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央行将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放在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在金融领域的诸多优势，具体如下：一是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众所周知，上海今天已是全球前三的国际金融中心。2024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稳居全球第三，债券托管市值位居全球交易所债券市场第一；上海黄金交易所场内现货黄金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一；上海期货交易所多个品种交易量位居同类品种全球第一。其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丰富的金融产品和大量的金融交易，已经构成了打造人民币国际化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规模效应。它们为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和丰富的实践场景。另一方面，上海自贸区已建立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等离岸金融工具，可直接服务于数字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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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金融开放程度和跨境金融服务的领先地位。上海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枢纽，2024年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达到29.万亿元，同比增长30%，占全国业务总量的47%。同时，上海自贸试验区具备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推出了“自贸区跨境资金池3.0”等举措，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结算金额大幅增加，覆盖全球200多个经济体。这些都为数字人民币的跨境运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经验。另一方面，上海拥有全国1/3的外资私募机构、90%的国际券商分支机构，外资企业对数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需求迫切，例如特斯拉在中国已开始试点数字人民币支付形式。

三是金融机构集聚带来专业化和多元化的业务场景。上海的金融核心区陆家嘴汇聚了众多国内外金融机构。众多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总部或重要业务部门设立于此，使得上海拥有强大的金融资源整合和配置能力。国际金融机构中国总部超60%，外资法人银行占全国一半以上。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为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提供专业的服务和支持，推动数字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应用和推广。

四是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上海拥有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CIPS服务延伸至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已构成的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网络效应也为数字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和清算提供了高效、安全的通道。央行上海总部、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等监管机构驻扎于此，拥有国内最前沿的金融科技监管（如“监管沙盒”）和跨境资金监测经验。同时，上海在金融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能够为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上海已建立国家级金融科技风险监测平台，对跨境资金流动、数字身份认证等有成熟技术积累，可保障数字人民币跨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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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金融人才的丰富。上海不仅汇聚了大量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等专业人才，还有完善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能够为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提供充足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人才具备丰富的金融知识和国际运营经验，有助于推动数字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创新发展。如上海金融法院、国际仲裁中心等机构的专家团队能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司法保障，降低跨境支付法律风险。

六是政策支持有力。上海积极落实中央金融政策，颁布了《上海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4版）》等系列政策。同时，在陆家嘴论坛上，央行又推出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包括设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也为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当然，其他城市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的探索侧重点与上海不尽相同，可形成良好的互补。比如深圳聚焦的是技术研发与国内场景，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和数字货币桥的构建很有特色；而在苏州，探索的数字人民币在产业中的应用，供应链金融的数字化业务的开拓等。海南则充分利用自由贸易港的优势，聚焦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旅游支付场景等；北京虽然不是人民币数字化的业务龙头，但相关的政策制定与标准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是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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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要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特殊性，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战略重要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我国参与国际金融竞争的核心载体，对推动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中央明确将上海定位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要求其承担人民币国际化枢纽、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功能。这种战略目标远超城市自主能力范畴，需中央统筹外汇管理、资本开放、法律适配等顶层设计。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二是金融体系的完备性。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上海集聚了股票、债券、期货、货币等15家金融要素市场及基础设施，股票总市值、银行间债券市场规模等位居全球前列。其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能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丰富的产品和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三是金融开放先行性。上海是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前沿，在推进人民币可自由使用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先行先试。如陆家嘴论坛期间公布的一系列重磅政策，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为全球资本提供多元化资产配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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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不能回避来自以下几方面的挑战：一是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纽约、伦敦甚至新加坡等传统国际金融中心根基深厚，在金融市场深度、广度和国际化程度上具有优势。新加坡、迪拜通过税收优惠（资本利得税低至5%）、法律接轨吸引离岸业务，而上海需中央授权突破现有政策。另外，海外离岸合约需适用《联合国销售公约》等国际法，而上海商事法庭适用率仅12%。上海在国际金融市场份额、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等方面与它们仍有差距，需在全球金融竞争中脱颖而出，提升国际影响力。

二是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平衡难度不小。金融创新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但创新也带来新风险。尤其是在今天内外复杂的环境下，既要鼓励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等创新试点，又要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这需要精准把握监管尺度，建立适应创新发展的监管体系。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瓶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定价权缺失：上海金融市场发行人与投资者主体过于本土化，衍生品工具不足（如外汇期权品类少于新加坡），导致人民币资产国际定价能力弱。另一方面，循环渠道不畅：境外人民币缺乏回流投资场景，需中央推动CIPS系统升级、玉兰债等跨境清算和融资工具创新。另外，跨境监管的央地矛盾也比较冲突，其中规则冲突较为突出：上海需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如离岸金融法律适用），但地方司法跨境案件经验不足（仅37%法官具相关经验，香港为89%）；还有一个就是风险跨域传导问题：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需央行宏观审慎评估与地方监管科技（如区块链溯源）深度协同。我们必须意识到，当前上海面临的关键短板（如资本项目开放、离岸市场建设、跨境监管）均涉及国家金融安全与制度型开放的深层矛盾。另外，离岸与在岸市场割裂问题从而需构建“风险隔离但功能联动”的特殊体系（如自贸账户升级），这也是在考验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协同能力。

三是高端复合型人才的短缺。随着金融科技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对既懂金融又懂科技、法律等跨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旺盛。上海虽有丰富金融人才，但在满足高端、复合型人才需求上仍面临压力，人才短缺可能制约金融中心建设的创新发展和国际化进程。这里有一组对比数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2025)：上海、伦敦、新加坡，外籍金融人才占比分别是7.2%，38%，45%。国际资格互认数分别是62项，218项，189项。

四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等因素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不确定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推进金融开放、加强国际合作时，易受外部环境冲击，如美西方在金融领域对我国的遏制，给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带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