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启动新一轮“高压关税攻势”，向22个国家发出征税信函，税率高达25%至50%。这场行动并非简单的贸易工具使用，而是一次以关税为手段的国际关系重编试验。政策节奏明显加快：行政命令设定8月1日为统一关税生效日，留给各国的谈判窗口被压缩至不足一个月；信函“单方面划线”，摒弃多边磋商，形成“接受即暂停，拒绝即惩罚”的刚性选择框架。与此前的广泛威胁式征税不同，此轮行动呈现出高度定向与“可控制造动荡”的双重逻辑。一方面，通过提前与越南、英国等立场较软国家达成协议，构建“示范样板”；另一方面，对坚持谈判自主权的国家如日韩、加拿大、欧盟施以更高税率威慑，在分化与聚焦中构建全球谈判杠杆。从更宏观层面看，当前这轮关税信并不只是美国对经济政策的再部署，更代表一种典型的“政治化国家调控”路径——以经济杠杆嵌入地缘排序、战略姿态乃至国内政治表态。关税正成为一种高密度信号传导机制，在削弱多边体制效力的同时，重构以美国为唯一核心的交易网络。全球经济正在加速进入一个更具不确定性、更低制度稳定性的转型临界点。

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解放日关税政策”，对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实施10%的基准关税，并针对贸易逆差严重的国家加征20%至50%的“互惠关税”，一度将全球市场推向震荡中心。虽然白宫随后宣布暂停实施高额互惠关税90天，以腾出谈判窗口，但随着7月9日原定截止期临近，真正达成协议的国家却寥寥无几，仅英国、越南和中国完成初步协定。

图源：半岛电视台

7月7日，白宫突然将关税实施日期再度延后至8月1日，并向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加拿大、巴西在内的多国领导人发出具体税率通知信函。这些信函几乎采用相同措辞，设定从25%到50%不等的具体税率，表面是技术性的贸易调整，实则反映特朗普政策的极端个体化色彩：信件多次援引与贸易无关的政治事件，如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案件或加拿大芬太尼走私问题，作为提高关税的理由，彻底打破贸易与规则之间的边界。

特定贸易伙伴的关税税率（包括针对特定国家的“互惠”关税），资料来源：白宫、经济复杂性观察站；图源：纽约时报，注：先前威胁的税率是指最初于4月1日实施的“互惠”关税税率。4月1日，巴西、加拿大和墨西哥并非具体目标。巴西被征收10%的全球税率。今年，许多未纳入北美贸易协定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被征收25%的关税。

更令人不安的是政策的不可预测性。谈判不断被打断，协议临时调整。越南与美国原已就20%关税达成协议，但特朗普在7月2日与越南国家主席通话时突改谈判条件，提出对含中国零部件产品加征40%关税，引发越方高度不满。类似的干预还发生在加拿大、印度、日本等谈判中，令多国政策制定者哀叹谈判“像是进入迷宫又被踢出迷宫”。

特朗普本轮关税政策核心在于“极限施压”与“单边控制”逻辑，而非传统多边谈判的制度框架。其底层逻辑较为清晰：通过对市场准入设置惩罚性门槛，迫使各国在短期内就范。在特朗普看来，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拥有绝对的筹码。他反复强调，任何希望保有对美出口资格的国家，必须接受白宫设定的条款，甚至在没有明确协议内容的前提下做出让步。特朗普的观点似乎是，任何贸易逆差——即美国从一个国家进口的商品价值超过其向该国出口的商品价值——都是坏事。长期以来，他一直将双边贸易逆差描述为美国被其他国家“敲诈”或“补贴”的例子。

图源：纽约时报

具体策略体现为四点：其一，时间压力。90天内达成90项协议的目标在事实层面并不现实，但极大增强了谈判节奏的紧迫性，迫使各国在谈判中“就地让步”。其二，政治施压。对巴西、加拿大等国提出关税理由时，将对前领导人的政治追诉、毒品问题等非经济因素作为谈判筹码，赋予贸易措施高度的政治操作空间。；其三，非对称性条款。如越南被要求对美商品实现零关税市场准入，而美方保留20%关税基础，几乎无视WTO规则下的“互惠”原则。其四，不设谈判底线。例如与欧盟谈判过程中，白宫多次变更立场，从最初的10%基线税率提升至最高50%的威胁，致使欧盟在内部协调与外部谈判之间陷入撕裂。

