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令对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关键核设施发动空袭，标志着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原本有限的军事冲突演变为以美军直接介入的新阶段。这一决定并非偶然，而是在以下多重背景下达成的：以色列未能摧毁深埋的福尔多设施、伊核谈判陷入僵局、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浓缩铀库存快速接近武器级门槛。这一重大军事升级在美国国内并未获得充分政治协商或广泛民意支持，反而激化了有关总统战争权限、国会知情义务以及“美国优先”外交方向的尖锐争论。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军事干预不仅是地区战略格局的转折点，更揭示出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当安全威胁成为政治叙事的核心标签，政策选择是否仍由理性评估主导，抑或被情绪动员、同盟压力和政治算计所绑架？这一疑问对于理解当前美以协作逻辑、伊朗的战略反应，以及整个中东核秩序未来走向而言，已不容回避。

美国决定对伊朗发动空袭，其战略逻辑源于一个判断：当前是“干预伊朗核计划的最佳时机”，而不是“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以色列先前对伊朗目标实施系列军事打击并宣称取得“惊人成功”之后，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军可趁伊朗军力削弱、代理人网络遭破坏、防空系统尚未重组之机，通过一次“精准、强效、短期”的打击，实现压制伊朗核计划的目的。

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将给予伊朗“两周”时间以“达成和平”，但事实上，这一说法只是外交迷雾中的障眼法。据《纽约时报》调查，特朗普在发布“两周决定论”的声明前不到30小时就已下令发动代号为“午夜之锤”（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的打击行动。军事准备早已完成，B-2轰炸机起飞、潜艇部署、空中加油与战斗机护航均在同步进行。这不仅揭示出政治言辞与军事现实的巨大落差，也说明“选择和平”的叙述只是转移视线的战术性话语。

周六晚，美国向伊朗核设施投掷炸弹后，记者们观看特朗普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

图源：纽约时报

具体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三个关键设施：福尔多铀浓缩基地、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福尔多是伊朗最具防御能力的地下核设施，深埋山体之中，先前被认为几乎无法摧毁。此次美国出动七架B-2隐形轰炸机，首次实战使用了14枚30,000磅重的GBU-57巨型钻地炸弹，仅福尔多一地就投掷了六枚。这种炸弹被五角大楼描述为“唯一能够穿透福尔多的武器”。在军事层面，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高强度、高风险打击。

更广泛的战略目标，是阻断伊朗核计划的“未来发展路径”。美国官员私下表示，如果没有美军介入，以色列的攻击最多只能使伊朗核计划延迟一两年，而美方希望“彻底摧毁”。这是一次“外科手术式”的干预，却潜藏着长期战略误判的风险：即使设施暂时失效，伊朗是否会选择加快重建、转入地下、或全面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皆为不确定变量。

图源：纽约时报

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外强调“不寻求战争”，但军事部署之全面、打击目标之关键、手段之极端，已远远超出了“遏制”的范畴，显示出这是一场典型的“有限升级”战略，其代价与反弹风险远比宣传所承诺的要高。

在此次危机中，特朗普政府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通过话语与舆论操控塑造“主动、克制、成功”的战争叙事。特朗普政府的“舆论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迷雾制造”，即通过“两周决策窗口”的声明制造战略模糊；第二阶段是“战果宣示”，在攻击刚刚完成的几小时内即宣称“摧毁伊朗核能力”，以塑造压倒性成功的印象；第三阶段则是“政治转向”，当五角大楼开始强调“战斗损伤仍在评估”时，特朗普却在Truth Social上高调提出“政权更迭”的设想。

图源：真实社交

在行动前，美国官方声明反复强调“不谋求政权更迭”，副总统JD·万斯对NBC明确表示：“我们不希望政权更迭，我们希望终止核计划并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五角大楼也数次重申打击目标“限于军事与核设施”，并非对政权本身的攻击。

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却发表相反立场，称：“使用‘政权更迭’这个词政治上不太正确，但如果伊朗现政权无法让伊朗再次伟大，那为什么不政权更迭呢？”这种“官方克制—总统激进”的双轨话语，形成极大张力，也制造了信息混乱。

