略的修正路径。

以伊冲突将美国拉入一个政策逻辑自相矛盾的悖论漩涡：一方面欲退出中东、集中资源参与大国竞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持续卷入本应收缩的地区危机以维护霸权边界。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延续“美国优先”思维，倾向减少中东安全投入、转向有限干预与代理人治理。但此次冲突也暗示了这种“战略抽身”的愿景在现实中难以兑现：以色列并未因美国意图收缩而克制，反而因预期美方仍可提供支持而变得更加主动。结果，美国的“退出”不是激发地区自我治理，而是令局势更趋混乱，以色列凭借安全“空窗期”设定了新一轮地区游戏规则。

同时，美国对该地区安全的基础性资源依赖尚未完全消除。红海危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风险、能源稳定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然高度依赖美军部署与海上控制。一旦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仅会使美国在全球市场的地缘能源地位受损，还可能对其全球战略重心——印太与大国竞争——造成掣肘。

正因如此，特朗普虽在言辞中强调“不愿卷入中东战争”，但在行动上仍在维持“可迅速转向”的战略可塑性。部署战机与防空系统、召集国家安全会议、重新评估对以情报支持，都是其在“进退之间”寻找政策缓冲的操作。美方一方面对伊朗发出“必要时将动用全部武力”警告，一方面又对以色列强调“自卫而非扩张”，这种双线并行的策略，短期或可稳定盟友信心，但长期必然引发战略目标与行为模式的错配。

若当前态势持续，美国将面临三大风险：一是区域秩序主导力进一步转移至更具主动性的以色列与沙特等地区强权；二是美伊之间的政治对话渠道全面塌陷，永久丧失通过协议控制伊朗核计划的窗口；三是中东盟友为应对安全真空，加快“多极对冲”，降低对美国的战略依赖。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周一晚间表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因中东冲突而突然离开加拿大举行的 G7 峰会。她说：“特朗普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度过了美好的一天，甚至与英国和首相基尔·斯塔默签署了一项重要的贸易协议。”莱维特写道：“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由于中东局势，特朗普总统将在今晚与各国元首共进晚餐后离开。”

以伊冲突深刻暴露了美国中东政策从“结构主导”走向“反应驱动”的转型困境。从“压而不控”到“知情默许”，美国的中东战略不再具有系统主导性，而转为对局势的“条件反射”。特朗普政府在试图以最小成本维持霸权边界的同时，实则暴露出控制力、话语权与可信度的同步下滑。

在此次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背后，美国并非完全旁观者。相反，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一场以牺牲乌克兰战略支持为代价、换取对伊朗核威胁压制空间的“战略区域交换”——这正是“交易式外交”的典型体现。

特朗普政府外交理念长期基于现实主义：反对“意识形态输出”，强调以美国利益为唯一坐标。在这一框架下，中东的核扩散威胁远比俄乌冲突更具战略紧迫性。共和党内鹰派精英多次警告，伊朗一旦拥有核武，不仅以色列安全将岌岌可危，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与能源主导地位也将迅速崩溃。因此，优先遏制伊朗，被视为事关美国全球战略平衡的根本利益。

事实的演进路径也几乎印证了这一思维模式：6月1日，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远程袭击激怒克里姆林宫，引发俄方大规模报复空袭。但白宫对此反应异常冷淡：既未强烈谴责俄罗斯，也未追加制裁，更未迅速扩大对乌军事援助。这一“低度介入”的姿态，成为观察者识别“战略放手”的关键节点。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内，美国紧急调拨原本供乌克兰使用的两万枚防空弹药至中东前沿。此举非但未事先通报乌方，甚至在以色列空袭伊朗核设施前数小时完成部署，指向一个核心事实：美国事先知情，并为以色列的突袭准备了防御缓冲。这不是“巧合”，而是策略联动。美方在乌克兰方向的撤手，是为了腾出资源和政治空间，应对伊朗可能的猛烈报复。特朗普政府并未公然承认与以色列的联合行动，但也未作任何撇清。总统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警告伊朗“如果不妥协，将一无所有”，这种语言背后不是调停，而是压力。这是“交易式外交”的真正核心：不试图通过规则维护秩序，而是通过权力交换达成短期最优。

