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槟城。去年十一月，我首次到访槟城，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中国，我们常常探讨中华文化、中外人文交流以及文明传播的问题，但大多数时候，这些讨论主要停留在书面层面；去年十一月的槟城之行让我有了切身体会。我们参观了槟城的多个文化和宗教场所，这里各种宗教信仰并存，庙宇众多，宗祠林立，使我们深刻感受到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存。此外，我们还在这里见到了一些在中国国内难以见到的传统文化元素，这让我对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的意义有了更多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如何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中国所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在槟城乃至整个马来西亚都有许多生动案例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文明间关系的变革

（一）文明间关系变革的时代背景

首先，我想探讨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应如何理解当今世界文明关系的演变？我认为研究文明关系的变化，首先需要跳出文明本身，观察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动。文明间关系的演进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深刻变革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不了解全球格局变化，就难以准确理解文明关系为何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革。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看似简单，但究竟何为“大变局”？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17年。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时，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尚不为大众所充分理解。然而，随着近些年全球形势的剧烈变化，我们开始深刻体会到，这一“大变局”确实正在发生，并且影响深远。

以近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为例，该会议于2月16日落幕。法国《世界报》（Le Monde）在报道中提及，芬兰总统斯图布在会议结束时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几十年毫无动静，有时几周就像过了几十年。”这一表述精准地概括了当今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化。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世界格局似乎相对稳定，而近几年的发展却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国际形势的迅速变革。

2024年，全球多个国家领导人均在不同场合表达对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变革的关注。2024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的一场重要演讲中指出：“在史无前例的世界动荡、重大变革加速的时刻，欧洲处于‘被包围状态’，未来十年面临被削弱或降级的巨大风险。”同月，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后冷战时代已落幕，我们正处于决定人类历史新篇章的关键节点。美国历经多代努力构建的国际秩序正遭遇新的考验。”5月，新加坡新任总理黄循财在就职演讲中谈到：“冷战结束30年来，我们在亚太地区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稳定。不幸的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不会再回来了。”

讨论国际格局的变革时，我们往往会发现，不同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对这种变化的感受存在显著差异。如何来理解这一历史性变革？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分析：一是权力结构的变革——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格局正发生深刻调整；二是秩序结构的演进——权力格局的变化推动全球及地区秩序的重构；三是观念与文明结构的变迁——尽管文化观念的演变相对滞后，但其影响至关重要。一旦在认知层面发生结构性变化，将反过来推动秩序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变革。在人类历史上，观念变革通常滞后于现实政治变革，但当认知领域发生深刻转变时，其影响往往极为深远。例如启蒙运动引发的思想变革，最终推动欧洲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亦影响全球秩序的形成。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演变同样受到认知与文化变迁的深刻影响。

（二）权力结构的变革及其中的文化表现

从权力结构视角来看，当今世界正进入一个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这一趋势在多个方面表现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南方国家（Global South）的崛起：当前国际权力格局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需要明确的是，这里并非单指中国一国，而是更广泛地涵盖全球范围内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即通常被称为全球南方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区域合作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且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二战后或冷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二是多极化的加速发展：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使多极化趋势加速推进。多极化意味着世界不再由单一国家主导，而是由多个大国及区域性力量共同塑造国际秩序。在此背景下，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而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

权力结构的变革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层面，还深刻影响了现代化模式的演变。传统上，现代化主要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为蓝本，欧美模式曾被视为“唯一”可行的发展路径。然而，近年来，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并与文明间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现代化发展模式变得多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西方现代化模式自身面临更多挑战。过去，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被认为是全球发展进程的标准范式。然而，近年来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自身治理方面面临诸多困境，使其现代化模式的有效性受到挑战。例如，近年来法国的经济社会改革长期处于瓶颈状态。政府虽然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由于政治上的制约，改革推进异常艰难。仅在2024年，便因改革问题导致三届政府更迭。法国在移民政策和社会融合问题上也面临挑战。巴黎市区与外围区域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移民群体的融入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

