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刊于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29辑，是上海市“天主教文化融合承载地”研究工程的组成部分。作者顾春华现任上海市嘉定区民族和宗教事务办公室主任。本文所有注释以及附件《1628年天主教嘉定会议决议和案例答复集（译文）》从略。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多明我会士闵明我1679年收录的核心原始文献，首次系统重构了1628年耶稣会在华嘉定秘密会议的全貌。研究表明，会议通过两大决议与三十六项具体案例裁决，构建了以“神圣与世俗分离”、“工具与目的区分”、“核心与边缘弹性”为支柱的精密跨文化调适框架。该框架体现了深刻理解本土文化、精细辨析行为性质、坚守核心原则与展现边缘弹性的方法论智慧。嘉定会议不仅延续了利玛窦的“适应策略”，更揭示了其在面对祭孔等深层文化困境时的局限性。论文由此提炼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深入理解“宗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丰富内涵及探索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与方法论启示。

引言：一场被湮没的“中国化”关键预演

1627年底至1628年初，明朝末年，一场高度机密的会议在江南嘉定悄然举行。与会的十来位深谙中国文化的耶稣会高层传教士，面临着一个关乎基督教在华生存的根本难题：如何让西方信仰，在拥有数千年敬天、祭祖、祀孔等深厚礼仪传统的中国土地上扎根？

当时，耶稣会深陷困局。利玛窦开创的“适应策略”（尊重中国文化、寻求教义与传统兼容）虽取得初步成功，但其核心——将中国“天”或“上帝”等同于基督教“天主”（Deus）——正遭受会内以龙华民为首的“严格派”强烈质疑。他们认为中国礼仪本质是“迷信”或“偶像崇拜”，要求信徒彻底割裂传统。这种根本分歧，加上祭祖、祀孔等具体实践引发的混乱，使耶稣会在华传教面临分裂与停滞风险。嘉定会议正是在此背景下紧急召开的“战略研讨会”，其核心使命是为复杂的中国礼仪习俗划定清晰的神学与文化边界，提供统一的传教指导。

然而，这场关键会议的真实面貌与决策过程，却在之后近四百年间几乎湮没无闻。其高度敏感性和内部性，导致据信原始记录被系统销毁。后世学者长期只能依赖零星、间接且带偏见的二手记载，难以把握全貌与内在逻辑。

本研究得以拨开迷雾，基于一份尘封近四百年的核心原始文献：多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1679年在马德里出版的《中华传教古今争议录》第109-137页所收录的嘉定会议决议及案例答复。这是目前已知关于1628年嘉定会议唯一存世且完整的会议文件，现存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据闵明我记载，1670年，时任南京、浙江教区主教的陆方济（François Pallu）在暹罗（今泰国）从两位耶稣会神父处获得并留存了这份文件的关键部分，闵明我随后抄录了全文。

尽管“中国礼仪之争”广受关注，但对嘉定会议这一关键节点的系统性研究仍属空白。正如《耶稣会史》作者科尔达拉（Cordara）所言，教廷禁令使得详细记述此事极其困难。李天纲教授也指出“至今还没有见到完备的‘嘉定会议’的研究”。除闵明我保存的资料外，几乎无其他一手材料传世。现有研究多零星提及或在宏观分析中涉及，缺乏对会议文本（尤其是36个案例）的系统解读和方法论提炼，未能充分还原其决策过程与分类治理逻辑。

因此，本文基于闵明我披露的这份珍贵文献，首次尝试系统还原1628年嘉定会议的过程逻辑，并在“神圣与世俗分离”、“工具与目的区分”、“核心与边缘弹性”三大维度上总结其构建的跨文化调适思想框架，旨在为“宗教中国化”研究提供关键的历史样本与方法论坐标。

现在，让我们推开那扇尘封之门，一同走进四百年前嘉定会议的现场。 

一、破雾寻真：一份改变历史认知的“密室录音”

