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避免人工智能威胁主权国家的政治安全是推进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普遍共识。尽管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政策制定、执行以及关键术语使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别，但是自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对奥巴马政府时期构建和完善的“进攻性互联网自由战略”做出了适当调整，通过提出并推动“选举安全”等概念，微妙但实质性地接受和认可了中国等国家倡导的“政治安全”概念，认识到所谓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并不能抵御来自网络空间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威胁与攻击。以ChatGPT和Sora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美国国土安全部、布鲁金斯学会等均发布报告，称密切关注通过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选举过程中发布合成图片、生成虚假音频和虚假视频来进行信息操控等风险，并结合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提出了相应的警告。在联合国框架内，在保障“信息一致性”、避免人工智能应用被滥用与虚假信息生成和发布等问题的基础上，各国提出了较为明确的治理目标。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来说，考虑到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能力和应用领域的差距，以及发达国家因滥用互联网导致威胁政治安全的历史记忆，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有效保障政治安全、实施有效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是它们的主要关切。

第二，避免人工智能在无人平台的不当使用日趋成为军备控制领域最有可能取得有限突破的问题之一。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关键场景之一是与无人平台结合。从战场的实践来看，这种结合及其近似模拟已经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中。美国偏好使用无人机实现对恐怖分子的定点清除；在乌克兰危机中，无人机的大量使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地面战场的态势，形成了对传统人员和装甲平台的非对称杀伤优势；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以及也门胡塞武装介入之后，总体实力处于劣势的哈马斯凭借无人机平台，展现出了令各方高度关注的非对称作战能力。从国际军控谈判的实践来看，各方讨论的是一种可能还没有真正投入使用的组合，即所谓“自主致命武器系统”，它是由人工智能程序而非真人决定实施的致命攻击。虽然存在各种不同的认知，但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应对此类系统的研发、部署和使用保持谨慎与克制，尽可能避免由于此类系统的不当使用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甚至诱发大国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导致危机事态失控。尽管迄今为止各国在避免人工智能在无人平台的不当使用方面的实质性进展依然有限，但是仍然有理由对这一领域的突破保持审慎乐观。

第三，各国在人工智能治理的指导原则上基本具备达成共识的基础。2023年联合国成立“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并于同年12月发布了《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治理》（Interim Report: Governing AI for Humanity）的中期报告，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原则的确立。该报告认可了现有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举措，并提出了初步建议，承诺在2024年8月之前在最终报告中详细阐述这些建议。具体来说，目前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领域达成的国际共识有五点：一是包容性治理，即确保全球范围内的民众（不论其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或其他背景）都能平等地访问和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二是公共利益原则，即人工智能治理工作必须与公共政策目标保持一致，并扩大利益攸关方的代表性；三是以数据治理为核心，即人工智能治理应与数据治理同步进行，优先考虑数据隐私和安全，同时促进公共数据共享；四是普遍性、网络化与多利益相关方协作，即人工智能的治理需要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以推动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化和普及化；五是遵守国际法，即人工智能治理需要以国际法为基础，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这些观点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框架，推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朝着更加公正、透明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第一，人工智能的安全化。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人工智能被安全化，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将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提升至国家安全的高度，不仅增加了相关领域的不确定性，还导致原本正常的技术竞争和产业竞争被扭曲。出于对大国博弈的警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和产业，无论其是否具有军事意图，是否直接涉及主权安全，都被视为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相关报告明确表示，当前的大国竞争是以二战以来美国的技术优势首次受到“威胁”为背景。在美国的认知中，中国作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可能会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渗透美国社会、窃取美国数据并通过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宣传干扰美国民主体制的运行”。因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其中，在高端芯片上对中国进行出口管制是美国政府的重要手段之一。2022年10月7日，拜登政府发布了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的管制新规。具体来说，拜登政府试图从芯片、软件、设备和零部件四个方面，全方位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新的出口管制措施的出台，成为中美科技竞争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加剧双方竞争的同时，还可能引发更多的贸易和技术摩擦。

