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ate Ascher )

对于我们这些凭借大城市活力来判断世界状况的人而言，过去一年半充满了挑战。新冠病毒彻底改变了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等城市学家所珍视的街道生活的节奏和多样性：社交距离使邻居们成为了陌生人，富裕的大道街区因逃往农村地区的第二居所而被掏空，商业区没有了办公人员。随着向远程工作的转变，可以在家工作的人与不能在家工作的基本工人被隔离和保护起来，任何将城市视为一股民主化力量的想法几乎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那么，谁能比著名的城市密度支持者和公共卫生专家更适合解决城市是否以及如何从目前的动荡中完整地复苏的问题呢？爱德华·格莱泽和大卫·卡特勒的新书《城市的生存之道》将两位哈佛经济学家——一位是民主党人，另一位是共和党人——的想法交织在一起，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蓝图，旨在解决困扰我们最大城市的问题——或者如作者所说：“与密度共存”的“恶魔”。这本书是在大流行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写的，作者们探讨了为何我们的城市及其经济如此容易受到Covid-19的影响，同时，为解决过去一年发生的焦点事件所引起的健康和经济流动性方面的巨大差异，他们提出了一个蓝图。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Joshua Bright

尽管副标题中有“隔离的时代”，但作者在一开始就指出，这本书不是关于疾病的，而是关于“城市规模和邻近地区”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将这些问题分为两个联系松散的部分：城市居民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包括肥胖、药物依赖和缺乏清洁水的问题；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福利问题，如教育、犯罪和住房。那些像我一样期待对大流行复苏的形态和影响进行集中预测的人，将会发现一些更广泛和有趣的东西。

《城市的生存之道》第一部分试图将新冠肺炎置于其历史背景中。作为经济学家，作者们以其职业中常见的缺乏感性的方式表明，从历史上看，社会对传染病是有弹性的。他们指出，经济状况有时甚至会因为大范围的死亡而得到改善：例如，黑死病夺去了欧洲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但随着留下来的人的土地所有权增加，工资上涨，国家和城邦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当时计算了的话）出现了巨大的增长，经济也随之繁荣起来。雅典的瘟疫消灭了伯里克利和数以万计的雅典人，但没有消灭雅典本身。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感谢霍乱的爆发，因为纽约和伦敦的公共卫生在19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比如下水道和清洁水。

这些医学相关的历史事件告诉我们，应对传染病的传播需要两个因素：医学专业知识和“有效”的政府。作者强调，最成功的政权是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当时的拉古萨（Ragusa）。与其他城市相比，杜布罗夫尼克及时颁布的商业禁令控制了黑死病的损失，以及威尼斯，其开创性的隔离措施将病人放逐到拉扎雷托岛（Lazzaretto）。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两个城市国家都不能被视为民主国家，这让人不禁要问，在民主环境下，更“有效”的政府如何能转化为更强大的政府——这一概念与当今党派政治的支柱——个人自由的概念完全相悖。我们只需看看美国的困境，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实际上生产的疫苗足以保护数倍人口，但却无法说服足够多的公民使用它来战胜Covid-19。

接下来关于美国医疗体系的讨论是发人深省的——将其照顾个人的能力和未能保护全体人口的能力区分开来。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比任何国家都多，但却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发达国家。私人提供的医疗服务是治疗性的而不是预防性的，这使得数百万美国人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影响。而且可以说，与英国等拥有国家医疗服务的国家的公民相比，他们对疫苗的接受程度更低——在英国，90%的成年人至少已经接种了第一针疫苗。

该书的后半部分讨论了影响城市地区的长期经济和社会问题——主要是经济适用房、教育和犯罪。在这里，两位作者似乎谈到了（尽管是间接地）对格莱泽2011年广受赞誉的著作《城市的胜利：城市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的批评：——他们承认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十年里，贫富之间不稳定的鸿沟（在新书中被描述为“既得利益者与外来人”）变得越来越大。在有关市中心的未来、远程办公、住房以及教育和犯罪等社会问题的章节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让美国人重新走上城市经济幸福之路的想法。

对于像我这样的城市规划教授和实践者来说，格莱泽和卡特勒的一些观点似乎比其他观点更有根基。作者有理由乐观地认为，市中心将再次复苏并繁荣：远程办公可能会抑制商业办公空间的市场，但不会降低城市对年轻人和活跃人士的吸引力。格莱泽和卡特勒认为中产阶级化是一个城市社区发展演变的正常步骤，他们的目标是对密度的限制——尤其是在市中心周围的富裕郊区，那里的土地使用法规限制了开发，并使住房价格膨胀，导致最需要城市提供的服务的人无法承受。尽管在传染病流行的时代，这种想法可能有违直觉，但作者认为，提高人口密度是确保我们的城市作为外来人流动的渠道而生存的关键。

如果说在这本快节奏、可读性强的美国城市面临的挑战之旅书籍中有一个薄弱环节，那就是理念和实践之间不可避免的鸿沟，这一点作者自己也认识到了。很少有提案像减少土地使用管制那样简单，这可以由一个有决心的市政当局单方面完成；像建立一个新的多国实体来应对传染病的威胁、为世界上最贫穷城市的卫生设施提供更多的援助、定义和实施“更好”的治安管理等想法都是简单的概念，但需要无数国内和全球参与者的复杂协调，因此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撇开解决方案不谈，这本书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能够在一个政治日益两极分化的时代努力重新定义城市的角色，并提醒我们，城市健康——正如菲奥雷洛·拉瓜迪亚（La Guardia）曾经说过的清洁街道——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问题。

