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一、引言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三、研究设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五、拓展性分析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国际贸易如何影响政治关系一直备受关注。既有研究通常基于传统贸易视角，使用进出口总值（gross value）刻画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联系。然而，近二十年来垂直专业分工快速推进，国际贸易的主体由最终品贸易转向中间品贸易，形成了以全球供应链为动力和牵引的贸易格局。在以最终品交换为主的传统贸易时代，贸易伙伴之间主要是分工和交换关系，买方和卖方之间的边界清晰。然而，在全球供应链时代，生产过程被分割并被配置到不同国家，贸易关系除了分工和交换，更重要的是协作，买方和卖方之间的边界模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因此，在研究贸易如何影响政治关系时，有必要进一步考虑国家间基于供应链的分工和协作。

举例而言，2015年，中国分别与韩国和澳大利亚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从贸易规模看，中国与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联系具有可比性，但中国与两国的政治关系在此之后却有不同的走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2021年中韩双边贸易额突破360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8年位居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韩政治关系也相对稳定，正如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所说，“有这3600亿垫底，谁能把中韩分开？”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尽管在同年中澳双边贸易额达到了2312亿美元，中国也稳坐澳大利亚最大货物贸易伙伴、进口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的地位，但中澳政治关系却在这些年趋冷，一度跌至冰点。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在我们看来，这可能与中韩、中澳之间的供应链关系不同有一定的关系。中韩之间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而中澳贸易以资源品和工业制成品为主，并未形成紧密和复杂的产业协作。按照王直等人的定义，中韩贸易更多地表现为多次跨境的复杂的供应链贸易，而中澳贸易则以单次跨境的简单供应链贸易为主。

基于此，本文尝试回答两个问题。首先，供应链时代的贸易对政治关系有何影响？其次，不同类型的供应链关系对于政治关系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具体地，本文基于全球60个国家2007—202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考虑到政治关系和贸易往来可能互为因果，本文引入经济遥远度（Remoteness）作为供应链关系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有效地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两国间的供应链关系越密切，彼此的外交政策越接近。在更换相关指标、使用其他工具变量、考虑极端值和特殊年份等之后，这一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地，我们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供应链关系，结果显示，紧密型和复杂型供应链关系对于政治关系的改善效应显著地强于松散型和简单型的供应链关系。此外，两国间供应链关系越对称、双方中任何一方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越深、彼此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互补性越强时，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改善效应越强。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现有文献主要是从传统视角考察贸易对政治关系的影响，缺乏从供应链视角考察贸易对政治关系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是对贸易与政治关系这支文献的有益补充。第二，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构造多个指标衡量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构建国与国之间的供应链关系，并采用工具变量识别供应链关系与政治关系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三，在就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做了基准估计之后，进一步区分紧密还是松散、简单还是复杂等不同类型的供应链关系，并借用全球增加值贸易数据对供应链贸易的政治关系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

本文余下内容的结构如下：第二节是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梳理传统视角下贸易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并对供应链贸易的政治关系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第三节是实证策略，介绍指标选取、数据来源、计量模型和内生性处理办法等；第四节汇报基准估计和稳健性分析的结果；第五节是拓展性分析的结果；最后一节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节首先梳理贸易与政治关系的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对供应链贸易的政治关系效应进行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支，一支关注的是贸易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另一支则反过来研究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关于第二支文献，目前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政治关系的恶化会阻碍和伤害国际贸易，本文在此不做过多讨论。鉴于本文的选题，我们将重点介绍第一支文献。

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对“贸易如何影响政治关系”这一经典问题有深入的讨论。自由主义学派的主流观点认为，贸易会改善政治关系。“贸易和平论”十分悠久，早在18世纪，康德就提出了国家间的“商业精神必将影响每个人，且无法与战争并存”的“永久和平”预言。而后，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对贸易的良善看法，认为贸易带来的好处会促使国家放弃战争。1980年代以来，一系列实证研究给“贸易和平论”提供了经验证据。Oneal and Russett利用1950—1992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贸易对双边关系的影响，证实贸易减少了国家间的冲突，有助于改善政治关系。Maoz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重新定义相互依赖关系，也得到了贸易能抑制冲突的结论。另外，在理论上，Morrow根据冲突的博弈论模型分析发现，贸易流使得冲突更有可能得到和平解决，从而改善紧张关系。Hegre使用多国模型证明了贸易对政治关系的正向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会随国际贸易体系中国家数量的增加而增强。

