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范式新探索》

陈建华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陈建华

2018年12月8-9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美国斯坦福大学、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思南书局协办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范式新探索——致敬李欧梵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这本论文集在此基础上编辑而成。

与会学者观看了李欧梵先生与张历君教授的访谈视频。自20世纪70年代起，李先生在美国执教三十余年，发表《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等，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鲁迅研究及上海都市文化研究皆具开创性，已奠定他在国际学界的声誉。1990年李先生在芝加哥大学与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者一起提倡文学与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在哈佛大学主持亚洲文化研究工作坊，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具开风气的意义。李先生自2004年从哈佛大学荣休之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坚持从“跨文化”方向开设课程、培养学生，且著述不断，涵盖文学与文化各个领域。如一名本雅明式的“游逛者”，他对人文学科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保持敏感、好奇与怀疑，对中国人文传统的过去与未来不断反思与求索，其边缘与多元的批评立场体现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襟怀，在华文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这次会议上来自海内外的三十余位学者共聚一堂，从文学、艺术、媒介、电影、建筑与音乐等方面对跨文化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研究心得，互相间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借此向李欧梵先生表示敬意。

李先生在访谈中深情回忆起他与复旦的学术因缘。他来复旦访学期间，认贾植芳先生为师，也曾受到章培恒先生的邀请，在古籍所讲晚清文学，与师生们切磋。这些都使他念念不忘，因此这次会议也是对贾先生和章先生的一种纪念。

20世纪初，中国学术传统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冲突中发生激烈变革，“文学”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中被重新定义，为重铸国民精神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中外来的审美意识作为后来美学学科的雏形已含现代性印记。王斑指出，王国维、蔡元培与鲁迅试图通过“美学”培育感情而重振民族精神，在清末道德秩序崩颓的情势下具“复魅”特征，其实动力根植于中国文学传统。历史地看汉代“毛诗”对《诗经》“关关雎鸠”的政治性诠释与始自《楚辞》的“香草美人”的隐喻性解读，审美从来与道德密切关联。王斑针对以李泽厚《美的历程》为代表的去政治的“祛魅”倾向而提倡“复魅”，试图“找回身体和身体政治之间的血肉联系，重建道德情感和权力参与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不啻为传统注入新鲜血液，对于全球化境遇中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富于启迪，而对古代美学传统的发掘也具“传统与创造”的范式意义。近几十年来，概念史或关键词研究几为重写思想史的不二之选，而对20世纪初大量“新名词”的研究尤为瞩目。在1903年见世的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中，“民约”也属新名词，其传播可见度不如“民主”“自由”等词，而李振声的文章旨在回答“外来思想与本土资源是如何转化为中国现代语境的”。文章展示了刘与李对“民约”的双重解读，精彩在于解读过程的复杂细节。对刘师培来说，把卢梭的《契约论》作为其主张民权与反抗专制的依据，这并无疑问，但为什么要通过中国古代62位先哲的论著加以论证？李文首先对刘所能接触到的各种中日《民约论》版本一一考索，并以后来的通行译本为参照，从刘的碎片记忆的诠释中读出其误解与增删之处，从而指出他这么做既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本土古籍中已有民权的思想库藏，在此过程中他也获得了文化自信。这一关键词研究向我们展露的不光是刘师培的思想深井的复杂内蕴，也是一个极其精致甚至难以为继的思想断层。正如李振声指出的，刘师培的这种诠释实践得到章太炎的首肯，因此可说是一种“国粹派”的现代思想转型的范式：以文明的普适立场唤醒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并在民族自信基础上引进西方的知识体系。这跟后来胡适等人将传统文化当作博物馆展品而加以科学研究的国故整理”的范式全然不同。