这种权衡逻辑在带来战术机会的同时，也在削弱美国中东战略的结构性影响力。此前美国历任政府均将“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视为红线政策，但方式有所不同：奥巴马主张通过协议锁定，推动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JCPOA），以外交手段实现核限制；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则偏好极限施压与单边退出，通过制裁孤立伊朗、摧毁协议架构；而拜登政府则试图在维持对伊朗压力的同时恢复多边谈判机制，推动伊朗重返核协议框架，通过“制裁换核限制”的方式恢复约束力，同时谨慎约束以色列避免军事升级，以保持地区稳定和外交主导权。而当前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则陷入一种战略进退两难的状态——既恢复核谈判，又默许盟友以武力扰乱进程。目前最直接的后果，是美伊核谈机制的彻底瓦解。在伊朗最高军事将领和核科学家遭袭、纳坦兹浓缩设施被重创之后，伊朗方面第一时间宣布退出核谈，终结了本已濒临崩盘的外交接触。

6月3日，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中）在黎巴嫩贝鲁特南郊被杀害的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的坟墓前献花圈

来源：美联社

更严重的是，美国对以色列行为的默许，加剧了伊朗“围墙心理”——它不再相信美方在中东拥有调解意图，而是将华盛顿视为“空袭伊朗的政治合谋者”。伊朗将其定位为以色列行动的“幕后支持者”，明确表示“美方难辞其咎”。而阿拉伯国家虽在表面保持克制，私下对美以单边行动的反感也在上升。美国在地区的道义主张正被以色列的军事逻辑所吞噬，调停者角色向“被动跟随者”转化。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掌握“确凿证据”证明美国为以色列的袭击提供了支持。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袭击“不可能在没有与美国协调和批准的情况下进行”，并补充说，美国将“对以色列冒险主义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这种信任失衡将直接影响美国在未来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可信性。如果美国无法在中东再建起有力的调解机制，其角色将被更具自主意志的中东国家或其他全球力量（如中国、俄罗斯、欧盟）所边缘化，逐渐失去作为“国际秩序设计者”的核心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在中东长期依赖的“调解者”身份与外交机制正面临根本性侵蚀。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并未获得传统盟友的一致支持，反而暴露出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结构性下滑。卡塔尔公开指责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不仅打破了以往对美以政策的克制默许，也象征着对美国中立声誉的明确否定。阿联酋与约旦则采取更具防御意味的战略调整：前者呼吁全面克制、后者关闭领空、提升军备戒备水平，并敦促联合国迅速介入。这些行动表明，美国已难以维系以往“安全提供者”与“秩序调节者”的双重角色。在以色列将军事升级作为政策工具、而美国未能及时制衡或调停的背景下，中东国家开始更加主动地寻求战略自主，或转向多边平台与其他大国（如中国、俄罗斯）展开平衡性合作。这不仅动摇了美国在中东联盟体系的道义基础，也预示着该地区未来将更多由“多边对冲”而非“单极领导”来塑造冲突管理与稳定路径。

这种信任流失也发生在能源层面。过去两周，全球能源市场在地缘冲突冲击下迅速动荡，以色列6月14日对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设施的打击，引发了原油市场的强烈反应。尽管5月末OPEC+刚宣布增产配额，市场一度预期供应充足、油价回落，以色列对伊朗能源设施的精确打击虽未影响出口管线，但已造成油价大幅波动：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袭击后次日飙升7%，并持续上扬；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突破5%。伊朗虽长期遭受制裁，仍是全球第九大产油国，其产量中断可能立刻消耗OPEC+的闲置产能，造成供需失衡。而更具系统性风险的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掌控的这一关键通道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一旦局势升级，即使伊朗不完全封锁海峡，局部干扰亦足以扰乱全球能源物流链，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出口安全。叠加胡塞武装在红海制造的先例，市场愈发担忧中东能源通道的脆弱性正成为全球通胀和战略稳定的突出风险点。若伊朗决定以“非对称方式”封锁水道，哪怕只有几天，将立刻撼动全球供应链与金融稳定。