尽管有不少证据支持“贸易改善政治关系”的观点，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现实主义学派认为，贸易会恶化政治关系：贸易在促进彼此交往的同时，也增加了发生偶发性冲突的可能性；贸易依赖的不对称性使得弱势国可能受到操纵和干预；贸易收益增强了参与国的潜在军事力量，产生了负的安全外部性。与此同时，一些实证分析也验证了贸易对政治关系的负向影响。Barbieri证实了贸易会增加冲突，特别是当两国间存在不对称的贸易依赖关系时。刘汉培根据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中外关系时，也发现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有负向影响。

近年来，有关贸易对政治关系的影响也引发了经济学家的思考。其中，Martin等人较早在经济学领域讨论了这一话题。他们指出，已有实证研究没有考虑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在使用工具变量法之后，他们验证了贸易有助于改善双边关系的观点。Lee and Pyun使用1950—200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讨论贸易一体化对冲突的影响，研究发现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促进了和平。Kleinman等人使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作为政治关系的衡量指标，指出贸易伙伴间的经济友谊有助于双方建立政治友谊，从而拉近彼此的政治立场。与上述研究不同，Li等人讨论了贸易关系的不对称性所带来的危害，他们对142个国家近4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贸易不对称性每增加1%，双边政治冲突事件发生的次数增加2.67%。

针对贸易对政治关系的影响，现有研究一般使用传统总值贸易框架，鲜有分析是基于全球供应链和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added）的视角。然而，对总值贸易的讨论并不适用于全球供应链时代的贸易往来。一方面，由于中间品贸易存在“双重统计”问题，总值贸易衡量的贸易关系并不准确。另一方面，传统的总值贸易也无法准确捕捉和反映国家间的分工和协作关系。此外，已有研究对政治关系的讨论多基于军事冲突等极端性的事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核武器威慑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冲突更多地表现为“斗而不破”，有必要使用新的指标来把握当下的政治关系。

（二）理论分析

从已有研究和我们的观察来看，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是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思考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贸易为相关国家带来了收益，而一旦两国关系交恶，关税、配额、禁运等限制性贸易措施，必然影响双方的贸易联系，从而造成福利损失。对于贸易伙伴国而言，这些福利损失是双方关系恶化的代价。与传统贸易关系相比，如果双方有深厚的供应链关系，彼此交恶的机会成本越高，调整供应链关系的难度和代价越大，从而越有动机避免冲突的发生。

二是从信号的角度思考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由于发生冲突是有代价的，冲突双方总有意愿去寻找妥协的方案。但是，彼此并不掌握对方的“底线”，从而都有虚张声势以胁迫对方做出让步的动机。在国家A和国家B不存在密切贸易关系的情况下，若A方向B方发出威胁，B方有理由怀疑相关威胁只是“廉价”的恐吓，从而拒绝前者的要求。此时，若A方的意志坚决，双方之间的冲突就可能爆发。如果双方存在密切的贸易关系，A方的威胁就更可信，贸易作为制裁的手段也更有效，这促使B方避免误判并与A方进行妥协从而弥合分歧。与传统贸易关系相比，如果双方的供应链关系越深厚，贸易作为制裁信号和手段就更具威力，双方更有可能妥协并找到和平的解决方案。

三是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思考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不少研究认为，对外政策是一国内部利益集团为捍卫各自利益而相互博弈的结果。随着一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涉及的利益攸关方就越多，它们不可能置身事外，相反会积极地寻求对政治决策的话语权。出于对既有利益的考量，利益集团有动机呼吁一国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尽可能化解与贸易伙伴的冲突和矛盾。与传统贸易相比，伴随供应链贸易的发展，牵扯的利益集团可能指数式地增长，它们形成院外集团，凭借强大的游说能力促使政府维持与贸易伙伴的稳定关系。

四是从外溢效应的角度思考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国家间的贸易联系除了带来经济利益之外，还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两个国家在交往中增加理解、减少误解，并可能改变对彼此的态度。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可能外溢到政治等其他领域，甚至最终发展成为“安全共同体”。与传统贸易相比，供应链贸易的发展让伙伴国双方的交往更可能走向深入并溢出到国际关系领域。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说：

