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28日，在马来西亚、中国和美国的努力下，泰国和柬埔寨于马来西亚同意停火。不久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发文邀功庆祝。“我们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我在短短六个月内就结束了多场战争——我很自豪能成为和平总统！”特朗普说道。

没有复杂的制度设计，只有简单的关税威胁。一位总被世界指责摧毁秩序的强人政客，以一种最粗暴、最特朗普的方式，把两个愤怒的国家拖回谈判桌。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不再围绕规则，而围绕交易。当关税成为和平工具、当国家元首亲自拍板调解边境冲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缓慢、却坚定地从废墟中爬起。

这场以贸易换停火的边境调解传递了危险的信号：特朗普是否会依赖关税手段继续调停其他冲突？强国干预是否正在替代多边平台回归主流？这是和平发展、霸权稳定的开端，还是全球失控、战略贫血的肇始？

在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美国和中国的努力下，泰柬双方达成停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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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以来，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边境冲突骤然升级，已造成38人死亡，成为东南亚近年来最严重的双边军事对抗之一。

冲突焦点依然是柏威夏寺及周边地区。柏威夏寺（Prasat Preah Vihear）在建于10世纪的高棉帝国时期，位于柬泰边境悬崖之上，具有极高的宗教与象征意义。1962年，国际法院裁定该寺归属柬埔寨，但寺庙周边的大片区域边界划定仍属模糊地带，争议不断。2008年起，两国曾围绕柏威夏寺多次爆发武装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和大规模平民流离失所。尽管2013年国际法院重申柬方主权，但泰方并未完全接受判决。此次边境冲突事发地区被称为翡翠三角区（Emerald Triangle），地处柬埔寨、泰国和老挝交界。目前，泰柬间长达800多公里的边界存在多项争议，而这条边界大部分是在法国殖民中南半岛时期划定的。

几十年来，泰柬两国都声称对位于两国边界山脉上的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礼拜场所拥有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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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28日，泰军指责柬军在争议地带修建战壕，违反2000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爆发枪战，一名柬埔寨士兵死亡，成为此次冲突的直接引爆点。事件发生后，两国迅速互相指责对方挑衅，并展开军事集结。7月间，战事升级，从轻武器交火演变为火箭弹与重型炮击，泰方更出动F-16战机实施空袭。

本轮泰柬冲突牵动国内政治。泰国国家发展管理研究所（NIDA）的一份民调显示，泰国总理佩通坦·西那瓦（Paetongtarn Shinawatra）的支持率已从年初的30.9%滑落至不足10%。泰国军方和政敌借机施压。今年6月，一通佩通坦称柬埔寨前首相洪森（Hŭn Sên）为“叔叔”、主动道歉的私下电话被曝光，引发泰国社会强烈反弹，执政联盟分崩离析，最终迫使佩通坦信誉暴跌、引咎辞职。对柬埔寨相对温和的文官政府在泰国由此转入舆论下风。民调显示，泰国民众“高度信任”政府能处理好泰柬冲突的仅剩11.99%，而“高度信任”军方的比例升至62.52%。

在NIDA今年3月发布的民调中，36.49%的受访者支持对总理及整个内阁提出不信任动议，31.83%的人支持只对佩通坦本人提出不信任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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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方面，新任首相洪玛奈（Hŭn Manêt）自2023年上任以来就在边境问题采取了更强势的外交姿态。此外，洪玛奈之父、真正操盘者洪森在关键时刻公开批评老友他信（Thaksin Shinawatra），指其冒犯泰国王室。过去数十年间，洪森与他信关系紧密，不仅在其流亡期间给予庇护，更一度委任为柬方经济顾问。两大家族曾是政治盟友，如今却彻底反目，家族恩怨与民族主义的交织让这场骤然升级的冲突更为复杂。