更重要的是，过去美国在中东的核心战略是“保持威慑、避免引爆”，如今却在无形中转向“纵容打击、放任升级”。而这一战略的反噬，可能比预期更快到来。

今天的中东，不再是一个等待西方协调介入的舞台，而是一个因真空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剧场。以色列的行动之所以大胆，并非因为情势有利，而是因为它相信美国不会阻止——这种信任本质上，是一种放权换支持的交易。但问题在于，交易一旦完成，接下来便是溢出效应的管理。而这一点，特朗普政府也许尚未准备好。

首先，以色列虽取得战术成果（瘫痪部分核设施、防空系统和高级指挥链），却并未真正撼动伊朗核计划的结构性根基。伊朗福尔多地下设施依然坚固未损，浓缩铀库存分散难查。伊朗也尚未动用其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的代理人网络，也未明确改变其“核底线”立场。反之，在遭遇打击后，伊朗政府快速重建军事指挥体系，并发动连续三波导弹报复，表明其战略韧性远超以往。结合2024年4月和10月伊朗对以色列的两轮军事报复经验来看，当前局势下，伊朗此次的反击力度可能更大、规模更广，区域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的风险正不断上升。

其次，美国虽试图在局势升级中保持“临界距离”，但实质已处于“准介入”状态。一旦伊朗决定将报复目标扩展至美军基地或波斯湾油轮，美国将不得不选择：要么坐视盟友遭袭，要么被迫正面卷入冲突。而任何一个选项，都将对其印太战略和国内选情构成剧烈冲击。

G7峰会首日的晚宴上，各国领导人就此次冲突达成了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有权自卫”，伊朗是“地区不稳定和恐怖的主要根源，永远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与会领导人呼吁解决“伊朗危机”并“更广泛地缓和中东地区的敌对行动，包括在加沙停火”。周一全天，G7各国领导人一直在试图就这场危机起草这一声明，尽管此前特朗普对这份呼吁克制、降级的外交声明表示反对，但他最终还是签署了该声明。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告诉记者，特朗普正在制定停火方案。但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发表的社交媒体帖子愤怒地反驳了这一说法。“伊朗应该签署我要求他们签署的‘协议’。真是可耻，简直是在浪费生命，”特朗普说道。“所有人都应该立即撤离德黑兰！”周一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向记者暗示，他感受到需要更多参与中东危机的压力，他说：“我一离开这里，我们就会采取行动。但我必须离开这里。”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战斗很快就会结束。“我认为伊朗基本上已经坐到了谈判桌上，”他在峰会上对记者说。“他们希望达成协议。”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局势正导致中东多国重新思考安全安排。沙特、阿联酋等国一方面在公开场合谴责冲突升级，另一方面加紧与中国、俄罗斯在能源、军备与网络安全上的合作。这种“多头下注”的战略转向，是对美国“不可预测性”的理性反应，也标志着地区秩序正逐步去美化。

伊朗德黑兰一栋在以色列袭击中被毁的住宅楼客厅里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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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美国现行的“有限介入、战略牵制”路线正在遭遇实践的反噬。它一方面放弃主导权，让以色列单边推进极具风险的军事方案；另一方面也在外交上丧失了平衡者身份，使中东出现权力真空与战略误判并存的危险局面。

