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邢丽菊，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中韩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哲学与思想史、中国文化与外交、中外人文交流等。在《哲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以及国际权威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多次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文章。出版各类著作十余部，主要著作有《韩国儒学思想史》《中外人文交流概论》（获评“2021年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十大优秀图书”），主编“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丛书”。

［内容提要］气候变化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有助于中国塑造和传播绿色发展以及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通过机制建设、理念共享和合作实践，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取得了积极实效，发展中国家对华好感度上升，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积极评价中国的气候行动。尽管如此，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挑战以及自身气候传播能力的不足仍然制约着中国形象的传播效果。中国应从传播节点、传播内容和传播平台三个方面着力，精选空间和时间节点，在内容上做到以我为主、因地制宜和协同增效，充分挖掘专业渠道和大众传播的平台功能，进而优化国家形象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中国国家形象 国际传播 南南合作 气候治理 绿色发展

［作者介绍］邢丽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外交、文化与国际关系；赵婧，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国际发展合作、文化与国际关系。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1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①]凝聚国际发展共识、推动包括南南合作在内的国际发展合作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集中体现，既反映了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中国对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的外在追求。

气候变化与发展问题息息相关，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2021年9月，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特别强调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②]中国已向国际社会发出鲜明信号，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帮助的南南合作是新时代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定位。[③]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发展中国家更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威胁，因此，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是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中国积极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④]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适应力与韧性的有效途径，也是优化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效果的关键领域。

近些年来，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复杂性、外溢性和联动性显现出来，水安全、粮食安全、工业生产和卫生健康等均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冲击，气候治理上升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程，主权国家的气候政策和行动备受瞩目，气候领域成为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新舞台。中国尤其注重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合作，政府与民间多元主体通过机制建设、理念共享与合作实践等一系列举措，塑造了追求绿色发展、崇尚生态文明以及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打造国家形象多元化传播主体，政府部门、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广泛参与其中。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领域始终发挥着牵头和统筹协调的作用，是传播绿色发展形象的引领者。2018年机构改革后，生态环境部专门负责国际气候谈判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工作。政府建立了以生态环境部为主导的部门协调机制，为“十百千”项目的高效落实提供了机制保障。[⑤]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是承担南南合作项目的落实主体，在中国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上扮演主力军角色。例如，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承担中国赠埃塞尔比亚微小卫星的研制工作，清华大学多次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合作举办气候主题培训班，这些援助物资的质量、应用技术的普及和知识经验的交流是中国形象传播的具体载体，实实在在影响着南南合作伙伴国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和评价。由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埃及分公司承建的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在项目规划、建筑设计和施工等环节响应节能减排倡议，获得了埃方工程师的认同与赞赏，认为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护，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使埃方从中获益。[⑥]社会组织和个人也是不可忽视的传播主体，热心于环境治理和环保事业的华人华侨、留学生群体等对促进民心相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人际传播层面提升了海外民众的对华好感度。

第二，维护气候治理多边机制，充分利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巴黎协定》等主流传播渠道的作用。中国严格遵照《巴黎协定》第9条、第10条和第11条的内容及精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将推动协定的落实与国家形象的传播结合起来。[⑦]在历届《公约》缔约方大会上，中国主动宣介对外气候援助和南南合作的进展与成效，并依照透明度体系建设要求，按期报告包括南南合作信息在内的各项气候行动数据，有理有据讲好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2022年11月，《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中国角举办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论坛以及“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践”“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等系列边会，国际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媒体代表和智库专家等多方参与，向国际社会推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及气候行动，让更多国际公众认识和了解美丽中国形象。[⑧]此外，在《公约》框架下，中国还积极协调“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和中国”气候谈判立场，[⑨]使得相关国家更为清晰地把握中国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坚定立场，以及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获得气候正义的负责形象。