图源：纽约时报

在特朗普眼中，关税不仅是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工具，更是展示领导力、制造外部压力、实现对外支配的重要方式。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在已经达成协议的国家（如越南、中国）面前，仍频频修改细节、设定新的附加条件，表现出极强的“可调性”与“高控制欲”。

面对特朗普突如其来的关税威胁，各主要经济体反应不一，但普遍面临两难困境：要么让步接受损失，以保住美国市场；要么反制争取谈判筹码，却面临更高惩罚。

英国虽于5月签署《美英经济繁荣协议》，但协议内容被指“泛而不精”。英方虽然成功将汽车关税从27.5%压至10%，并争取到钢铁、铝行业的关税豁免，但代价是开放农产品市场，引发农业界强烈反弹。协议关键条款多依赖未来细化，核心如数字服务税、药品标准仍陷入僵局。

特朗普总统的举动动摇了20世纪40年代建立的全球贸易秩序。 图片：威尔·奥利弗/Press Pool

欧盟选择从强硬转向妥协。5月时欧盟曾扬言对950亿欧元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并诉诸WTO。但随着特朗普态度日益强硬，欧盟在内部意见分裂（法德立场对立）与外部压力夹击下，缩减反制规模至720亿欧元，并趋向接受10%基线税率，换取在药品、半导体、商用飞机等行业的豁免。

相较之下，日本与韩国陷入谈判僵局。日本坚决拒绝在农业领域让步，但特朗普持续施压要求开放转基因农产品市场，并威胁将汽车关税提高至35%。韩国亦被要求就国防开支、制造业合作等达成“一揽子协议”，而非单一贸易协定，谈判复杂度极高。7月7日信函中美方未降低既定税率，反映出谈判进展缓慢。

特朗普总统表示，新的关税税率将于8月初生效。 图片： nathan howard/路透社

新兴市场国家压力更大。柬埔寨虽宣称已与美国达成贸易框架协议，但美方未发布任何正式声明，其36%的关税水平仍维持不变，协议真实性令人怀疑。印度、泰国、印尼等国因未在短期内满足美方期待，正面临30%以上关税威胁，尽管已提出诸多经济合作方案。相比之下，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 (Cyril Ramaphosa) 对特朗普对南非征收 30% 关税的批评更为激烈，他在周二总统府 X 账户上发表的声明中认为这是“单方面的”。声明称：“南非坚持认为，30%的互惠关税并不准确反映现有的贸易数据。根据我们对现有贸易数据的解读，进入南非的进口商品平均关税为7.6%。”

甚至“已签协议”的国家也并不安稳。如越南协议细节仍模糊不清，被迫接受20%关税的同时，还需对“转运”产品承担40%附加税，核心制造业面临沉重负担。特朗普甚至在协议达成后要求重新定义“原产地”标准，导致中越、中美供应链一并受损。

图源：彭博社

美国三大股指在本周一全线下跌，反映出市场对特朗普关税政策再度升级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反应迅速而敏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94%，标普500指数下挫0.7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回落0.92%，表明投资者普遍担忧高额关税将加剧全球供应链紧张，削弱企业盈利预期。特别是在特朗普宣布将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贸易伙伴加征30%至50%不等的惩罚性关税后，市场开始重新评估未来几个月的通胀走势和美联储政策空间。科技、制造、消费品等对国际贸易依赖程度较高的板块受到显著拖累，显示出资本对政策波动的高度敏感性。这种下跌不仅是短期市场对政策冲击的反馈，更反映出投资者对美国政府贸易战略缺乏清晰预期的深层焦虑。

1987年，日内瓦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会议现场。 照片： Pascal Volery/AP

此轮关税策略虽然短期内制造了美国对全球贸易话语权的强压态势，但其长期代价日益显现。不仅导致全球贸易规则趋于无序，还引发各国对美不信任加剧。加拿大取消数字税后仍收到35%征税信函，凸显谈判缺乏稳定回报机制。日本、韩国、印度等传统盟友也开始在WTO或多边平台上联合发声，挑战特朗普政府“单边即规则”的逻辑。与此同时，欧盟与中国展开更紧密的贸易磋商，东南亚国家加快对华靠拢步伐，种种迹象表明，全球正在酝酿一场对“美国市场依赖”的战略再平衡。