图源：真实社交

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活动极具挑衅性。他曾发文称：“我们完全掌控了伊朗的空域”，“我们知道‘最高领袖’在哪里——他目前还安全”，并写下“无条件投降！”的字样。这种近乎冷战时期“末日语气”的表达，与五角大楼希望保持危机可控的言辞形成鲜明对比。正如一位军方高级官员所说：“总统本人是行动安全的最大威胁。”

一架 B-2 轰炸机周日完成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后返回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

图源：美联社

这种话语失控不仅可能误导盟友，也增加了伊朗误判美方战略意图的可能性。在伊朗眼中，美国的实际军事行动已越过“红线”，而特朗普的言论则加剧了其政权生存焦虑。这种双重压力可能促使德黑兰放弃外交斡旋，转而在隐蔽层面推进报复或重启核项目，反而加大冲突升级的概率。

此外，政府内部围绕话语主导权的博弈也十分激烈。据《纽约时报》披露，在特朗普宣布“两周决定”当日，他实际上已与史蒂夫·班农共进午餐，后者是对中东介入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重要声音。这场会面被部分顾问视为特朗普“可能收手”的信号，但事实表明，这不过是一次精心设计的误导操作。总统一边安抚反干涉主义者，一边加速军方部署，其最终目标是“迅速出击、尽快脱身”。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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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支持者如查理·柯克和塔克·卡尔森对伊朗政权更迭表示强烈反对，但在福克斯新闻和部分播客中，支持打击的声音迅速上升，尤其在以色列行动取得初步战果之后。特朗普政府借助这些平台引导舆论，塑造出一种“别无选择”“势在必行”的公共叙事。

特朗普政府在此次冲突中将“政治模糊、军事果断、话语操控”三者结合，既试图在战略上快速止血，又在舆论上建立“先发制人”的正当性。但这种不一致的话语系统也严重干扰了政策传达与威慑效果，使危机更易失控。

特朗普在袭击结束后不到数小时就宣布“摧毁了伊朗核能力”，并称美国“取得了全面胜利”。在周日的简报会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强调，美国对伊朗主要核设施发动的打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和毁坏”。他透露，为确保行动突然性，美方采用了“几种欺骗战术”，其中包括将部分 B-2 轰炸机调往太平洋方向作为诱饵，从而误导伊朗防空系统，真正的打击则来自另一方向的飞机。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补充称，美军所有精确制导弹药均准确命中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目标，“达到了预期效果”，其中福尔多被视为“主要目标”。赫格塞斯表示，“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实现了能力的摧毁”。副总统JD·万斯更进一步宣称，美国已“摧毁了伊朗核计划”，但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则保持谨慎，指出全面的战后损害评估仍在进行中。综合战后情报与后续反应来看，这种说法明显过于仓促且不切实际。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上将丹·凯恩（中）周日在五角大楼出席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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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技术层面而言，虽然GBU-57钻地炸弹确实具备穿透混凝土和山体的能力，但福尔多设施的深度和防御设计前所未有。根据麦克萨提供的卫星图像，福尔多入口与外部建筑确实遭到破坏，但IAEA总干事格罗西已经明确表示，“任何外部方，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确认地下部分是否被摧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坚称“损害并非不可逆”，并拒绝让核查员进入现场。

其次，伊朗已知的浓缩铀库存仍具威胁。美国副总统JD·万斯承认，有关伊朗高纯度铀的去向存在“严重信息缺口”，而伊朗此前已在设施中部署但未启用的新型离心机也可能幸存。以色列方面警告称，伊朗在此前就已预览过一座“第三座未公开”的浓缩设施，这意味着核计划的恢复与扩散仍存路径。

更令人担忧的是伊朗的可能报复选项。虽然当前并未展开全面军事回击，但革命卫队已发出警告，表示将对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采取“令人后悔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也公开表示将恢复对红海的美舰攻击，伊朗议会则象征性投票支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虽然这些行动尚未全面升级，但表明伊朗正在通过渐进式多线回应，测试美以行动的界限。

这张由国防部提供的图片展示了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于 2025 年 6 月 22 日周日在华盛顿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的图表