研究嘉定会议，长期面临“一手真相缺失”的困境。而闵明我保存的嘉定会议决议及案例答复的价值，正在于它提供了那场秘密会议的“全息图景”。

文献首先让我们“旁听”传教士的激烈交锋。与干瘪的结论性史料不同，它鲜活记录了观点碰撞的动态过程。例如讨论“基督徒能否参加中国葬礼”（案例3）时，文献详述了双方拉锯：虽有人援引苏亚雷斯神父（Francisco Suárez，1548-1617）反对向死者行礼的权威观点，但最终采纳了桑切斯神父（Tomás Sánchez，1550-1610）的务实立场——完全禁止将成为中国人皈依的“巨大障碍”。这种不同神学立场的博弈、现实后果的权衡，以及裁决理由的直指人心，使读者仿佛置身嘉定密室，亲历唇枪舌剑的思想激荡。而关于“家中设祖先牌位”（案例7）的辩论更彰显智慧：传教士既承认祭祖承载的孝道伦理，又以“保留形式、改造内核”的外科手术式方案，剥离祈求祖先赐福的迷信内核，仅保留表达敬意的文化外壳。

更深层价值在于“解码”会议的决策逻辑。文献首次系统揭露了传教士应对文化冲突的“思维工具包”：他们手持溯源分析的“放大镜”，深入《诗经》等经典探究“上帝”“鬼神”概念的本源（决议部分）；更以性质二分法的“解剖刀”，精准剖解行为本质——给皇帝牌位磕头被定性为政治效忠的世俗礼仪（案例2），官员求雨则因涉及“偶像崇拜”遭严禁（案例14）。在具体裁决中，他们始终运用权衡轻重的“天平”：既考量行为者真实意图（如案例11分析城隍庙行礼时官员的内心指向），也评估社会后果（如案例26允许传播钟表技术，因其作为中性工具的价值远超潜在滥用风险）。而一切灵活性的前提，是死守核心教义的“界碑”——一旦触及偶像崇拜红线（如案例19禁止官员助祭），绝无妥协余地。这套融合理解、定性、权衡与坚守的工具体系，正是早期天主教探索“中国化”的方法论核心。

尤为意外的是文献对明末江南的“社会深描”。三十六项案例犹如三十五架高清摄像机，无意间定格了明末的中国社会生态：官场与民间信仰的纠缠（案例10城隍庙就职礼、案例14官员求雨仪式）、丧葬习俗的精细场景（案例4记载死者口含阴间路费铜钱、头垫神佛符纸的细节）、以及渗透日常生活的文化肌理——从宴席洒酒（案例24）、黄历使用（案例27）到订婚交换八字（案例30），这些本土史料常忽视的民俗，被异文化观察者敏锐捕捉。这份诞生于传教需求的文献，竟成了研究晚明社会史、思想史的无价“时光胶囊”，其价值早已超越宗教史范畴。

闵明我保存的这份决议集，不仅提供了透视会议决策的“上帝视角”，更以双重身份照亮历史：既是解码天主教本土化思维的密钥，亦是重构明末中国社会信仰实践的明镜。当黑箱开启，四百年前那场密室辩论的智慧光芒，终得以穿透时空尘埃。

二、核心智慧：嘉定会议的分类治理框架与思维方法

嘉定会议的真正价值，远非仅在于对三十六项具体习俗的裁决。它更深邃的意义在于，面对根深蒂固、内涵丰富的中国礼仪传统，与会传教士们展现了一种系统性的思考方式，并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类治理框架。他们摒弃了简单的“全盘禁止”或“全盘接受”的二元思维，而是通过深入理解、精细辨析，发展出一套处理文化深度碰撞的精密“工具箱”。这套框架的核心逻辑，可以清晰地提炼为三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了其应对跨文化困境的智慧基石。

