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秋怡：全球生产网络对以中国和巴西为代表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产业配置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在加入全球生产网络后，实现了产业升级转型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一方面，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吸引大量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中国。随后，中国通过吸收外来投资、技术转移和学习，逐步从简单组装加工向更加复杂的制造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这种转型促进了中国产业链的不断升级，特别是在电子、汽车以及机械设备等领域。另一方面，在全球生产网络的推动下，中国加大了对研发和创新的投资，使得如电信、高速铁路技术等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中国逐渐发展出强大的国内市场，也为高科技产业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巴西在加入全球生产网络后，资源依赖加深，工业部门缓慢发展。一方面，与中国的产业升级不同，巴西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主要依赖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农产品、矿产和能源，这使得巴西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扮演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这种依赖限制了产业多样化，使得巴西经济易受国际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尽管巴西政府曾试图通过各种政策推动本土制造业和工业化，如减税、财政补贴等，但巴西的制造业较少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经常围绕简单的加工和组装活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竞争压力和内部结构性问题限制了其工业的发展。

总的来看，全球生产网络虽然为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机遇，但也需要这些国家制定有效的国内政策和战略，以优化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和发挥其产业潜力。

杨秋怡：一是在提供产业升级机会的同时，也带来结构调整压力。一方面，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参与更复杂、技术含量更高的生产活动的机会。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发展中国家可以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逐步提升本土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也要求发展中国家调整其产业结构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导致某些传统产业的萎缩或转型。

这不可避免地加深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依赖度、增加其经济脆弱性。参与全球价值链往往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对特定出口市场和原材料进口的依赖，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或政治危机时，依赖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经历出口订单减少、外资撤退和就业市场压力增大等严重问题。

二是带来技术学习和传递的机会，以及创新瓶颈挑战。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技术学习的机会。通过与国际合作伙伴的合作，这些国家可以获得新技术，提高本地生产的技术水平。当然，技术的真正转移并非总是顺畅，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获得某些组装或生产技术，而更高端的设计和研发环节仍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这也限制了这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升空间。

三是就业市场复杂度提升。初期，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部门。长远来看，这些就业机会的质量及其带来的工资水平可能出现反复甚至下滑，特别是当工业升级非有效、劳动力培训体系缺乏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

杨秋怡：以巴西为例，政治变迁期间，工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经历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与政府的政策、经济战略以及国内外经济环境紧密相关。巴西的工业历经起伏，从早期的快速工业化到后期的去工业化现象，再到尝试重新激活工业部门的努力，总体来看，政治决策对工业发展有深刻影响。

军事政府时期（1964-1985年），巴西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在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一时期政府采取保护主义政策，通过高关税和进口替代策略鼓励本土产业发展，使得工业生产大幅增长。同时，这种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债和政府补贴，缺乏可持续性。民主恢复与经济稳定化时期（1985-1994年），军政府时代结束，进一步推动市场自由化和经济开放。经济稳定与社会发展时期（1995-2002年），聚焦于经济改革和稳定，包括实行严格的财政政策和推动多项结构改革。左翼政府与社会政策强化时期（2003-2016年），工人党的卢拉总统实行了一系列“家庭津贴”等社会政策，有效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维持经济增长。政治动荡与经济挑战时期（2016至今），政府推行一些紧缩政策试图复苏经济，聚焦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改革，但在社会政策和环保方面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争议，同时新冠疫情对巴西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

综合来看，巴西工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受到了政治变迁和政策连贯性的深刻影响。早期的工业化带来了快速增长，但缺乏后续支持和更新，未能适应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和挑战。在市场开放的背景下，工业政策的不连贯性进一步削弱了工业部门的发展。可以看出，政策稳定性、长远规划以及适应全球市场的策略是以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

杨秋怡：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部门在其经济中所占比重下降，直观上表现为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工业产出占GDP比重降低等，通常在一国经济发展到较成熟阶段，当服务业开始主导经济活动时发生。