假说1：国与国之间的供应链关系越深厚，彼此之间的政治关系越可能维持稳定和友好。

进一步地，传统贸易效应文献还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贸易关系对于政治关系的影响，这对于讨论供应链关系效应的异质性有启发。首先，如果国与国之间存在紧密和复杂的供应链关系，那么涉及的利益集团越多，经贸交往外溢到其他领域的空间越大，贸易作为制裁的信号和手段更可信，双方发生冲突的代价更大。因此，相较于简单和松散的供应链关系，紧密和复杂的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促进作用应该更强。其次，在不对称的供应链贸易中，弱势国可能受到操纵和威胁从而不得不委曲求全，双方可能在短期内达成妥协并维持稳定的政治关系，但这一关系是不可持续的，从而削弱了贸易对政治关系的积极影响。因此，供应链关系越不对称，其对政治关系的促进作用可能越弱。再次，一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程度越深，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越不可或缺，他国与之交恶的潜在成本越大，从而倾向于与之维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因此，供应链关系中任何一方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程度越深，他国越可能与它保持稳定的政治关系。最后，两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越不同，它们在供应链中的互补性越强，也越有可能改善相互的政治关系。因此，互补性更强的供应链贸易更有助于推进友好的政治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说：

假说2：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来说，紧密和复杂的供应链关系更有助于形成友好的政治关系。两国供应链关系越对称，任何一方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程度越深，在全球分工中扮演的角色越不同，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促进效应越强。

本文基于2007—2020年60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基准估计控制了出口国、进口国以及年份固定效应，并将标准误聚类到国家对层面。为了缓解反向因果等因素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经济遥远度这一工具变量进行实证研究。下面对变量、数据与识别策略做一个介绍。

（一）变量和数据

1.双边政治关系。

在现有文献中，不少研究借助联合国大会投票来衡量一国的外交政策偏好。具体来说，一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可以分为赞成、反对和弃权三种类型，通过对一国的投票行为进行赋值，进而据此构建指标来衡量两国政治关系的亲疏。其中，Signorino and Ritter提出的S指数（S-score）被广泛应用，它等于“1减去两国投票之间的相对偏差”。两国的外交立场越接近，S指数就越接近于1，反之则越接近于0。与其相关的替代性指标还包括π指数（π-score）和κ指数（κ-score）。与S指数不同的是，它们分别基于两国各自投票的经验分布对双方投票偏差进行了标准化。此外，κ指数还考虑了不同国家投票数量的差异。上述三个指标对于投票相对偏差的标准化处理存在不同，但都是通过比较投票的相似度来衡量政治关系的亲疏，它们的局限是无法控制投票内容的异质性。

为了处理这一异质性问题，Bailey等人借助联大投票数据，使用动态的序数空间模型来计算每个国家的政治偏好，并将其称之为理想点（ideal point）。两国外交政策的理想点距离（ideal point distance）越小，表示两国的政治立场越接近、政治关系越好。在接下来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主要使用理想点距离来衡量双边的政治关系，并用其他三个指数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关于数据来源，基准回归使用的理想点距离来自Voeten等人的研究数据,本文对其进行了对数处理。稳健性分析使用的S指数也来自前者，而π指数和κ指数的数据则来自同盟条约义务与供应（ATOP）数据库。

2.供应链关系。

在最终品贸易时代，以进出口总值衡量贸易也许是合适的，但在供应链时代，总值数据已经无法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真实情况，有必要跟踪出口增加值的来源和商品的最终用途。因此，在构造核心解释变量供应链关系（SC）时，我们参考Duval的研究，用增加值贸易数据替代总值数据：

其中，i表示出口国，j表示进口国，t表示年份。代表t年i国对j国的出口中，最终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的定义是类似的。代表t年i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是类似的。

DVA（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这一指标，其计算方法来自王直等人所构建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具体来说，他们按照增加值的最初来源和最终去向，将双边贸易分解为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VA）、返回并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RDV）、国外增加值（FVA）和纯重复计算（PDC）四部分。DVA是一国利用本国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并最终被外国吸收，是供应链贸易中的“真实”交换，也是一国实际的贸易利得。因此，基于DVA指标计算的供应链关系指标，能够更精准地捕捉供应链时代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增加值分解数据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ADB MRIO）数据库。这一数据库涵盖了主要的经合组织（OECD）经济体和25个亚洲经济体，提供了共计62个国家和地区近十余年的增加值分解数据，这些经济体占到了世界GDP的95%以上。

