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业已成为国家战略，由教育部主导在中国大学推进。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学科和教育变革，其影响甚巨，但究竟构成怎样的影响，目前还无法预判。这要看各大学如何接棒，如何在各自的学科结构中破题，同时也要看教育主管部门如何持续发力，与大学如何互动，能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键要看各大学作为办学主体和知识创新、传播主体，如何释放能动性，积极作出应对，将国家政策议程与大学教育议程适配对接，让这场空前的教育改革和学科再造行动真正落地。讨论大学新文科建设，需要考虑启动新文科建设的当下语境，并从学科演化史的角度考察学科分殊逻辑和知识分化理路，在此基础上思考新文科建设如何破题，如何与大学教育和知识创新有效对接。

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是对既有学科体系的解构和颠覆。在知识世界，随着知识细分的发展，知识树的分支越来越多，学科分化越来越细，知识世界也被分割成不同的知识板块，每一知识板块隶属于一定的学科或知识分支。从早期的哲学和数学，到后来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几大部类，每一部类内部又有若干分支。各个知识分支内部又有一套知识逻辑。如此下来，知识世界的分区愈加细密，知识在细化的同时，也被建制化，形成稳定甚至板结的知识结构和逻辑。知识结构和体系被固化之后，可能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不同板块之间的知识区隔被建制化，就会形成内卷化的排异性，对“他者”知识会产生排斥反应。这种知识排异不是出于“真理”逻辑，而是出于知识的权力逻辑。二是知识一旦固化、内卷、沉淀，就会按自身惯性和逻辑维系下去，依循自身的知识范式演化。这就造成知识对实践层面的变化失去敏感性，以不变应万变，以僵化的知识应对外部变化。

当下的知识世界就面临这样的境遇：社会外部性的剧烈变化重置了知识生产场景，无论作为客体层面的对象物还是主体层面的对象物，均发生了深广的巨变。从客体层面上说，由于信息技术的过度扩张，技术创造出巨量的波德里亚所说的“仿真”镜像和景观，这些非自然景观充斥于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之中，衍生出纷繁复杂的人造景观。如何认知和处理这些非自然的第二现实？如何用原有的知识逻辑和理论框架解释新生的拟真社会景观？这些问题向知识界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再者，新媒体技术重塑了人类的时间和空间经验。由于社交技术的赋能，人作为行动主体和交往主体，前所未有地克服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实现了交往的空间突破，重塑了人的交往关系，这也深刻影响了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能动性。更为关键的是，虚拟空间与实在空间的交互，让人的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上述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知识界的既有解释能力和能指范域。

以互联网、智能媒体为代表的“元技术”作为一种超级技术，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介技术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依赖，也打破了社会系统对技术社会化效应的刚性约束。强大的社会建构在“元技术”效应的深广影响下，社会的组织性和结构化开始解构，整个社会系统的既有结构和逻辑的有效性被大幅度稀释，开始新一轮的系统调适，孕育新的结构和系统逻辑。“元技术” 推动了“新媒介”的不断出现，而“一种新媒介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信息生产方式的革新，也意味着围绕它的某种组织性和结构性的变动”（喻国明：《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传播场域中寻求有效的发展》，载于《新闻界》2021 年第 1 期）。正如雷舍尔所言，问题域的增长率超过我们得到解决办法的能力。新媒介技术的活性释放出巨大的解构和重构能量，全方位重构了社会系统，也重塑了人类本身。如今存在一个突出的现实：知识外部性的巨变与知识界相对滞后的知识供给形成了甚大的反差。知识更新的速度远不及社会外部性变化的速度。知识界还在按既有的惯性、范式运行，按照既存的知识割据体系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在这种关键时刻，提出“新文科”的构想对于打破现有知识结构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我们讨论“新文科”，意在往前看。其实，要把文科建设成“新文科”，往后看也很重要。只有看清来时的路，才能看清当下的历史方位，确定向前看的方向。

回望人类知识发展史，从本源上看，原先的知识是整体性的，没有文科和理科之类的分野，所有知识都是基于对对象化世界的好奇和认知。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以物理学为先导和成功典范的近代自然科学在 17-18世纪形成了关于科学知识及其研究态度的典范模式。科学认知不再是无所不包的、整体性的、本体性的，而把重心聚焦于自然科学领域。近代以来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转而以特定的、有限的局部为对象，放弃了此前无所不包的终极真理抱负。在方法论上，科学研究遵循主客体二元论。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分立并保持距离，研究主体不与研究对象发生情感或评价关系，仅仅客观地认识对象。皮亚杰认为，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典型样本。物理学观察对象时，可以把对象看作是相对独立于主体的。物理学的全面历史就是一部非中心化的历史，它把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所造成的歪曲减到了“最低限度”，使物理学“最大限度”地听从了认识主体的规律（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版，第21页）。