第一块基石：剥离内核——神圣与世俗的分离。 这是嘉定会议最具开创性的思维工具，贯穿于所有决策之中。其精髓在于，穿透行为的外在形式，洞察其本质意图与社会功能，从而将“宗教性崇拜”与“世俗性表达”区分开来。传教士们认识到，许多看似涉及超自然的行为，其核心驱动可能是政治忠诚、社会伦理或家庭情感。例如，面对“给皇帝牌位磕头”（案例2），会议明确定性为纯粹表达政治效忠的世俗礼仪，服务于君臣纲常的政治秩序，而非祈求超自然力量。同样，裁决允许基督徒参加葬礼吊唁（案例3），因为其核心被视为表达社会性尊重与哀悼，属于社会伦理与人情义务范畴，尽管其中可能夹杂迷信元素需要剔除。最具智慧的是对“家中设祖先牌位”（案例7）的处理。深知祭祖是孝道核心载体，会议没有粗暴禁止，而是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造：形式上保留牌位或画像，允许磕头、上香、点蜡烛以示尊敬；但严格禁止指望祖先给予实际帮助或好运，要求将所有期望寄托于上帝。礼仪仅限于表达纪念与敬意。这实质上保留了孝道伦理、慎终追远的文化形式，却彻底剥离了祈求祖先神灵干预的宗教或迷信内核。类似地，“上坟”（案例5）允许磕头、烧香表达怀念，但禁止设宴（认为逝者享用）、念经等行为。这种“神圣与世俗二分法”的思维本质，在于深刻理解文化行为的多重意涵，要求分析其主要社会功能（维系伦理还是祈求超自然）、参与者普遍认知与意图（文化情感还是宗教崇拜）、以及核心诉求指向（现世人伦还是超验神灵）。正是这种精细的“性质剥离”，成为平衡文化尊重、社会和谐与信仰坚守的关键。

第二块基石：审视本质——工具与目的的区分。 会议面临的另一类难题是如何看待那些本身可能“中性”，但极易被用于“迷信”目的的事物或行为。对此，解决方案体现了一种清晰的“工具论”思维：严格区分事物/行为本身（工具）与其被赋予的目的或使用场景（目的）。典型案例的对比解析最能说明此点。对于“钟表技术的传播”（案例26），尽管知道中国人可能用来看风水选吉时，会议裁决“可以！”。核心理由是“钟表本身是中性工具”，传播计时技术（客观知识）本身正当，不能因可能滥用而否定其价值。会议甚至建议，若迫于大人物压力而传播，亦无罪。这体现了对知识中立性的尊重和对滥用进行针对性限制的务实态度。相反，对于“发行或使用中国黄历”（案例27），裁决是“不行！”。原因在于“黄历本身充满错误和迷信内容，且编纂发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服务于迷信活动”，被视为迷信的载体与指导手册，使用“不可能没过错”。这与钟表的判决形成鲜明对照。再看“订婚交换生辰八字”（案例30），会议允许基督徒提供，理由是“不给可能阻碍好姻缘。出生时间信息本身是中性的。提供八字不等于参与后续的算命看吉凶之罪。”这体现了避免因教条破坏民生（婚姻大事）的现实考量与人情关怀。“工具中立性原则”的核心在于避免因噎废食。它要求：一是审视事物本身的本质属性（是中性工具如钟表、出生时间，还是本身内含特定信仰如黄历）；二是区分其主要功能与可能被滥用的场景。关键在于精准施策：对中性工具，着眼点应在于规范使用、防止滥用，而非禁止工具本身；对含有非接受信仰核心要素的载体，则需审慎评估其本质与目的。这种思维对于今天看待诸如中医（区分医学经验与巫术色彩）、风水（区分环境经验与命理论）等文化现象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接纳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其文化形式或经验知识从特定的迷信目的论中剥离并转化。