在泰柬冲突调停过程中，特朗普公开宣布将对两国商品征收高达36%的惩罚性关税，除非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并恢复贸易谈判。这种将关税武器化以干预国际冲突的手段凸显了特朗普“购买和平”的交易思维。

根据中国前外交部长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的定义，调停是一种“由第三方推动、参与并促成争端解决的政治手段”。美国在二战后一直是国际冲突调停的重要供给者。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其全球影响力更频繁介入国际纷争。

许多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揭示，调停供给方的信息、实力、可靠性、品质以及供给方与争端双方的贸易都显著影响调停效果。研究国际冲突调停的知名学者雅各布·伯克维奇（Jacob Bercovitch）认为，强势的调停供给者能通过威慑、激励、制裁等方式，改变冲突双方对成本—收益比的判断。特朗普以36%的关税作为“和平筹码”，改变了泰柬两国的合作期望，有效迫使双方重新评估战争性价比，是大国通过惩罚性激励手段遏制国际冲突升温的典例。

在特朗普任期内，关税不仅是贸易工具，更是通过施压对手矫正其行为的百试百灵的外交手段。早在2019年，特朗普就曾以“非法移民入境”为由，威胁对墨西哥商品征税5%至25%。同样地，特朗普也对柬埔寨采取类似手段，包括取消对柬援助、取消关税豁免，以阻止洪森政府继续打压国内反对派。

在出口导向型的东南亚国家中，美国市场地位至关重要，泰国和柬埔寨对美贸易顺差庞大，制造业和就业高度依赖美国订单。由于拥有丰富的“相互依赖”筹码，特朗普能够低成本地将贸易政策外溢到外交与安全事务中，使“美国优先”逻辑在调停场域中得到极致运用。

学者詹姆斯·托德亨特（James Todhunter）指出，美国领导人常通过高调调停来提升民众支持率。在这一传统中，特朗普也在复制前任成功经验：自2024年11月胜选后，特朗普反复强调其和平斡旋者的形象，试图兑现其竞选承诺，为2026年的共和党中期选举铺路。他不断提及印巴停火、黎以缓和的成就，声称自己能简化复杂局势，是美国唯一能结束战争的领导者。

自冷战结束后，克林顿、奥巴马、小布什等历任总统均通过斡旋重大冲突来积累政治资本。特朗普第一任期中促成“亚伯拉罕协议”与阿富汗撤军协议，自诩为任内未发动一场战争的“和平总统”，配得上诺贝尔和平奖。在美欧贸易谈判后，特朗普在苏格兰高尔夫球场剪彩时再次强调，自己会“扑灭世界各地的战火”。

冷战结束后美国总统主要调停事迹（1993-2020）

表格为笔者结合资料自制

泰柬冲突的暂时停火强化了特朗普对关税“购买和平”战术的信心，使其将类似策略应用于俄乌冲突。当地时间7月28日，特朗普在苏格兰发表讲话时威胁说，除非取得进展，否则将对俄罗斯及其出口产品的买家实施制裁。次日，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俄罗斯对停止战争无动于衷，将在“从今天起的10天后”对俄罗斯实施高额关税。随后，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X上发帖称，特朗普正在玩“最后通牒游戏”，这可能导致一场涉及美国的战争。

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频频被诟病是逃避全球责任，损害美国信誉。此次调停泰柬冲突，恰恰成为特朗普政府一次反击质疑、宣扬道德价值的政治表演。

特朗普提名的美国驻泰国大使候选人肖恩·奥尼尔（Sean O'Neill）表示，泰国最近与柬埔寨的边境冲突等冲突无助于泰国人民或该国与华盛顿的联盟。此外，在冲突降温后，奥尼尔还警告盟友泰国不要为邻国缅甸的军政府提供合法性。借此机会，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彰显其对国际秩序与民主价值的“持续关切”，另一方面也借调停重塑美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形象。