在思想文化领域，同样经历着显著的转型。这一变化在全球多个国家表现突出，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所引发的广泛争议。法国尽管在经济上面临挑战，其全球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仍然保持着领先地位，并在全球文化前沿持续发挥作用。然而，法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却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既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同时也因其对宗教、传统文化的表现方式而引发了广泛争议，尤其是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和保守主义的激烈碰撞。法国的文化争议不仅局限于奥运会开幕式，这些争议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不断扩张的一个缩影。后现代文化强调个体主义、去中心化、对传统权威的批判，甚至对宗教和历史文化进行解构。这一趋势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成激烈对抗，并导致社会内部的分裂加剧。

这种文化冲突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当前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类似的文化分裂也出现在美国，甚至成为影响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美国的文化分裂与政治极化息息相关。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时，许多观察者认为这是一场“意外”。但事实上，特朗普的当选反映了美国社会结构、经济体系及利益分配模式的深刻变化。他的支持者群体主要来自于对全球化不满的传统制造业工人、农村保守派以及对社会文化变革持批判态度的群体。这一现象表明，美国社会已不再是传统自由主义视角下的统一体，而是日益分裂为多个相互竞争的文化和政治集团。拜登政府上台后，许多人期待美国政策会进行重大调整。然而，从政策实践来看，美国在外交、经济、社会治理等方面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特朗普再次参选并获得广泛支持，更加凸显了美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在研究和认识美国时，必须调整传统的方法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吴心伯教授近期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提出，研究美国的思维方式需要根本性改变。过去，我们主要通过自由主义视角来理解美国，即认为美国的政策、价值观和社会模式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然而，今天的美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果仍然只单纯用传统自由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美国，我们可能无法准确理解其政策变化的根源。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在学习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与西方现代化模式不同，并且在实践中取得显著的发展成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正在趋于多元化。

与此同时，这一现代化路径的调整也促使中国社会对自身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近年来，中国国内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作用。这一趋势表明，现代化的推进不再意味着对本土文化的简单取代，而是需要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求平衡，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不仅是中国，全球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步摆脱对单一现代化模式的依赖。过去各国在追求现代化时，通常只能以西方为参照。然而，如今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拥有更加多元的选择。

权力格局变革的第三个方面，是科学技术正成为引领全球变革的核心驱动力。科技不仅塑造了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竞争优势，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以及人类的日常生活。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推动全球科技革命的核心力量。例如，中国的DeepSeek等技术突破，不仅极大地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也在教育、产业、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人工智能的普及，正在深刻改变传统教育模式。在中国各大高校，人工智能如何融入课堂、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已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议题。这种变化不仅存在于大学课堂，中小学教育也同样受到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已不仅仅是辅助工具，而是正在重塑学生的思维方式。未来，教育体系如何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需求，将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在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成为各国争相投入的战略性领域，各国政府和企业纷纷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投入，以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先机。谁能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实现突破，谁就可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竞争的一个核心战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相较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但近年来也在局部领域实现突破，比如DeepSeek。更为重要的是，DeepSeek采取开源模式，即向全球用户开放使用，使其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公共技术资源。这种做法不同于美国在部分关键技术上的封闭策略。这也意味着中国在科技竞争的模式上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开始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是否仍然重要？这是当前全球范围内激烈讨论的问题。全球范围内的高校纷纷调整学科结构，文科在许多国家的大学中出现了“退潮”现象。美国多所高校正在缩减或合并文科专业，以适应社会对科技、工程、数学（STEM）等领域人才需求的增长。在中国，类似的趋势也开始显现，部分高校正在削减文科专业，转而加强对理工科、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相关学科的投入。这种趋势是否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正在减弱？或者相反，正是在这样一个科技主导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才更显重要？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三）秩序结构的演进及其中的文化表现

