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韦宗友教授近照）

美国总统拜登入主白宫后，多次高调表示，要大力推进他在2020年大选期间提出的“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S． Middle Class) ( 以下简称“中产阶级外交政策”) ，作为新政府对冲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影响，重塑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优先外交政策议程。

这一新外交政策议程到底涵盖哪些内容? 提出这项新政策的主要动因是什么? 面临哪些挑战? 对未来中美关系将产生哪些影响? 本文主要依据拜登政府官员的相关讲话、政策宣示、政府文件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一、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愿景 

美国一直自诩为“中产阶级”国家，一些学者甚至将美国称为世界上“第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在美国，中产阶级一直被视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在美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民主政治的坚强柱石，社会稳定的稳压器，以及“美国梦”最直观的化身。具体来说，中产阶级是指一个有两个学龄儿童的四口之家，一年的收入在 5万至12万美元之间(有两个学龄儿童的单亲家庭年收入在2．5万至4．4万美元之间)的社会中间阶层，有房有车、有医保和退休金、供得起孩子上大学、能够全家外出度假、有一定存款。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中产阶级收入裹足不前、中产阶级整体萎缩已经日益成为困扰美国社会的痼疾。很大程度上源于中产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的不满，高举“反全球化”、反建制旗帜，捍卫“美国优先”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成功击败呼声极高的民主党总统候 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 

面对美国中产阶级的不满以及美国国内日益上升的左、右民粹主义思潮，拜登及其幕僚通过竞选网站、演说、文章和调研报告，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有别于民主党其他竞争对手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议程，即“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作为其竞选和未来施政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沙利文等人指出，中产阶级是美国的主心骨，也是美国政治经济模式的成功样板。然而，过去几十年里，尽管美国经济继续增长，中产阶级却在逐渐萎缩，很多家庭难以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拜登在竞选期间也提出，美国必须打通内外政策的隔阂与樊篱，让对外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内利益，特别是中产阶级利益，让他们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他强调，美国必须确保贸易政策为中产阶级服务; 国际经济规则要更能体现“公平贸易”，促进美国商业；美国要书写国际贸易规则，捍卫美国利益与价值观；加大国内研发和创新投入，确保美国创新优势；构建联盟与伙伴“统一战线”，更好地与中国竞争，迎接“中国挑战”。 

拜登及其团队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大致包含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对外经贸政策必须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经济利益。第二，制定新贸易规则，反击国外“贸易不公”。第三，鼓励制造业回流，确保供应链安全。第四，确保美国科技优势，提升美国竞争力。第五，重视民主人权，但避免海外军事干预。第六，国防投入要为国内服务。第七，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但也要分担责任。 

二、“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提出的动因 

拜登及其幕僚提出“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既是对美国中产阶级不满的积极回应与迎合，也是借此“对冲”特朗普外交政策影响，重新确立美国外交政策方向，更好地与中国进行竞争。 

首先，回应国内中产阶级不满，迎合中产阶级经济诉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经济不平等加剧，中产阶级萎缩，收入停滞，成为近年来美国学界、政界和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拜登团队认识到，要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就必须对美国中产阶级的不满和诉求做出积极回应，让普通民众切实感受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是华盛顿精英阶层的“回音壁”，而是直接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提出外交要服务于国内中产阶级利益，就是要解决美国外交与内政的“脱节”，回应和满足国内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 

其次，“对冲”特朗普外交政策遗产。拜登团队不认可特朗普的外交风格与理念，认为特朗普充满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不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际主义理念格格不入，也“玷污”了美国长期以来精心维护的国际形象。但是，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理念、反对海外用兵和海外“国家建设”、以“公平贸易”代替“自由贸易”的政策口号与行动，得到大批中下层美国人，特别是铁锈地带蓝领工人的热情支持与拥护，后者甚至将特朗普视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与捍卫者。如果美国决策者不能正视中产阶级的不满与怨愤，不能解决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特朗普幽灵”就会时隐时现，给他们的政策议程造成严重干扰。“对冲”特朗普外交政策遗产与影响，必须“对症下药”，重视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相对于特朗普将更多矛头指向国外、指向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煽动右翼民粹主义狂热，拜登团队更重视“内政外交”齐抓共管。

再次，重置美国外交政策方向。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是“破”与“立”的结合。对冲特朗普具有强烈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遗产，只是一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将美国外交政策重新“回摆”到民主党建制派重视的多边主义、国际主义，重振美国的“道德权威”与国际形象，才是他们提出“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 旨趣所在。因此，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特别强调恢复美国国际领导，团结志同道合盟友，重视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捍卫“民主人权”，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进行切割。 

最后，更好地与中国展开竞争。拜登团队提出“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口号时，特别强调，美国只有搞好国内经济建设、提升经济与科技竞争力，才能更好地与中国在全球展开战略竞争，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拜登团队提出“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所有优先政策目标，基本上都有中国的“影子”。重视经贸规则制定，鼓励制造业回流及供应链安全，是为了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维护美国“经济安全”。提振美国科技竞争力，投资美国国防科技，是为了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展开竞争，维护对中国的科技与国防“优势”。重视民主人权、强调团结志同道合的盟友，是为了占领外交与舆论“道德高地”，更好构建针对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强调国际参与和国际领导，用布林肯的话来说，是防止中国因美国的缺位而出现的国际领导力空缺，取而代之。 

三、“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实施与前景 

拜登入主白宫后，尽管将主要精力用于国内治理，特别是应对疫情蔓延、经济疲软及国内种族矛盾，但也通过人事任命、政策讲话、签署行政令及相关法律，积极推进“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议程。

