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亲巴勒斯坦抗议的美国学生（来源：NBC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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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浪潮全景图

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加沙团结营地”开高校抗议风气之先(来源：The Columbia Spectator)

涉巴以抗议的高校分布和各高校被捕人数统计

（来源：Graphic News）

此次BDS学生运动的抗议活动形式多样。第一是营地集会，除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加沙团结营地”占领行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也在校园内搭建帐篷，进行长时间的抗议；第二是联署与请·愿，譬如纽约州立大学等多所高校学生和教职员工联合发起了要求学校解除与以色列关系的运动，组织了罢课和请·愿活动，反对学校与以色列大学的合作项目，并呼吁州长取消支持BDS运动的公共资金的行政命令；第三是通过举办教育活动和公开讨论来提高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识，哈佛BDS由哈佛研究生工会-联合汽车工人（HGSU-UAW）的成员组成，组织了抗议和讨论会等系列活动；第四是利用社交媒体，早在2023年11月初，TikTok上的#BDS标签已获得28亿次观看，而#BDSboycottlist标签则有500万次观看。这些标签和相关内容帮助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 。

BDS Boycott List里的需抵制企业名单

(来源:BDS Movement)

抗议行为中的暴力性同样引发关注。据研究发现，97% 的抗议活动是非暴力的，而近一半的暴力抗议活动涉及抗议者在警察干预期间与执法部门发生冲突 ，目前没有明确新闻报道了抗议行动中存在暴力行为，且抗议者否认使用任何暴力行为。但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人士称警方对学生抗议者的反应是不成比例且暴力的  。警察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包括使用马匹和防暴警察驱散人群、部署胡椒球、使用泰瑟枪、大规模逮捕、清理未经授权的营地、并殴打学生和教授。

由于政治、宗教、社群等原因，BDS（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在美国高校的抗议活动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包括学生、教师和校外个人，涵盖了犹太人和穆斯林等群体。团体组织主要有三个：（1）犹太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一个进步的犹太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2）IfNotNow：成立于2014年加沙战争期间，致力于反对美国犹太社区对以色列占领政策的支持；（3）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SJP）：拥有200多个北美分会，是BDS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除了团体组织外，极右煽动者和白人民族主义者试图制造混乱和暴力。专家们对这些极右团体的渗透表示担忧。在5月2日的纽约逮捕行动中，警方指出许多被捕者与校园无关，这表明了外部团体在BDS运动中的参与。

抗议活动的学生诉求非常明确，要求学校切断与以色列和参与冲突的公司的经济联系，以及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一些抗议活动还要求大学断绝与以色列的学术联系、支持加沙停火并披露投资。不同职业的学生要求各不相同，包括要求大学停止接受以色列支持军队的研究资金，以及停止向从以色列实体获利的管理者进行大学捐赠基金投资。

抗议者还呼吁哥伦比亚大学从与以色列政府有业务联系的任何公司进行财务撤资，包括微软、谷歌和亚马逊 。在多次大规模逮捕之后，诉求中包括对因抗议而受到纪律处分或解雇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进行赦免。

美国校园抗议活动还在全球引起了震惊、自豪、兴奋和警觉的反应。从波哥大到柏林，从德黑兰到巴黎，抗议活动及抗议者被逮捕的场景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法国的学生也进行了抗议，但规模和强度不及美国。法国政府，特别是总理Gabriel Attal，将这些抗议视为“觉醒文化”（“le wokisme”）的又一个例子，担心其威胁到法国的核心共和价值观。警方在“精英学校”巴黎政治大学的行动也反映了政府的强硬态度。

埃及的一些电视节目利用美国警察镇压抗议者的图像来批评美国的双重标准，指责美国在人权和言论自由方面的虚伪。伊朗国家媒体密切关注美国校园的抗议活动，认为这是美国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的证明。普通伊朗人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美国大学警察行为的不满，认为这与他们在伊朗经历的镇压类似，但至少美国学生可以获得公平的司法程序