3.控制变量。

参考既有文献，本文引入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制度距离（WGI）、是否接壤（Contiguity）、是否结盟（Alliance）、两国GDP增长率差距（GDP growth）、两国人均GDP差距（GDP pc）。

首先，政治制度的异同是影响政治关系的关键因素，不同的政治制度可能有不同的外交政策偏好。为此，本文通过引入制度距离来控制政治制度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我们使用了全球治理指标（WGI）来衡量一国的制度质量。参考许家云等人的方法，采用KSI指数方法测算两国间的制度距离，并对其取对数。其次，是否接壤考虑了两国的毗邻关系，地理位置相近与否关乎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是政治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也需要加以控制。两国是否接壤的数据来源于战争相关性（COW）数据库。再次，是否结盟也是影响政治关系的因素，同盟国可以通过内部沟通与协调来抑制冲突、解决分歧。两国是否结盟的数据同样来源于战争相关性（COW）数据库。最后，本文还引入两国GDP增长率差距和两国人均GDP差距，目的是控制经济因素差异对政治关系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增长率可能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经济萧条的国家可能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以转移国内矛盾，而高增长率的国家可能有动机为经济发展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人均GDP差距则考虑了两国间综合国力的差异，实力强大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为活跃，可能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包括发起战争。国家间的GDP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国家间的人均GDP数据也同样来自世界银行，本文对其进行了对数处理。

本文在ADB MRIO数据库中删除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保留了60个国家2003—2020年的增加值贸易数据，与前文所述的其他数据相匹配，构成了跨国面板数据。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二）计量模型

参考Gartzke的研究，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表示出口国，j表示进口国，t表示年份。代表双边政治关系，代表供应链关系，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vi为出口国固定效应，vj为进口国固定效应，vt为年份固定效应。为随机误差项。采用聚类到国家对层面（country-pair）的标准误。β是本文关心的估计系数，捕捉了供应链关系对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

（三）内生性处理

考虑到政治关系和供应链关系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以及其他因素可能引起的内生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进行处理。具体来说，本文参考Martin等人的做法，以经济遥远度（Remoteness）作为工具变量：

其中，i表示出口国，j表示进口国，k表示第三国，t表示年份。代表k国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i国与k国的地理距离，的含义类似。

就其可行性而言，首先，这一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经济遥远度指标衡量了两个贸易伙伴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距离。对于两个国家来说，如果其他贸易伙伴的经济总量较小或距离较远，意味着替代性的供应链贸易空间较小。此时，这两个国家会更加依赖彼此，双边的供应链关系更加深厚。其次，经济遥远度指标也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它是基于第三国指标构造的，与当事两国的政治关系不直接相关，它只能通过影响两国的供应链关系间接地影响它们的政治关系。根据上述分析，我们预期，经济遥远度高时，两国可替代的供应链贸易空间有限，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供应链贸易趋于紧密和深化。

在这一节，我们根据上文构建的模型进行基准估计，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2报告了基准估计结果。列（1）和（2）为OLS估计结果，列（3）和（4）为IV估计结果。列（1）控制了出口国固定效应、进口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列（2）进一步加入了控制变量。我们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这表明供应链关系与双边外交政策立场的距离呈负相关关系，即供应链关系有助于改善双边的政治关系。在列（3）和列（4），为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首先对工具变量进行了识别不足检验和弱识别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识别不足检验中，p值均不超过0.01；在弱识别检验中，F值也远大于Stock-Yogo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这确认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估计结果的可信度。由列（3）和列（4）估计结果可知，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后，供应链关系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了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积极影响。

不少文献已经证实以最终品交换为主的传统贸易能改善政治关系，而本文将传统贸易关系拓展为供应链贸易关系，关注供应链时代以中间品交换为主的贸易如何影响政治关系。基准估计的结果表明，供应链关系显著地改善了政治关系。两国间的供应链关系水平越高，彼此的政治关系就越友好。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说H1。以列（4）为代表性结果，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将中澳之间的供应链关系提升到中韩的水平（中澳之间的供应链关系指标数值：-4.709；中韩之间的供应链关系指标数值：-4.165），那么中澳之间外交政策的理想点距离减少0.666｛e^［-0.747×(-4.165-(-4.709))］｝，政治关系改善的幅度是比较大的（政策理想点距离原始值的样本均值为0.987，中位数为0.912，标准差为0.772）。