尽管特朗普政府将2025年8月1日设定为新一轮“互惠关税”启动的关键节点，但从过往经验与近期谈判动态来看，这一所谓“最后期限”更像是一个战略性时间标记，而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生效时点。正如《金融时报》评论所指出的那样：“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需要认真对待，但不应从字面理解。”这句话精确揭示了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模糊性与流动性本质。

事实上，7月9日原定为关税谈判截止日期，但特朗普随后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自行宣布将其延后至8月1日，并“保留进一步延迟至9月”的可能性。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公开表示，“如果总统没有达成他认为足够好的协议，这些关税是真的”。这番话同时传递两个信号：第一，谈判仍在进行，关税具有可调节性；第二，评估标准由特朗普个人定义，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与主观性。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经济放缓以及政府债务预期上升，正促使投资者远离美元。图片来源：Justin Lane/EPA

这种政策节奏的反复和时限上的“战术灵活性”，正是特朗普谈判风格的一部分。他更倾向于将关税工具用作持续施压的动态谈判筹码，而非一劳永逸地建立可预测的制度安排。财政部长贝森特亦表示，“总统关心的是协议质量，而不是数量”，这表明特朗普关心的不是谈成多少协议，而是每一份协议是否具有“展示性”与“支配性”。

这类做法在短期内确实为特朗普争取了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但同时也带来显著的系统性代价。外交层面，许多国家（如越南、欧盟、墨西哥）已多次在“临近签约”时被特朗普更改条款，破坏了谈判信任机制。越南更是被动接受特朗普在未正式谈妥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税率，引发河内政府“震惊与愤怒”。市场层面，投资者对“最后期限”已表现出高度钝感。7月初美股保持上涨，日元与日经指数小幅上扬，韩国综合指数更上涨1.4%。高盛指出：“市场并不相信特朗普。”其背后是过去数年特朗普“喊多做少”的反复模式，已被资本市场内化为“策略性不兑现”的常态预期。制度层面，这类不确定性令企业难以进行供应链配置、合同签订与投资部署，IMF和英格兰银行等机构多次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加剧企业避险情绪，压制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

风险恰恰在于这种“不相信”本身。一旦特朗普在某一节点选择“不再让步”，并真正执行高税率惩罚性关税，其破坏力将是结构性的——因为此时企业、市场和政府部门均未做出足够准备。这种冲击将不是渐进式的“政策常态”，而是断点式的突发冲击，并将迅速传导至货币汇率、能源价格和区域联盟的战略协调机制。这也是为何彼得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警告：“特朗普的关税计划看似重复，但一旦真的动手，将与市场当前的风险定价模式发生根本性脱节。”

简言之，8月1日的“最后期限”更像是一种政治仪式性节点，在特朗普手中，它既是威胁他国的手段，也是制造谈判主导地位的象征工具。而正是这种“似真似假、可进可退”的策略，让关税成为一项比数字更具不确定性的“系统性风险变量”。

在特朗普新一轮关税战略中，最具辨识度的特征之一，是其对不同国家采取“高度定向化”的施压策略。与以往强调贸易不平衡、产业保护等经济维度不同，当前关税政策更趋向于服务于美国特定的地缘政治目标与联盟结构重塑。从对巴西的惩罚性威胁到对哈萨克斯坦的资源遏制，从欧盟的谈判施压到越南的“转运关税”设定，特朗普政府正在构建一种以关税为制度手段的国际行为调节机制。

特朗普总统表示，对巴西进口产品征收 50% 的新关税将于 8 月 1 日生效，届时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将接受审判。图源：道格·米尔斯/纽约时报

在这一机制中，关税不再主要作为应对市场失衡的经济工具，而是逐步演变为衡量国家政治立场、战略一致性与对美政策配合度的“测试仪”。这表明美国正在将经济政策功能化、战略化，使其成为外交议价、联盟管控与地缘布局中的一部分。换言之，国际贸易政策在这一逻辑下正在发生角色转型——从规范驱动转向权力驱动，从普遍主义转向选择性适用。这种演变不仅改变了全球主要国家对“合作红利”的预期机制，也对世界贸易秩序的稳定性与透明度构成挑战。特朗普式“差别化关税”背后的深层逻辑，是用一种经济治理工具，重构全球政治等级结构与忠诚识别体系，其影响远超关税本身的直接经济效应。

（1）巴西关税背后的政治忠诚测试

特朗普对巴西拟加征高达50%的惩罚性关税，在逻辑上几乎完全脱离了传统的贸易摩擦或逆差纠纷。这一动作本质上是一次对地缘政治立场与国内政局立场的双重惩罚性测试。被针对的并非巴西的产品竞争力，而是其新任总统卢拉与美右翼主导叙事之间的政治错位。