美国高校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对校园的日常运作和学术活动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者搭建了“加沙团结营地”，导致校园内的正常教学活动中断，学校采取混合学习模式，将部分课程转为线上教学，此外还取消了原定于5月15日举行的全校毕业典礼。

抗议活动中出现了多次冲突和对话失败的情况。例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抗议者与校方的谈判失败，导致抗议者闯入汉密尔顿大厅，并与警察发生冲突。此类事件不仅影响了校园的正常秩序，还加剧了校园内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反犹主义是群体关系对立中最为敏感的一环。在东北大学，抗议活动期间出现了反犹太主义的口号。校方指出，抗议活动被外部组织者渗透，导致局势恶化。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高校，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校园内的安全和秩序，也对师生的心理和情绪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些犹太学生表示，抗议活动在校园里制造了恐惧和仇恨的气氛 。一项对设有营地的大学犹太学生的调查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营地而感到不安全。72% 的受访者希望拆除这些建筑，61% 的受访者认为抗议活动中使用的语言是反犹太主义的 。

这些抗议活动不仅在短期内影响了校园的正常运作，还可能对校园氛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产生长期影响。持续的紧张局势和对立情绪可能会导致校园内的分裂和不信任，影响师生的合作和交流。抗议活动中的冲突和逮捕事件也可能对学生的未来产生负面影响，例如被暂停学业或面临法律诉讼。

02

政治剧场：巴以抗议映射的美国矛盾

本轮爆发在全美的校园抗议潮，在美国当前政治语境中被凝结为“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和校园秩序的张力。事实上，除开巴以问题对于学生的强大感召力，美国校园抗议也有其悠长的历史经纬，从美国建国以来的历次社会运动中，高校在美国是表达和实施异议的重要空间。

校园抗议引发的诉讼亦不鲜见，然而最高法院没能提供明确有效的司法解释，来为校园抗议的言论自由提供限界，为如何维持校园秩序提出要求。此外，由于美国高校体制公立、私立“双轨制”，当校园抗议走向激进化也存在分野：公立大学更多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掣肘，而私立大学能够“放得开”来“合理地”处理抗议。

如抗议中心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菲克为首的管理层对于学生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压制政策。先后两次邀请纽约警方入校逮捕抗议学生。在第二次的行动中，哥伦比亚大学有意配合纽约市警察局，校方在发出封校通知后，警方便紧随其后入校行动，超过封校期限还留在校内的学生即被停学，由此警方可以以非法入侵财产的罪名逮捕学生。

对于校方而言，不仅要面对学生的怒火，还要看国会和校友投资人的脸色。在去年10月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首次集会抗议时，哥大校友、亿万富豪莱昂·库珀曼批评校方管理不力致使校园内反犹主义抬头，直呼自己多年投资很不值得。（NFL）大联盟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老板罗伯特·克拉夫（Robert Kraf）批评校方无法“保护学生与教职工免受反犹主义的困扰”，威胁要考虑停止对哥大的资金支持。

在4月17日，哥大校长沙菲克前往众议院接受质询时，共和党人维吉尼亚·福克斯（Virginia Foxx）炮轰哥大是“全国反犹的温床之一”。右翼共和党人常常认为高校天然保护校园自由派，由此常将关注重心落在高校对于“反犹主义”师生的处理结果上。而出于对校园资金链和自身政治声誉的考量，沙菲克为代表的保守派校方陆续开除了一些师生，甚至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这也进一步激化了近期全美校园抗议的形势。