第三，通过理念共享和合作实践等多重举措，主动塑造中国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在这一框架下，中国一方面主动交流治理知识和供应思想性公共产品。比如，2022年6月，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低碳发展南南合作培训班顺利举办，来自基里巴斯、萨摩亚和汤加等国40余位专业人员参加培训；同年8月，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南南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培训班举办，21个非洲国家派出专业代表，相互交流学习气候治理知识和经验。[⑩]中国还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发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中文版以及中国实践典型案例，通过知识和经验的共享来传播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理念与方案，深化对发展中国家更具实际意义的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11]另一方面，中国积极采取务实的气候合作行动，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中国将绿色发展理念切实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与发展中国家等合作伙伴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提出“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2015年，中国宣布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同时启动“十百千”项目，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计划；[12]中国已累计安排超过12亿元资金用于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38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43份合作文件。[13]不仅如此，中国还重视在其他既有的双多边国际合作机制中增加气候治理议题的可见度。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东盟“10+1”机制、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国-拉共体论坛领导人会议和部长级会议主要关心的议题之一，相关合作宣言和行动计划陆续发布。[14]

第四，采取因地制宜的针对性策略，着力于实现国家形象的可持续性传播。一方面，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需求和条件给予帮助。同为发展中国家，但新兴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对气候物资和能力建设的需求侧重点并不相同，中国在推进南南合作的过程中重视针对性和适应性问题，努力使合作项目务实有效。譬如，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和小农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在小岛屿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适用性较高；[15]自然灾害监测预警设备侧重于适应能力的加强。[16]另一方面，关注综合能力提升，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减贫和发展等联系起来。实证研究显示，中国对外援助具有长期的对华印象改善效应。[17]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尊重受援国的主导权并注重“授人以渔”，致力于提升援助有效性，体现了新兴大国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负责任态度。对很多资金和技术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应对气候变化与改善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可以取得协同效应。中国开展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项目提升了合作伙伴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形象获得了可持续的传播效果。

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行动举措，主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交流和分享绿色发展理念，同时援助应对气候变化物资、推广气候友好型技术以及培训相关官员和技术人员，以实际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了适应气候变化的发展能力，努力展现并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

中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在联合国组织下，中国政府派出专家前往莱索托、贝宁、埃塞俄比亚和突尼斯等非洲国家推广和援助沼气技术，一定程度上帮助当地缓解了经济发展的能源、资源和环境难题，促进了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18]尽管这一时期的援助和合作行为尚未被视为气候行动，但实际上起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是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是气候治理能力与经验的积累，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领域，中国不仅是参与者更是引领者，其积极努力的国家形象传播工作收获了明显成效。

其一，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和认同追求绿色发展且负责任的中国形象，积极评价中国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取得的实效。根据威尔逊中心非洲项目研究报告，大部分非洲民众（63%）以积极视角看待与中国的接触和合作，将来自中国的投资和援助视为发展优先的实际体现，且认为中美在非洲的关系并非零和博弈。[19]独立泛非研究机构“非洲晴雨表”调查显示，坦桑尼亚受访者认为中国在非洲的积极影响超过美国，中国的发展模式起到了示范作用；[20]毛里求斯2020年和2022年分别有75%和70%的受访者赞赏中国带来的经济发展影响，该比例远超美国和日本。[21]在2022年3月首届中东北非气候周和同年8月底举办的非洲气候周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高度认可南南合作对其获得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意义，尤其中国的知识和经验具有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特点，可以帮助后者探索基于本国实际的适应和减缓措施。[22]埃及外长兼COP27主席舒凯里和埃及环境部官员高度评价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推动，感谢中国向埃及援助的光伏产品等应对气候变化物资，指出两国间合作为埃方推进绿色转型提供了大力支持。[23]