特朗普在写给卢拉的公开信中，罕见地将“1月6日美国国会暴乱”与“对博索纳罗的司法调查”并列，称自己“理解政治清算的滋味”，将卢拉政府的清算行动与民主党对其本人的调查做类比，公然将关税政策与政治认同挂钩。这种将关税用作“政治忠诚测谎仪”的行为，是对传统经贸逻辑的深度颠覆。

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手持自己与特朗普总统的合影。 图片： Fábio Setti /华尔街日报

在行政策略层面，白宫评估指出，相较于复杂、冗长的经济制裁流程，关税具有可单边部署、无需国会授权、效果立竿见影等优势。这使得关税成为特朗普式外交中的“即时惩罚性武器”，在未触发正式断交或制裁程序的前提下，对国家行为做出“快速反馈”。更关键的是，这种做法释放出一个结构性信号：在特朗普体系下，所谓“盟友”与“对手”的划分，不取决于制度属性（如民主/威权）、也不取决于经济互依程度，而是完全基于对美国右翼政治轨道的接近程度。

（2）哈萨克斯坦与“金砖惩罚链”

特朗普对哈萨克斯坦的25%关税威胁，同样摆脱了传统的经贸理性判断。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4年美哈双边贸易总额仅为约90亿美元，且大多数为初级原材料与能源产品。但这一“边缘国家”之所以引起特朗普注意，核心并非其对美出口体量，而是其地缘战略重构中的象征性位置。

7月6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25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合影留念。图片来源：Wagner Meier/Getty Images

首先，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中第一个正式申请加入“金砖+机制”的国家之一，并在2024年主办的金砖扩展会议中表达对“金砖货币”“稀土联盟”与“多边清算机制”的强烈支持。该国正逐步成为中国-俄罗斯-伊朗供应链走廊中的战略节点，尤其在稀土、铜、铀等关键原材料领域的对华深度绑定，触动了特朗普团队在“全球资源主权”上的警觉神经。

其次，美国在2023年提出的“友岸供应链（friend-shoring）”战略旨在重塑关键矿产的全球分布权与结算主导权，而哈萨克斯坦的“逆向整合”行为，被视为对美元资源定价体系的直接挑战。铜被特朗普列入新一轮50%关税清单，正是象征其对资源供应结构的高度政治化视角。值得注意的是，铜不仅是新能源革命的关键金属，也越来越成为“地缘政治温度计”——哈萨克斯坦是2024年全球铜产量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哈萨克斯坦以其铀、金和其他金属储量而闻名，它是本周收到特朗普总统警告信的数十个国家之一，警告信指示这些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否则将面临关税。图源：Chang W. Lee/纽约时报

特朗普团队显然不再将稀土或铜视为单纯的大宗商品，而是国家信用延展的战略地标。因此，对哈萨克斯坦等“金砖协作国”的关税政策，本质上是一种资源准制裁，以税率工具实现对地缘再结盟路径的“提前惩罚”。

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将对任何赞同“金砖国家反美政策”的国家加征 10% 的关税，他还威胁称，如果金砖国家在双边贸易中放弃使用美元，他将对其征收100%的关税。这一反击反过来又激发了各国对开发本地支付系统和其他促进国家间贸易和投资的工具的兴趣。这是一次罕见的“联盟制裁”姿态，特朗普多次公开表达对“金砖扩张”“金砖货币”“金砖清算机制”的强烈警惕，称其为“试图摧毁美国主导的自由市场体系”。

（3）“外交妥协”中的欧盟与墨西哥

相比于对中国或金砖国家的直接打击，特朗普对欧盟与墨西哥的策略更具结构性讽刺意味：这两个长期被美国定义为“核心盟友”的国家，在做出持续让步和配合的同时，反而收到了30%的升级关税通知。

来源：彭博社

欧盟方面，自2025年初以来，欧方暂停了原定于4月启动的报复性关税，并与美方展开多轮谈判，释放善意。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欧盟“缺乏诚意”“尚未认真参与谈判”，甚至讽刺称“他们把外交当成一场茶会”。结果是，对欧洲葡萄酒、奶酪、汽车零部件等关键出口产业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高税率，冲击波迅速传导至德国与法国农业和制造业内部。针对最新的加征关税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昨日表示，原定于明天对美国每年 210 亿欧元进口产品征收反关税的计划将被推迟。她表示，欧盟将继续谈判直至下个月的最后期限。两名外交官表示，第二份报复方案将于今日送交成员国审议，预计将涵盖每年价值 720 亿欧元的美国进口产品。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昨日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加大威胁，但欧盟将暂缓对美国关税采取报复措施。图源：Olivier Matthys/EPA/Shutterstock