全球权力结构发生的变革也带来了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秩序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主要大国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上。传统上，国际秩序的构建与维护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美国过去在全球承担着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试图确保国际体系的稳定，从而护持美国的全球霸权。但近年来，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逐步转向“修正者”，其政策更多地围绕调整和重新定义国际秩序展开。这一趋势表明，美国正在调整其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不再单纯作为秩序的守护者，而是试图对国际体系进行某种程度的“维修”或重构。与之相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也在发生转变。过去，中国主要作为国际秩序的接受者，在现有规则框架下参与全球治理。近年来中国正逐步从单纯的秩序接受者向秩序构建者转变。这一变化体现在多个领域，例如中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这些举措都显示出中国在国际秩序中从被动接受规则向主动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转变。

第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碰撞日益激烈。一方面，全球化仍在持续推进，人口流动、技术流动依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传播，正是全球化浪潮的重要体现。然而反全球化趋势也在同步上升。脱钩、断链、筑墙等策略正成为美国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这表明全球化并未终结，但其发展方向已变得更为复杂，并面临新的强大阻力。

第三，经济安全化、相互依赖安全化以及人文交流安全化趋势显著。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相互依赖。国家间贸易往来越多，被认为有助于增进相互关系，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当前这一观念正在被重新审视。部分国家，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将经济依赖视为安全风险，认为经济上对外部国家的依赖程度越深，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就越大。在此逻辑下，美国认为减少对外部市场和供应链的依赖，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这一趋势不仅影响全球经济格局，也进一步影响到全球的人文交流格局。过去，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持开放态度，鼓励更多国际学生前往美国深造，并提供大量奖学金，希望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接受美国教育，同时接受其主流价值观。这一政策在当时被视为加强国际理解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举措。近年来美国对国际学生的态度越来越谨慎，甚至在部分领域出现较为明显的限制措施。部分政界人士认为，外国留学生尤其是理工科领域的国际学生，可能会“窃取”美国技术，并对其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这正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强对留学生审查，并采取更严格签证政策的原因之一。可见，人文交流也被政治化，甚至安全化了。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留学生结构也在发生一些积极变化。比如，如今槟城有越来越多中国留学生，这种跨国留学的多元化发展对于促进国家间相互了解、增进双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留学生的流动往往集中在特定国家或特定领域，如今留学群体的构成日益多元化，涉及国家范围更广，学科领域也更丰富。这种多元化趋势不仅能拓展人文交流的广度，也在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互相理解，促进全球认知体系的重构。因此，从长远来看，跨国留学仍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地缘政治的回归以及政治强人的兴起。地缘政治的回归趋势已经非常显著，这里不再赘述。我想提示两个现象：一是地缘政治的回归并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变化，它已深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战略，甚至改变企业的用人需求。过去，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主要考虑市场经济、技术研发和商业竞争等因素。今天的国际环境已发生根本性改变，企业、国家乃至全球治理都必须考虑地缘政治因素的深远影响。二是地缘政治回归对中小国家的影响。对许多国家而言，地缘政治的回归并不是积极的趋势。尤其是对于一些中小国家而言，它们可能被迫在大国竞争中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往往带有被动性，甚至可能影响到国家间的正常合作关系。

地缘政治回归造成全球治理体系的分化加剧，国际合作的复杂度提高，这些都对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发展构成挑战。今天我之所以要强调推动新型文明间关系的构建，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下，我们需要寻找某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影响。地缘政治的回归使国家间的竞争和对抗加剧，而文明交流与合作则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推动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减少因政治博弈带来的紧张关系。

与地缘政治回归相关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政治强人的崛起。如果我们回顾21世纪初的国际政治，会发现当时全球舞台上多是技术官僚型的领导人，政治风格大多较为稳健，并倾向于遵循传统的国际政治规则。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世界各区域的政治格局都开始发生变化，政治强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这些政治强人的崛起，极大地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并使国家间的互动变得更加复杂。政治强人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他们不仅塑造了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也在全球范围内重塑国际政治的运作逻辑。

第五，国际政治的再集团化，美国强化对同盟的控制。随着国际政治竞争加剧，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对联盟体系和对盟国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控制，甚至迫使这些国家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