巴西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过早的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即在工业部门尚未充分发展到经济转型升级的阶段、巴西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前，制造业比重就开始显著下降，尤其在罗塞夫政府期间（2011-2016年）尤为显著，当时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国内随后的经济政策加剧去工业化程度。随着制造业的过早衰退，巴西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的速度和潜力受到限制，经济现代化进程受到阻碍。同时，制造业提供的中等收入工作岗位减少缺乏高附加值服务业岗位接续，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分层，导致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和社会紧张。当然，近年来巴西政府也在通过教育和培训、改善基础设施、宏观政策等方式复兴制造业，有一些积极进展，但整体上挑战仍然巨大。

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应从巴西的过早去工业化经验中得到以下启示：一是重视经济结构的多样性。依赖单一或少数几个经济部门（如原材料出口拉动）可能使国家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制造业、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形成均衡稳定的经济结构。二是保持工业政策的连贯性。由于军事政变、政府更迭、经济内外部冲击、政策制定中的短视行为、多利益集团、政策监督不足等因素，巴西的工业政策在过去几十年经历多次重大变化，影响FDI流入，阻碍技术创新和产业扩张。三是对研发活动增加财政投入和税收激励，提高政府在研发方面的直接投资，为初创科技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四是促进企业、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院所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五是发展技术导向的教育政策，加强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

杨秋怡：经济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其对国家发展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过程涉及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开放市场、降低贸易壁垒、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和促进私有化等措施。这些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率、吸引外资、提升国际竞争力，并最终加速经济增长，但最终效果较为复杂：

积极影响：一是倒逼改革。经济自由化下本国企业被迫与外国竞争对手竞争，促进了效率提升和质量改进，淘汰落后技术和生产方法，优质企业脱颖而出。二是吸引FDI。降低对外资的限制、提供税收优惠和改善营商环境等自由化措施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这些投资不仅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技术、管理知识和新的市场机会，有助于本国产业升级。三是产业多元化。经济自由化使得资源更有效配置到最优部门，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其比较优势发展特定产业，减少过度依赖单一经济部门（如农业或原材料出口）的风险。

负面影响：一是加剧经济不平等。虽然自由化可能增加了总体经济增长，但其利益往往不均匀分配，城市和沿海地区可能从开放市场中获益更多，内陆和农村地区可能发展滞后。二是产业受损。在某些情况下，自由化导致国内未能有效竞争的行业受损，尤其是那些依赖政府保护的幼稚产业。快速降低贸易壁垒有时会导致大量失业和企业倒闭，尤其是在制造业等部门，处理不当可能导致过早工业化。三是加深本国产业外部依赖度。自由化可能使经济对国际市场波动更为敏感。依赖进口商品和外国资本的增加可能在全球市场不稳定时期对国内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杨秋怡：新型边缘工业主义（New Peripheral Industrialism）是分析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处在边缘位置的国家如何在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其制造业产业部门的理论概念。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一般有以下共性特征：一是工业部门往往集中在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上；二是高度依赖外资；三是出口导向；四是在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方面进展缓慢，在全球技术变革中扮演追随者而非领导者。

在巴西，新型边缘工业主义表现为对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的投资，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特别是本世纪初大宗商品繁荣期间。然而，这种增长模式并没有导致经济的多样化或是向更高技术水平的转变。相反，它加剧了巴西经济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限制了工业的升级和创新。在全球市场需求下降或商品价格波动时，这种依赖性使经济更容易受到冲击。

与巴西情况不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相对更全面、均衡和多样化。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和市场激励，较为成功地将一部分产业转型升级为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虽然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的许多产业仍处于较为中低端的位置，但已经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如电信、高速铁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新型边缘工业主义的经济模式虽然可以短期内带来就业和增长，但由于其增长模式的局限性，从长远来看，如果不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这种模式可能限制国家的经济潜力，使其面临产业升级困难、中等收入陷阱、社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寻找有效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来突破新型边缘工业主义的限制，实现产业多样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作者 | 杨秋怡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讲师、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博士、慕尼黑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联合博士后。她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宏观经济、增长政策、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上海市府研究中心决策咨询项目等课题，研究成果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博士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