其二，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发布气候行动排名，认可中国国内气候行动和国际气候合作取得的进展，向国际社会展示在气候领域积极行动的中国形象。当前，诸多国际机构考虑到气候变化影响与本领域的交叉性，将气候变化议题纳入核心工作议程，并发布相关监测数据和排名情况，以评估和督促气候承诺的落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网站设立“聚焦绿色复苏”专门版块，建立数据库追踪、收集和评估各国的绿色发展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对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政策环境影响的评估中，OECD指出中国在能源和交通方面的新措施新举动对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24]德国观察、新气候研究所和国际气候行动网络自2007年起连续16年发布《气候变化绩效指数报告》，赋予温室气体排放（40%）、可再生能源（20%）、能源利用（20%）和气候政策（20%）四个指标不同权重，最终得出对60个主要国家及欧盟气候表现的综合评价。2022年最新报告显示前三位空缺，得分较高的丹麦（76.67分）、瑞典（74.22分）和挪威（73.29分）分别居于第四五六名，中国（52.20分）排在第38位，而美国（37.39分）则排至第55名。[25]分析可知，尽管中国在权重最高的指标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处于劣势，[26]但积极有为的气候政策和蓬勃发展的可再生能源产业还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其三，中国推动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取得了气候治理与减贫发展的协同效应，生动诠释了践行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发展的中国形象。气候行动的本质是要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发展任务，提高发展能力并改善日常生活将使中国形象在当地的传播具有更高的可信度，进而获得长期品牌效应。中国提供的气候治理资源支持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不仅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还带动了当地的发展和就业。近年来，中国对非洲国家的铁路、公路、机场和港口建设投入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将适应气候变化的理念融入交通设计，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交通运输网络，埃及首条电气化铁路斋月十日城轻轨便是其中的代表性项目。[27]此外，中国还重视“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向亟需援助的国家捐赠太阳能户用发电系统，用清洁能源缓解和改善偏远地区家庭照明等基本民生问题，巴基斯坦总理中巴经济走廊事务特别助理哈立德·曼苏尔表示，“清洁电能是民生所需，中国援助为当地民众带来真正的福祉”。[28]菌草技术已走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帮助当地扶贫减贫，促进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可持续转型，COP26专门举办边会讨论菌草援外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29]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报告在优秀案例部分多次提及中国，涉及能源、交通和水资源多个领域，充分肯定了有关项目的实际效益。[30]中国在气候领域开展的南南合作具有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多重正面效应，中国形象的内涵和价值获得了可持续增长。

其四，中国推动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和赞誉。当前气候治理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深度融合，全球低碳发展和绿色复苏趋势不可逆转，欧盟、英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主要经济体都公布了绿色复苏政策。[31]中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助力，优化能源使用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在农工业领域和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行业提高减排力度和适应能力，帮助欠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更好地参与全球绿色发展议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发展中国家的群体贡献。泰国前国会主席颇钦·蓬拉军在接受专访时指出，绿色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基于中国发展经验诞生的全球发展倡议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和充分的方式。[32]多米尼克总理罗斯福·斯凯里表示，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难题，多米尼克在热带风暴和飓风侵袭后的基础设施重建中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33]由此可见，相关合作提升了参与方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关系，以绿色低碳发展为重要支柱打造全球发展共同体，并在此过程中勾勒出了促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中国形象。[34]

尽管如此，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以及自身能力的不足也依然存在。

其一，部分发达国家试图塑造“只要经济、不顾环保”的中国形象，指责中国倡导的南南合作意在获取地缘利益，并不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占据维护“气候正义”的道义高地，将中国等国塑造为“污染者经济体”，这是美国拜登政府气候战略框架的价值观旗帜。[35]2021年10月末，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落幕之际，也是COP26召开前夕，美国总统拜登罔顾事实，声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未付出努力，要求国际社会继续监督中国的“不作为”。[36]访谈研究发现，受政治人物叙事和媒体框定的影响，不少发达国家普通民众对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表现持消极评价，认为中国不愿承担应尽的责任。[37]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美西方国家利用自身在全球环境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发展合作上的行动和表现施以污名，将中国的国内发展和对外合作塑造为全球环境保护的“威胁”，诱导国际社会产生恐惧和反感情绪。[38]具体至南南合作，则批评中国等新兴援助国倡导的南南合作方式意在攫取资源，[39]且提供的资金使贫困国家拒绝了传统援助国具有较高环保标准的发展项目，[40]歪曲中国气候援助的动机和效果。例如美国2022年8月发布的“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文件，在谈及促进气候适应和能源转型等目标的战略环境时，污蔑中国利用非洲国家来实现自身狭隘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削弱美国与非洲民众和政府的关系。[41]从本质来看，上述行为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的焦虑，包括对中国全球气候领导力和气候话语权上升的担忧。