（四）观念与文明结构的变迁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观念结构层面的转变，即人类社会在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正在经历的重大调整。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包括意识形态的突出、宗教的回归以及文明冲突的上升。

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展。表面上看，这一进程促进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使得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文化交流更加广泛。但实质上，这一趋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新自由主义的单一主导，而非真正的多元共存。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开始走向衰退，与此同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正在兴起，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对抗趋势也愈发明显。

宗教的回归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在许多社会中，近年来宗教信仰的影响力正重新扩大，越来越多人开始依赖宗教作为精神支柱。这一现象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一方面，全球化加速经济分化，导致新的国家间不平等、族群间不平等、阶层间不平等以及个体间的不平等。当社会的不平等扩大时，人们往往更倾向于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而宗教和意识形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找到更广阔的社会土壤。这一趋势不仅影响个人价值观，也对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后现代文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精神空虚，也使得宗教和意识形态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观念与文明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是中国文化结构的深刻变革——文化自信的恢复。它不仅影响着中国自身的文化认同，也在全球范围内重塑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地位。这一重大变革反映了观念结构与权力结构的相互作用。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使得西方的知识体系、观念结构和价值导向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由于在国际体系中处于落后地位，中国人经过反思，认为是文化和制度落后，经过新文化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化反思，“向西方学习”的态度长期在中国的观念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导向。在文化层面，这种思潮表现为总体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如辜鸿铭等人试图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直到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的差距仍然较大，中国人在许多领域继续全面向西方学习。中国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与中国强烈的学习态度和向外部世界学习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善于学习的民族之一。没有这样一个长期的学习、转化、创造的过程，就不会有今天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向外部世界学习的过程。美国的发展史亦是如此，早期美国不断向欧洲学习先进的技术与制度，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模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当代实践与文化传统，开启了文化自信恢复的历史进程。所谓文化自信的恢复，并不是要重新回到过去，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心态、全新的态度去审视和对待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在当代实践中重新定位其价值。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且充满挑战的过程。

二、从文化自信到文明以立国：新型文明间关系的构建

（一）文化自信与当代中国文化的构建

文化自信首先涉及如何认知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关键问题——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是什么？这是一个亟待深入讨论的问题。几年前，我曾写文章讨论中外人文交流的内容问题。我们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似乎总是局限于“四大件”：孔子、书法、京剧、熊猫。长期以来，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主要依赖这些元素，似乎这些就能代表整个中国文化。这里至少存在两大问题：第一，这些元素能够完全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吗？第二，人文交流的内容中缺少现代中国。

第一个问题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界定。我在2017年一次和基辛格博士的对话中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非常关注我们的教育中现在还有多少儒家的内容，认为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仍有重要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我与他交换了两个观点：第一，儒家思想确实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流之一，但它并不能涵盖整个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第二，就儒家思想而言，我们今天谈论的儒家究竟是哪个儒家，儒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流派，甚至到明清以后也有僵化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论。

随着文化自信的恢复，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并寻找自身的文化传统。当我们向国外介绍传统文化时，都会碰到“传统文化是什么”这一问题。所以，今天当中国提出“两个结合”时，讲的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里的“优秀”二字意味着对传统文化要有所鉴别、有所取舍，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

第二个问题是，在对外人文交流中，我们往往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但现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文化产品没有得到充分展现。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解释体系和话语体系上，尚未建立起一个能够准确阐释当代中国的框架。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成功，支撑这一成功的经济逻辑、政治逻辑和文化逻辑究竟是什么？我们常说“讲不好中国故事”，很多人认为问题在于传播手段或传播方式不行。我认为，核心问题并不在于手段和方式，而在于传播的内容，也就是故事本身，我们缺乏优质的内容供给，包括讲述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其他文化产品。

针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构建这个问题，我提出一个思考框架供大家参考。当代中国文化的构建，需要处理好四个重大关系：传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

第一，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今天我们所强调的“第二个结合”，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让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现代世界中焕发新生。要做到这一点，传统文化必须被赋予当代意义，并找到适应当代社会的表达形式，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真正发挥作用，而不仅仅停留在象征意义上。