图源：美联社

内塔尼亚胡宣称以色列已“接近实现战略目标”，但美方则愈加谨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在简报中表示：“最终战果评估仍在进行中。”而从以往经验来看，一次性的军事打击通常无法根除核计划，反而可能加剧地区核军备竞赛或促使对方加快获取核武器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行动尚未建立任何可持续机制来监督伊朗核活动的中止与转向。这意味着，如果伊朗决定秘密重建其能力，美国将难以实时发现，更遑论有效应对。因此，“任务完成”的说法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态，而非战略结论。与其说美国“终结”了伊朗的核能力，不如说它通过高强度打击打开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战略新阶段。美国是否真正“完成任务”，仅看目前的事实和评估，尚不足以支持这一结论。

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的决定不仅在地缘战略上掀起剧变，也引爆了国内政治与舆论体系的高度紧张与分裂。

核心问题在于决策过程的单边性。根据多位美国国会议员的说法，白宫事先仅与部分共和党领导人进行了“礼节性”沟通，而对民主党高层几乎完全封锁信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袭击前仅接到“敷衍通知”，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甚至是在袭击后才获知消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资深成员吉姆·希姆斯更表示，他是通过社交媒体得知袭击发生的。这一系列操作，使总统的军事决策显得近乎专断，引发了对美国宪法中战争授权机制的严重担忧。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议员们迅速提出战争权力决议案，要求将美军撤出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更明确指出，特朗普此举“显然构成弹劾理由”。共和党内部也未形成统一立场。以肯塔基州众议员托马斯·马西为代表的“反干预派”与参议员兰德·保罗一道反对干涉，强调“厌倦了中东无休止的战争”。但与此同时，包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与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内的鹰派则全力支持总统决定，认为打击是“遏制恐怖主义”的正义之举。

塔克·卡尔森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两人在以色列和伊朗问题上的对峙体现了右翼在美国是否应该介入问题上的分歧

图源：美联社

社会层面的反应也表明战争议题具有极高的敏感性。6月22日，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城市爆发了反战抗议，尽管规模不如前一周的“反对国王”集会，但却呈现出鲜明的跨族裔和跨阶层动员特征。抗议者高呼“伊朗不要战争”、“不要为战争拨款”，退伍军人、伊朗裔移民与中东和平活动者联合反对美方军事升级。一位曾因政治活动被监禁后移民美国的伊朗人指出，“缓慢变革才是改革的唯一可能”，而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行为只会阻碍这一进程。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特朗普的对伊朗政策彻底背离了他长期宣扬的“结束海外战争”承诺。这种战略立场的突然扭转，令其支持基础内部出现重大裂痕。塔克·卡尔森、班农、坎迪斯·欧文斯等右翼意见领袖纷纷公开反对军事行动，认为特朗普正背离“MAGA”的孤立主义立场。“这将导致特朗普联盟的灾难性分裂”，右翼激进派杰克·波索比克警告道。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仍坚持要求国会追加3500亿美元国家安全预算，并将其与大规模减税法案捆绑，这引发人们质疑战争是否被用于政治转移与财政议程推进的工具。特朗普政府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不是战争，而是对伊朗核计划的打击”，试图控制叙事方向，但在事实层面，其代价、目标与升级风险无不显示出这已是一场对伊朗政权的全面战略压制。

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出手，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权力运作与战争授权的危机，在中东则点燃了更危险的国家生存与核能力博弈。以色列在战争初期未直接打击福尔多，并非出于克制，而是因为该设施位于地下80至110米深处，以色列无法单独摧毁，必须依赖美军提供如GBU-57巨型钻地炸弹这类精确深层打击武器。福尔多不仅是技术难题，更是战略象征。根据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伊朗原被禁止在此进行浓缩活动，但自2018年美方退出协议后，伊朗重启离心机运转，浓缩铀达60%。国际原子能机构2023年在此检测到浓度高达83.7%的铀样本，使福尔多成为突破武器级核能力门槛的核心节点。