到了 19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趋于专门化与职业化，方法论逐渐成熟，知识也更成体系，形成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自然科学有瓜熟蒂落之势，于是就从整合的知识版图中分流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谱系。科学的伟大成功所依靠的方法，只能应用于那种可以被清晰地观察与精确地测量的现象，而人文与艺术在传统意义上的对象——信仰、价值、情感、对艺术的反应、人类经验的模糊性，以及社会互动的复杂性，却不是可以轻易地通过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群言出版社 2012年版，第180页）。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重要区别在于，自然科学是靠实验科学支撑起来的，其所有科学假设的验证都需要借助实验去落定。近代唯科学主义扩张，其极端是不仅将客体世界物理－机械化，而且将作为主体的人也物理－机械化。英国经验派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体是一只钟表，“心脏不过是发条，神经不过是些游丝，关节不过是些齿轮”（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 页）。与自然科学不同，文科关注的问题与人密切相关。把对自然界的认识无条件地置换到对人和社会的认识，这种自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偏向是需要反思的。物质世界可以通过自然科学进行研究，但精神世界只有通过人文研究才能抵达。尽管精神和情感同我们的身体以及生活环境的物质秩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也相信生命科学将会通过遗传学与脑科学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其中微妙的作用机制，但人的意识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同其所依存的生理载体的关系，还有一种可以称之为灵魂、精神、心智、思想或者意识流的东西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应该将人的意识视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客体——它不是可以简单地还原为它所依据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在自然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人类所参与的第二维度——人类的“文化世界”，其中包括思想、价值、信仰、艺术、语言、象征、神话、制度和历史等诸多方面。它的特点是通过人文学的方法，从内部对其进行了解——因为它本身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文科所认识的对象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因此，文科有其自身独有的方法论。由于文科以从事无数活动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同时又由人的认识活动来思考，所以人文科学处于既把人作为主体又把人作为客体这样特殊的地位（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 页、第180页）。

文科中的社会科学采取的是准科学的知识生产范式。社会科学把人类社会作为认知对象，即把人类社会对象化，具体表现为对宏观结构和现象的认识，也包括对微观行为和问题的研究。其中的典型代表是社会学。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遵循同其他一切科学类似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的基础是观察现象，并试图描述、解释，直至预见并影响这些现象。社会学的理论化和形式化几乎都是搬用自然科学中的理论化和形式化，当自然科学中的这种做法本身成为实在的、可靠的方法时，在社会学中也会如此，但不一定必然如此，因为社会现象同物理现象或生物现象的根源不完全一样（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 页、第 180 页）。20 世纪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将人的心理研究客观化与测量化等方面更趋自然科学化，将人的内心意识客观化。这种社会学知识生产范式同样忽视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人的问题。我们对人的认知和理解，不能亦步亦趋跟着自然科学跑。文科必须回归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今天我们提出新文科的理念和构想，须反思人类知识生产中的泛自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偏向。

知识是问题刺激的产物，但这种刺激不是简单的镜像反映，而是知识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经由复杂认知过程的智性产物。当今知识生产所处的问题域迥异于此前。问题域的空前复杂化引致知识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刺激知识生产范式的转变。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引发的革命性影响全方位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重置了人类社会的景观和关系结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新媒体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交往革命和关系再造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文科研究是围绕人的活动展开的，无论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都应以人为中心和重心。现今，我们研究人的行为（包含交往行为）所面临的难度空前之大。

我们考量新文科，首先需要重启文科的初心，回归对人的关注，回归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关注。新文科须纠正泛自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偏向，反思科学主义的傲慢与偏见，让文科回归文科。应从文科的本体性角度，重新考量人的社会性以及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人。既要把人对象化、客体化，又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从而找到文科自身安身立命的位置。

其次，重新考量学科的边界，反思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借助学科交叉，催生新知，孕育知识新范式。问题域的巨变引发知识的聚变和裂变，孕育、催生新的知识范式。既然总体性社会现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知识生产的内容和形式也应随之改变。眼下到了知识范式蝶变的关键时刻，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出现融合和新的分合。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成为必然的趋势。新问题的出现，刺激新知的临盆。很多新问题突破了既有的知识边界和学科范域，若固守既有的学科边界，知识与研究对象的适配性和“逼真度”则会严重受损。新问题的涌现呼唤知识的创新，而知识创新仅从内部突破往往是不够的，须跳出既有的思维框架和知识范式。学科交叉是刺激知识创新的重要路径，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会刺激新知的出场，进而促成新范式的问世。文科可从这个层面上重启，借此打开簇新的界面。

其三，在这场空前的知识革命中，新文科不可能独善其身。新文科涉及的知识格局和范式转变，其影响势必超越文科的边界，涉及整个知识界的大盘调整和结构转型，进而引发整个知识界的范式革命。有新文科，自然有新理科、新医科、新农科，等等。从事新文科建设，仅靠文科单向发力显然不够，需要整个知识界的集体行动。只有共同努力，方可完成这场伟大的知识革命。

其四，新文科建设不仅要解决知识自身的问题，还要解决知识之外的社会问题。所有的知识都受制于社会场域。知识的生产以及效用往往是条件性的，这里的条件包括社会条件以及人的主观认知条件，而文科对于社会条件的依赖会更大。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量，知识不是透明物，而是附着于社会场景的。与自然科学相比，文科不可能拔除价值倾向和意义矢量，达致纯粹的客观、真确。其知识效度都是条件性的，即受到外在条件的约束。这就要求我们在从事新文科建设时，尽可能考量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社会性条件。新文科建设，需要从知识的社会性条件角度多加思考和用力。

（全文参见《复旦教育论坛》2021年第3期，第2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