彭小妍的文章以反思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为出发点，追溯了代表人生观派的梁启超、张东荪、梁漱溟、蔡元培、张君劢与方东美的“唯情论”论述，由是翻垦出向来被压抑的“五四”新文化内部的“反启蒙”思潮。这与科学派的“理性”论述互为表里，还原了一个完整的“五四故事”。不唯如此，彭文将此“唯情论”做跨文化串联，上承欧洲启蒙时期及倭依铿、伯格森等人的情感论述，下接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勒兹的情动概念以及李泽厚的“情本体”论，波澜迭起地展现了“有情”的文明系谱，与近时“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相呼应，蔚为国际学坛的炫目景观。对于这些，她在《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一书中做了详细的阐述，对于中国研究者不啻为一本指南手册。李海燕的《市井幸福的历史沉浮》一文也纵深开合，从中国人日常生活与感情的角度描述古代“福禄寿”的世俗观念直至现代的“幸福”理想，尤其关注女性命运的历史变迁。一如她的《心灵革命》一书的论述风格，集社会史、思想史、心态史于一炉，在广征博引各类文学与影视文本时交织时代与作者的具体背景，且时时嵌入西方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及哲学等专家的论述，更增中西比较的理论色彩。自法国年鉴学派注重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的历史书写以来，至今关于日常现代性、感情史方面的著作层出不穷，我想这篇文章在中文世界是很有开拓性的。

近些年来，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媒介”不可或缺，常见的是关于报刊、杂志的资本运作、传播与作家或作品的关系的研究，黄旦的论文以“媒介学”切入晚清知识转型的历史过程，富于理论的爆破力。19世纪60年代之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和《六合丛谈》这几种传教士刊物先后出现，在传播西洋新知方面起了先驱作用。黄旦所着眼的并非“知识转型”中的知识内容，而在于“书”与“刊”的不同媒介形式，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知识和文化”。前者代表知识系统，其表意是训诫的、静止的，传统士人视之为仕途进阶或立言立德之具；后者则随时间流动，碎片化信息如蒙太奇拼贴，诉诸大众消费与多样选择。或如安德森所言，报纸使读者共享“空洞”的时间而建构了民族的“想象共同体”。黄文分析了这几份传教士刊物借助传统书籍的形制而逐渐走向报刊这一现代新媒体的过程，也是传教士反客为主的过程。这一媒介视角深入至晚清“知识转型”的内在机制的层面，为思想史与感知史研究别开生面，也给今天的“媒介制度化”的网络文化研究带来方法论的启示。19世纪后半叶清朝旅外使者的日记大量出现，是一种突发性媒介现象。《伦敦竹枝词》中有一首对“泰西妇女多有生须者”大发议论，引起王宏超的兴趣。与田晓菲专注于文类与修辞方面不同，他在张德彝《三述奇》、袁祖志《瀛海采问纪实》与王以宣《法京纪事诗》等旅外日记中发现更多有关长胡须的西方妇女的记载，从新近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来看，这类日记数量甚夥，作为国人初看世界的见证，是晚清“知识转型”的重要部分。王文涉猎广博，奇奇怪怪的材料都逃不过他的追捕。他又从中西典籍中找出大量同类的材料，做比较文化的研究，涉及各类文本、图像乃至明信片等，指出如性变态、猎奇、畸恋、偷窥等集体想象的表现，其种族与性别的偏见含有时代与地缘特征。陈建华以周瘦鹃在20世纪20年代主编的《半月》杂志为例，突出其“报人”身份。与其他“消闲”杂志相比，《半月》的装帧、制版质量和价格皆拔高一筹，所刊小说主要表现中产阶层的“小家庭”愿景及其在现代都市压力下挣扎向上的日常生态。在编辑上周瘦鹃富于文创意识，把清末以来“名花美人”的审美意趣渗透到作品风格、封面仕女画、内页照片与广告之中，又开辟“趣问趣答”“半月谈话会”等专栏为读者提供参与空间，把杂志打造为传递现代价值的时尚偶像——“半月娘”，并使之成为读者大众的梦中情人。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杂志在语言上兼容文言与白话，与“五四”新文学若即若离，正体现了“海派”文化的在地特征，而周瘦鹃与“国粹派”更有渊源。据陈建华自言，当初他在李欧梵先生的研讨班上写了关于《半月》的学期论文，这次加以修改而作为会议论文发表，别有一番感念在。

