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是我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初识与结缘。1987年秋天大概10月份左右，我参加了由美国各大学美国学教授组成的代表团访华期间举办的两次座谈会。第一次座谈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该中心主要由梅仁毅教授和冰心的女儿吴冰、吴青主持，她们姐妹俩都是北外的老师，负责接待这批美国各大学的美国学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来华访问的目的是了解中国的美国研究现状。美国代表团成员的名字已经模糊不清，记得有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的卡特勒教授，他是代表团的主要带队人。还有耶鲁大学政治学（也许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伯恩斯坦教授，还有圣母大学的一位研究美国文学的资深女教授，一共有五六位美国教授。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这个学科概念。

参加座谈的国内主要美国研究机构代表包括南开大学的杨生茂教授，武汉大学的刘绪贻教授和谭君久老师，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黄绍湘教授和黄柯可老师，还有北大的齐文颖教授、北师大的黄安年老师，南京大学的时殷弘老师以及东北师大的我。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似乎没有派代表出席，但世界历史所代表郝贵远参加了会议。当时国内大学中冠名“美国研究中心”的机构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北外美国研究中心，一个是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由到会的倪世雄老师作为代表，还有上外美国研究中心，由王恩铭老师作为代表。当时国内美国研究的领域分布中，以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的美国历史研究占据主导地位。中方十几位代表对自己学校的美国研究队伍和研究状况分别作了简要介绍，中国美国历史学会和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分别介绍学会概况。借此机会我得以初步了解了全国的美国研究布局。

在这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倪世雄老师，并通过他了解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发展。一次偶然闲聊中，我意外得知倪老师和我在上外附中的英语老师张孝瑜是复旦大学英语系1964届的同班同学。这层关系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倪老师的距离感，好像是久别重逢的师生。倪老师像老师又像大哥一样，详细询问我的学习和研究情况。倪老师得知我的硕士论文《美国人民党的历史地位》已经在《世界历史》杂志上发表，是专门研究美国第三党问题的，认为很有意义，并推荐我读几本介绍美国政党体制的专著，还鼓励我今后可以从美国历史转向美国政治研究。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会一辈子做美国历史研究。没想到，几年后我真地改行做美国政治和外交研究了。这就是我第一次与倪世雄老师结缘的过程。

北京会议后美国学代表团就来到上海，直接考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倪老师亲自带领他们参观介绍。当时美国研究中心还没有现在这栋楼，而是在本部校园内的那栋小白楼，即现在的国际合作处所在地。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这个代表团回国后不久，美国国会就明确表示将援助复旦大学建设新的美国研究中心大楼。

1987年是中国美国研究事业的重要时间节点。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基本成形、美国学代表团的访华与中国的美国研究界聚首，这几件事在这一年交汇，标志着中国的美国研究事业真正开始起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全国美国研究领域的引领作用也在这一时期初步显现。

第二段是90年代我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后，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密切往来合作。1990年，我从东北师大美国史专业博士生毕业到上海社科院工作。自此与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往来愈加密切，认识了更多中心的老师，也有了更深入的学术交流与请益。

在这一过程中，两位前辈必须特别提及——谢希德校长和汪道涵会长。谢校长身兼复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对中心的创办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汪老当时担任海协会会长不久，高度关注台湾问题的美国因素。这两位前辈都对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的成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80年代中期正值中美关系“黄金岁月”，当时中美双方都认识到创办促进两国相互理解和深入研究的学术机构的必要性。汪道涵市长和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复旦大学谢希德校长一起反复筹划，最终经中央批准，复旦大学建立了美国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建立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为此后几十年中美两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美国通”和“中国通”，其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在九十年代上半段，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在汪老和谢校长的高度关怀和指导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时苏联解体不久，又是海湾战争，中国在政治风波后也遇到一些困难。在此背景下，复旦美国研究中心承担起中美学术与政策交流桥梁的作用。汪老高度重视美国研究，经常亲临中心参加研讨会。他和谢希德校长经常共同主持会议，并在结束时发表总结性的高论。当时我跟随汪老，帮他做记录，整理会议讨论内容，汪老都会非常认真审阅，然后上报中央领导。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就这样一步步走上了高端决策智库的台阶。

倪世雄老师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这一阶段的核心执行者，我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汪老做研究助理，承担着与倪老师相互沟通的任务，向倪老师的求教就具有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两重性了。倪老师给我创造各种机会，凡是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的重要研讨会，都邀请我参加，这些交流机会，使我从中深受启发，对我从美国历史研究真正转向美国战略研究起到了引路的作用。

当时复旦美国研究中心汇集了一批学养深厚的老教授，如专攻中美关系史的汪熙教授，他和汪道涵、汪尧田三位“汪老”齐名，在上海美国研究界都有“一言九鼎”的地位。还有刘星汉老师、刘同舜老师、朱明权老师、周敦仁老师等等，皆学问深厚学严谨，可谓群星璀璨。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在国内美国研究领域无出其右，在其奠基阶段就是如此！

