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特朗普而言，这个体系包含很多弊端，重点要破除的是以下四点。

第一个要“破”的是美国对外巨额贸易逆差。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24年对外货物贸易逆差约1.2万亿美元。在特朗普看来，美国通过贸易逆差为其他国家输血，对美贸易顺差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作为房地产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理念很朴素，他把贸易的顺差和逆差简单看成是一个公司现金流的“进”和“出”，认为贸易逆差是支出大于收入，因此就是“亏”了，而贸易顺差就是“赚”了。在一个复杂的全球现代经济体系中，各国贸易主要由本国相对优势决定，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原因很多，更不能作为“赚”和“亏”的衡量指标，但特朗普主要是从贸易平衡状况来看贸易得失。由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这种错误但简单的经济理念也得到了美国国内部分民众的支持，因此特朗普这一经济思想有其民意基础。特朗普竞选期间，也是把减少贸易逆差作为一个政治承诺对国内宣示的，所以执政之后必须要“破”美国贸易逆差。

第二个要“破”的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在特朗普看来，导致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是美国长期的制造业外流。大多数工业品在美国已经无法生产，只能从其他国家进口，从而导致了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制造业外流还使得美国制造业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大为减少，加剧了制造业铁锈地带的社会矛盾。而且，美国制造业空心化还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对于药品以及其他一些关乎美国民众生命安全、经济安全和国防工业安全的制成品，美国高度依赖其他国家。这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韧性是不利的，因此要破除这种状态，需要制定各种措施推动制造业回流。

第三个要“破”的是美国债务恶化。当前美国联邦债务规模约为36万亿美元，大约为美国GDP的120%。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已经触及债务上限，但后续必须要进一步扩大债务规模。美国国会批准的新债务上限可能要攀升至40万亿美元以上，这约占美国GDP的135%。债务规模如此之大，特朗普认为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一定要扭转这种不利局面。而造成美国财政负担过大的原因，从体系的层面，是其他国家“搭便车”，规避自身本应承担的各种经济、军事成本，而美国为了维持这个体系付出很多，导致了自身债务规模扩大，因此美国的付出要减少，同时让其他国家提高相应开支。

第四个要“破”的是美元地位不断被削弱的局面。特朗普本人特别看重美元的地位，认为强势的美元地位反映了强大的美国地位。因此，一方面，他要通过减少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及压缩政府债务规模来保障美元地位；另一方面，他也要打击其他国家损害美元地位的行为。特朗普明确表态，其他国家（如金砖国家）货币想要挑战美元地位，那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将对其征收高额关税。

上述几个要“破”的点，分属贸易、产业、财政和货币等领域，构成一国及全球经济体系的诸要素。美国通过“破坏”对美不利的全球经济体系，实现“美国优先”。由于中国是过去全球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国家，受益于原有的全球经济体系，被认为是美国的挑战国，因此从战略竞争的角度，美国更加要打破一个对中国有利但对美国不利的国际经济体系。

对外加征高关税，构成由“破”而“立”的关键所在，是特朗普打造全球新经济体系的核心手段。我们可能会对特朗普如此痴迷于征收高关税感到不可理解，认为其不可理喻。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总体上是和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的40多年时间高度契合的。而40多年时间，刚好也是全球化高歌猛进的阶段，甚至出现了本世纪初第一个十年超级全球化的时段，我们已习惯了全球化的时代。但是对美国而言，在其建国近250年的历史中，高关税时间更长。美国高关税的时间超过其建国时长的三分之二。只是因为遭受了20世纪30年代《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严重冲击以及基于二战后构建新国际经济体系的考虑，美国才拥抱了低关税以及贸易自由化，构建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及后续的世界贸易组织。特朗普选择高关税，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到了美国历史高关税的常态，从美国经济史上找到了应对目前这种经济状况的政策选项。而其他国家，对美国回到高关税反而非常陌生。

