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工作坊报告分为四组。第一组的讨论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学术事务主管章可主持。会议召集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志云首先发言，他认为马关条约签订后，海关管理的邮政成为应对甲午战争后巨大债务的新新财源。张志云教授基于报刊、档案等史料，从清政府、地方官员、外国驻华官员等不同角度切入，对中国邮政的创办与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指出中国邮政创办过程中的难点，厘清各方应对措施，清晰展现了近代中国邮政体制逐步确立的过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于广以机器大工业在中国的出现和条约体系的建立为背景，对晚清至民国时期内地商税的演进进行了分析。于广老师对关税和内地商税均进行了关注，对外国驻华官员、在华外企、中国政府和民族企业等各方不同的立场进行了分析，并基于历史经验对当下现实进行了回应。

上海海关学院海关史研究院讲师江家欣以在华英商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在华英商群体基于《天津条约》签订以来的商贸实践，制造“中国问题”，影响中英条约的修订。江家欣老师以《阿礼国协定》的酝酿与最终否决为主要案例，结合历史事件，说明“中国问题”以实现商人诉求为中心，与扬州教案、天津教案、马嘉理事件交织，最终演化出《烟台条约》和条约制度的调整。

第二组讨论由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赖骏楠主持。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莫为首先发言，她以近代法国在华天主教保教权与徐家汇耶稣会汉学研究为主题，对晚清以降法国在华天主教保教权的取得、发展与衰落历程进行了梳理，在此脉络中对徐家汇耶稣会的汉学研究主题和成果进行了整理。莫为教授认为法国在华保教权的确立与削弱对汉学研究的主题与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彰显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演变轨迹以及汉学学科内在的理论深化。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丁怡骏基于地图、旅行日记、手稿、信件书简等历史资料，重构了吕推（Jules-Léon Dutreuil de Rhins）绘制印度支那地图的过程，分析了吕推绘制地图过程中进行修改于调整的原因，并指出其完成的地图对中法战争及战后条约的签订产生了重要影响。丁怡骏博士也对基于地图能够展开的后续研究进行了构思，提示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仍有大量资源有待发掘。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郑彬彬将对通商口岸展开的研究沿长江拓展至内地，认为英国在全球扩张中的“炮舰外交”是海军测绘完成的全球扩张经验与领事研究取得的在地化知识的结合。郑彬彬教授将近代英国对华决策之“情报搜集—认知中国—政策调适”历史脉络下，英方对长江流域贸易价值的体认与兑现，想象与实践，总结为帝国知识共谋。

第三组讨论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马建标主持。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夏昀首先发言，她对禁酒令与美国在华治外法权边界进行了探讨。夏昀教授依据丰富的档案资料，从道德、法律与人欲等不同角度，对在华美国外交官、美国政府和酒商对美国法律在华适用边界的不同反应进行了详细解读，也从伦理、政治和国际贸易等角度对禁酒令的后效进行了分析。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施亚霓分析了法国势力下报刊本土化的两条路线，分别为外籍传教士主导的传统路线和马相伯、雷鸣远及中国籍传教士主导的改革、本土化路线。施亚霓博士分析了《圣教杂志》与《圣心报》两份报刊的源流发展与内容异同，着重关注了两份报刊在全面抗战时期的不同反应，认为二者同源而异途。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颜丽媛对“不平等条约”概念进行了深入解析。她指出近代中国的国际法理论本土化具有先秦经验、战争实践、中外条约等多个面向，认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史研究中，内部面向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外化为国际法的本土化理论。外部面向的“万国公法”输入则内化为废修“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实践。

第四组讨论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志云主持。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万立首先发言，他认为对华域外管辖权体系是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体系的主要表现，通过英国在华法律机构的设置与调整，阐明英国铺陈、推张及运作对华域外管辖机制的方式。万立教授通过具体司法案例，对英国在对华域外管辖中借用殖民法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通过法律规治的相似性，在半殖民地也构建起无形的、交错于既有辖域的帝国空间。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李婧瑶同样关注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体系，她以福星号船难事件为具体案例，对船难发生的经过与案件审判始末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案件各方立场进行了充分分析，而后采取“条约体制”与“英国对华域外法体系”两线并重的视角，跳出讼案本身展现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体系中双边条约”与“枢密院令”之间的矛盾。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屈文生按照时间顺序，基于清乾隆年间至鸦片战争前的多起判例，依次对中葡澳门法权问题和中英广州法权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对广州在鸦片战争前逐渐沦为英国“有域外管辖权之地”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屈文生教授也按照来华船舶性质，对鸦片战争前中英法权交涉进行了类型化考察，并认为鸦片战争和条约的签订最终使“法律上的治外法权”由“特权”转变为“权利”，并从广州口岸扩展至其他口岸与条约意义上的“内地”。

美国斯基德莫尔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皇甫峥峥基于晚清至民国的相关法律条款，梳理了中英跨境逃犯处理从“交犯”到“引渡”的转变，分析了晚清治外法权对跨境逃犯问题的影响。皇甫峥峥认为现代中国法律中“政治犯罪”与“政治犯”（或“国事犯”）的概念，最初源于跨境引渡实践，中国对于逃犯的处理模式经历了法律框架的转变：从“遣返”制度向“引渡”制度的转型。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学者与在座师生基于报告内容，围绕近现代中外交涉历史、条约体系下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跨境司法实践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而充分的交流探讨，现场氛围热烈。此次工作坊在圆满的氛围中顺利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