第二，人工智能的应用成为维持大国战略稳定的新要素。尽管当前大国之间的竞争和战略博弈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目前大国之间鲜有通过发动战争侵吞对方领土的战略意图。一方面，全球化使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形成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使得战争的成本和风险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也使得战争的成本和风险变得极高。因此，在二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现代国际体系，与以往频繁爆发战争的时代不同，国际社会进入了以利益互换为特征的“大国无战争时代”。当前，主要大国的核指挥和控制系统对人工智能程序的依赖逐步加深，依靠机器学习和算法系统来强化数据流动，以此增强对安全态势的感知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核打击的定位能力、突防能力和运载能力等提升至新的层级，进一步强化了核武器的威慑能力。在此背景下，一旦爆发大规模冲突，人工智能将推动核武器攻击“自主升级”，无需人工操作就会激活升级系统，传统战争模式下的“门槛”机制很难发挥其应有的效力，最终导致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打击范围和破坏力度不受人类所控制。因此，各国在面临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时会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严格避免因为误判或误操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应用为各方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更为理性的竞争方式，从而为维护战略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新经济形态，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增长点。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经济领域，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升级和创新。同时，政府机构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海量数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时效性，推动政府治理向现代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例如，大数据分析有助于政府更准确地把握社情民意，优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挖掘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的海量数据，能够制定个性化方案并在生活中提供最优路径，为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带来革命性改变。

第二，人工智能存在数据依赖性和数据敏感性的特征， 数据自身的安全性能会直接决定人工智能的安全程度。人工智能作为新兴技术，其发展尚未达到成熟、完备的程度，还有许多不足和缺陷需要加以克服和改进。因而在当前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存在着天然的逻辑风险。此外，处理和训练数据的算法模型也是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一大来源，若输入的数据对原本的算法模式产生干扰，导致机器学习的侧重点和部分参数发生小幅改变，输出的结果就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无论从技术优化治理的角度看，还是深度学习的数据对象看，都不能放任人工智能技术野蛮生长，否则就可能会出现背离人类设计初衷、违背伦理道德、冲击社会规范的风险。

第三，不同的数据治理偏好是区分不同国家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核心。这些政策偏好往往受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背景的影响，反映了各国在平衡创新与风险管理、个人隐私保护与社会安全需求、商业发展与伦理道德约束之间的不同取向。目前，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方面有不同的模式。美国通过数据单向度流入境内的方式构建单边主导型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了美国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上对于全球主导地位的追求。相比之下，中国通过均衡有序的数据流动方式构建多边普惠型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模式，更加注重数据的共享和普惠性。总的来说，不同国家的数据治理偏好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模式反映了它们在促进技术发展与保障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不同路径。一方面，这种多样性增加了国际社会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上达成一致的难度；另一方面，多种治理模式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多种可能。

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美国的基本考量侧重于发展利益优先，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企业的数据红利作为政策出发点，保障业务遍布世界各地的美国人工智能企业能够持续不断地从自由流动的全球数据中获益。在治理主体方面，美国政府与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合作，政府要求企业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提供其服务器上来自世界各国的用户数据。在此基础上，美国充分利用企业的数据抓取能力和政府的数据分析能力，对世界各国的数据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监管，旨在形成一套以美国为中心的单向数据流动体系，从而为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与训练提供充足的数据优势资源。

此外，美国针对关键部门和重要行业的数据进行严格监管。例如，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规定，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公民敏感个人信息的投资和交易行为进行安全审查；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赋予商务部对特定领域数据传输的许可权，如军用或军民两用技术等；《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以及《电子通信隐私法》等法案分别针对金融、医疗、通信等领域的数据出境作出相应的监管规定。

事实上，从2015年起，美国对大国竞争的焦虑持续上升，尤其担忧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带来的数据安全威胁。在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将大国竞争视为国家安全的首要挑战，认为大国的行为和态度是国际社会能否有效应对全球性安全风险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发展中大国的崛起，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了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动态变迁，大国之间的关系将对未来的国际格局和全球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美国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网络空间中的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发展势头迅猛，导致美国本土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威胁，甚至有可能受到“灾难性打击”。因此，网络空间安全被置于太空、海洋安全之前，成为集体行动最应该保护的领域。美国政府认为上述共享空间是人员、商品、服务和思想自由流动的基础，是连接全球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动脉。但是，网络基础设施脆弱性明显，容易遭到非法势力的恶意攻击，政府需要与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加强合作，构建国家网络安全保护框架。

在数据使用方面，美国依靠其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在全球网络空间推行数据霸权，企图使各国产生的数据都能流入美国境内，并为美国政府所使用。根据2001年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美国的远程电子服务和通信服务提供商可以直接获取国内外的通信记录（包括语言和文字），并将其披露给美国政府；而对于外国的信息搜集机构，该法案则以“防范恐怖主义”为由对其设置了种种限制。《澄清海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明确规定，美国政府可以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对境外数据进行调取，无论该数据主体是否为美国公民或美国企业， 即变相赋予了美国政府通过网络运营商获取境外数据的权力。这些规定暴露了美国对本国政府和外国政府明显的双重标准。