奥尼尔批评盟友泰国：“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加强我们的联盟，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应对我们两国面临的挑战。他们只是在无谓地浪费生命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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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媒指出，特朗普此次介入泰柬冲突的真正意图可能在于重申美国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主导权。自1954年签署《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又称《马尼拉公约》）后，泰国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条约盟国，近年也曾与美军举行“金色眼镜蛇”等联合军演。柬埔寨虽与中国关系密切，但经济对美依赖不容忽视。

泰柬冲突表面上是边境纠纷，实质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新战场。通过在冲突中展示领导力，美国不仅挤压中国在东南亚的调解话语权，还试图重塑美柬关系，平衡中国在湄公河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影响力。

洪森-特朗普时期，柬美关系明显转冷。未来，特朗普有望借助调停冲突的与柬埔寨掌权人更换的契机，透过军援、反恐合作、市场准入、投资承诺等重新打造与柬的合作桥梁，并刻意与对缅甸内战等东南亚冲突的选择性忽视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其对美柬关系的重视，以期分化中国的区域影响。

协议达成后，泰柬边境爆炸声依然不断。泰国军方在边境高调升旗，空军与海军仍在集结；柬埔寨方面指责泰国“持续炮击”，破坏停火承诺；泰方则反指柬方缺乏诚意。泰国军方发言人表示，柬埔寨的回应是“蓄意违反协议，旨在破坏彼此间的信任”。停火协议的风险正在浮现。

事实上，有效的国际斡旋不仅需要初步调解，还需提供后续的监督机制与政治路线图，否则极易陷入短暂降温、长期失控的恶性循环。一旦战火重燃，特朗普善于谈判的形象或将遭遇反噬，不仅动摇本届政府的信誉，也可能对特朗普苦心孤诣塑造的“和平总统”人设造成尴尬的实质冲击。

此外，赤裸裸的贸易胁迫非但换不来真正的政治互信，且很可能有副作用。特朗普向泰国与柬埔寨抛出惩罚性关税的最后通牒，将停火与美方主导的贸易协定直接挂钩，可能间接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弹与反美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两国政府当前都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稳固政权：柬埔寨新任总理洪玛奈需确立其作为合格继承者的强人形象，泰国代理总理普坦则面临执政合法性压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施压反而可能被转化为政治资本。洪玛奈虽表态感谢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调解，但并未将功劳完全归于特朗普个人，反而刻意补充马来西亚与中国的中立角色。此举意在平衡地区民意，同时压制潜在的反美声浪。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在涉及主权与领土争端的冲突中，外部威胁往往会加速国内的民族主义动员。关税压力如果被当地民众视为美方霸凌，不仅可能使争端双方被迫维持强硬姿态，还可能波及美在东南亚的整体形象与长期利益。

泰国在特朗普致电后表示，虽然原则上同意停火，但柬埔寨有责任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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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泰柬停火协议生效后仍有零星交火，但双方领导人均宣称边境局势明显缓和。根据协议，泰柬两国将于8月4日在柬埔寨召开跨境委员会会议，以推动事态进一步降温。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称协议是“缓和局势、恢复和平的重要第一步”。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则“自信地”表示，希望协议能够让数十万柬埔寨流离失所者重返家园，重建信任与合作。泰国代理总理普坦·威差亚猜（Phumtham Wechayachai）同样强调，该协议“体现了泰国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渴望”，并承诺将本着诚意履行承诺。

泰柬停火的确为大洋彼岸的特朗普赢得了聚光灯。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发言人称赞特朗普“敦促两国充分尊重该协议，并创造有利于解决长期问题和实现持久和平的环境”。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在X上发帖称：“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表示，他和特朗普“致力于立即停止暴力”，并希望柬埔寨和泰国政府“全面履行结束这场冲突的承诺”。

这场调停的确为特朗普赢得了政治红利。但在泰柬边境，十多万人仍在流离中等待未来。泰国内政部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已有超过13.8万人从与柬埔寨接壤的地区撤离。如今，来自桑朗市的爆炸声终于沉寂，平民在短暂的欣慰中夹杂着对明天的忧虑。