第三块基石：刚柔相济——核心与边缘的弹性。 嘉定会议的决策绝非铁板一块或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在坚守根本原则的同时，传教士们深刻体认到信徒身处文化夹缝的现实困境，在非核心领域展现出高度的灵活变通，体现了“刚柔并济”的精髓：在核心教义上筑起坚固的“城墙”，而在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层面则保持“流水”般的变通性。“城墙”般的核心坚守 主要体现在行为触及核心红线——主要涉及“偶像崇拜”或直接抵触根本教义——时，立场异常坚定，不容妥协。旗帜鲜明地反对偶像崇拜贯穿始终：禁止官员参与求雨仪式（案例14，“仪式本身拜偶像”）、祭拜圣贤以求保佑（案例21）、找算命先生（案例29）、钦天监官员受洗（案例28，职责含大量迷信）等，均无讨价还价的余地。维护教义纯洁性的禁令同样严格：禁止守非基督教斋戒者未停戒受洗（案例20）；禁吃、送、收明确用于祭祀的祭品（案例16）；禁在祭祀场所宰牲（案例32）；禁基督徒女子嫁给偶像祭司（案例33）。这些都是维护信仰基本身份不可逾越的底线。“流水”般的边缘变通 则体现在非核心教义领域（现实困境、社会融入、文化形式），展现了高度的务实智慧。他们体谅信徒的现实困境：如允许因社会关系或经济依附而无法丢弃家中偶像（无论自己或主人的）的仆人、奴隶或恐惧者受洗（案例9），避免过高要求拒人门外。又如，允许基督徒以还人情方式（给钱/食物）感谢生病时亲友为其搞迷信的花销，但强调不等于认可迷信行为（案例23），在不违背根本原则（不求偶像治病）下应对人情压力。他们寻求形式变通与规避：如面对官员被迫参与城隍庙仪式的难题（案例11），创造性提出可在庙里放置上帝/天使像并对此像行礼（非原偶像）的方案，前提是内心明确拜上帝/天使，并建议提前在家守斋、避免进庙（避嫌）。虽对带此像游行（案例12）持谨慎态度（易误解），但展现了高压下寻求生存空间的智慧。他们甚至对特殊文化价值给予有限包容：虽总体反对祭拜圣贤画像（案例21），但对祭孔仪式给予特殊、暂时容忍，理由是学者祭孔是“出于对学问的真诚敬重（非求保佑）”（虽警惕偶像化倾向），体现了对儒家学问及孔子特殊地位的策略性妥协。对生计与职业也进行务实区分：如乐师在有拜偶像的婚礼上演奏（案例36），未简单禁止。关键判断是乐师主观意图是为婚礼服务（非为偶像），内心清楚此点，且在他人跪拜偶像时自己不下跪磕头，则可能无罪，体现了对艺人职业特性（提供服务非参与信仰）的理解。

“核心坚守，边缘变通”的分层策略是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实践艺术。它启示我们：首先必须清晰界定何为不可妥协的“核心”（如反对偶像崇拜）；其次要识别具有可塑空间的“边缘”（文化表达、社会习俗、生活细节等）；最后在“边缘”领域展现弹性，允许创造性转化、本土化表达、针对具体处境的灵活变通（体谅困难、尊重职业需求、寻求形式创新）。然而，这种“变通”绝非无原则的退让，必须基于核心坚守，有清晰边界（如乐师不下跪）和风险管控（如放置圣像者需明确内心、提前规避）。变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信仰在异文化土壤中更好地生存、融入与传播。

综上所述，嘉定会议构建了一个以“神圣与世俗分离”、“工具与目的区分”、“核心与边缘弹性”三大原则为支柱的分类治理框架。 这套框架的力量在于：它体现了“理解优先”的态度，致力于理解中国概念的本源（决议部分）和礼仪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内涵（如政治跪拜、丧葬吊唁、家庭祭祖）。它展现了精细的“辨析能力”，深入辨析行为性质（宗教性还是世俗性）、事物属性（中性工具还是迷信载体）、问题层次（核心教义还是边缘习俗），这是有效分类的前提。它成功融合了坚定的“原则立场”与灵活的“实践智慧”，在根本问题上寸步不让（如偶像崇拜），在非原则问题上（如技术传播、信息提供、形式变通、应对现实困境）展现出惊人的弹性，“刚柔并济”成为应对文化碰撞、谋求生存发展的有效之道。它还蕴含着“渐进引导”的耐心，对根深蒂固但并非全不可接受的习俗（如家中牌位），采取“保留形式，改造内核”的策略（案例7）；对明显迷信但广泛存在的习俗（如贴门神 - 案例35），要求“逐步取消”，认识到文化变革的长期性，避免激进的断裂。