“江南文化与文学”的专场讨论是结合古今演变与地域文学的研究方向而设置的，近年来这一话题成为热点。元明之交苏杭一带人杰地灵，艺文荟萃，杨维祯、顾瑛、高启、瞿佑等人启拓了文学的个性表现与世俗精神。瞿佑的短篇小说集《剪灯新话》在明初广为传诵，其中《联芳楼记》《翠翠传》等描写平民女子对爱情的勇敢追求，在文学史上已有评断。这本小说集因触犯道德教条而遭到官府的禁止，却在韩国和日本不胫而走。阎小妹带来了关于瞿佑在韩、日的影响、接受和研讨的信息。她对《剪灯新话》的“对偶结构”做深入分析，不啻为一次解读的盛宴，也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此书何以被禁的精神内涵。从这一地缘人文传统中来读郑利华的《祝允明诸士与明代中叶吴中诗学之导向》，令人倍感契合。明初朱元璋实行高压政治而大肆摧残文学，江南地区受灾最深，直至弘治年间方获得重振勃发之机。祝允明、文徵明等以崇扬诗文相尚，尊崇古典传统，取法各异，皆旨在抒发个人性情，这种多元互动的活跃态势反映了吴中地区积累厚实的传统人文底蕴。作者对各人的主张在经术与文学、诗与文的异同方面条分缕析，至精至微，语无虚发，体现了严谨求实的学风。罗靓的论文讲的是家喻户晓的“白蛇”传奇在“19、20世纪之交的跨界之旅”———从美国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对“天堂之城”的神魔交替的“他者”想象到上海洋场千姿百态的舞台镜像，涉及纸媒、声音等多种形式，尽声光化电、光怪陆离之能事，成为测试观念与技术之“新”的镇塔之宝。出彩也在于罗文的演绎：基于报纸广告资料还原无数场景，展示了白蛇传奇不断被重述的过程，其中“先锋与流行、传统与现代、雅与俗、新思想与旧文化始终错综复杂地缠绕交织在一起”———其实也可用来描画一幅“魔都”的肖像。

民初“刺宋案”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影响甚巨。顾铮对《民立报》上三十多张宋教仁遗照及文字加以剖析，探讨新闻与摄影的关系。《民立报》通过刊登遗照不断增强其捍卫“共和”、反对专制的宣传力度，这一点自不待言。作者对于宋教仁尸体照片中“伤痕”——如同罗兰·巴特式的“刺点”——的解读，富于洞见地凸显了在宣传过程中对政治与情感动员起了关键作用的身体政治，并在近代以来新闻专业与摄影技术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揭示种种进行仪式化处理的技术手段，从而提出新闻报道的法制与伦理问题，令人深思。李公明以黄新波的木刻版画艺术为中心，不仅意在显现左翼文学研究中被遮蔽的图像，更提出研究的范式问题。近年来在出版物中图像的比重愈见增加，图像理论也层出不穷，而作者则主张一种“图像 文本 历史”的研究范式，即对图像、文学文本与历史脉络做三种向度的互证研究，由是撤除了三者之间的藩篱，而把黄新波的革命经历编织成有机立体的结构性叙事，其中图像占“主体”地位。

