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特在明尼苏达州钱普林市袭击明尼苏达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和他的妻子伊薇特之前敲门时戴着乳胶面具 来源：联邦调查局

约3时30分，布鲁克林帕克（Brooklyn Park）警方抵达前州众议院议长、民主党资深领袖梅丽莎·霍特曼（Melissa Hortman）的住所时，贝尔特正在门前持枪扫射。冲突中，霍特曼及其丈夫马克均身中数弹，不幸身亡。警方当场逼退持械闯入的贝尔特，他弃车徒步潜逃。在遗留车辆中，调查人员起获了5件枪支（含半自动步枪）、大量装填好的弹匣、战术防弹衣、“Police”（警察）字样假车牌、医用急救包及睡眠眼罩等装备。更引人警觉的是，车内和嫌犯住处发现多本笔记，记载了超过45名州和联邦公职人员的姓名，大多为民主党籍，还详列了这些官员的住址和家庭成员姓名。“暗杀清单”中赫然多次出现霍特曼的名字，附注其家庭情况。

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梅丽莎·霍特曼和明尼苏达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 来源：明州州议会官网

执法部门指出，贝尔特利用各类网站搜集个人隐私信息（例如住宅地址）并购买拟真面具等工具，显然为这场精心策划多月的连环谋杀做了充分准备。正如FBI在宣誓书中所述，贝尔特“展开了一场有计划的跟踪与暴力行动，旨在令明州议员及其家人心生恐惧，甚至伤亡”。经过两日大规模搜捕，这名枪手最终被捕归案。

这一系列行动的复杂性——从精心的前期侦察、目标筛选，到专业的装备（改装车辆、高度逼真的面具、战术装备），再到严谨的战术执行（警察伪装话术、多点攻击路线）——使其远远超出了冲动型暴力犯罪的范畴。它所呈现的，更像是一次准军事或情报式的行动。这表明，在美国国内政治语境下自我激进化的个体，其能力和心态已发生质变。袭击者不再仅仅是一个愤怒的公民，而是一个将自己定位为执行政治任务的“士兵”。这种行动上的成熟度，使得此类威胁比组织松散的群体性抗议活动更加致命，也更难预测与防范。

2025 年 6 月 16 日，明尼阿波利斯，检察官宣布计划以多项联邦罪名起诉贝尔特，指控其杀害霍特曼及其丈夫马克。照片中展示了在与贝尔特有关的车辆中发现的武器图像 来源：路透社

在州一级，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迅速以二级谋杀和二级谋杀未遂罪名对贝尔特提起诉讼，并明确表示将寻求大陪审团以一级谋杀罪名正式起诉他。一旦定罪，一级谋杀在明尼苏达州意味着强制性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  

然而，事件迅速升级到联邦层面。司法部介入，提出了六项联邦指控，其中包括利用互动式计算机服务进行跟踪以及在跟踪过程中使用枪支谋杀等重罪。明尼苏达州代理联邦检察官约瑟夫·汤普森（Joseph Thompson）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强调，这些联邦指控为判处死刑提供了可能性。根据司法程序，联邦案件将优先于州级案件进行审理。

贝尔特在明尼苏达州格林岛拍摄的入狱照 来源：亨内平县警长办公室

明州州长蒂姆·沃尔兹（Tim Walz）在案发当日下令全州政府大楼降半旗，对这一“出于政治动机的暗杀”表示震惊和哀痛，并赞扬霍特曼毕生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奉献精神。沃尔兹呼吁全民团结抵制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誓言凶手必将被绳之以法。两党主流政要也罕见地步调一致，在第一时间谴责袭击“邪恶且无法容忍”。州众议院共和党籍少数党领袖丽莎·德穆斯（Lisa Demuth）发表声明，称这一针对同事的行径“令人心碎、超出言语”，她号召民众为伤亡者家属和仍在奋力抓捕嫌犯的警员祈祷。特朗普亦通过白宫声明介入，谴责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并表示“绝不容忍”，同时指示司法部长和联邦调查局（FBI）彻查此案。

然而，在官方同声谴责的表象下，美国舆论场迅速滑向熟悉的党派攻讦循环。部分共和党支持者将此事与治安和心理健康问题挂钩，质疑民主党治下执法不力，甚至有阴谋论者无端暗示“是州长沃尔兹痛下黑手”；极右翼网红人物更传播谣言，称霍特曼“因密谋倒戈共和党”而遭灭口，或将嫌犯栽赃为州政府成员。这些毫无根据的诡谬言论在社交媒体发酵，加剧了保守阵营对官方说法的不信任。

与此同时，许多自由派人士将矛头指向特朗普及右翼媒体，认为其长期煽动性的选举阴谋论和仇恨标签助长了贝尔特之流的极端行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就直言，必须正视“正在把个人推向极端的有毒力量”，号召两党共同遏制政治极化言论，并切实加强要员安保。