因此，嘉定会议最宝贵的遗产，并非其17世纪的具体结论（其中部分在今天看来已不合时宜），而是其处理跨文化、跨信仰冲突的底层思维逻辑与分类治理的方法论。它雄辩地证明，面对深厚的异质文化，“一刀切”行不通，必须依靠深刻的理解、精细的辨析、清晰的分类和分层的策略。这套诞生于四百年前中西文化碰撞激流中的思想工具，其普适性的逻辑，对于思考“宗教中国化”乃至更广泛的文明交流互鉴，依然闪耀着不灭的智慧光芒。

三、历史定位：嘉定会议在利玛窦路线中的成就与困境

嘉定会议不仅是耶稣会适应策略的实践巅峰，更因其跨文化方法论与未解困境，成为透视‘宗教中国化’历史逻辑与当代路径的独特棱镜。本章在批判性审视闵明我文献的基础上，重构会议的历史坐标，并提炼其超越时空的思维启示。

审视嘉定会议的历史地位，必须将其置于“利玛窦规矩”（Ricci's Method）的演进脉络之中。

（1）延续与深化。

会议整体上延续并深化了利玛窦开创的“适应策略”。其两大决议中对“上帝”、“地”、“鬼神”概念的细致辨析，体现了尊重本土话语体系、尝试理解性对话的努力，超越了简单的排斥或等同。会议最显著的成果在于运用精细的“神圣/世俗”二分法，成功将政治效忠（如案例2给皇帝牌位磕头定性为世俗礼仪）、社会伦理（如案例3允许参加葬礼吊唁）、家庭孝道（如案例5上坟、案例7家中设牌位允许保留形式剥离迷信内核）等核心中国礼仪剥离其宗教/迷信内核，定性为“世俗性/政治性礼仪”或“伦理表达”。这为基督徒融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纽带、参与公共生活扫清了关键障碍，将利玛窦路线从理论倡导推向了可操作的实践规范。此外，尽管决议一否定中国“上帝”的神性，但在实践中对利玛窦派已使用四十余年的“天主”译名采取了“沉默的默许”。文件通篇使用“上帝”指代中国概念，对“天主”零提及、零批判，实质上隐形确认了其作为Deus标准译名的地位，维系了术语连续性，既无损于基督教的正统性，也无损其纯洁性。该术语自此以后也就被中国天主教会所沿用。 

（2）边界与坚守。

然而，嘉定会议绝非无原则妥协。它在核心教义问题，尤其涉及“偶像崇拜”时，立场异常坚定，清晰划定了“非谈判区”。例如，案例14（官员求雨）、案例19（助皇帝祭祀）、案例21（祭拜圣贤求保佑）、案例27（使用黄历）、案例28（钦天监官员职责）等裁决均明确禁止，部分吸纳了以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o）为代表的“严格派”路线的立场，堵住了利玛窦路线滑向“儒教化”或纵容迷信的漏洞，维护了基督教身份的核心标识。会议还运用神学资源（如奥古斯丁），对“迷信”行为进行相对精细的界定与分类（如案例4列举具体丧葬迷信），增强了禁令的针对性与说服力。

（3）未解的困境。

尽管如此，嘉定会议也暴露了利玛窦路线在面对中国文化最深内核时的根本性困境。

悬置的祭孔。最显著的失败在于未能就“拜孔子”（案例1）达成决议。孔子祭祀在明清社会集文化仪式、政治象征与民间祈福于一体，其复杂性远超会议的分类框架。内部的巨大分歧深刻反映了定性难题：既无法简单归为纯粹“世俗性”礼仪，其潜在的“宗教性/准宗教性”又难以否认。这一悬案成为埋在利玛窦路线基石下的定时炸弹，直接为日后席卷全球的“中国礼仪之争”埋下最直接的导火索。

世界观层的鸿沟。更深层的困境在于，尽管传教士努力理解中国经典，但其神学背景和西方中心视角，使其难以真正接纳中国宇宙观和伦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决议一用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范畴切割中国思想（如视“上帝”为“天的力量”、“物质性存在”），必然导致本体论和宇宙观层面的深刻误解与简化。会议成功处理了“应用层”问题，但在“世界观层”的融合上，它无力也未能实现突破。

