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曾任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创院院长 (1992-2003)，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创院）署理院长(2003-2005)。在受邀创办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之前, 郭教授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及高级研究中心主任。
郭教授早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随后赴美就读于夏威夷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73年到新加坡任教之前，原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先后曾受邀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华盛顿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校访问教授/学者。1990年创办英文《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英国Routledge 出版，列入SSCI索引），并担任主编至2010，长达20年。2000-2004年曾任国际媒体传播研究学会（IAMCR）副会长。郭教授在教学研究之馀，也积极参与公共服务，曾荣获新加坡总统颁发公共服务奖章（PBM, 1997）及公共行政（银）奖章(2001)。
2020年12月20日美国传来傅高义教授过世的消息，虽然知道傅教授已是90高寿，堪称人瑞，但是在哀悼惋惜之余，大家不免还觉得几分错愕讶异，主要是因为老教授这段时间还非常活跃，经常出席各种会议，为世界大势，特别是中美关系发表高见。就在去年12月1日，他还以视频参加北京的《香山论坛》，评论在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主导下，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去年11月初，他也以视频参加台湾《远见》杂志主办的《远见2020年高峰会》，就当时尘埃尚未落定的美国总统大选表示忧心忡忡。去年7月，他接受《环球日报》访问，对当时中美之间频频发生的摩擦和矛盾，表示忧虑，担心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环球日报》标题上写着：“很不幸，中美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去年4月，90多名美国知名学者和前政府官员发出公开信，呼吁中美两国合作，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世界危机。傅高义也是带头签署的学者之一。2019年7月，100多位关心亚洲的美国学者和外交官，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掷地有声的鸿文，题目是“中国不是敌人”。傅教授是起草人之一，代表了美国自由派学者专家的心声。他终身研究东亚社会政经发展，2000年退休之后，以70高龄，花10年时间专心研究邓小平，曾多次访问中国，会见有关人士，收集相关资料，于2011年出版60多万字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中译本分别于2012和2013年在台北、香港、北京出版）被公认为评介邓小平毕生功过的传世之作。再往前溯，这位哈佛学者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前后出版了几部相关专著：《共产主义下的广州，1949-1968》（1969）以及《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89）。正如书名所示，他总是先行一步，见人所未见，多年来，在哈佛赢得“中国先生”的名誉。当今中国学界和政界年轻的朋友，可能还有人不知道早年傅高义教授却是以日本研究一举成名的。他在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举证日本社会的若干特质，是美国社会所不及，警示日本社会的竞争力，可以凌驾美国。此书一出，不但在美国大受重视，在日本更是激起千层浪。原来日本民族性常以忧患意识自励，不作自我张扬，如今有哈佛教授如此推崇，信心大增。日译本一时大销，据说至今还保留销数最高（非小说类）外文译著的记录。《日本第一》不但在美国和日本风行一时，在亚洲地区努力追求发展的大趋势下，各国也有意以日本为师，寻找发展的诀窍。据说当年新加坡的高级公务人员也是人手一册，精读这本日本发展的秘笈。正是在如此情境之下，新加坡当局于1981年邀请到这位大师来访。而我当时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负责社会系系务，以此身份，有机会和这位社会学前辈，有较多的接触。那年傅教授7月来访，随即在区域英语中心发表公开演讲。新加坡电视台，知道傅教授精通双语，也安排了英语和华语两场电视访谈，分别在8月4日（第五波道英语）和7日（第八波道华语）晚播出。这两场电视座谈，主宾当然是傅教授。新加坡长年推动双语教育，如今有外来世界级的学者，以流利华语参加座谈，不但媒体特加重视，一般人也不免好奇，想知道这位来自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华语到底斤两如何。在新加坡方面，我个人以社会学学者身份受邀全程参加英语和华语两场座谈，是个人殊荣，也算是代表本地学界对国际知名双语学者的回应。