其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条件和能力迥异，需求和政策也存在差异，群体内分歧和碎片化现象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已完成国际发展合作中的身份转变，从受援国发展为援助国，在气候治理中探索更具效益的合作模式；还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条件落后、治理能力和经验不足，且气候变化意识薄弱，经济转型难度大，没有足够的动力开展气候行动；压力最大的是处于气候紧急状态的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迫在眉睫。[42]加之经济社会状况不同，一些国家还存在政治动荡的风险，各国气候政策目标存在差异、气候行动呈现非对称性。[43]这样的情况给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外交带来挑战，如何在整体外交的框架下开展最优效益的差异化合作，是摆在中国气候外交和南南合作面前的难题。此外，发展中国家媒体多直接采用西方媒体的报道为信源，且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受到发达国家的分化和拉拢，以“77国集团和中国”为核心的南南气候合作遭遇冲击，这是中国形象国际传播面临的又一挑战。

其三，从中国自身来看，气候话语权和气候传播能力仍然薄弱。气候话语权包括专业、制度和舆论三个方面，专业性话语权涉及有关气候变化、气候治理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及技术，制度性话语权指行为体在国际气候治理机制中的参与能力和水平，舆论性话语权则关乎行为体对气候议题国际舆论的影响力和感染力。[44]就中国目前的气候话语权来看，专业和制度方面都有所加强，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中国专家人数增多，“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和中国”部长级会议等多边磋商机制运行良好。然而，很多国内和海外普通民众并不了解甚或误解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并未被完全打破，舆论性话语权和气候传播能力的短板凸显出来。面对气候变化这一极具专业性和交叉性的议题，很多传播机构缺乏宏观战略视野，没有意识到气候行动与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重要关系，在具体工作中存在传播内容不生动、传播手段单一等问题。[45]正如欧洲环保协会亚洲区主任龙迪指出的，“外界常有对中国的误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改善环境和减少碳排放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还不够了解，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正是全人类应努力追求的美好愿景”。[46]

优化中国形象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领域的传播效果，首要工作是提升对国家形象国际传播以及国际气候合作的认识高度，以服务于国家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局眼光对待这个问题。具体来说，基于创造一个人人共享的绿色未来，通过传播内容和技巧的改进促成更多价值与情感共鸣的产生，全方位提升气候传播能力。

第一，精选传播节点。一方面是空间节点，选择有条件进行优先合作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传播支点，同时主动向全球气候治理中影响力靠前的发达国家介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气候合作的贡献和成效。就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而言，政治关系、合作基础以及对象国气候治理的需求和能力都是中国选择优先合作国家的评估标准，其中对中国形象传播效果尤为重要的两点是：其一，优先选择地区影响力较大或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拥有显著角色的国家，前者如南非和埃及、后者如小岛屿国家，充分利用这些国家在各自区域和领域的影响力，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其二，优先选择中国发起的国际议程和国际机制的支持国家，如“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员国，进而在推动气候合作的同时促进我国主导的其他国际议程的发展，国家形象的传播也将取得协同效果。[47]除了力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让气候话语权占优的发达国家了解和理解中国的气候行动，是提升中国形象传播效果的必要举措。据OECD统计，中国是全球绿色三方合作格局中的关键伙伴国，[48]以传统援助国、新兴援助国和受援国为中心的应对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分享和经验交流的重要合作模式，其直接优势在于增加气候资金规模以及更好地统筹国际资源，[49]此外还能在具体的接触和项目操作中缩小南北国家间的信息鸿沟，减少错误认知和误判，传递更准确的国家形象信息。

另一方面是时间节点，以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重大活动和重要事件为契机，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的行动和进展。与空间节点一样，时间节点的选择同样影响着信息的传播效果，因此在何种时间对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的中国形象进行重点宣介，这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从现状来看，《公约》缔约方大会的召开显然是中国形象在气候领域的关键传播节点，通过一系列会内会外的主题活动和配套措施，如设立中国角和举办气候传播边会等，向注意力聚焦于气候问题的国际社会全面、生动地展示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付出的努力。此外，落实《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关键步骤是中国形象传播的重要节点，包括2023年首次全球盘点、2024年第一次两年期透明度报告和2025年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维护和加强《巴黎协定》透明度框架既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行动，也是“自塑”国家形象的有效机会。最后，还要给予联合国框架外其他重要气候活动以关注，结合国际时事讲述发展中国家追求绿色发展和共同发展的故事。