精英导向的局限。此外，会议决策本质上是传教士精英内部协商的产物，主要关注点为传教实践制定规则、避免信徒困惑/教会分裂、应对上层士大夫质疑。虽体谅部分信徒困境（如案例9体谅无法丢弃偶像者受洗、案例23处理报销迷信花费人情债），但总体上缺乏对中国基层社会信仰复杂生态（民间宗教混杂性、功利性）及普通信徒真实认知与需求的深入体察，这种“精英导向”的“中国化”探索，其根基的广泛性与可持续性存疑。

因此，嘉定会议的历史定位可概括为：它是利玛窦“适应策略”在实践规范层面的巅峰结晶，通过精细分类争取在文化融入上取得突破，同时用尽心思厘定红线以维护信仰核心，使天主教在明末清初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获得一丝狭窄而宝贵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但它也暴露了该策略在面对中国文化最深内核（如祭孔象征、宇宙观）时的根本性困境和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其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最终引爆了更大冲突，成为天主教早期“中国化”探索中一个承前启后、成就与困境并存的里程碑式节点。

这些深层次困境，也提示我们在借鉴其方法论智慧时，需注意其时代背景与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并在当代实践中寻求更深入的融合与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当代启示：从嘉定会议到当代宗教中国化的路径

深入剖析1628年嘉定会议所展现的文化适应策略与思维智慧，其意义不仅在于还原一段尘封的历史，更在于为当代推进“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镜鉴与方法论指引。嘉定会议在17世纪探索“适应策略”时运用的关键思维方式——理解优先、精细分类、非征服性对话、共生发展——跨越时空，对今天构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有效路径，依然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1）“理解优先”：夯实对话与适应的根基。 

嘉定会议对“天”、“地”、“灵魂”等中国核心概念的细致辨析（决议部分），以及对三十六项具体民俗案例背后文化逻辑、社会功能与民众心理的记录分析（案例部分），都体现了深入理解本土文化的巨大努力。这一“理解优先”的理念，在当代宗教中国化实践中是首要前提。它要求我们：

深化双向理解。不仅要深入研究各宗教自身的核心教义、历史传统、组织形态和信众特点，更要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精神标识和当代价值，理解当代中国国情社情的深刻变迁，以及广大信教群众真实的文化认同、生活背景、信仰需求和现实困境。

超越表层结合。唯有建立在这种深入、全面的理解基础之上，才能避免将“中国化”流于空洞的理论嫁接或形式化的“结合”，才能真正洞察宗教教义、仪轨、伦理与中华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能存在的契合点与张力点，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精细分类”：构建务实有效的治理框架。 

嘉定会议通过将中国礼仪行为区分为“神圣与世俗”、“工具与目的”、“核心与边缘”，成功避免了“全盘否定”或“全盘接受”的简单化陷阱（如案例26钟表 vs 案例27黄历）。这一精细分类的智慧，对当代构建宗教中国化的治理框架具有直接指导意义：

审慎辨析本质。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需要对涉及宗教的传统文化、习俗乃至宗教实践本身进行审慎、客观的分析。关键要分清行为的本质属性及其主要目的：是具有明确宗教性质、需要引导或转化的行为？是可以接纳、改造或赋予新内涵的社会礼仪、伦理表达？还是中性的文化元素、生活技术？

精准施策引导。基于精准的分类判断，采取差异化策略：对触及底线的核心问题（如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宣扬极端思想等）坚决划清界限；对具有宗教性质但符合时代要求的元素引导其转化发展；对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习俗礼仪鼓励其传承弘扬；对中性工具或信息则重在规范使用、防范风险。关键在于聚焦本质与目的，而非盲目拒绝所有传统形式。

（3）“非征服性对话”：寻求深层次的融合互鉴。

尽管嘉定会议未能完全化解中西文化深层的世界观鸿沟，但其探索过程本身深刻昭示了避免单向强制取代、寻求对话融合的重要性。会议在处理文化冲突时展现的务实态度，以及在坚守核心原则的同时寻求在非核心领域变通的努力，都隐含着一种对话精神。这对当代至关重要：