类似地，墨西哥自2024年初起在移民控制、毒品打击、司法协作等领域主动强化对美配合。墨方部署数千军警封锁边境通道、配合引渡多名毒枭头目、在经济谈判中承诺“原产地审查制度”，但特朗普却公开否定其努力，称“墨西哥所做远远不够”。

7 月 10 日，克劳迪娅·希恩鲍姆在墨西哥城国家宫举行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摄影：Juan Abundis/ObturadorMX/Getty Images

这种“反向奖惩机制”折射出特朗普的行为主义盟友观：即便你是传统盟友，如果不能在特朗普主导的单边规则下展现出足够强硬的服从姿态，就无法换来减税与政策信任。妥协在他眼中是一种“软弱信号”，而非谈判诚意。这一逻辑的制度性后果是，特朗普正在用一套“奖惩信号框架”重构美西方同盟结构——取代过去以规则、机制与多边性为核心的合作模型。这实际上是对冷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一次根本性背离。

（4）越南与“转运税率”

特朗普与越南达成的“关税协议”，不仅为越南商品设定了20%的出口关税，更对被认定为“转运自中国”的商品征收高达40%的惩罚性税率。这一做法标志着特朗普政府正在通过双边协定为“中国关税设定底线”，并通过制度化方式封堵中国产品借道亚洲“曲线入美”的漏洞。

这份协议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直接经济影响。有分析人士指出，对中国而言，这一40%的“转运税率”或将成为未来中美谈判中的“隐性红线”——即美国在未来即便下调中国商品关税，也不会低于该水平太多。Gavekal等研究机构指出，该税率已被市场普遍视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应有关税”的心理锚点。此外，特朗普将此作为“排华型供应链”的试点，通过与越南的协议确立“原产地规则”，明确禁止企业通过在越南贴牌、包装、轻加工的方式绕开中国关税。这种策略并非孤立施策，而是与美印正在谈判的“关键零部件原产地限制条款”同步推进，意图构建“区域层级供应链壁垒”。

此协议的出台过程也暴露了特朗普式贸易谈判的高度不可预测性。据《Politico》与彭博社报道，越南政府原本预期的关税税率为11%，却在特朗普单方面公开宣布协议条款后，突然被提升为20%和40%。协议文本至今未由双方正式签署，这令越南内部出现强烈不满，甚至有匿名官员指责“特朗普违背协议初衷，破坏信任”。这一事件对东南亚多国而言具有警示意义：与特朗普政府进行贸易磋商，并非“达成协议即可落地”，而更像是一场持续的地缘政治服从测试。谁接受更高壁垒，谁展示更强去中化意愿，谁就获得“准盟友”待遇。

从产业角度看，越南一直被视为“中国产业外溢的最大受益者”，但特朗普此举可能重设其增长轨迹。一旦中国对越南采取反制措施，例如限制上游零部件、化工原料与设备出口，越南制造业的“低成本替代性”优势将受到严重打击。

自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关税税率以来，河内方面很少公开表态。

图源：Evan Vucci/美联社

（5）俄罗斯与“次级关税”

相比其他国家，特朗普对俄罗斯采取的是一种更具惩戒性、地缘战略意味浓厚的关税模式：不仅直接威胁对俄商品征收100%关税，更首次提出“次级关税”（secondary tariffs）机制——即对与俄罗斯维持贸易关系的第三方国家或企业实施高税或惩罚。这一策略标志着特朗普试图将贸易政策从传统的双边工具，转变为具有联盟筛选功能的战略封锁机制。其目的是在经济上复制美西方在乌克兰战争中对俄军事孤立的效果，构建一个“对俄经济防火墙”。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时明确表示，若50天内俄乌无法达成停火协议，将对俄罗斯商品征收100%的“二级关税”，并可能对与俄贸易的第三国启动“等价惩罚”。虽然细节尚不清楚，但已有迹象表明，这项政策或将优先针对继续进口俄油、天然气、金属与军民两用产品的国家或企业。