简言之，在对外宣传体系中，美国政府一贯将“自由”奉为核心价值规范，在网络空间更是着力推动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然而，所谓的“数据全球化”不过是借助“自由”这一价值大旗占领道德高地，让全球的数据都流动到美国境内，在全球范围内尽可能攫取利益，为美国政府所用，推动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然后再凭借其强大的跨国企业进一步获取全球数据，如此循环往复。在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共同推动下，美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形成了以文件表述、官方言论为“虚”，以治理机构、法律法规为“实”的一套有效配合模式，实质上是以“全球化”为包装，在数据空间继续推行美国霸权，监管世界各国的数据流动，从而为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优渥的数据条件，确保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占据领先优势。

2023年10月30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关于安全、可靠、可信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强调要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和风险管控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行政命令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要求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者与美国政府共享安全测试结果，实质上赋予了白宫更大的权力，以密切掌控私营部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此外，该行政命令重视与国际合作伙伴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加速制定标准，还涉及生物合成筛选的新标准，用于防范使用人工智能设计危险生物材料的风险。为了更好实现这一政策目标，2024年1月29日，拜登政府宣布要在90天内采取一系列广泛行动，以应对人工智能对安全造成的一些重大威胁。这些行动涉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监管、推广安全标准、促进研发创新、加强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旨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可靠和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加强人工智能安全和隐私保护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加强与其他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以及开展相关教育和培训项目来提升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识和理解。

这些政策文件和行动表明，美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上采取了一系列全面且深入的措施，旨在保持其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并应对与人工智能发展相关的各种挑战。同时，这些政策文件和行动也体现了美国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中的单边主导倾向。另外，美国政府将人工智能视为其维护霸权地位的重要领域，着力确保在与中国的技术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以增强美国的外部安全防护能力。在此基础上，美国试图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规则领域占据主动权，让美国倡导的相关原则、规则和规范融入并内化为国际规范。

从数据类别上看，对于公共数据，国家在监督的基础上推动数据开放共享，以加强对数据潜力的开发利用。对于个人信息的处理，具体规则应在醒目位置公开展示，在征得主体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处理。对于跨境数据，需要首先通过网信部门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传输方和接收方均应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并遵照标准规定签订合同。此外，涉及跨境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处理的运营者，需要每年编制数据出境安全报告，内容涵盖数据接收方的身份信息、数据的类别和数量以及出境目的、境外的数据存放方式和时间、地点等。《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对相关内容的规定表明中国的数据治理规则正逐步走向成熟，同时兼顾安全保护和经济发展两方面利益。该条例反映了中国数据流动蓬勃发展的现状，也保障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可以得到充分挖掘，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基础上提升数据处理的公平性，并给予数据流动充分的灵活性，为中国的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保驾护航。

2023年9月28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规范和促进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是继《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个人信息跨境处理活动安全认证规范》和《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三项规定之后，对中国跨境数据流动的治理制度进行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在国内外跨境数据流动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对数据安全和数据流动的再平衡，极大地完善了中国的数据生态系统。从条文的具体内容看，这项新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定主要为中国数据流出到境外提供便利，同时强调流出之后要保障数据的安全。

首先，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至第七条规定了可以不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各种情况，如学术交流、商业往来、跨境消费、国际贸易等。在不涉及重要数据且不危及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该规定尽可能为企业跨境数据流动“松绑”，减少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场景，简化企业在数据出境之前的合规审查流程，给予企业更多前置自主判断的空间。其次，征求意见稿第八条到第十条强调中国的数据安全保障红线不可动摇。尽管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的主要目的是赋予企业更多自主空间，但并非等同于跨境数据完全进行自由流动，豁免企业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例如，涉及党政军和涉密单位的敏感信息仍需要由监管部门进行严密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此外，企业在数据出境之后仍要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面临风险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向政府部门汇报，接受网信部门的指导与监督。

从中国发展的经验来看，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需要考虑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需要考虑到不同行业的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对接各国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合规需求，还需要考虑到不同行业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合规认知与需求；在治理体系完备性、系统性、灵活性之间实现均衡，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需求的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之路。因此，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双向要求，为国家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总体而言，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强调各国应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原则，即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均衡把握经济价值创造、国家安全维护与个人隐私数据保护三个主要维度的综合需求，并且将治理的政策成本、社会成本与合规成本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正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既有大国间竞争的趋势，又有突破竞争思维、寻求合作共赢以造福全人类的可能性。通过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各国可以在避免直接冲突的同时，展示自身的科技实力和发展潜力。在构建全球合作框架方面，联合国和其他多边机构已经为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共识。这些机构通过召开国际会议、制定指导原则、推广最佳实践等方式，促进了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要实现更加广泛的合作与进步，各国仍需加强政策对话与协调，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