表2 基准回归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接下来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1.更换供应链关系指标。

在构造供应链关系时，我们使用了DVA指标。根据王直等人的定义，DVA代表最终被外国吸收的本国增加值，是一国的实际贸易利得。而根据Johnson and Noguera的研究，还存在另一种衡量“真实”贸易交换的增加值指标——VAX_B。该指标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i国对j国的出口中被j国直接吸收的i国的增加值；另一部分是i国向k国出口，k国再次出口后最终被j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在基准估计中，我们借鉴唐宜红等人和杨继军的研究，使用DVA指标来捕捉增加值贸易。在这里，我们使用VAX_B指标计算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并重新构造供应链关系指标。表3列（1）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更换供应链关系指标之后，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说明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正向影响是稳健的。

2.更换双边政治关系指标。

联合国大会投票的程序复杂性使得投票结果可能受到投票类型和讨论内容的影响，并导致据此计算的一国外交政策倾向出现偏误。因此，参考Bailey等人的研究，我们分别给出只保留重要投票和剔除核问题的理想点距离指标。前者通过限定在重要投票事项上，可以更精准地反映一国核心外交政策定位；后者则考虑到核问题这一特殊投票内容下可能存在的政治共识。表3的列（2）和列（3）的估计结果显示，此时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积极影响仍然存在。

另外，参考Kleinman等人的研究，本文也使用衡量双边政治关系的其他三种指标S指数，π指数和κ指数，表3的列（4）—列（6）汇报了相关估计结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三个指标反映的是两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相似度，所以它们的估计系数符号与基准估计相反。可以发现，在使用投票相似度指标做为被解释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为正，说明供应链关系与两国的投票相似程度正相关，也即供应链关系改善了政治关系，与前文的结论一致。

表3 稳健性检验I

3.更换工具变量。

在基准估计中，我们使用经济遥远度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它捕捉了两国的替代性的供应链关系。考虑到潜在供应链伙伴中可能存在一些大国，它们可能直接影响到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的政治关系。为此，我们在构造工具变量时分别剔除美国和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重新进行估计。表4的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考虑到美国等第三国的影响后，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正向影响保持稳健。

进一步地，在表4的列（3）中，本文参考白雪等人和杨继军的研究，重新构造了组内均值工具变量。首先，计算两国之间人均GDP的差距，并按年度依数值大小均匀分成30组；其次，计算每一组内供应链关系的均值。该工具变量的合理之处在于：一方面，它与两国间的供应链关系高度相关，满足相关性假设；另一方面，它是组内均值，不会直接影响两国间的政治关系，满足排他性假设。在使用新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后，供应链关系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与前文一致。此外，表4的列（4）中，我们还将经济遥远度和组内均值两个指标同时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使用多个工具变量时，为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还需要进行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结果显示，p值超过了0.01，列（4）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此时，供应链关系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这说明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正向影响是稳健的。

4.删除极端值和特殊年份。

考虑到极端值可能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本文对连续变量按照上下1%进行缩尾处理，估计结果见表4的列（5）。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等特殊事件的影响，本文剔除了2008、2009和2020年的数据，估计结果见表4列（6）。表4的列（5）和列（6）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考虑了极端值和极端年份之后，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正向影响保持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II

在基准估计验证了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正向影响后，本节将进一步讨论这一效应的异质性：首先，供应链关系的紧密和复杂程度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其次，供应链关系的对称性对于政治关系的影响；再次，贸易伙伴国际分工的参与度对供应链贸易的政治关系效应的影响；最后，探讨贸易伙伴国际分工位置对供应链的政治关系效应的影响。

（一）供应链关系的紧密程度和复杂程度

前文初步验证了国家间的供应链关系有助于减少分歧和改善政治关系。接下来，呼应理论部分的思考，我们考察供应链关系的影响的异质性。首先，我们考察紧密型和松散型供应链关系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为此，本文参考刘斌和顾聪的研究，构建了供应链关系紧密程度指标（Closeness）：