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产片中，电通公司的《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与《都市风光》这几部影片皆可圈可点。罗萌的论文以电通公司同人刊物《电通半月画报》为研究对象，勾画出它所代表的“摩登青年”的“主体”形象，而对其所体现的“理念”的发掘涉及团队工作方式、主体预设、技术革新、民族形式、戏剧类型、社会分析视角等层面，十分丰富。“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看似分属不同方面的问题，实际上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在电通的电影作品里，它们以一种结构化、有机性的模式运作着。”因此罗文似更偏重文字，目的是对电通公司的银幕实践提供一种有机整体性的理解，这对李公明的研究范式可说是一种呼应。孙绍谊的论文重访20世纪20年代的银幕世界，对影片《盘丝洞》与西方“凡派亚”（Vampire）文化的亲缘关系展开论述，令人惊艳。近些年来电影史上20年代“鸳鸯蝴蝶派”电影得到平反，但独尊“左翼”电影的主流话语余音不息。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在好莱坞“俗语现代主义”语境中细析上海20年代默片中的“新女性”再现艺术，推颂备至。张真在《银幕艳史》一书中指出当时“古装剧”的“超现实”特质，《盘丝洞》最具典范。孙绍谊则把它视为“‘上海世界主义’潮流中的典型文本，更将其视为德国表现主义、法国印象派、苏联蒙太奇学派与好莱坞经典叙事成型时期，全球电影文化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中国贡献”。从《申报》上茂瑙《日出》的广告到田汉的《凡派亚的世纪》，“Vampire”观念已广为传播，因此有必要将“神怪剧”类型概念消融于世界现代主义潮流之中，让潘多拉之盒释放出新的想象空间。孙文对于现有思维定式极富颠覆性，另外多方征引古今典籍阐述《盘丝洞》时蜘蛛精形象的性别演变，并通过鲁迅的有关文章说明其现代的女性化身是“五四”式妇女解放的表征，这也给电影文化史书写带来新的活力。

“翻译与旅行”这一组论文以“翻译”牵头而追踪文本的“旅行”轨迹，皆探胜寻幽，各具精彩。高罗佩由翻译而衍生的“狄公案”创作，颇似民国初年流行的“伪翻译”，如周瘦鹃杜撰的西洋故事适合本地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却刻意渲染女性的冒险、复仇与自由恋爱的情节，意在对国民施以更为有效的感情启蒙。黄运特指出，这一点在高罗佩身上显得十分吊诡。他明知侦探小说的中西差异，却明知故犯，其个体狄公小说不惜背离西方价值而肆意加强超自然元素、酷刑与性等。这一现象颇有趣，或许与其说是高氏有意消费“东方主义”，毋宁在展览他对于东方想象的自我迷恋，兼有博学的炫耀与审美的走火入魔。黄文首先聚焦于“一幅蓝图”来显示高的侦探小说的理念，从论文的叙事策略看好似“新历史主义”运用“轶事”（anecdote）的绝活，但有趣的是文章最后关于高的“叙事艺术”的关键部分，作者引用了王颖导演的犆犺犪狀犐狊犕犻狊狊犻狀犵中一个中国男子与美国警察之间离题万里的问答，然后说明狄公小说中种种偏离故事线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实际上承袭了中国人迂回曲折的叙事习惯。这一“轶事”的运用令人忍俊不禁，大有青出于蓝的意味。罗鹏的论文则是一个文本“裂隙”解读的范例。李欧梵的英文专著题为犞狅犻犮犲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犐狉狅狀犎狅狌狊犲，中文译为《铁屋中的呐喊》。罗鹏发现“呐喊”与“voices”之间单数与复数的细微差异，并与鲁迅早期“豪杰译”与后期“直译”的不同翻译方式相联系，由此凝神聆听鲁迅作品中的“声音”世界，指出在鲁迅隐喻性的“呐喊”里藏着人们常说的“熟睡的人们”的声音，而在熟睡者的声音中则有一种“觉醒的”革命者的有被治愈痕迹的声音；在自己的声音和他人的声音之间，两种翻译方式的复杂互动中产生了丰富的意涵。这样的读法犹如在一线之隔别见洞天，风光无限。罗鹏悉心精解每一个文本细节，同样可用他对阎连科的文学计划的比喻来形容———盲人持一盏灯照亮周围的黑暗。