在特朗普及其团队成员看来，通过对外高关税重塑全球经济体系，逻辑非常自洽，理由也非常充分。其一，高关税能够给其他经济体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商品设置一道高大的关税之墙，强加额外关税成本，因而有助于减少对外贸易逆差。其二，在面临美国高关税情况下，各类企业为了更为顺畅地进入美国市场，避开关税成本，将会考虑在美投资设厂，因此有利于推动制造业回流。其三，征收高关税能够给联邦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缓解联邦财政赤字。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关税在美国联邦政府收入中的比重相比之前大幅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联邦政府的收支状况。上述三个目标如都能实现，美元国际地位将会更为牢固，其他国家货币想挑战美元将会变得更为困难。如此一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目标也就自然实现了。

第一，美国现有实力难以支撑。重塑全球经济体系需要超强的实力，没有实力作为基础，无法真正推动其他国家按照其意愿配合调整。美国上一次成功地重塑全球经济体系还是在二战结束后。二战结束之初，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或者是软实力，美国都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得以按照自身意愿推动其他国家接受并融入美国所设计的全球经济体系。而当前美国与二战结束之初相比，实力显然已经相对大为衰落。实力的下降导致特朗普重塑全球经济体系不是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方式“吸引”其他国家支持美国，只能以获取单边利益的方式“胁迫”其他国家不敢反对美国，从而推动体系重塑。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重塑方向错误。特朗普重塑全球经济体系的方向是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这个方向与全球经济发展大势背道而驰。虽然全球化面临一定的挫折，但其动能并未衰减。即便特朗普政府退群、去全球化、征收保护主义关税，其他经济体整体上仍然支持经济自由主义。不仅如此，就在特朗普对其他国家发动关税战的同时，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更为深入、自由化水平更高。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代表的世界贸易组织，依然发挥作用，其规则也被其他成员国所遵守。这充分说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具有美国特殊性，甚至具有逆潮流性。显然，逆势比顺势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多。

第三，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困境。在共和党日益被“特朗普化”的当下，特朗普关税战获得了共和党内的有力支持。2024年11月大选结果，使得共和党控制了行政权力和国会参众两院，但美国国内反对关税战的声音依然强大。随着关税战对美国消费者、资本市场和产供链的巨大冲击日益显现，部分行业和企业遭遇巨大的运营危机，美国国内通胀和经济增长问题进一步恶化，这些经济问题迟早也会转化为政治问题。到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如果民主党控制国会众议院或者参议院，将会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带来巨大挑战。民主党可能会通过各种立法手段限制特朗普现在几乎由一人决定的高关税政策。

第四，国际经济逻辑的困境。众所周知，美元地位需要美国作为一个贸易逆差国，通过贸易逆差对外输出美元，巨量的全球美元再回流到美国构建起一个美元的国际大循环，然后美元才可能成为全球货币。美国因为处于一个美元发行者的角色，在这个国际大循环当中处于一个核心地位，因此是全球金融货币主导国。特朗普政府如果减少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这意味着美元的全球供给就减少了。这样美元国际大循环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因此，特朗普政府以发动对外关税战的方式减少对外贸易逆差，就面临着对外美元输出减少、同时又想要保障美元国际地位的这样一个困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美国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关系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特朗普政府试图调整美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进而重塑全球经济体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是其路径存在巨大问题。美国经济问题主要是国内经济结构问题，包括众所周知的美国储蓄率低、经济过度金融化和虚拟化以及贫富分化严重等一系列问题。特朗普政府如果要推动美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应该“刀刃向内”，首先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但是，特朗普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来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只能倚仗美国全球老大身份，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转嫁的内部压力。哪怕特朗普以极限施压迫使其他经济体接受了美国以加征关税为核心的重塑全球经济体系诉求，这种接受也是暂时的，缺乏持续性和体系保障，很容易反复。美国最终还是要回到国内，用有效的国内改革来调整其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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