第二，社会主义的中国。今天中国的文化结构中必然包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中国文化在现代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始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价值观体系以及国家治理模式。

第三，追求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也与全球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我们必须妥善处理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一般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文化上的自大情绪。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孤立于全球现代化进程，而是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找到自身的独特定位，同时保持开放与包容，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相互联系。

第四，世界的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当前最需要注意的，即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我们需要挖掘中国文化中与人类共同价值相通的部分，使之不仅仅属于中国自身，而是能够成为全世界共享的文化资源。过去，美国之所以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如此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它成功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塑造成全球性的价值观。对于中国而言，若要真正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真正塑造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必须具备全球性的影响力。这不是说中国去向世界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而是中国文化能否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认同，成为全球共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二）世界的中国：两个案例的分析

如何实现一个“世界的中国”？这对当代中国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美国的主导模式越来越倾向于一个以权力来定义的国际关系，而中国能否提供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理念，即不是单纯依靠权力来定义，而是通过文明来推动和文明来引领？中国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将直接决定中国在未来全球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角色定位。

接下来我想谈谈两个具体案例。刚才我提到中国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不足，但近一两年，我们开始看到一些令人振奋的文化传播案例。第一个案例是电影《哪吒2》。《哪吒2》的出现可被视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一次突破。长期以来，全球电影市场的票房顶端几乎全被美国电影所占据。这不仅体现了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美国长期以来为世界提供了高质量文化产品，同时也是美国文化霸权的直接表现。《哪吒2》让中国电影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仍面临很多挑战，例如在一些国家的排片上就受到有意挤压。这反映出，在全球文化市场中，中美文化竞争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美国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其全球文化主导地位，并持续为世界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这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

《哪吒2》的成功不仅仅是商业上的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这部电影在创作过程中，团队投入了巨大精力，经过精雕细琢，成功地在动画作品中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电影中的许多细节，例如人物形象、视觉风格，甚至是部分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都能够让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

对于文化传播来说，《哪吒2》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启示——文化的交流和再创造。如果我们回溯哪吒形象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过程，会发现他最初并不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形象，而是受到佛教等外来文化影响。然而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哪吒形象进行了本土化、再创造、再发展，最终使其成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人物。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中国如何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扬光大？这就是当前全球文化交流中的一个核心命题——文明的交流互鉴。如果一个文化没有跨文化学习、没有吸收外来经验、没有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那么它很难真正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体系，即便建立起来，也很难走向世界。哪吒形象的演变过程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让文化“活在当代”的关键。哪吒的形象从过去较为严肃、正统的形象，演变到如今更加符合现代多元价值、现代观众审美需求的形象，这种变化使得传统文化能够继续与当代社会产生联系，从而保持其生命力。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报道提到，一些美国观众在观看《哪吒2》时，能够找到与自身生活的共鸣。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当中国文化元素能够融入全球文化语境，并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接受时，它才真正具备了国际传播的能力。一个真正能走向世界的文化，一定不是封闭的，而是能与全球文化体系产生对话和共鸣的。如果哪吒只是中国自己的哪吒，它无法走得太远；但如果它能够成为“世界的哪吒”，它就具备国际影响力。

这一点也促使我们去思考——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形象是否仍然局限于刻板印象？过去，许多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印象上。但今天的中国，尤其是中国年轻人，展现出更多元、更有活力的文化风貌。如何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展现这种多样性，如何让世界看到一个更生动、更立体的中国，这正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第二个案例是李子柒。李子柒视频的传播方式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以往对国际传播规律的认识。在传统认知中，国际传播的关键是语言转换，即需要精准的翻译，才能有效地向全球观众传达我们的文化概念。这在许多领域确实成立，很多中国文化传播中的问题也确实源于翻译的局限性。然而李子柒视频的传播并不依赖翻译，其中语言的表达也不多，却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极大的传播效果。她的主要受众群体在YouTube上。她的视频在国内视频网站上也有广泛传播，但她的真正影响力体现在YouTube这个国际平台上。她在沉寂三年后复出，短时间内YouTube粉丝数量突破2000万。她的新视频刚刚发布，仅17个小时的时间，在YouTube上就已突破130多万的浏览量，并收获大量留言和评论。这种传播效应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李子柒获得欢迎源自什么？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对传统文化的“精耕细作”。李子柒的内容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她对传统文化的极致呈现，而我们看到的其他许多传统文化内容却缺乏深度打磨。李子柒的视频往往围绕某一个具体的传统技艺展开，但非简单的展示，而是通过极度细腻的工艺复现，让观众沉浸其中。在短短十多分钟的视频里，观众看到的只是最终成品的呈现，但实际制作过程却长达数月甚至上年，涉及大量工艺细节。