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也不仅仅是大城市的问题。我希望这本书能简短地谈谈美国二三线城市的未来——这些城市很少像芝加哥、洛杉矶或纽约那样，对房地产有强劲的需求，并为其提供税收基础。早在疫情暴发之前，匹兹堡、底特律和普罗维登斯等地就以较低的生活成本和更实惠的住房吸引了新居民。今天，随着远程工作成为主流，在更小、更实惠的地方找到家庭工作平衡的机会正在成倍增长——这支持了对我们最大的城市不利的人口变化，但可能会为整个国家带来更幸福、更健康和更绿色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我们从唐纳德·特朗普的时代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最大、最“蓝”的城市中心（注：指纽约州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以及它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不应该成为我们审视美国未来的唯一视角。

（作者：John Buntin ）

2011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 Glaeser）发表了一篇赞颂世界最大城市的文章，其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城市——纽约。二十年前，9·11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全球，并对世界最大城市的脆弱性提出了质疑。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城市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一书中表示，这些城市不仅仅是复苏，而是取得了胜利。

纽  约

图片来源：GARY HERSHORN/GETTY IMAGES

格莱泽写道：城市“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们是使全世界繁荣的引擎。毋庸置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在美国，分区限制抬升了价格。许多城市的学校持续表现不佳。在州级和联邦层面，不当的政策仍然在对郊区进行补贴。但是，规模和密度的益处似乎也是不可否认的，大型城市（至少是那些拥有多样化经济和教育水平高的工人的地方）的好处看起来无法被超越。

新冠疫情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城市的生存之道：在隔离的时代里生活和繁荣》由格莱泽和哈佛大学健康经济学家大卫·卡特勒（David Cutler）合著而成，该书延续了上一本书令人愉悦的风格，是历史与分析的融合。但是，该书没有前作的胜利主义。在始于2020年春的保持社交距离运动中，格莱泽和卡特勒看见的无非是“我们的世界正在迅速地去城市化”。

作者称，“失控的疫情”对城市世界构成了“生存威胁”，而城市面对的远不止是新冠病毒这唯一的麻烦。“城市困境的潘多拉魔盒已经出现”，他们表示，“这包括过高的房价、因中产阶层化而引发的暴力冲突、持续低水平的上升流动性，以及对残暴的、有种族歧视的警察和对轻微毒品犯罪的长期监禁的愤怒。”这些不是截然不同的问题。相反，他们都“来源于同样的根源，即我们的城市庇护既得利益者（insider），同时亏待外来人（outsider）。”

在格莱泽和卡特勒看来，美国许多城市的政策制定方式出了很大的问题。既得利益者获得了城市运行的控制权——并利用这种权力来使自己增益，同时为新的年轻居民提供有限的机会。比如说洛杉矶。1970年，南加州的住房成本和全国大致相同。而到了1990年，建筑限制和强劲的需求导致许多海岸城市的房价飙升。结果是：年轻人的财富被大规模重新分配到老年人手里。作者写道，1983年，35岁到44岁的人群的房产财富中值为56000美元（按2003年美元计算）。30年后，同一人群却只有6000美元的房产财富。在此期间，年长房主（65到74岁的人）的房产财富增加了20%。65到74岁的人口中最富裕的前5%更甚。他们的房产财富从427000美元增加到701000美元，增长超过60%。

这不仅是房产财富的问题。曾经，曼哈顿下东区（the Lower East Side）等移民社区提供了将贫困儿童转变为富裕成人的机会。洛杉矶的博伊尔高地（Boyle Heights）居民区等一些地区现在仍然如此。但这些社区如今都是例外。哈吉·柴提（Raj Chetty）、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和纳撒尼尔·亨德伦（Nathaniel Hendren）等人关于代际流动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城市社区都没能成功提供经济流动性。相反，格莱泽的书写道：“表现不佳的城市的学校和过度惩罚性的执法共同导致了贫困的代际延续。”

对于本书的作者而言，这些趋势加起来无异于“大城市边界的关闭”。令人惊讶的是，自称是 东海岸共和党人 的格莱泽和曾在克林顿政府任职并为奥巴马总统竞选工作的民主党人卡特勒在这一判断上达成一致。他们同样也赞成一些大胆想法，将振兴城市作为机会引擎。必须放宽对住房密度的限制。政策制定者必须以尊重宪法权利、纠正过去的不公正现象、保持20世纪90年代和早期的安全成果的方式进行警察改革。学校应该增加职业选择，并寻找办法让效率最低的教师离开课堂。

城市此前已经遇到了类似的挑战。霍乱和斑疹伤寒肆虐19世纪的伦敦、纽约和巴黎，但从未威胁到这些城市的发展。相反，各城市通过修建下水道和实施卫生法规来应对。面对犯罪与骚乱，19世纪的伦敦创设了大都会警察局（the Metropolitan Police）——世界上第一个城市警察部队。20世纪末，纽约在治安方面进行资金投入并且设计了CompStat（注：美国警察部门的计算机信息情报分析系统）以实时跟踪犯罪趋势并在最需要的地区部署警力。格莱泽十年前写道，城市的胜利建立在城市战胜疾病和犯罪的基础上——以及积极、明智的政策决策，而不是“被迫接受事物的现状或者盲目依赖自由市场”。

这还会发生吗？本书中作者不安的预感也许反映了沿海地区的偏见。在奥斯汀（Austin）、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和纳什维尔（Nashville）等快速发展的城市，“大都市边界”远未关闭。无论他们各自的情况如何，所有城市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为每个人提供安全和机会。这并非一个城市可以独自应对的挑战。共和党 “红色”州的州政府必须支持民主党的“蓝色”城市。联邦政府也能找到帮助城市的方法。“城市奇迹的时代无需结束，”格莱泽和卡特勒写道。“事实上，它一定不会结束。”但“我们必须明智而务实地决策，以确保城市对外界更加开放，更不容易受到传染性疾病和可怕的不平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恶魔往往会伴随着人口密度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