对伊朗而言，此次袭击是其核主权与国家安全观的双重冲击。伊朗外交部断然否认IAEA的指控，并威胁将在福尔多建设更安全的新设施，引进第六代离心机。更重要的是，伊朗议会正在推动正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法案，这一举动具有制度性决裂的象征意义。一旦退出，伊朗将正式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叙事，转而迈向核武器合法化的边缘。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此前曾警告美国将面临“无法弥补的损失”，但初步回应相对克制。这或许反映了伊朗在权衡如何避免再次引发致命打击的复杂考量。2020年美国刺杀苏莱曼尼后，伊朗的反击选择了有限度的导弹袭击，以避免全面战争。同样，此轮冲突中，伊朗可能再次采用有限报复，例如袭击美军基地、扰乱海湾能源航道或利用小型舰队布雷霍尔木兹海峡。但其是否会触碰美国与以色列的“战略底线”，仍需观察。

卫星图像显示，美国空袭后伊朗福尔多地下核设施遭到破坏

图源： Maxar Technologies

6月22日，为回应美国行为，伊朗议会已一致同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最终决定权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手中。尽管伊朗在军事和外交层面遭受重创，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选项仍极不可能成为现实。这不仅是因为此举将进一步激化美伊冲突，更因为它将直接损害伊朗近年来苦心经营的地缘战略成果，若选择封锁海峡，伊朗或将会被重新推回国际孤岛的边缘。因此，尽管外界普遍将霍尔木兹作为伊朗的“终极筹码”，但全球油价自6月13日以来仅上涨约10%，市场反应显示其实际关闭风险被认为极低。

原油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供应中断的风险上升

图源：路透社

在伊朗政权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前总统鲁哈尼等改革派或技术官僚集团可能主张转向现实主义路线，主张放弃高成本低收益的核计划与代理人战略，效仿真主党去年秋季在以色列压力下达成的停火协议。但伊朗并非真主党，其国家体量、政治结构及宗教意识形态复杂得多。更可能的情景是，一个遭受削弱但依然存在的政权将变得更加强硬、孤立并敌视西方，类似于1991年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仍在积极寻求地缘政治支撑。袭击发生后，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迅速宣布将前往莫斯科与普京进行“严肃而重要的会谈”。克里姆林宫亦第一时间谴责美方袭击行为，凸显在美国强势介入下，俄伊轴心关系正面临一次加深的契机。

以色列方面，军事目标明确、节奏迅速且行动协调性强。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周日表示，以色列“非常非常接近”实现其与伊朗战争的目标。以色列公开表示，这些目标不仅包括终结伊朗的铀浓缩能力，还包括摧毁其弹道导弹库。以色列估计，伊朗在战争开始时拥有2500枚弹道导弹，并计划在两年内达到8000枚。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已经摧毁了该国一半的导弹发射器。同时他强调：“当目标实现时，战斗将停止。”显然，以色列正试图在有限时间内实施“战略去核化”。此前，空袭已摧毁伊朗的大部分防空系统，甚至控制其部分领空。以色列还通过打击导弹工厂与指挥中心，破坏伊朗导弹链条、消耗其反击能力。

但即使取得战术胜利，伊朗的“核知识”与“武器化能力”却不可能被炸毁。如美国前官员所言，“你无法炸掉知识”。伊朗早在2003年之前就已开展中子起爆器与高爆压缩研究，其是否继续推进武器化工作仍不透明，但一旦其退出NPT并失去IAEA监管，重建核计划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从更深层角度看，这场战争不再只是军事行动，而是围绕核权、国家主权与国际法框架的根本性冲突。特朗普的“最后通牒”策略或许可以制造短期压力，但在缺乏稳定外交框架与信任基础的前提下，这样的打击更可能引发“更坚定、更隐蔽”的核追求——而非妥协。

美国对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的空袭，不仅迅速加剧了中东战火，也引发全球范围内广泛而复杂的外交反应：

首先是联合国层面的制度性回应。当地时间周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问题举行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公开表示对美国动用武力“深感震惊”，并警告冲突“迅速失控的风险越来越大”。他强调，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轰炸，使本已动荡不安的地区局势出现危险转折。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延恰在安理会就美国空袭伊朗核设施及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发表讲话，呼吁各方克制，避免中东陷入全面冲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过视频连线向安理会发表讲话，警告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正面临崩溃边缘，呼吁立即恢复外交，避免局势失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于6月22日下午就伊朗问题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做开场发言