除了我和傅教授之外，电视台邀请到当年政府投资公司Intraco总经理比莱(Gopinath Pillai)担任英语座谈主持人，参与座谈的还有国立新加坡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庆珠（90年代起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以及驻美国大使多年）以及新加坡箴言报(Singapore Monitor)主编卓天赐。华语座谈则是由新加坡广播局主席黄望青（曾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亲自出马主持，其他参加座谈人士还包括当年出道不久的国会议员符喜泉女士。座谈会的讨论集中在《日本第一》一书，以及傅教授对日本现状和未来的观察和分析。傅高义华语流利，不愧是“中国通”，参与座谈完全没有问题，华英双语座谈都很顺利。话说1981年8月4日海峡时报预告当天电视节目，以傅高义为主的的英语电视座谈为主题报道，只是当天海峡时报竟然出现了两个版本，文字内容相同，但是选用了不同照片。其中之一刊用了傅高义、陈庆珠，以及卓天赐三人照片；另外一个版本，则是以郭振羽换下卓天赐。
当天我看到了两个版本，心中诧异。要知道当年报纸印刷技术不比今日，报纸临时抽版改版，费时费事费钱，是一等大事。我想知道原因，只是当年人微言轻，无从问起。这么多年来，只有在讲课时，偶尔会拿出来当成陈年报界轶事趣闻，作为例子。如今回顾此事，用心分析，看来有两种可能。一是主编原选用卓天赐照片，结果上级觉得用了另一英文报主编照片不妥，所以临时决定改用郭某照片。另一可能是先用郭某照片，结果发现三张人头照片都是大学学者，不免偏颇，所以决定改版。不论原因为何，现在看来，都不是大问题，好像不必如此大动作。如今时过境迁，真相无从查起，也无关紧要，姑且还是保留这段无头公案。
话说当年傅高义的《日本第一》，风行一时。只是日本发展固然惊人，足为东亚新兴地区表率，但是日本到底也没有超越美国，争先夺冠。那年傅教授在回答问题时，曾口出豪语，对日本发展表示乐观，认为“在未来20年，日本仍可保持支配世界经济地位”。结果日本经济发展泡沫，来得比预期为早。就在1990年开始，日本经济泡沫就已破灭，堕入了“失落的20年”。因为如此，傅高义在1990年代受了不少攻击，逼得他一再辩解，终于在2000年出版《日本还是第一吗？》，作为答复。依他的解释，他的本意只是点明日本社会的优点，其中包括：重视教育，建立完整医疗体系，强调治安，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平等，等等。他特别强调原书的副题是“对美国的启示”，目的是在对照美国社会不足之处。从他这番解说，也就不难理解他在1980年代，也是首先注意到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学者之一。他在1991年发表《亚洲四小龙》，同时也提出儒家伦理和东亚发展的关系。如此环环相扣，也不难理解他预见21世纪中国腾飞的远见。傅高义在哈佛师从社会学大师派深思（T.Parsons），受的是传统的社会学基本训练，主修家庭社会学，博士论文研究是美国中产社会的家庭关系调适问题。1958年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最早出版的专书，竟是一本家庭社会学读本。早期在传统社会学刊发表的几篇论文是他的博士论文成果，走的路和一般刚出道的博士菜鸟并无二致：埋头努力发表论文，以谋求教职。他学术生涯的转捩点，是在毕业后接受导师之一，人类学大师F. Klukhohn的忠告到日本做博士后研究。他原意是从事传统家庭社会学研究，要深入了解战后日本中产家庭的结构功能分析。他努力学习日语，在东京郊区深入访问六个日本家庭，马上发现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的互动结构，不但和美国家庭不同，更重要的是，和他所理解的传统日本家庭有异。他以敏锐观察力，注意到战后新中产阶级“工薪族”（Salary Man）的出现，终身献身服务大公司大企业，有异于日本乡镇传统社会。1963年他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之后，“工薪族”一词被广为采用，这本书也成为理解现今日本社会的经典之作。也由此他转换研究轨道，从传统社会学，转入跨学科的地区发展研究。他更重要的一次转身，是从日本研究，注意到中国的发展，开始努力学习中文，“先行一步”，投身中国研究。早在文革时期，就到香港根据文献和难民访谈资料，于1969年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1949-1968》。1981年和傅教授会面时，他透露他的研究课题，已经开始关注到当时广东地区发展远景，果然几年后就拜读到他的新著《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89），奠定了在中国研究的龙头地位。而由他对广东改革开放的深入研究，当然也注意到改革开放背后的“总设计师”，也促使他在70岁退休之后，以10年功夫完成《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2010）这部传世之作。纵观傅高义毕生重要学术贡献，从日本研究到中国研究，一脉相承，处处显露出他以宏观视野俯视东亚发展大趋势的洞察力，他总是“先行一步”，见人所未见，又能深入浅出，以通俗语言，推广介绍如此大趋势。而他在分析介绍之余的潜台词，则是他对东亚地区，以及他的祖国美国的和平发展的关怀。值得一记的是，他最后的著作，在89高龄于2019年出版的《中国和日本：1500年交流史》，终于把他毕生献身研究的两个东亚国家，连到一起，宏观解析1500年历史大趋势。他在出版序言中说：“我试图尽自己的努力为中日关系史提供一个客观的解读，以改善两国关系。”他从未说这是他最后一本著作（他计划中的下一本书是《胡·耀·邦·传》），结果中日关系的1500年史成为他计划之外的学术生涯总结，是冥冥之中，适当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