第一，强调公平贸易，为美国工人和企业赢得“公平竞争环境”。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要为国内中产阶级的经济安全服务。 

第二，签署行政令，确保供应链安全，鼓励制造业回流。拜登希望，通过一系列举措，推进美国供应链弹性，重建美国制造业能力，维持美国在研发领域的竞争优势，创造报酬优厚的工作，造福美国人民。

第三，投资国内有形和“无形”基础设施，保护中产阶级就业与福利，赢得与中国的竞争优势。5月28日，拜登政府提出总额为6．01万亿美元的2022 财年预算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数额最高的财政预算案。

第四，回归多边主义，重建美国国际领导权。通过这一系列“回归”（回归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回归世界卫生组织、回归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拜登政府意在向外界表明，新政府决心抛弃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拥抱多边主义，重建美国国际领导权。

第五，重视联盟关系，恢复盟友对美国的信任。拜登政府认为，联盟是美国外交的独特优势，要实施“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必须重视联盟，充分发挥联盟这一战略资产。

第六，打“民主”“人权”牌，重建美国道德权威。入主白宫后，拜登将“民主”“人权”作为团结盟友、重建美国道德权威及与特朗普外交政策遗产进行切割的重要抓手。

应该说，拜登执政后，在推进“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方面，开启了小步快跑模式。然而，由于这一政策本身的内在张力及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氛围，其政策前景并不明朗。 

第一，政策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匹配问题。表面上看，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似乎十分诱人。它既要保护国内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又要扭转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诱发的美国国际道义滑坡，实现经济利益与国际道义的“鱼与熊掌兼得”。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恢复美国国际领导权，重振美国“道义权威”，很多时候必须以牺牲眼前乃至局部经济利益为代价，否则无法“号令诸侯”。 

第二，中产阶级是否买账。相对于桑德斯、沃伦等民主党内的激进派，拜登代表的是民主党内的温和中间派，也是传统的建制派。尽管出于争取选民支持和对冲民主、共和两党“左”“右”民粹主义势力考量，拜登团队也提出了“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外交政策要服务于国内就业和中产阶级利益等竞选口号及施政纲领，但是，能否兑现或兑现多少，美国中产阶级还在等待观望。

第三，国会是否持续支持。经过2020年国会选举，民主党时隔10多年后再次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为拜登总统推进其政策纲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国会内的民主、共和两党党争并没有丝毫放松迹象。与特朗普执政时期国会民主党议员“逢特必反”一脉相承，当前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也多是“逢拜必反”。在拜登总统就任后国会通过的1．9 万亿美元经济纾困计划中，没有一位国会共和党议员投票支持。 

第四，美国盟友是否跟进。拜登重回国际主义，重视多边主义及同盟关系，倡导民主人权，美国欧亚盟友无疑积极支持。但是，美国欧亚盟友也知道，鉴于美国当下的国内政治氛围及特朗普外交政策遗产的牵绊，拜登的“国际主义”转向，能推进到何种地步，还是未知数。而且，拜登政府力推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及其“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政策理念，多少带有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遗风。一方面要与盟友“争利”，另一方面又要盟友支持其国际领导权，美国盟友恐怕不会答应。 

四、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拜登政府争取国内中产阶级支持，对冲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影响，重建美国国际领导力和国际威望，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拜登政府在兜售“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时，将“与中国竞争”作为新政府政策推进的集结号，显然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也将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蒙上阴影。 

第一，无助于缓和中美经贸关系。拜登团队一方面对特朗普对华贸易战和关税战提出批评，认为它非但无法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相反让美国经济利益受损; 但另一方面却又表示，并不打算立即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

第二，加大中美经贸“脱钩”的风险。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特别强调保护中产阶级的就业与福利，重视制造业回流和供应链安全。拜登政府将鼓励制造业回流视为提升美国制造业能力，减少对华产业依赖和增加国内就业的“三位一体”竞争法宝，卖力推进。

第三，加剧中美科技竞争。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强调振兴美国科技，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生物科技等领域不被中国超越。拜登政府除了加大在这些领域的科研投入外，还特别强调对中国的防范，在中国在美投资、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及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领域，严防死守。

第四，不利于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拜登执政后，在亚太政策方面，除了批评特朗普不重视同盟关系外，基本上继承了特朗普和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大框架，继续将牵制中国影响，作为亚太政策的主要目标。

第五，不利于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拜登政府一方面表示要寻求中美在气候变化、防扩散、全球公共卫生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的合作，但另一方面又处处对华设防，在经贸、科技、安全、舆论等方面，对中国进行限制和抹黑，扬言“要从强势地位与中国接触”，“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 必须对抗时，对抗”。

结 语

拜登团队提出和推进“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究其本意，是要对冲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遗产，赢得国内中产阶级支持以及重振美国国际形象与国际领导力。但是，拜登团队深知，鉴于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氛围及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后遗症，他们要推进“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举步维艰。因此，在政策提出和推进的过程中，拜登团队始终将“与中国竞争”，作为“内聚民心、外结盟友”的舆论和外交动员工具。然而，这种几乎不加掩饰的“寻找对手”做法，可能恰恰误读、误导了美国人民的主要关切。因为研究显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国中产阶级会支持与中国发生新冷战，或发起一场世界民主国家与威权政府的宇宙斗争，恢复美国单极世界霸权。”以“中国挑战”为噱头，既无助于给中美紧张关系降温，也不利于维护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甚至会“进一步扩大( 美国) 外交政策群体与华盛顿之外绝大多数美国人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