表示i国对j国的出口中多次跨境的增加值，其中：代表t年i国出口到j国后，又再次出口并被第三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代表t年i国对j国的出口中包含的来自j国的增加值；和分别代表由于中间品贸易导致的国内和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的定义类似。代表t年i国对j国的总出口额，的定义类似。

该指标计算了双边出口贸易中多次跨境的增加值贸易所占的比例，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供应链贸易的紧密程度，并体现两国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在这里，我们以这一指标的中位数为界，将供应链关系分为松散型和紧密型。相应的估计结果见表5的列（1）和列（2）。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但紧密型供应链关系的估计系数绝对值要大于松散型，且这一差异是显著的。这一结果表明，紧密型供应链关系对于政治关系的促进作用强于松散型。如理论部分所说，紧密型的供应链关系涉及更多的利益攸关方、产生外溢效应的空间更大、作为制裁信号的可信度更大、产生冲突的代价更高，从而更有助于推进更友好和稳定的政治关系。

表5 供应链关系的紧密程度和复杂程度

在供应链时代，生产过程被分割为不同环节和工序，分布在多个国家或地区。各国在供应链上的分工和协作，在贸易统计上体现为增加值的多次跨境。王直等人将一国的总增加值区分为满足本地需求、李嘉图模式传统贸易和价值链贸易三种类型。进一步地，他们根据跨境次数是否超过两次，将增加值贸易分为复杂增加值贸易和简单增加值贸易。为此，我们将王直等人的研究拓展到双边层面，构建反映供应链关系复杂程度的指标（Complexity）：

其中，是t年i国出口到j国后，又返回并被i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其他指标的含义同前。

供应链关系紧密程度指标（Closeness）计算的是双边总贸易中多次跨境的增加值贸易比例，其分解统计的是总贸易中的增加值贸易部分，关注双边贸易关系的紧密与否。而复杂程度指标（Complexity）则使用双边增加值贸易额作为分母，计算复杂增加值贸易占双边增加值贸易总量的比例，更强调双边供应链贸易的复杂程度。与前文相似，我们以这一指标的中位数为界，将供应链关系分为简单型和复杂型。分组的估计结果见表5的列（3）和列（4）。可以发现，复杂型供应链关系的估计系数绝对值显著高于简单型，且这一差异是显著的，这意味着复杂型供应链贸易更有助于促进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当两国的经贸联系更多表现为反复跨境的交错生产，而非单次跨境的“一锤子买卖”时，更能拉近彼此的政治关系。

上述两组回归验证了本文的假说2，即供应链贸易的政治关系效应存在异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中韩和中澳政治关系的差异。经计算，与中澳相比，中韩之间的供应链关系更加紧密和复杂：中韩的供应链关系紧密程度为0.274，供应链关系复杂程度为0.273；而中澳的供应链关系紧密程度为0.190，供应链关系复杂程度为0.170。虽然中韩之间和中澳之间的总值贸易的规模都比较大，但由于中澳之间缺乏紧密和复杂的产业分工和协作关系，贸易关系对中澳政治关系的正向影响就相对弱一些。

（二）供应链关系的对称性

贸易关系的对称性一直是贸易与政治关系这支文献的重要关注点，不少研究都验证了不对称的贸易依赖会恶化双边的政治关系。以Oneal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派观点认为，不对称的双边贸易使得弱势一方容易受到操纵和威胁，从而削弱了贸易的和平效应。

为了验证供应链关系的效应是否具有类似的特征，本文在Gartzke and Li给出的贸易依赖对称性指标的基础上，使用增加值贸易数据构建了供应链关系的对称性指标（Symmetry）：

与前文一致，本文以这一指标的中位数为界，将供应链关系分为对称性强和对称性弱两组，估计结果见表6。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但是对称性强的供应链关系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更大，且这一差异是显著的。这说明，供应链关系越对称，越有助于发展出稳定的政治关系。

表6 供应链关系的对称性

（三）国际分工参与度的差异

本文借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指标来评估一国融入国际分工的程度。具体地，我们使用了王直等人构造的国家层面的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forward GVC participation index），并选择两者中较大的值作为衡量一组贸易伙伴的国际分工参与度指标。同样，我们也对后向参与度（backward GVC participation index）采取了类似的处理。上述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的数据来自ADB MRIO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我们检验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正向影响是否与贸易伙伴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有关。