特朗普总统在一月份的就职演说中表示：“我最引以为豪的遗产将是一位和平缔造者和统一者，”他说。“这就是我想要成为的：一位和平缔造者和统一者。”特朗普总统曾表示，乌克兰战争最快可能在24小时内结束。他将竭尽全力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停止加沙地区的战斗。他还表示将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因为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必须达成协议。”

“五个月过去了，特朗普一直在关注美国斡旋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美国与伊朗以及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谈判的前景。他正在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美国的影响力、实力以及他引以为豪的谈判技巧都面临严重限制，尤其是在缺乏有效战略且不愿利用美国优势取得成功的情况下，”曾在六任国务卿麾下工作的美国前外交官亚伦·戴维·米勒说道。

展望未来，历史给出的信息喜忧参半。以色列曾两次打击对手的核计划——1981年的伊拉克和2007年的叙利亚——但长期结果截然不同。从作战层面来看，以色列摧毁了这两个核计划。但在战略层面，叙利亚选择暂停核武器研发，而伊拉克则加倍追求终极武器。可以想象，伊朗可以选择任何一条道路，现实是只要福尔多铀浓缩设施基本完好无损，它就无需做出选择。

尽管特朗普政府尚未正式公布一套结构化的“新中东战略”，但总统本人在出访沙特时的高调表态及一系列象征性政策动作，已传递出美国在区域秩序重构中试图摆脱传统“主导者”身份、转而充当“协调者”与“投资催化者”的深层意图。特朗普“商业优先、去意识形态、尊重区域自主”的言论，虽充满夸饰和口号式修辞，却并非完全空洞。相反，它准确地捕捉到了中东地区当下结构性变化的核心：一方面是美国自身的战略收缩和干预疲态；另一方面是区域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在面对不断升级的伊以冲突和加沙危机时日益增长的主导愿望与能力。

特朗普在此前强调“技术优先于恐怖主义”、“共同建设取代相互轰炸”，给此次伊以冲突投下一个鲜明信号——美国不再愿为中东的每一次爆炸埋单，而是将战略赌注押在区域自我调节与经济重建之上。这种姿态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地缘杠杆，而是在通过“交易式和平”与“选择性介入”保留影响力。当前的以伊冲突恰好暴露出美国在传统角色中的尴尬：一方面，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突袭打破了以往美国默认的“遏制即稳定”的战略逻辑；另一方面，美国正通过派遣特使维特科夫处理包括加沙和伊朗在内的一系列中东危机，试图塑造一种外交主导、冲突降级的区域氛围。

这种克制反映的是美国对“永久战争”结构性厌倦，更体现了其对当前国际体系重心东移与资源紧张背景下战略资源重新分配的考量。更关键的是，美国正在试图搭建一个以地区国家为支点的新型稳定架构。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年来在冲突调停、债务偿还、后战区重建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特朗普此前决定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并与其临时总统会面，便释放出一个清晰讯号：凡是愿意抛弃“代理人逻辑”、转向经济重建的国家，美国都可提供有限但关键的政治空间。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系统性打击、伊朗实施反击的背景下，美国未公开军事介入，而是继续推动以市场和区域重建为导向的政策姿态，试图在战后秩序中以经济参与和结构调节维持其影响力。

与传统依靠军事同盟的安全模式不同，这种新逻辑认为，把冲突国家拉入以商业和经济互依为基础的体系，能更有效地维持地区稳定。特朗普的“非战略性语言”背后，是一种高度功利但贴近现实的中东观——即放弃改造，转向整合；放弃领导，转向激励；放弃全面承诺，转向可交易的秩序维护。在伊以冲突愈演愈烈、霍尔木兹海峡尚未被波及、黎巴嫩与叙利亚重建仍处脆弱开端之际，美国所传递的并非全面退出，而是期待一个可以“自我稳定”的中东，而在美国蓝图里的中东地区，将以商业、能源与技术合作为平台，以去意识形态化的安全构架为壳，试图在冲突与现实的夹缝中重新缝合一片破碎的区域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