与90年代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相生相伴的还有两家智库型研究机构，就是东方研究院和复旦发展研究院。前者是由汪道涵同志创办并亲任院长，王沪宁同志担任常务副院长，倪世雄老师和我都是其中的研究骨干。后者是由沪宁同志推动创办，杨福家校长、程天权书记直接领导，校办主任周明伟做了许多协调工作，沈丁立一度主持编写《复旦发展报告》。我有幸以复旦经济学院博士后的名义，在复旦发展研究院做了两年兼职研究员，撰写了一批专报。这两个智库都与沪宁同志相关，也都有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的老师们作为主要参与者，构成了90年代复旦大学战略研究智库“三足鼎立”的基本框架。倪世雄等老师在中美关系低潮期不断奔走，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凭借专业积累与政策建言，成为两国间不可多得的桥梁。江泽民总书记亦开始对中心成果给予关注，显示其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性。

1997年7月10-11日，黄仁伟（前排左一）出席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合作举办的“中美关系二轨对话”。

1998年春天，为了准备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秋天访华，在汪老的指导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美国亚洲基金会、美国人大会（American Assembly）联合举办“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高层研讨会，会议达成一系列战略共识。其中关于台湾问题部分的文字由我和倪世雄老师起草。在与美方代表激烈辩论之后，我们把“三不”写进了会议共识文件，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仅限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同年6月30日，克林顿总统在上海图书馆的座谈会上回答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吴心伯教授提问时，公开完整地表述了这项“三不”政策。这是历届美国总统对台政策最积极清晰的表述。从中可以窥见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政策沟通中穿针引线的独特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美国官方对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的建筑投资搁置了若干年。一直到1995年初，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仍在本部小白楼里（即现在的国际合作处办公地点）。当时徐以骅、吴心伯等中青年学者都于此耕耘，我也在小白楼里有两年的工作经历。1995年5月复旦美国研究中心迁入现址，成为国内硬件和软件都堪称一流的美国研究重镇。

第三段，是21世纪以后，一直到2012年。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比较顺利，一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二是“9.11”以后的反恐合作，三是2008-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这几个大事件确定了中美关系的总框架是以合作为主。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复旦美国研究中心扮演了更加积极的建设性角色，其研究成果在政策和学界都愈加具有影响力和分量。

这一阶段，复旦美国研究中心还有一项重要成就，就是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美国研究博士，成为国内培养美国研究博士人数最多的机构之一。到目前为止，这批博士都已经成长为国内美国研究的主力学者和专家，形成了第三代复旦美国研究队伍，这包括留在复旦的宋国友、信强、蔡翠红等，去北京工作的王义桅、赵可金、李巍、左希迎等，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工作的吴莼思、邵育群等，以及活跃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的一大批美国研究骨干。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就是一个人才孵化基地，起到了很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学科队伍建设作用，培育了中国特别是上海的美国研究主力。可以说，这种系统的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比单纯发表几十篇论文更为重要，对中国美国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

我作为长期关注者和参与者，经常出席中心组织的各类研讨会、讲座和国际交流活动，并在这些学术平台上与中心老中青三代研究学者频繁互动、交流切磋，共同推动中国美国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创新。与此同时，我也积极参与中心与国内外智库的联合研究项目、政策咨询和对美公共外交活动，见证了中心在服务国家战略、引导学术话语、培养国际化人才等方面的卓越贡献。这种跨代际的互动和思想碰撞，不仅延续了我对中心发展历程的深刻认识，也让我在学术与政策的多维空间中，收获了宝贵的友谊与合作纽带。

第四段，是2012年以后至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进入复杂多变的新阶段，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在吴心伯教授的带领下，在学术研究和国家智库建设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吴心伯老师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政策研究，在国内已居领先地位。在他的引领下，中心持续深化中美关系前沿问题的研究，推动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与政策建议，成为国家高端智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国家决策咨询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确定为全国高校的美国研究联合研究基地载体，这一布局不仅强化了中心在国内的核心地位，也对全国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建设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今天，复旦美国研究中心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一南一北，已成为中国美国研究的两大支柱，共同支撑起这一领域的学术高地和政策智库。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至2022年，我先后担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第三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及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这八年间，我与中心的同仁们携手推动学科建设、审议重大研究议题、指导青年学者成长。每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不仅是对中心研究方向的思考与把脉，更是一次次思想的交汇与火花的碰撞。作为学术委员会一员，我深感肩上的责任，也深切体会到中心在国家战略、学术前沿和人才培养上的重要使命。看到一代代青年学者在这里脱颖而出，我既欣慰又自豪，这些岁月也成为我学术生涯中一段珍贵的记忆。

2017年，我从上海社科院转入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与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的协作与联系更加紧密。作为同处复旦大家庭的同仁，我们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等领域有了更多的合作。在复旦校内外的重大活动中，我们也频繁携手。我与中心老师们共同承担博士生指导工作，共同参与多场面向政策与学术双向服务的高层论坛与闭门研讨，共同出席国际会议，共同发声、共议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议题。这种全面而深入的互动不仅增进了我们两院之间的协作，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在新时代承担的国家责任与全球视野。作为复旦的一员，我为能够与这样一流的智库共同奋进而倍感荣幸。

回望四十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不仅推动了中国美国研究的学科体系、研究方法和路径的本土化创新，更培育出一支高水平、国际化的人才队伍，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研究范式。同时，中心始终立足国家战略需求，积极服务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在促进两国理解、开展学术交流和支撑外交决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桥梁和智库作用。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我感到无比幸运和自豪。衷心祝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继续承载国家重托，立足时代前沿，在全球知识体系中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方案，助力中美关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行稳致远，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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