学生营地成为了校园抗议的主要空间，在此次彼伏的抗议潮中，这些“解放区”如星星之火般建立。营地拥有由成熟的活动家组成的领导机构。在哥大，营地由“哥伦比亚大学反种族隔离撤资组织”（Columbia University Apartheid Divest，下文简称CUAD），该组织2016年成立，政治纲领是要求哥大在经济与学术上，与有利于以色列种族隔离政策的主体切割，包括以色列撤资、取消特拉维夫全球中心、终止哥大与特拉维夫大学的双学位项目等。CUAD组织了多次声势浩大的全校公投以向校方施压，但是哥大校方不为所动。当抗议走向激进化时，CUAD进行了卓有成效地组织工作，包括合理安排营地作息和集体活动，精进涉外消息发布和沟通渠道，向全世界通报组织诉求、争取权益。

与此同时，两党在全美抗议潮中贡献了较多戏份。从去年年底的校园抗议潮涌现以来，右翼共和党人紧随其后掀起了对各大高校“反犹主义”的大排查，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高校的校长被迫在政治压力下辞职。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也曾于抗议高潮之际来到哥大，“家长式”的劝教，并召开了一个表演性质突出的新闻发布会。

4月2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来到哥伦比亚大学

（来源：CNBC）

然而哥大的学生并不买账，演讲中途嘘声一片、骂声连连，期间约翰逊自嘲地对学生回应道，“享受你们的言论自由吧。”对于当前作为执政党的民主党，此起彼伏的校园抗议成为了党内左右翼、上下级无法回避的棘手问题，并逐渐加深党内分歧。对于拜登而言，他正在重重阻力间艰难寻求平衡——他既需要面对当前美国中东政策的复杂局面，又要在大选前维持并寻求年轻选民和进步势力的支持。这表现在白宫不断在战略上体认对以色列军事的安全承诺，同时也“雷声大雨点小”声称要削减军援，要求内塔尼亚胡在加沙地带保持克制，并且拒绝对于当前的校园抗议发表正面意见。

代入到拜登的视角，在高层政治层面，避免正面回应校园抗议给自己对外、对内政策都留有辗转腾挪的空间；而在选举政治中，这很容易招致来自对手的诡辩。其最大对手特朗普正将校园抗议归咎于是拜登“无能”，并指责他在以色列问题上软弱。特朗普上周表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国家的耻辱，这都是拜登的错，每个人都知道。而在党内外的左翼看来，这是“避重就轻”，有恐动摇民主党在当前美国政治光谱中赖以立身的民意基础和价值观基础。

伯纳德·桑德斯（Bernard Sanders）批评拜登的中东政策，并将加沙比作为“拜登的越南”，有恐堕入林登·约翰逊的覆辙。约翰逊因在1968年决定增兵越南而遭到国内激烈反对，被迫无法连任、黯然下台。此外，民主党的外围学生组织，美国高校民主党人（College Democrats of America，下文简称CDA）下场支持全美亲巴勒斯坦的校园抗议活动，该组织执委会发布声明赞扬抗议活动，并言辞激烈地谴责拜登政府。CDA表示，自己虽致力于支持拜登连任，但并不唯华盛顿马首是瞻：“我们自己的政党未能代表青年的声音时，我们保留批评它的权利。”

然而，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篇文章指出，虽然近期的民调显示拜登在与特朗普对决中在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不佳，但这些民调数据需谨慎对待，特别是因为年轻选民在早期阶段通常不关注政治，而且样本量较小。

03

高校如何管理？言论自由的内外双重审

美国学术机构和大学校园本应在民主社会中发挥独特作用，且言论自由、抗议自由和学术自由不可或缺。然而在日益安全管控逐渐收紧的美国社会环境下，近年来关于大学校园言论自由限制的争论，已成为高度政治化的问题，也让美国高校管理面临困境。5月2日，总统拜登就美大学校园抗议事件在白宫发表讲话，但依旧未能明确言论自由和校园管控的平衡点，只是对抗议手段是否和平提出了界定。拜登指出，“关闭校园”“强迫取消课程”等都不算和平抗议，“学生有抗议的权利，但没有造成混乱的权利。”对于如何界定诉求表达的合理性，在政治漩涡中也愈发模糊。