徐德明与易华也谈鲁迅研究，开掘极细，全由《鲁迅全集》中《野草》的一句注释而起。鲁迅1925年元旦所作《希望》中“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句子译自裴多菲著作。这篇论文从最初曾华鹏、李关元寻找裴多菲原文出处未遂开始，历述戈宝权、高恩德、北冈正子的时空广袤的求索之旅，令人动容，显示了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尊崇地位，也在于表彰曾、李两位师长的久被湮没的业绩。经过与裴氏原文的比勘，可确定“虚妄”一词为鲁迅“拿来”增添，因此须从他的思想脉络中揭示其深刻的精神内涵。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所发明的心理分析理论对于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文艺产生了深刻影响，李思逸考察弗洛伊德理论的中西火车之旅，阐述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在《魔道》《夜叉》等小说中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描写火车中都市男女色欲的狂想、诡异与幻灭，铁路经验成为他的创作源泉与文本不断“着魅”延伸的法宝。弗洛伊德也屡屡写到他在火车旅行中追溯与消释他的童年时代的惊人经验，因此火车对他是一种“祛魅”的工具。但是李文不止于此，中途放下弗洛伊德，继续推进他的理论与火车之旅。作者认为我们不必局限于施蛰存对弗洛伊德的迷恋，《魔道》与《夜叉》另有激发理论想象之处，由是就“凝视与对话”的话题与萨特、巴赫金的相关理论展开协商式诠释，使作品意义得到更为充分与深入的开掘，也显示了作者驾驭理论与文本的能力。

最后一组论文切入“当代文化与实践”，作者来自媒介、建筑、文化批评与研究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迅速崛起，在全球都市之林中尤具科幻魔都的色彩。包亚明集中讨论“高品位步行街”这一进行时中的都市规划的议题，从世界都市发展的脉络中阐述街道、步行与市民公共空间的意义，所凸显的是与城市环境的身心调适与文化品位。近几年来电商消费模式和数字化技术给街道、步行与城市活力直接带来冲击，这对于一向如“游逛者”般观察、反思与介入当下的作者来说，感受尤深。“数字化”和“城市化”的深度重叠和交织几乎造成城市“公共空间”的消失，文中对发生中现状的精细描述令人怵心，也反映了作者的敏锐观察与深思。面对数字时代的挑战坚持客观与理性，作者一方面对消费习惯与结构的变化等做基于数据与信息的经济学分析，对数字化前景抱审慎乐观的态度；另一方面以伦敦、香港和哥本哈根的发展经验为参照，找出优势与差距，提出要使城市的街道满足消费者需求，须加强新的内涵和参与方式的软件建制，在此基础上“高品位步行街”方能成为城市的精神灵魂的名片。王伟强提供了一个社会文化实践的实例。2008年春，他的团队受华润集团委托完成在广西百色的希望小镇的建设项目。作者通过对20世纪从梁漱溟“乡村建设”到新时期“三农问题”的历史回顾，确定这一项目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位置，其实施过程涉及种种具体环节，如制度安排、产业与市场、重构社会组织和生态环境等，皆具创新性、实验性和先锋性的特征，因此从思考到实践体现出一种知识分子的自觉以及对富于时代精神的乡村建设的范式的追求。

孙玮与褚传弘的文章阐述的“移动阅读”主题也关乎当下上海的文化建设。近年来上海的出版业与阅读文化十分发达，各类新书店与读书会纷至沓来，极其活跃，而作者在赞扬中显露其问题意识：“21世纪移动终端的普及，更是引发了关于阅读危机的世界性议题。在移动网络、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的新媒体时代，我们如何阅读？”与包亚明同样具有数字时代的危机感，也同样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回顾“阅读”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将全球人文话语百川纳海，并从中提取养料，这也是“海派”的“世界主义”在地特色。作者来自“媒介”专业，像黄旦一样，给人文领域带来耳目一新的概念、视角与跨学科叙事景观。“移动阅读”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意义，一是从私人向公共的移动，二是从虚拟文本向身体实践的移动。“这种城市公共阅读实践，实现了城市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交织了建筑、街道、空间、地理、信息、历史、文化、集体记忆等多重城市象征网络系统，创造了新型社会交往关系与公共价值。”的确，“媒介”无所不在，今天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正如麦克罗汉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断言：“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于这篇论文所强调的“身体实践”，我觉得尤其重要。广义上说，书本、城市、手机乃至人，皆可视为媒介，而他们更重视媒介之间的空间及相互沟通的媒介功能，如对2017年“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活动的描述所示，“身体实践”体现为每个个人的主动参与，而心灵与心灵的“接龙”是新型社会交往关系与公共价值的体现，也象征着人对虚拟世界与数字技术的主体超越，这也必定会在未来“延伸”下去。