第二，优化传播内容。一方面是以我为主，打造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领域的国家品牌。国家形象是主权国家对自我定位的信号表达，也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50]故其国际传播工作必须做到以我为主，以自身优势和目标为主要传播内容。国家品牌是国家形象的集中体现，根据本国气候治理的强项设计和推广品牌项目不仅能发挥专业长处，更能为国家形象增加品牌价值，使其传播效果具有可持续性。[51]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潜力巨大，其中光伏产业在全球市场上遥遥领先，可再生能源技术合作有条件成为中国打造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品牌项目的核心抓手。[52]

另一方面是因地制宜，开展符合对象国实际需求的气候合作。国家形象传播效果的关键在于传播内容是否取得受众共鸣，而共鸣产生的条件是受众的切身利益和关切受到尊重与支持。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自然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存在差异，故各发展中国家的受援需求不同，只有基于扎实调研和评估、有针对性地实施气候援助，相关工作才能收获实效。[53]此外还要注重协同增效，加强气候与发展和卫生及其他环境议题的协同治理。在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全球治理背景下，气候变化的原因、影响和治理不是孤立的问题领域，它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诸项目标具有议题联系性，因此实施协同治理是必然趋势。中国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同样是系统性工程，只有在推动气候合作的同时促进对象国的经济发展和卫生安全，并在大气污染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其他环境问题的治理上取得协同效应，作为国家精神和文化实力的国家形象才能发挥整体和持久作用。

第三，扩展传播平台。一方面是充分挖掘气候治理专业渠道的形象传播功能，增强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国家形象的可信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话语和行为的专业性，而规范性则源于传播平台治理的要求。除前文提及的《公约》缔约方大会和中国自身推动《巴黎协定》落实的行动，可以注意到，相关发展中国家向国际社会公布的两年更新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也在呈现中国形象方面发挥着作用。存在的问题是，一些国家在“需求与支持”章节详细列出了中国提供的气候援助，而一些国家的信息供给则跟不上与中国的实际合作。面对这样的情况，中方可以主动加强与合作国的意愿沟通和信息分享，尽量做到信息与现实的匹配，进而传播全面和真实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在万物皆媒的环境下，气候治理多元主体具有扩展传播平台的天然优势，包括城市、企业和高校、智库等非国家行为体，它们以专业身份加强对各类传播平台的使用，参与国家形象信息的生产和传播。

另一方面是合理引导新媒体时代大众传播对气候治理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增加海外民众对中国气候行动的理解与支持。研究显示，新媒体是外国民众了解中国环境信息的主要渠道，对中国环保形象持正面图式的民众有较频繁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54]可见，新媒体及智能传播是提升国家形象传播效果的重要平台和方式，只有在国际传播中把握技术赋予主体的自我呈现能力，才能破解外国民众关于中国忽视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信息茧房，进而呈现真实的中国形象。此外，近些年来中国影视剧和综艺节目愈加受到海外民众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民众的青睐，国内相关部门和行业可考虑制作以气候治理、环境保护为主题或背景的影视作品和电视及网络节目，通过影视文化产品的“走出去”让更多普通海外民众了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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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二十大报告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后中国外交的行动指南。全球发展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是中国携手广大发展中国家构建绿色发展共同未来的有力举措。中国在气候治理领域一向倡导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反对零和博弈和功利主义，认真落实南南合作政策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55]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塑造了中国追求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责任和担当的良好国家形象。尽管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一系列举措还存在不少消极评价，对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发展合作上的行动和表现也施以污名，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国一如既往是世界绿色发展的贡献者，是全球生态文明的建设者，是国际气候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国家形象根植于长期以来积淀的理念和行动，其国际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一个人人共享、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Communic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 Case Study of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Xing Liju and Zhao Jing

Abstract:Climate chan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issue. Participating in and leading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will help China shape and communicate the national image of gree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Through regime construction, exchange of ideas and cooperative practi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has achieved actual effec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ttitudes toward China have been more favorabl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held positive opinions of China’s climate action. However, the challenges from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lack of climate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still restrict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China’s image. China should focus o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communication nodes, content and platforms, which means selecting the space and time node, taking ourselves as the dominant factor, acting according to local circumstances, getting synergistic effect and fully tapping the platform function of professional channels and mass media, and then optimize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national image.