图源：联合国

欧洲国家普遍表达了对局势升级的“忧虑”，但在谴责与默许之间划出一道分界。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虽认同伊朗核计划“对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强调“绝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但也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主张外交优先。同样，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呼吁“立即降级”，并敦促伊朗“回到NPT框架下的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在确认以色列空袭前外交努力未果的背景下，强调对话为“通往所有人安全的唯一途径”。德国总理弗雷德里克·默茨呼吁伊朗立即与美国重启核谈判，以便找到外交解决方案。当前欧洲国家对核威胁高度警惕，但普遍对美以军事行动持保留态度。教皇利奥十四世在圣彼得广场的周日三钟经祈祷中强烈呼吁和平，呼吁国际外交“平息武器”。在公开提及伊朗“令人担忧”的局势后，这位首位美国教皇强调，“今天，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呼吁和平，这种呼吁需要理性，绝不能被压制。”

另一方面，美洲的反应则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分化。左翼政府主导的拉美国家，如委内瑞拉、古巴、智利和哥伦比亚，集体谴责美方行动“非法、鲁莽，违反联合国宪章”。其中，委内瑞拉外交部长明确指责袭击是“应以色列要求发动的军事侵略”，古巴总统更指出，这种行为“使人类陷入无法逆转的危机”。而阿根廷总统米莱作为特朗普及内塔尼亚胡的坚定盟友，成为少数公开支持空袭的拉美领导人之一，称其为“正义的打击恐怖主义行为”。

在中东地区，反应更为激烈和具有战略现实主义色彩。伊拉克政府表示袭击“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强调“后果将超越任何一个国家”。埃及、沙特、卡塔尔、阿曼等国虽未直接谴责美国，但一致表达了“深切关切”，呼吁“保持克制”、“避免升级”，反映出这些国家在对美关系和地区稳定间的权衡。尤其是沙特，其声明中未直接指责美方，而是强调“在高度敏感时刻推动政治解决”的紧迫性。

相对而言，伊朗“抵抗轴心”成员，如哈马斯、胡塞武装及黎巴嫩真主党，则对美方军事打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哈马斯称袭击是“对国际法的明显违反”，而胡塞武装将其定性为“美国对以色列无限支持的组成部分”，呼吁穆斯林世界共赴“圣战”。这些表态既出于意识形态反美立场，也反映出伊朗地区影响力网络的危机感受。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则更多地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呼吁结束战争，避免“地区陷入所有国家都无法承受的冲突”。

周日，抗议者在德黑兰举着伊朗国旗和革命创始人阿亚图拉霍梅尼（右）和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海报

图源：纽约时报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表示，“多个国家”已准备好向伊朗提供核武器。他没有透露具体是哪些国家，但补充说，美国的袭击造成的损失很小，不会阻止伊朗寻求核武器。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袭击。 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无论提出何种理由，这一不负责任的决定让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遭受导弹和炸弹袭击，都公然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

中国外交部表示“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称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加剧了中东紧张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强烈谴责美方袭击伊朗，攻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侵犯伊朗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加剧中东紧张局势，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国际社会必须主持正义，为推动局势降温、恢复和平稳定作出切实努力。

亚太地区总体上保持克制但显紧张。日本首相石破茂表达对局势的“深切忧虑”，虽未表态是否支持袭击，但强调“遏制核扩散和尽快降温”是当务之急。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则普遍呼吁尊重国际法、人道主义法，并避免平民伤亡。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则罕见地公开支持美方打击，称其为“防止伊朗核武装的必要行动”，但同时也强调“最终目标仍是外交解决”。新西兰则延续一贯立场，敦促立即恢复对话。

此次危机还激发了跨国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回应。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称美方行为“毫无意义且鲁莽”，警告其将破坏全球防扩散努力。该组织指出，美国情报本身并未认定伊朗正在研制核武器，军事打击更可能是对制度信任的破坏而非补救。这种从道义与规范角度出发的批评，揭示了军事行动对国际制度正当性的深层冲击。