第二，它呈现了一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在今天高速运转的现代生活方式中，她的视频提供了一种回归自然、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通过极具诗意的画面，乡村的四季更替，晨曦与落日的交替，让人沉浸于自然之美，感受一种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的生活节奏和生活场景。这是她的作品能在YouTube上获得广泛共鸣的原因：提供了一种超越现代性的生活方式，让观众重新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文明的一个核心要素正是人的生活方式，它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而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文化要承载生活，否则文化是死的。李子柒的成功说明了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能融入当代人的现实体验中。

第三，它提供了一种“共情”体验。在视频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配角——李子柒的奶奶。这个角色创造了一种跨文化的共情——情感传播。她的视频不仅呈现中国文化，也在传递一种人类共通的情感——亲情、乡愁、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种情感体验超越了语言、国界、文化背景，引发了观众的共鸣。这也是为什么她的视频能够在没有翻译、很少语言表达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李子柒”不仅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案例，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文化现象。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如何真正走向世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化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广泛的认同感？

（三）文明以立国：文明为基础的大国和国际关系

我们如何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国在未来的全球秩序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当今国际关系体系中，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新型大国？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以权力为基础的秩序之上。特朗普政府实际上也是一种“美国回归”——即回归基于权力逻辑的全球主导方式。我们过去对美国的认知是片面的，美国塑造的秩序不是只有其声称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而是有权力和规则两面。如果中国的发展最终走向单纯依靠权力主导国际秩序，这无疑是不可取的。因此，今天中国必须认真思考：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中国的发展模式将如何塑造其全球形象？中国究竟是一个以权力为基础的大国，还是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大国？这将对全球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处理好“权力”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一个核心议题。如果没有中华民族自身的现代文明发展，就无法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它必须体现出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一般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除了要从治理的层面去理解，也需要上升到文明的层面去理解。它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方式，更应该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更是文明形象、全球话语和文化认同的问题。

比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无法复制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必须探索一条更加可持续的、生态友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理念，本身就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将这一文化理念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如果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成果，同时也将为各国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提供新的经验和模式。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核心挑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贡献。

再比如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很明确，中国要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国际社会还是存在不少疑虑，担心随着中国的强大，会走上扩张道路；担心中国是否会像历史上某些崛起的大国那样，通过武力或强权谋求全球主导地位。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中国文化的特性，就能认识到这种文明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将寻求和平的崛起。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因此需要从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的走向。创新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勇于接受新事物。中国文化并非固守不变的文化，相反，当它变得保守时，便会衰落；而当它保持开放、包容、创新时，便能持续发展。有些人担心中国的崛起是否意味着要恢复过去的秩序，但中国文化的创新性让我们明白其实并非如此。统一性，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包容性，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方向始终是交往、交流、交融，各种宗教多元和谐并存，同时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包容，这一特性使其与许多其他文明不同。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征，这决定了中国不会走文化霸权的道路，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而是始终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倡导合作而非对抗，不搞党同伐异。中国文化的这些特性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使得中国能够成为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大国，同时，以文明而非强权立于世界。这就使得一种基于文明而非强权的国际秩序的构建成为可能。

（四）新型文明间关系的构建

如何推动构建一种新型的文明间关系？从中国的视角和中国的实践看，这种新型文明间关系至少涵盖三个层面：一是国家间的交往方式（国与国的关系）；二是外交方式（国际事务的处理方式）；三是人民间、文化间的交流方式。