Keywords:China’s national ima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climate governance, green development

[①] “（受权发布）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10/25/c_1129079429.htm。（上网时间：2022年10月26日）

[②]习近平：“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

[③]《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1月。

[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10月。

[⑤]李彦等：“新时代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策略研究”，《世界环境》，2021年第4期，第27页。

[⑥] “通讯：用行动推进绿色发展理念——中企承建埃及中央商务区项目的环保实践”，http://www.news.cn/world/2022-11/09/c_1129113863.htm。（上网时间：2022年11月14日）

[⑦] “Paris Agreement,” UNFCCC, 2015.

[⑧]“COP27中国角举行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论坛”，http://www.news.cn/world/2022-11/15/c_1129128717.htm；“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角’系列边会日程”，https://www.ccchina.org.cn/Detail.aspx?newsId=74234&TId=61。（上网时间：2022年11月18日）

[⑨]孙金龙：“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当代世界》，2022年第6期，第8页。

[⑩]“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低碳发展南南合作培训班顺利开班”，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qhbhlf/202206/t20220621_986270.shtml；“南南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培训班顺利开班”，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qhbhlf/202208/t20220817_991785.shtml。（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4日）

[11]《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2年11月。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三次国家信息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8年12月。

[1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2年度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2年10月。

[14]《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1-2025）》，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2021年8月6日；《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20年至2022年行动执行计划》，中阿合作论坛，2020年8月10日；《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中非合作论坛，2021年12月2日；《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中国-拉共体论坛，2021年12月9日。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于2021年10月成立，该中心是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成立的首个多边合作平台。

[15]王国勤等：“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视角下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的经验启示”，《环境保护》，2020年第13期，第27页；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南南合作助力小农应对气候变化’边会在德国波恩举行”，《世界农业》，2017年第12期，第244页。

[16] “COP27中国角举行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与行动边会”，http://www.news.cn/world/2022-11/11/c_1129121232.htm。（上网时间：2022年11月15日）

[17]刘丽娜：“援助能改善对华印象吗——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国家形象管理效应的海量数据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7期，第47页。

[18]张密：“中国沼气技术在非洲：回顾和展望”，http://www.newenergy.org.cn/swzn/jcyy_15716/200904/t20090414_199695.html。（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19] “Africa: Year in Review 2021,” The Wilson Center Africa Program, January 18, 2022, p.9.

[20] “In Tanzania, China Outranks U.S. as Positive Influence and Development Model, Afrobarometer Survey Shows,”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articles/tanzania-china-outranks-us-positive-influence-and-development-model-afrobarometer-survey-shows/.（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1日）

[21] “Mauritians View China and India’s Influence as Positive, Afrobarometer Study Shows,”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articles/mauritians-view-china-and-indias-influence-as-positive-afrobarometer-study-shows/.（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1日）

[22]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limate Week 2022,” https://unfccc.int/climate-action/regional-climate-weeks/middle-east-and-north-africa-climate-week-2022;“Africa Climate Week 2022,” https://unfccc.int/climate-action/regional-climate-weeks/africa-climate-week-2022.（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2日）

[23] “China and Egypt Hold Ceremony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Project Climate Change,” https://www.seetao.com/details/172569.html;“Egypt’s Shoukry, China’s Special Envoy on Climate Change Discuss Cooperation,” https://www.egypttoday.com/Article/1/118305/Egypt%E2%80%99s-Shoukry-China%E2%80%99s-Special-Envoy-on-Climate-Change-discuss-cooperation.（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2日）

[24] “Focus on Green Recovery,”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en/themes/green-recovery.（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4日）