尽管美国官员坚称6月21日的军事打击并非旨在推动伊朗政权更迭，袭击目标集中在核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上，但伊朗内部显然不将此解释为一次“有限打击”。对德黑兰而言，任何外部打击都是对其体制合法性的挑战，尤其是在其建制精英已深陷“反美偏执”的结构性政治心理中。当政权的生存被放置在国家安全等同体中，其对冲突的回应将不再以战略理性为主导，而更多地体现为制度性恐惧驱动下的防御性激进。

伊朗政体自1979年革命以来即建立在神权政治与代议制混合结构之上，这一体制依靠对司法、安全机构的绝对控制，在过去十余年中虽已显露出“缓慢转移”的制度疲劳，但依然垄断国家权力资源，封锁任何温和改良路线的制度入口。即使在民意层面该体制明显不受欢迎，伊朗政权仍能依赖“非国家安全选择的缺失”维持短期稳定。此轮危机再次提供了政权强化内部控制、妖魔化异见者的政治契机。领导层正试图重演1980年伊拉克入侵后动员“民族主义团结”的剧本，将外部攻击转化为内部正当性资源。但面对深度幻灭的中产阶层与日益贫困的基层青年，这种操演未必奏效。

外部力量对伊朗政权更迭的实际能力依然受限。虽然散布全球的伊朗侨民群体在财政和信息资源上具有显著优势，但政治上高度分裂，既无法统一支持诉求，也缺乏内部联系。人民圣战者组织与巴列维家族等外部反对派虽然各自拥有有限基础，但并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替代政权方案。因此，政权更迭在短期内缺乏现实支撑。当前局势下，伊朗的战略回旋空间取决于其如何精准控制报复烈度：若反应过猛，将触发美军更大规模反击，加速政权结构性瓦解；若反应过弱，又将削弱其在国内的权威合法性。

美国国内对袭击合法性的争议同样在结构性层面撼动制度根基。特朗普绕过国会直接命令对伊朗发动打击，此举被多位议员认定为“违反宪法”。宪法第一条赋予国会宣战权，而《战争权力决议》也要求总统在派兵前必须征询国会意见。尽管副总统J.D. Vance及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试图将行动定性为“防止核扩散的有限打击”，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后续表态却自我否定了这一限定性：“如果现政权无法让伊朗再次伟大，为什么不进行政权更迭？”

6月21日，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总统在战情室监控伊朗核浓缩设施的打击行动的照片

图源：白宫

此言一出，使得“有限打击”与“战争意图”之间的边界彻底模糊。即使没有国会正式宣战，法律学者普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国际武装冲突状态”，战争法适用。宪政结构对战争权限的模糊界定，加之执行系统中总司令权的无限延伸，使美国总统拥有发动战争的实质权力，却无需面对有效的法律约束。这是自冷战以来历届总统不断通过行动累积出的惯例性事实，此次再度上演。

伊朗未来的回击策略将在“象征性制裁”与“结构性破坏”之间权衡。其可能袭击范围包括：一，伊拉克、卡塔尔等美军基地；二，波斯湾能源航道，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三，以色列境内关键军事或民用基础设施。每一选择都将触发不同等级的对抗反馈，尤其是若牵动全球能源供应，势必迫使区域国家加大介入度。而真正的风险在于——伊朗可能转向“战术失败—战略核化”的路径，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恢复全面核武器研发，以“核门槛状态”换取外交筹码和生存保障。这将彻底击碎核扩散治理体系的残余信用，并重塑地区战略平衡。

最终，这场冲突是否升级为全面战争，仍取决于两个变量：其一，伊朗政权是否能够维持内部稳定，控制报复节奏；其二，美国是否继续采取克制战略，维持行动有限性。目前看，双方均处于“高度不信任—高烈度示威”的相互误判风险区间，而战争一旦突破某一节点，将不再受限于最初的目标设定。正如一位学者所警告的：“维护统治，现在是伊朗的首要任务。”也正因如此，其行动将不再受理性战略逻辑主导，而更多被体制存续的本能所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