这一政策的出台背景，是特朗普对普京“在和谈中毫无进展”的公开失望，以及他急于在选前构建“强硬但低成本”的对俄施压手段。特朗普反复强调：“我们不会买单，但我们会制造，他们（北约）会支付”，体现出他对军事援助预算限制与“他国负担论”的一贯立场。

次级关税的实施，若成现实，将开创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新范式——不再只惩罚“直接对手”，而将“不服从美方战略秩序”的国家一并纳入打击范围。这种政策逻辑与对金砖国家的惩罚关税遥相呼应，反映出特朗普对“全球多极化趋势”的系统性敌意。经济上，这类政策将对全球能源市场、关键原材料流向、物流网络安全性带来结构性冲击。特别是印度、土耳其、巴西等与俄维持贸易关系的国家，可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从而加剧全球地缘格局的分裂。从俄罗斯角度看，虽然其已部分转向亚洲、中东市场，但美国这种关税“次级化”“域外延展”的新思维，或将迫使其加速与中国、伊朗等国建立“关税豁免型经济圈”。

7月14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华盛顿特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晤。摄影：Yuri Gripas/Abaca/Bloomberg

（6）日韩、加拿大与“功能性重估”

在特朗普的关税策略中，传统盟友并未因历史合作关系而获得豁免，反而面临更复杂的“功能性重估”。加拿大、日本与韩国在此次“新一轮全球关税威胁”中，均接到了正式的关税通知信，其中加拿大面临35%的惩罚性关税，日本与韩国则被要求在8月1日前达成修订性贸易安排，否则将被征收25%至40%的进口税。此类压力不仅挑战了以往的同盟默契，也体现出特朗普对联盟价值认知的根本转变。

以加拿大为例，尽管其商品中符合《美墨加协定》（USMCA）的部分暂获关税豁免，但特朗普公开声明豁免是“暂时性的”，并与非经济议题捆绑——从芬太尼跨境问题到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这种将国内治理议题外溢至贸易处罚的方式，打破了以往以产业结构或市场份额为主导的谈判框架，转而强调国家行为的一致性与服从性。尽管总理马克·卡尼被特朗普称为“绅士”，但善意并未换来实质性让步，反映出特朗普对盟友评判标准已从情感化转为“是否主动满足美方优先议题”。

类似逻辑也体现在日韩身上。特朗普对日本重申25%的汽车关税，并在近期指责其拒绝增加美国大米进口，将其视为“不对等”的象征；韩国虽刚完成政府交接，也未能逃过类似信函。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对日韩的批评不仅限于贸易逆差，而是延伸至其对华经济联系、国防预算占比等更广泛的战略行为。在这一框架中，即便是美国的长期安保伙伴，也需通过“交易化让渡”换取关税缓解，否则即被视为“利用美国安全保护的机会主义国家”。

因此，特朗普的策略不再是基于传统意义上的“伙伴优待”，而是以“任务绩效”衡量盟友价值：是否积极采购美国农产品，是否加码对华脱钩，是否配合边境与网络治理。这种基于“角色服从度”的重新定价，预示着美国对其盟友体系的态度正在从“战略互信”转向“结果导向”。在此结构中，加拿大、日本与韩国被要求重新证明自身的“战略合格性”，否则即面临关税这一“联盟内惩戒”机制的启动。

特朗普总统已于上周一下午向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领导人发出了关于新关税的信函。 图片： Mario Tama/Getty Images

尽管特朗普以“贸易不公平”为名推动关税政策，其核心驱动力却愈发显现为对全球政治秩序的重塑。现实是，这一战略性政策架构最终仍需在经济系统中产生反馈。当前，这种反馈机制主要集中于三个交叉点：金融市场表现、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铜），以及美联储政策空间的变化。

首先，市场的反应表现出高度“理性冷漠”。尽管特朗普在7月重启关税攻势，并向多国发出惩罚性关税信函，标准普尔500指数保持稳定，美债收益率变动有限，美元仅小幅波动。这种稳定并非源自对政策本身的认可，而是建立在对特朗普风格的“熟悉性预期”之上。市场普遍假定：关税威胁多以谈判或豁免收场，且实际执行常常滞后甚至缩水。因此，特朗普的贸易信函更多被视为“政治信号弹”，而非确定性经济事件。