[25]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2022,” https://ccpi.org/wp-content/uploads/CCPI-2022-Results-1.pdf.（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4日）

[26]在人口总数多、经济总量大的国情下，中国碳排放总量高，但人均碳排放量在世界上并不靠前，2020年数据为7.41吨，低于同期美国14.24吨、韩国11.66吨和日本8.15吨；此外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自2000年以来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即单位GDP能耗降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 “China: CO2 Country Profile,”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2/country/china; “Energy Intensity Level of Primary Energy,”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GY.PRIM.PP.KD.（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2日）

[27] “Financial Innovation for Climate Adaptation in Africa,” https://gca.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GCA-CPI-Financial-Innovation-for-Climate-Adaptation-in-Africa.pdf.（上网时间：2022年7月5日）

[28]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有实效”，《人民日报》，2022年1月7日。

[29] “Juncao Grass Green Barrier: Ecological Control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by Juncao Technology,” The United Nations, November 11, 2021.

[30] Catalys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30 Agenda through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2017, pp.49-58.

[31]主要经济体的绿色复苏政策包括欧盟《欧洲绿色协议》、英国《绿色工业革命十点计划》、美国绿色新政和美国就业计划、日本《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及韩国《2050年碳中和战略》。 “A European Green Deal,” European Commission, December 11, 2019; “The Ten Point Plan for a Green Industrial Revolution,” HM Government, November 18, 2020; “The American Jobs Plan,” The White House, March 31, 2021; “Green Growth Strategy Through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in 2050,”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June 18, 2021; “2050 Carbon Neutral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December 2020.

[32] “中国发展经验值得借鉴——专访泰国前国会主席颇钦·蓬拉军”，《参考消息》，2022年9月22日。

[33] “专访：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难题——访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http://www.news.cn/world/2022-10/03/c_1129049237.htm。（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5日）

[34]《全球发展报告》，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2022年6月。

[35]唐新华：“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期，第10页。

[36] “Biden Says Russia, China ‘Basically didn’t Show up’ with Climate Commitments,” https://www.cbsnews.com/live-updates/biden-g20-russia-china-climate-change-commitments/.（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3日）

[37]赵莉、叶欣：“英国公众眼中的中国环保形象——基于图式理论的访谈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年第2期，第122页。

[38]叶淑兰、王琤：“西方媒体‘中国环境威胁论’话语建构探析”，《国际论坛》，2015年第6期，第49页。

[39]郑宇：“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第146页。

[40] Ngaire Woods, “Whose Aid? Whose Influence? China, Emerging Donors and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4, No.6, 2008, p.1210.

[41] “U.S. Strategy toward Sub-Saharan Africa,” The White House, August 2022, p.5.

[42] “Party Groupings,”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parties-non-party-stakeholders/parties/party-groupings.（上网时间：2022年7月16日）

[4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能源安全研究中心课题组：“国际碳中和发展态势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2期，第27页。

[44]李强：“‘后巴黎时代’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构建：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国际论坛》，2019年第6期，第4-7页。

[45]张春燕：“‘双碳’背景下的气候传播问题分析”，《新闻战线》，2022年第5期，第91页。

[46] “联合国气候大会‘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践边会’在埃及举行”，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2/11-14/9893903.shtml。（上网时间：2022年11月16日）

[47]王谋、康文梅、张莹：“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优先合作国家选择方法探讨”，《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1年第6期，第747页。

[48] “Green Triangular Co-operation: An Accelerator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ECD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s, No.21, 2019, p.22.

[49]左佳鹭、张磊、陈敏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新模式——探析‘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1年第1期，第102页。

[50]肖晞、宋国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基于信号表达的理论与实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8页。

[51]祁悦、樊依纯：“基础四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政策行动及启示”，《世界环境》，2017年第1期，第63页。

[52] “Renewable Energy Market Update: Outlook for 2022 and 202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May 2022,p.12.

[53]刘硕、张宇丞等：“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对《巴黎协定》后适应谈判的影响”，《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8年第2期，第214-215页。

[54]赵莉：《新媒体语境下的国家环保形象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13-120页。

[55]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