估计结果见表7。可以发现，两国中任何一方全球分工参与度较高时，供应链关系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更大，且差异是显著的。这说明，供应链贸易的政治关系效应会随着贸易伙伴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提高而加强。对于两个贸易伙伴来说，任何一方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越深，它在国际协作中的地位越不可或缺，双方一旦发生冲突，关系恶化的潜在成本越高。因而，如果贸易伙伴中的任何一方全球分工参与度越高，它们之间的供应链关系越有助于建立友好的政治关系。

表7 国际分工参与度的差异

（四）国际分工位置的差异

本文借用Antràs等人构造的上游度指数（upstreamness）来评估一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具体地，我们计算了两国在这一指标上的差距，并以此来度量两者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的相似度。上游度指数的数据来自ADB MRIO数据库。估计结果见表8，可以发现，两国国际分工位置相似度低时，供应链关系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更大，且这一差异是显著的。这表明，供应链贸易对政治关系的促进效应，随两国位置相似度的提高而降低。换句话说，在全球分工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两个国家，它们之间的供应链关系，更有助于形成友好的政治关系。这一结论符合经济学直觉，两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相似度较低，意味着它们在国际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就越不同，彼此互补性更强，供应链贸易对政治关系的正向效应越大。

表8 国际分工位置的差异

贸易的和平效应是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关注的经典话题。在现有文献中，基于传统贸易视角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但尚缺少基于供应链视角的分析。一方面，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得传统总值贸易无法反映“真实”的交换关系。另一方面，供应链时代国际贸易关系更多表现为分工和协作关系，而这是传统贸易难以捕捉的。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60个国家2007—202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构造多个指标衡量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构建国与国之间的供应链关系，考察供应链时代贸易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

基准估计结果显示,供应链时代的贸易具有和平效应，供应链关系有助于促进和改善政治关系。在基准估计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更换供应链关系指标、更换政治关系指标、构建新的工具变量以及剔除极端值和极端年份等，结果都是稳健的。本文的异质性检验发现：（1）相较于松散型和简单型的供应链关系，紧密型和复杂性的供应链关系有更强的和平促进效应。两国间的分工和协作关系越紧密、越复杂，彼此越有动机改善政治关系，供应链贸易的和平效应就越强。（2）不对称依赖会恶化双边关系，两国供应链关系越对称，越有助于改善政治关系。（3）贸易伙伴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程度越深，在全球分工和协作中的地位越不可或缺，供应链贸易的和平效应越强。（4）贸易伙伴在国际分工的角色越不同，互补性越强，供应链贸易对政治关系的正向影响越大。

政治关系是复杂多变的，但其本质是一种利益关系，谋求国家利益是一国行为的根本出发点。供应链贸易作为一种互动方式，本质是通过影响国家经济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关系的。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背景下，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我们引申出四点政策含义:（1）全球供应链正在深刻的调整中，这势必影响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当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正以“去风险”为名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这可能进一步冲击它们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对此，我们需要有所准备。（2）美国拉拢他国构建排他的供应链关系，可能波及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关系，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些安排干扰了相关国家与中国的供应链关系，进而可能削弱它们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近期的案例是，由于美国借助所谓“友岸”（friend-shoring）安排进行拉拢，韩国开始在与中国的供应链关系上三心二意，原本稳定的中韩政治关系遭遇困难。（3）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等近邻之所以有比较友好的政治关系，与相互之间深厚的供应链关系密切相关。尽管有域外国家如美国的挑唆，多数东南亚国家仍主张“不选边站”的立场。在供应链重组的背景下，中国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与东南亚等亚洲近邻的分工和协作，坚实的供应链关系将助力政治关系和本区域的稳定。（4）突破传统贸易的视野，从供应链视角谋划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进行贸易谈判的过程中，要超越简单的进出口目标，而要着眼于建立和深化中国与贸易伙伴的供应链关系，并从“贸易外交”走向“供应链外交”，让贸易关系真正成为政治关系的“压舱石”。做个比喻，传统的贸易关系，在国与国之间仅仅形成一个“拥抱”关系而已，说“分手就分手”；而基于供应链的贸易关系，则在国与国之间形成一个“扭抱”关系，以至于“难舍难分”。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20BJL05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产业链重构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研究”（21&ZD075）的阶段性成果。罗长远为本文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