第一，就国家间的交往方式而言，在新型国际关系框架下，中国提出了处理不同类型国家关系的原则。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处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方面，中国提出了“正确义利观”，强调平等相待、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义利相兼，以义为先”这一理念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强调道义优先，而非单纯的利益交换。这其中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气”精神，类似于武侠文化中强调的“义”。在处理国家间文明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关系上，中国倡导“新文明观”，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强调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这与某些国家所坚持的“单一文明至上观”截然不同——有些国家认为自己的文明是最好的，因此排斥、贬低其他文明。在当今世界，仍有一些国家坚持自己的文明最优越，并排斥甚至试图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这正是全球文明冲突的根源之一。而中国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理解；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强调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避免将某种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在对外文化关系中，克服文明优越感至关重要。中国坚持文明的共存，而非文明的竞争和对抗。

第二，中国的外交方式也体现出文明的形态。中国主张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强调国家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与之对比，美国的外交方式有时候就不那么文明，它建立了一种行为模式——“美国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这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表现得尤为显著。相比之下，中国的外交方式体现文明互尊，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不搞强权外交，不以胁迫或霸权的方式推行自身利益。

以“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对外倡议为例。为什么中国用“丝绸之路”这样的概念来呈现其国际关系理念？我们可以从丝绸的象征意义来理解。丝绸承载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一种商品，更反映了中国对外交往的独特思维。丝绸是一种商品，丝绸也是一种柔软的物质。丝绸的象征意义体现了温和、包容、和平的外交理念。中国的对外发展、和平崛起，其象征是商业与文明，而不是单纯的强国竞争。这与近代以来或更早历史上一些大国的对外扩张方式截然不同。中国并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或霸权竞争来推进自身发展，而是通过丝绸之路的模式，即商业、文明、文化的传播，与世界建立联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时，不能只关注商业，更需要思考文化和文明在其中的作用。如何让文化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真正走出去，如何做好文化传播，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一带一路”不能只是商业合作，不能只是企业投资，而必须有文化的参与和推动。

第三，在人民间、文化间的交往方式方面，中国提出了“人文交流”的概念。中国在对外文化关系中，并没有单纯沿用“公共外交”“文化外交”这些概念，而是提出了“人文交流”的概念。这个概念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系的主体和内容，即“人”与“文”。国际关系通常是赤裸裸的权力博弈，中国希望在国际关系中加入“人”与“文”的因素，这是一种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国际交往方式。“人”代表着以人为本，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文”代表文化，强调文明之间的尊重和互鉴。第二个层面是关系的方式，“交流”而非“外交”。“外交”具有强烈指向性和政治目的，而“交流”强调双向互动，是一种更加开放、平等的关系。“交流”不是单向信息传播，而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过程。进一步，中国提出“互鉴”，强调双向交流学习，而非单向灌输。在学理层面上，这种“交”与“互”的模式可被视为“互系式”的交流，而非“感染式”的传播。也就是说，中国所强调的人文交流，是一种真正的互惠互利，而不是某种带有隐性目的的“文化输出”或“价值观渗透”。中国最初在官方表述中曾使用“人文外交”，但最终调整为“人文交流”，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平等互利、双向互动的理念。

新型文明间关系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中国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做出贡献。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与交流，核心目标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而是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也就是说，需要用中国的思考、中国的治理、中国的价值，来回应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的文化复兴与文化自信，最终的核心挑战是如何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答案。

当今世界正在走向以权力竞争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现实越来越赤裸裸。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中国的智慧和方式，能否为世界的和平问题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之道？同时，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国际冲突，还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问题，例如：民粹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的上升。还有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深远的社会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能否为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新型文明间关系的构想？文化的发展与文明的传播，最终应当指向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如果中国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方案，它就能够以新的形态展现在世界面前，并推动全球文明秩序的构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救世主”，而是以自身的智慧和文明，为世界贡献可行的思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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