可以说，悲剧唤起了全国性的恐慌与反思：一方面，民众对政治暴力的恐惧空前高涨；另一方面，两党内部围绕责任归因和应对之道再现分歧。主流舆论既有要求严惩凶徒、保护民主的共识，也潜藏着对立情绪的升温。

在与上一波群体性暴力相比，近期美国政治暴力的模式出现“升级”：从群众骚乱转向定点清除，从国会山前的明火执仗演变为寓于社区街道的“住宅暗杀”。2021年1月6日发生的国会山骚乱，是典型的群体动员式暴力：一大批总统支持者在号召下聚众冲击联邦立法机关，以阻挠选举认证。彼时执法部门虽准备不足，但事后加强了重要场所的安保，对大规模集会和极端组织活动严加防范。

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与国会山前的安保力量发生冲突 来源：Lawyers’ Committee

然而，本案中贝尔特单兵作战、夜半入户行凶的模式，却揭示了另一个执法盲区。他没有公开号召煽动，也非临时起意的愤怒暴民，而是经过长时间策划、精确锁定个人目标的“独狼”。这种“家庭化”袭击令传统安保体系措手不及：国会警察和州议会的警卫再严密，也难以及时保护每一位分散各地的议员住所；地方警方平日主要应对街头犯罪，对冒充自己人的政治刺客更是防不胜防。此次惨剧后，国会参议院立即要求加强对明州等地议员的人身保护。多州也紧急调整要员防护策略，例如将议员家庭住址从公开网站撤下、为活动安排安全警戒等。

对比群体性暴力事件，这类小规模、隐匿式的定点袭击更难通过情报预警扑灭于萌芽——它不依赖公开串联的大型阴谋，而可能只是潜伏于网络和内心的孤立决心。贝尔特案发前没有明显的公开威胁言论，即使曾同受害者在州就业委员会共事，也未引起特别注意。可以说，美国执法机关过去数年聚焦防范“大规模暴乱”和暴恐团体，但面对这种“本土潜伏者”发动的私人领域政治谋杀，尚缺乏成熟的应对机制。

贝尔特作为一个没有明确证据显示其参与有组织极端团体的个体 ，其激进化路径契合了“随机恐怖主义”（Stochastic Terrorism）的理论模型。该理论由风险分析师和犯罪学家提出，指的是公众人物或有影响力者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持续地对特定群体进行妖魔化、非人化的言语攻击，虽然没有直接下达暴力指令，但使得暴力事件的发生在统计学上变得可以预测。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煽动者可以保持“貌似合理的否认”（plausible deniability），声称自己从未号召暴力。在这个模型中，“随机恐怖分子”可以是某位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而实施暴力的“独狼”，则是被其言论所“激活”的执行者。

贝尔特的案例正是这一理论的现实写照。他的作案准备高度依赖数字工具。联邦起诉书明确指出，他利用了“基于互联网的人物搜索引擎”来搜集目标的家庭住址和家庭成员信息，为他的“暗杀清单”提供情报支持。他的个人背景——据报道持有强烈的反堕胎立场并支持特朗普 ——使他恰好处于被煽动性政治言论密集轰炸的人群之中。他缺乏与正式极端组织的联系，这非但不是反证，反而恰恰是随机恐怖主义模型的核心特征。他不需要直接的命令，他被弥漫在信息环境中的仇恨氛围所动员。

如果说历史上煽动性言论的传播受限于演讲者的音量或传单的发行量，那么现代互联网则将随机恐怖主义“工业化”了。其机制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规模化：单一信源的煽动性言论，可以在瞬间通过社交媒体触及数百万乃至上亿受众。二是自我强化：算法驱动的“信息茧房”和线上社群，会不断过滤、重复并强化妖魔化的信息，为用户构建一个与现实脱节的、高度极化的“拟态环境”。 三是操作化：输送激进意识形态的互联网，也同时提供了将其付诸行动的全套工具——从在线地图、公共记录数据库、数据掮客，到关于战术、装备的各类教程。贝尔特利用网络搜索工具构建其攻击目标包 ，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互联网已不再仅仅是宣传工具，它已经演变成一个集激进化、动员和行动策划于一体的全功能平台。

这起暗杀式枪击案为美国地方政治参与敲响警钟：基层民主的开放性与公职人员的人身安全陷入紧张拉锯。霍特曼遇害促使邻州北达科他立即从议会官网撤下议员家庭住址，新墨西哥州议会也紧急屏蔽了所有议员的住宅信息。多州相继出台保护官员隐私的措施，例如科罗拉多州州务卿下令临时关闭竞选财务数据库，以删除31位官员的家庭联络资料；威斯康星州议会罕见要求在近期立法会议上增加安检和警力，以应对潜在威胁。

这些举措体现了民主制度的两难平衡：一方面，人民选出的代表理应保持对选民的开放透明，倾听民意、方便公众接触；另一方面，在极端风险升高的当下，公开个人信息无异于让民选官员时刻暴露于危险之中。北达科他一位郡治安官坦言，这是“在公开与安全之间走钢丝”——官员希望亲民，但也担心家人安危。