数字化时代下，校园安全正受逐渐收紧的社会监管制度影响。当地时间4月19日深夜，美国会投票通过一项关于《外国情报监视法》（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FISA）第702条的授权延长法案，批准法案延长期限为2年（此前是5年），随后拜登总统迅速签署。FISA第702条起源于“911事件”，其允许美国间谍机构使用从美国数字基础设施获取数据以监视海外的外国人，包括敌国间谍、黑客与极端武装分子等。

《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第702条成为如今高校抗议潮的重要监管法理之一 （图源：美国情报体系官网）

由于FISA的目标往往会涉及美国公民，该法案引起了两党议员关于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批评，该案的延长授权也一直悬而未决。FISA的反对者或要求改革者提出的一个论点是，FISA的制度正在被滥用为“无证监视”，尤其是用于针对抗议者。4月初，亲犹和亲以色列组织敦促国会授权延长FISA，目的是监视“外国参与国内反犹主义事件”并打击美国内恐怖主义，并明确提及关于加沙的反战示威活动。同时，FISA第702条也能让美情报机构以合法渠道访问庞大的通信数据库，查询抗议者的口号或术语并进行锁定，这意味着美高校的抗议者可能会受到数据监视。《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test）杂志撰文指出，在美高校学生抗议的背景下，FISA第702条可以让政府对反以群体的关键词进行关联检索和定位，获取相关通信数据并由政府监管。

另一方面，复杂多变且汹涌澎湃的抗议浪潮与美政界保守势力的频频施压相叠加下，美高校自身显然尚未能适应，并探索出相应的管理框架。2023年12月5日，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召开就校园反犹抗议浪潮的听证会，哈佛大学盖伊（Claudine Gay）、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Elizabeth Magill）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到场，展开了一场关于校园言论自由和安全管控的辩论。议员们认为该轮抗议是高校对反犹主义纵容的结果，尤其是将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与反犹主义混为一谈。相比之下，高校更关心诉求表达（包括抗议）的方式，并以此作为管理措施的标准。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盖伊一再坚称“当言论转化为行为时，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2023年12月5日，哈佛大学校长盖伊出席12月的国会听证会并进行作证 （图源：《华尔街日报》）

但高校的管理措施并未得到美政界高层的认可，国会的共和党保守势力也只能动摇高校管理层，而尚未改变高校管理现状。转听证会结束后，马吉尔和盖伊便先后辞职。5月16日，美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发布报告为这场不欢而散的听证会定调，报告称哈佛大学校方在2023年秋季针对反犹行动的管控不力，“反应迟钝”。

2024年4月17日，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再次就本轮高校抗议潮召开听证会，顶着被要求辞职压力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出席。议员们针对本轮学生抗议的口号、校内亲哈马斯的的教师、课程设置和学生“暴力行动”等问题向沙菲克发难，这与去年12月的听证会显然不同：除了辩论对学生抗议口号的界定与理解外，本次听证会质询内容涵盖众多高校管理层事务，而沙菲克在艰难应答之下也暴露出高校应对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的局限性。

4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菲克在听证会上作证

（图源：《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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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更替之后：真正的变革？

对于这次社会行动可能产生的实质性政策和社会影响，短期内似乎难以浮现。华盛顿智库阿拉伯中心研究员拉米·G·库里（Rami G. Khouri）认为，由于公民行动引起的政策变化通常需要几十年而不是几年，尽管有针对性的抗议可以触发有限的快速胜利，抗议者不应期望立即看到重大变化，同时也要关注长远的影响。

就像1968年反战抗议那样，社会行动虽不可能瞬间改变外交政策的方向，可以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当地社区产生影响。历史学家罗莎琳·罗森伯格（Rosalind Rosenberg）指出，尽管越南战争还持续了七年，但抗议者在许多方面是成功的。他们说服哥伦比亚大学结束机密战争研究，取消晨边公园体育馆的建设，要求预备役军官训练队离开，并停止军事和中央情报局的招聘。