但这种“预期钝化”本身就是风险的来源。一旦特朗普选择突破“威胁—谈判—豁免”的循环路径，转而以实际行动兑现高强度关税，其市场冲击可能成倍放大。例如，铜已被明确纳入50%拟征清单，而美国对铜的进口依赖度超过40%。主要供应国如智利、秘鲁、哈萨克斯坦正面临地缘与政策双重摩擦，在美方“战略筛选”结构中处于不稳定地位。铜不仅是基本工业金属，更是新能源、电动车、半导体与电网改造的关键原料。近期，纽约期铜价格创下历史高点，制造商Kris-Tech等企业已开始动态调价，预示产业链正在消化预期成本。但目前的通胀指标（CPI、PPI）尚未完全反映这一趋势，价格传导存在时滞，风险正悄然积累。

在总统承诺对进口产品征收 50% 关税之前，美国铜价创下历史新高。图源：华尔街日报

此外，美联储在这一过程中被动卷入贸易—货币的双重博弈。特朗普公开批评联储主席鲍威尔“行动迟缓”，甚至暗示若连任将更换“更愿意降息”的人选。这种言论不仅破坏了美联储的政策独立性，也将货币工具纳入其贸易战略版图。一方面，市场原本担心关税将推升通胀并制约联储宽松政策；但另一方面，短期内，由于企业抢购、美元升值、终端企业压价等因素，价格尚未全面上涨，这使特朗普误判关税的代价，进一步加大施压空间。

2017年11月2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在白宫玫瑰园散步。图源：Pablo Martinez Monsivais/美联社

这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政策错觉链条：关税未能立即推升物价 → 市场不预期通胀上行 → 美联储未被迫加息 → 特朗普认为可继续加码 → 潜在的结构性扭曲扩大。嘉信理财与牛津经济研究等机构均指出，当前阶段的“表面平稳”或掩盖了高关税对投资、库存与就业的深层次冲击。

最后，若特朗普执意推动高关税、强美元与压制联储降息的政策组合，美国很可能面临典型的“输入型滞胀”风险：一方面制造业成本上升，企业利润压缩，全球市场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在高利率下投资放缓，劳动市场承压。这种内外夹击的局面，将反噬其原本意图保护的国内产业与出口竞争力，也削弱全球对“美元稳定性”与“美国制度可预测性”的信任。

图源：彭博社

本月特朗普政府推动的新一轮关税政策，其显著特征已不再是以贸易平衡或产业保护为核心目标，而是逐步演化为一种多用途的地缘政策工具。在当前全球政经格局动荡、制度协调能力减弱的背景下，美国将关税作为强化国家影响力与筛选合作对象的手段，标志着国际经贸治理逻辑的一种深层转变。

从政策结构上看，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差别化关税威慑”策略，并非仅针对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竞争对手，而是广泛适用于战略盟友、制度中立国与潜在对手。这种工具化关税逻辑更多反映出美方对全球贸易关系中“功能性忠诚”的重视，即要求各国在关键产业链、供应安全、外交一致性等方面展现明确的配合姿态。关税在此不再单一回应经济数据，而被嵌入到一套更具政治识别功能的国家排序体系中。

这种策略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仍存在结构性不确定。一方面，它确实强化了美国在双边谈判中的筹码，但同时也削弱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对于欧盟、墨西哥、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而言，尽管选择通过磋商手段缓解冲突，但“被动协商-持续受压”的逻辑正在削弱其对谈判结果的信任，亦可能促使其强化区域自主性战略，探索制度替代路径。

另一方面，关税对美国自身经济运行的反馈尚未全面显现。当前市场对相关政策的反应相对温和，主要源于对特朗普关税策略“可变性”的经验判断。一旦主要商品（如铜、半导体原材料）被持续纳入高关税清单，价格机制传导至通胀与利率，将不可避免影响美联储的政策空间。这种政策耦合性增加了货币与财政手段之间的张力，也提升了政策外部性风险。

从国际制度层面看，虽然特朗普政策尚未形成明确的全球模仿效应，但其影响已在结构上促使多个国家重新评估贸易政策的风险敞口与战略自主性。过去以规则、互信与机制为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正在面临“策略化博弈”与“临时性安排”所带来的制度稀释问题。

总体而言，关税正逐步脱离其单一的经济功能，演化为一类具有政治过滤功能的复合型政策工具。对于主要经济体而言，关键的应对挑战在于：如何在全球规则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提升制度韧性、确保对外经贸战略的连贯性与可预期性。这一趋势，或许将是未来国际贸易秩序调整的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