平等互尊是前提。推动宗教中国化，绝非一方（无论是文化传统还是政治力量）对另一方（宗教）的强制同化或征服，而应是通过平等、互尊的对话与协商。

寻求核心价值的融合。对话的目标是寻求宗教核心信仰、伦理规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深层次上的有机融合与互鉴互益。这要求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基本礼仪的同时，对其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宽容理解的态度。在实践中需要始终保持宽容与理解的态度，尊重各宗教的主体性及其核心教义，避免任何形式的强制手段，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探索创造性转化的可能路径。

（4）“共生发展”：迈向文化与信仰的并行繁荣。

嘉定会议展示了如何在坚守核心教义（如反对偶像崇拜）的前提下，灵活应对不同文化的需求（如案例7对祖先牌位的处理、案例30对生辰八字的容许），为信仰在异文化土壤中的生存与发展开辟了空间。这提示我们，宗教中国化应是一场文化与信仰并行发展的“共生”之旅：

宗教的适应性调适。要求宗教自身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使其教义阐释、礼仪表达、组织管理、人才培养等更加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更好融入当代中国社会。

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也需要社会为本土文化在与不同宗教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空间。中华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力，吸收借鉴各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可以丰富自身内涵。

服务社会的共同目标。引导宗教保留其核心信仰和积极因素（如导人向善、慈悲济世、诚实守信等），促进其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性互动，共同服务于国家的繁荣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文化的繁荣兴盛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这要求我们从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审视宗教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实现适配与共生，从而真正促进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和谐与共同发展。

尾声：未尽的拼图

借助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保存并抄录的嘉定会议决议及案例答复，我们得以推开尘封之门，窥见1628年嘉定会议的思想激荡，触摸其分类治理的精密智慧与深藏的人文关怀。然而，欣喜于文献重现之余，审慎之心亦油然而生。

追寻立体的嘉定会议面貌，必然是未来研究突破的方向。本文主要依托闵明我保存的西方史料，呈现了“西人议华事”的精英决策视角。然而，会议关切的核心是中国礼仪，其裁决直接影响着明末清初的中国信徒与社群。这些由传教士主导的“中国化”尝试究竟如何被中国土壤接纳、理解、改造或拒斥？其实际成效与基层反响如何？未来的研究亟需系统爬梳明末清初相关中文史料——深入士大夫文集（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奉教士人及批判者如《破邪集》作者的著述）、地方志（风俗、祠祀）、民间契约文书、早期天主教中文文献（教理问答、信徒传记、教会规章）、碑刻墓志等——以挖掘被历史湮没的“中国声音”，理解中国信徒在文化夹缝中的真实认知、实践策略与信仰困境（如对牌位禁令的理解与执行、应对城隍庙仪式的变通、对祭孔悬案的困惑等）。唯有借助本土史料，方能检验“精英导向”决策在复杂多变的基层社会（如乡村规则执行难、民间信仰的混杂性与功利性）中的实际落地情况及其局限性，弥补单一西方视角的缺憾。

此外，拓宽“西史”视野亦至关重要。寄望学界继续在全球范围（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梵蒂冈秘密档案馆、其他修会档案库、私人收藏的手稿信札）搜寻散佚的一手记录（如与会者笔记、同期书信、其他修会平行记载的会议信息或评论）。即使残片断简，亦能提供新的线索，验证或质疑闵氏记录的细节可靠性，还原更激烈、更多元的辩论现场，甚至可能揭示会议筹备、后续执行与影响等未被充分了解的面向。

嘉定密室之门，因闵明我开启一隙。门后更广阔的世界——中西思想激烈碰撞、精英决策与民间实践复杂缠绕、理想与现实艰难磨合的世界——仍待我们以更锐利的眼光、更丰富的工具（包括数字人文技术）、更谦卑的心去探寻。嘉定会议虽已尘封近四百年，但其以‘神圣与世俗分离’、‘工具与目的区分’、‘核心与边缘弹性’为核心构建的跨文化适应精密框架，以及在巨大张力中寻求平衡的实践智慧，不仅深刻塑造了天主教早期在华传播的轨迹，更如一座思想的灯塔，为我们在新时代探索‘宗教中国化’的复杂路径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历史坐标与深刻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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