巴以抗议之所以能引发美国高校学生的共鸣，不仅是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认可，更是对世代间积累的不公正现象的“反叛”。抗议揭示出，每一代美国人都展现出对一些特定时代价值和道德理念的承诺。麦肯锡调查发现，96后出生的“Z世代”有较强的道德感，强烈倾向于坚持正义。他们高度关注医疗保健、心理健康、教育、金融稳定、公民参与、种族平等、包容性和环境保护等关键议题。调查发现，Z 世代因其理想主义而闻名——他们是新一波“包容性消费者”和社会进步梦想家的一部分。

但理念到现实的距离是，徒手对抗建制的社会和政治系统，将引起既得利益者的激烈抵抗和集体反扑。库里认为，年轻人反抗的不公正包括低工资工作、经过操控的选区划分、糟糕的公共健康和教育、不断的战争及其产业影响，以及“枪支制造商、化石燃料公司、以色列和国外独裁者的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他宣称，根深蒂固的美国权力精英“无情地反击”对其主导地位的挑战：“为了防止变革，他们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谎言、夸张、监视、暴力以及媒体和政治的妖魔化。”

构成既得利益者团体的核心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所称的“以色列游说集团”或“捐助者阶层”。他在近日的一场网络访谈中表示，公开辩论会使以色列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游说集团极力压制言论，阻止抗议活动，因此捐助者对大学和政策制定者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们采取行动压制抗议和言论自由。米尔斯海默还指出传统的以色列-美国盟友关系已经成了历史的累赘，而非一些人所称的“美国的战略资产”。

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这场混乱的浪潮中不陷入各自阵营观点的“自说自话”？或许1971年Seymour M. Lipset在《外交事务》上关于越南战争期间学生抗议的深刻洞察可以提供镜鉴。正如Lipset所指出的，虽然抗议活动通常被视为年轻一代普遍的政治觉醒，但实际上，这种觉醒并非涵盖所有年轻人，而是集中在高校的具体社群中。精英高校的学子抢占了舆论的风口，而在中西部接下父辈农场的后生对发生在千里外的灾难可能漠不关心。

Lipset的分析还揭示了政府和高校在应对抗议活动方面的挑战和策略。越南战争期间的政府反应策略，包括“对抗议活动的镇压和对学生意见的合法化处理”，为今天高校管理者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教训。他们如何平衡维护校园秩序和尊重学生言论自由的权利，不仅影响校园的和谐，也可能影响高校在更广泛社会中的形象和角色。

最后，尽管历史上的学生激进主义在某些时候似乎预示了深远的社会政治变革，但Lipset警示我们，这种激进主义的影响往往被夸大了。虽然激进的学生团体可能在媒体上占据了显著位置，但他们并不代表所有年轻人的观点。例如，根据国际调查机构Glocalities与路透社共享的全球大规模调查显示，年轻的美国男性是美国和七个欧盟成员国中唯一自2014年以来实际上变得更保守的人口群体。即使都被认为是更年轻的一代，美国年轻男性和年轻女性、高学历人群和低学历人群、中西部居民和海岸城市住民在意识形态的裂痕似乎愈发难以弥合。

另一方面，尽管校园抗议受到了大量关注，但对大多数年轻美国人来说，以色列的冲突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了确定年轻美国人认为哪些问题最重要，哈佛青年民调随机给受访者提供了不同的问题，并询问他们哪个更重要。使用这种方法，调查发现，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年轻人最关心的是经济或与经济相关的问题：53%或更多人认为通货膨胀、就业、住房和医疗比其他问题更重要。但只有34%认为“以色列/巴勒斯坦”比其他问题更重要，这在排名中倒数第二——仅高于学生债务，这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这对当前解读巴以冲突相关的校园抗议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提示我们需要更全面地理解学生行动的多样性和其背后的复杂动因，而不是仅仅从表面的抗议活动来判断年轻一代的政治态度。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入地洞察这些活动如何塑造美国的政治文化，并理解它们在更广泛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