过去，美国各级议会大厦很多都实行对公众“敞开大门”的传统（例如威斯康星州州议会多年没有安检和门禁），这被视为民主亲和力的象征。但霍特曼案后，一些地方开始酝酿更严格的准入限制和安检措施，其直接影响是草根参政和公共参与的门槛提高。普通民众现在更难直接见到官员本人与之交流，而有志竞选地方公职的人也不得不考虑额外的安保成本、甚至生命风险。短期来看，此事件可能对选民行为产生微妙影响：有人因愤懑与不安更积极投票，以表明对政治暴力的谴责与捍卫民主的决心；也有人因为恐惧退缩，减少线下政治集会和竞选活动的参与。

2025 年 6 月 16 日，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明尼苏达州议会大厦众议院议事厅内，民主党州众议员梅丽莎·霍特曼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份纪念碑 来源：Getty Images

学界研究表明，政治暴力的阴影会压抑部分民主参与，例如曾有三成选务人员在2020年选后表示感到人身不安全而考虑退出工作。在明尼苏达，下届选举的投票率与候选人光谱是否受此事冲击，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基层政治生态已被注入一剂寒意，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同时不让民主变得疏离，将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从明州政坛到全国党派版图，此案可能催化议题重排与阵营互信的进一步塌陷。2026年，明尼苏达将迎来州长选举，两党竞选纲领中“安全 vs. 自由”的张力预计将显著升温。民主党阵营或许侧重强化对本土极端主义的打击、呼吁更严格的枪支管控和言论规范，以确保公共安全；共和党方面则可能强调保障官员自卫权利（例如鼓励议员配枪自保）、反对过度限制民众信息获取和集会自由，以捍卫传统自由价值。

事实上，在本案后通过的各州隐私保护法案中，不乏共和党控制州主动推进的例子（如路易斯安那州立法允许官员要求移除本人资料），表明安全诉求超越党派受到重视。但另一方面，双方对于威胁源头的认知依旧对立：民主党人倾向于将暴力归咎于右翼阴谋论和枪支泛滥，共和党人则强调精神健康问题和个案因素，不愿将其与自身政治言论挂钩。可以预见，在未来选战中，彼此的不信任会借题发挥：共和党可能指责民主党没能保护好本州高官，要求“law and order”（法律与秩序）回归；民主党则反击共和党放纵极端言论酿祸，号召选民反对“煽动仇恨的人”掌权。这种零和话语将进一步侵蚀两党互信，使得竞选议题向生存安全倾斜——从政策之争演变为对“谁能保我平安”的较量。

2025 年 6 月 15 日，执法部门聚集在明尼苏达州格林岛的一个棒球场，搜捕 57 岁的贝尔特 来源：EPA-EFE

更深层次的隐忧在于，明尼苏达枪击案凸显美国民主的合法性危机正在滑向《民主杂志》所谓的“灰色内战”。这个概念描述的是一种非全面武装冲突却持续内耗的危险状态：政治冲突不像内战那样明朗宣战，却充斥着暗杀、恐吓、绑架等零星暴力，民主竞争沦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近年来，从针对选举官员的死亡威胁激增，到密歇根州州长险遭绑架，再到本案中议员家中遇袭，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朝这种灰色地带滑行。民主制度赖以运转的基本共识——承认对手合法性、遵守和平竞争规则——正在被侵蚀。当一方阵营中相当比例的人认为“如果对手赢得选举，美国将不复存在”，他们就不再视对手为合法的竞争者，而是存亡敌人。于是，程序性的民主博弈让位于生存赛逻辑：输不起、等不得，甚至不惜破坏规则求胜。这种心态正是内战前夜最危险的信号之一。

研究者雷切尔·克莱因菲尔德指出，美国近年政治暴力呈“去组织化”趋势，即多数暴力行径由无正式组织背景的个体完成。这意味着暴力更难被监控预防，却也反映出一种草根层面的撕裂：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正愿意支持或原谅政治暴力，只要他们认定那有助于己方阵营。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土壤下，民主选举不再被视为和平解决争端的唯一途径，反而可能被看作另一种“战场”。“灰色内战”状态下，制度性的制衡和妥协机制失灵，取而代之的是每一次选举都被等同于对国家命运的豪赌，每场政治斗争都带着你死我活的味道。

明尼苏达枪击案将美国政治暴力的风险从“可预见”推向“日常化”。在情感极化的社会土壤里，一名装备精良的独行者即可撬动整个政治安全架构的脆弱点：官员私人住所以及家属的人身安全。案件暴露出的信息泄露、执法协同不足和舆论放大效应，提醒各级政府必须在保护公众参与度与加强要员安保之间重新校准平衡。未来美国能否遏制政治暴力的扩散，将取决于制度韧性与社会自我修复能力能否同步发挥作用；明尼苏达的悲剧只是敲响了警钟，后续应对才真正考验美国政治的健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