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可以在未来构成新的发展机遇。面对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相较于颇为消极的担忧，更需要形成一种“积极老龄观”，通过激活“第二次人口红利”，实现人口老龄化下的持续经济增长。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包含相互联系的三个侧面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具有丰富的思想理念，如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还有成功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等。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还提出过和谐老龄化、智慧老龄化等有益的设想。这些思想理念从不同角度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积极作用，值得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加以应用和实践。同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本身也具有丰富的制度和政策工具。可以说，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能力是充分的。

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运行来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包含相互联系的三个侧面：生产、分配和消费，并使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关系得到良好平衡。在“分配侧”，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任务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加强养老服务和增进老龄社会的生活福祉等。在“消费侧”，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发展银发经济。从“生产侧”的角度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社会抚养系数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努力增强生产性，并对经济生产系统进行调整。加强生产性老龄化建设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产性老龄化

应重视激活老年人力资源

“生产性老龄化”概念最初在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学者巴特勒等提出，其经典含义是指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的作用，使其能够对经济生产、社会公益、家庭和社区作出贡献。老年人口本身具有生产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者，其参与在具体社会经济过程中能够继续创造财富和价值。

老年人口本身具有生产性，体现了“长寿红利”。考虑到我国有超过3.1亿老年人口，以及老年人口中多数是60至69岁较为健康的低龄老年人口，且老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延长，我国将长期拥有较为充裕的老年人力资源。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在提高，使老年人口的生产能力得到提升。此外，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向知识经济，相对减少了对体力劳动的依赖，劳动者在生命历程中能有更长的劳动时间作贡献。信息化和科技发展同样也能帮助老年人更好地继续参与就业和社会活动。

我国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也是超大规模老龄社会，发展生产性老龄化具有突出的必要性和比较优势。预计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会达到4亿至4.5亿。如果把老年人口中约2亿至3亿仍然比较健康的人口转化为发展资源，我国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能够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继续转化出可观的发展力量。

然而，基于我国超大规模老龄社会的现实国情，当前中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相对于发达国家是偏低的。例如，日本60至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1%，65至69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49.6%。我国60至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49.1%，65至69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36%。实际上，我国55至59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只有66.2%。所以，当前我国中老年人口的生产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对此，促进劳动就业、稳妥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完善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以及实施灵活就业、在线就业的工作安排等，有助于支持发挥老年人口的生产性。同时，推进生产性老龄化需要加强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重视健康管理和健康促进，以及支持人口迁移流动（包括支持中老年劳动者的迁移流动），从而最大化地释放人力资源潜力。这些举措可以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继续维持充裕的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支撑作用。

作为超大规模老龄社会，我国客观上有优势、也必须推进生产性老龄化，以此实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能更好地实现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也能支持成功老龄化。同时，发展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也能更好地助力实现生产性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观念和应对策略，其强调老年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强调老年人的“参与”与“生产性”。推动老年人的参与和作出贡献，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水平，支持他们实现人生价值，并且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增进他们的生活福祉。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要求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性

人们一般认为，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在下降，老年抚养系数在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会下降，传统的人口红利会逐步减弱，因此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首先表现为生产性的挑战。而如果我们把部分老年人口从在“分子”上的“被抚养的人口”转化为在“分母”上的具有积极劳动贡献的人力资源，那么我们对于人口结构中老年抚养系数的衡量，以及如何看待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都会发生改变。

积极发展生产性老龄化，从人口总体上看，是使老年抚养系数能够通过“减少分子”和“增加分母”的效应而下降，这个“调整了的老年抚养系数”可能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并不提高，还可能是下降的，意味着在人口结构的变动过程中仍然具有较强的生产性。

进一步看，发展生产性老龄化要求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中继续维持和提高生产性。提高老龄社会的生产性，不仅包括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和经济贡献，也需要努力提高不同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年轻人口、女性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当前，不少劳动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就离开了劳动市场；青年劳动力的就业仍然存在压力。所以，发展生产性老龄化同时要重视保障和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此外，人口老龄化也并不必然会带来储蓄率的下降。在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及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过程能够提高储蓄率，并以此支撑国民经济的投资能力。就提高老龄社会的生产力来说，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其占比逐步下降，国家发展需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重视发挥人力资本对提高生产性的积极作用。还应看到的是，人口老龄化会内生地推动资本深化和科技进步，这些都能够极大地提高老龄社会的生产性。

生产性老龄化的意义在于，生产性的提高能从根本上支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按照60岁及以上的口径，我国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值在2020年是3.39∶1，到2050年将会下降为1.45∶1。这一比值的下降，虽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挑战，但也意味着，只要在2050年时，1.45个劳动力能够创造出2020年时3.39个劳动力所创造的财富，即使不考虑退休年龄的延迟，人口老龄化对于发展的压力也不会增加。实现这样的目标，要求广义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2.87%。通过充分动员不同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再加上科技创新快速发展和人工智能、机器人广泛应用的利好，这样的生产性提高目标并非难以实现。

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过程

调整和改造社会的经济生产系统

发展生产性老龄化，意味着构造适应老龄社会的生产和服务体系。

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会发生变化，老年人生活相关的需求将会增加，如养老服务需求、医疗健康需求等。老年人对生活品质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会带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化。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家庭生活、城乡社会的基本面貌在发生相应变化，城乡空间的改造需要适老化。科技进步也进一步深化这种社会变迁，通过塑造多样化的场景，产生丰富的社会需求，带动银发经济发展。

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老年消费需求的增加，也会相应促进经济生产和服务体系的变化，带动经济生产系统转向更加适应老龄化的生产和服务体系。这会带来新的产业投资，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并带动政府公共支出的内容和结构相应地发生变化。这些变迁会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社会总需求，并带动创造相关就业等。

在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积极发展生产性老龄化，并丰富生产性老龄化的内涵。不仅要认识到老年生活仍然是生机勃勃和富有生产性的，还要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努力提高社会的生产性，建设起适应老龄社会的经济生产系统，从而为国家发展创造新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机遇。总而言之，发展生产性老龄化，要致力于在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实现生产性的持续提高。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着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过程，发展生产性老龄化能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并有助于在此过程中创造出积极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或者说创造出“老龄化的发展红利”）。

作者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来源丨https://mp.weixin.qq.com/s/ScJM-QkyPVpEgy_UkrNuoA?scen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