借序文推介论文属于一种惯例，难免有所见有限言不及义之处，敬请作者与读者批评。须说明的是陈广宏、陈正宏、陈子善、符杰祥、林少阳、毛尖、邱伟云、王道还、王晓明、吴国坤、严锋、郑文惠、郑怡庭、周成荫等教授的论文因各种原因未能收入，请允许我在此对她／他们的热情参与与精湛发表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光耀教授、李天纲教授、陈引驰教授与古籍整理研究所陈广宏教授的大力支持下，这次会议能圆满召开，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王斑教授、上海世纪集团的阚宁辉先生与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王晓明教授慨允协办，陈思和教授和陈引驰教授为会议担任主持，使会议大为增色，在这里谨向他们表达诚挚的感谢。在会议过程中，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钱宇老师给予及时而周到的帮助，古籍所的何凌霞老师和徐隆垚、贺勤、冯玉霜、韩小慧等研究生也为各种事务不辞辛劳。最后须提及的是，这次会议与上海戏剧学院的孙绍谊教授的建议有关，他却因病未能参加会议，后来不幸离世。收入集中的论文由研究生董舒译出，并经石川教授审校，谨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恳的感谢，也为老友寄托一份怀思。

 2021年4月19日于沪上兴国大厦寓所

序言

陈建华

访谈

李欧梵 张历君 文学与文化跨界研究

思想与文化

王斑 审美、道德与政治共同体：王国维、蔡元培与鲁迅

李振声 外来思想与本土资源是如何转化为中国现代语境的？——以刘师培所撰《中国民约精义》为例

彭小妍 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反启蒙

李海燕 市井幸福的历史沉浮

传媒与文学、文化

黄旦 在“书”与“刊”之间：媒介变革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对早期几份传教士中文刊物的考察

王宏超 “海国新奇妇有髭”：晚清使西文献中有关妇人生须的“观察”与异文化想象

陈建华 周瘦鹃与《半月》杂志——“消闲”文学与摩登海派文化，1921-1925

江南文化与文学

阎小妹 试论《剪灯新话》的对偶结构

郑利华 祝允明诸士与明代中叶吴中诗学之导向

罗靓 19与20世纪之交白蛇的跨界之旅———从苏杭到上海

图像与电影

顾铮 身体作为政治与情感动员的手段——在新闻与宣传之间的宋教仁肖像（遗体）照片，以《民立报》为例

李公明 左翼文学研究中的“图史互证”新探——以黄新波的木刻版画艺术与左翼文学的关系为中心

孙绍谊 魔幻、“凡派亚”文化与类型／性别之争：《盘丝洞》与中国“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

罗萌 电通公司：革新观与“从悲到喜”的银幕实践

翻译与旅行

黄运特 高罗佩与公案小说的再创

罗鹏（Carlos Rojas）翻译作为方法：有声与无声的辩证法

徐德明 易华 考掘知识与托辞增义——鲁迅《野草·希望》中文本的东方行旅

李思逸 旅途中的陌生人：施蛰存笔下的欲望试炼

当代文化与实践

包亚明 街道的力量：公共空间、数字化与步行街的思考

王伟强 我国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与制度路径思考

孙玮 褚传弘 移动阅读：新媒体时代的城市公共文化实践

陈建华，复旦大学、哈佛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复旦大学、美国欧柏林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现为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Revolution and Form: Mao Dun’s Early Novels and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y、From Revolution to the Republic: Chen Jianhua on Vernacular Chinese Modernity、《“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 1927—1930》、《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雕笼与火鸟》、《古今与跨界——中国文学文化研究》、《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史》、《陆小曼·1927·上海》、《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 1911—1949》等。诗文集《去年夏天在纽约》《陈建华诗选》《乱世萨克斯风》《灵氛回响》《凌波微语》《午后的繁花》《风义的怀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