泰国流离失所的平民得知两国停火后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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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文官政府与军方长期以来处于权力博弈格局之中。如今，泰国军方仍掌握着关键军事决策权，历次政变与内乱都与其有关。无论是佩通坦“电话门”丑闻的政治冲击，还是边境冲突中军方所承担的主导角色与牺牲成本，都使其不愿轻易退让。如今，泰国社会中对军方的信任度远高于执政的为泰党政府。一旦普坦领导团队在停火协议的执行过程中出现纰漏，军方很可能借机重新夺回主导权，从而令这场脆弱的和平与地区安全秩序再度陷入险境。

柬埔寨方面，洪玛奈虽在外交辞令中表现出对停火的信心，但实际上，新上任几年的强势领导人更有可能将此次冲突视为巩固权威的契机。在面对泰方军政府态度强硬、两国民族主义舆论高涨的局势下，柬方是否真有意愿履行协议、长期维持克制，仍有待观察。更遑论柏威夏寺主权归属、资源开采权争议与边界划界等历史难题，至今仍是双方敏感神经的焦点。

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帕温·查查瓦尔蓬蓬（Pavin Chachavalpongpun）教授认为，一场会晤并不能神奇地解决引发这场冲突的根深蒂固的领土争端、民族主义情绪和历史积怨：“真正的考验在于，它能否带来真正、持续的努力来解决根本原因，还是仅仅让敌对行动暂时停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表示，泰国和柬埔寨必须“抛开民族主义原则，努力达成共识”。

除泰柬双方和美国、中国外，在此次调停中，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同样发挥了积极作用。自1967年成立以来，东盟在应对区域性冲突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从沙巴危机、“海员事件”、东帝汶问题到柬埔寨战后治理，均展现出其在斡旋、对话与风险管控上的平台价值。然而，东盟机制也有明显局限：缺乏执行力、决策基于协商一致、成员国间利益高度异质，使其在面对主权冲突或大国竞争时难以形成系统性、持续性的调停路径。泰柬停火虽然短期内借助东盟促成，但其真正推动力仍来自域外强权的政治与经济杠杆，反映出东盟影响力的边缘化风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特朗普任期主导的调停路径是以高压经济筹码取代制度规则，以双边交易取代集体治理，以领导人直接沟通替代外交团队精细运作。这种路径下的美国外交影响力呈现出集中、高效、快见效的特点。然而，特朗普本人的强势干预虽然短期促成了停火成果，但其对区域机制的轻视恰恰削弱了制度化和平进程的深度根基。

这两种调停逻辑代表着当代国际安全秩序重构中的两条岔路：一是制度主义主导的多边治理体系，强调协商优先与规范约束；二是复苏回潮的“交易型霸权”逻辑，即强国以政治利益交换、安全威慑与经济胁迫为手段，对冲多边机制的冗长与软弱。在特朗普的外交语境中，停火即成果，成交即胜利，而长期和平、结构改革与互信机制的建设往往被视为非必要成本。

正因如此，特朗普式调停虽然在操作层面声势浩大、短期有效，却在结构层面暴露出战略规划与制度承诺的双重空白。这种路径不仅无助于塑造区域可持续和平的秩序，反而可能加剧机制漏洞与信任赤字。这种路径恰恰验证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著名地缘政治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93年《失控》（Out of Control）中对“单极时刻”的深刻担忧：美国逐渐沦为“无所不能却无所适从”的霸权，拥有压制与干预手段，却失去了对复杂世界的全局理解与耐心培育。

与与特朗普凌厉、强势的调停风格相比，东盟式调停机制虽缓慢、分散，却依旧是维护地区稳定最重要的制度基底。一旦中美博弈失控，或美国在亚太地区彻底转向战略收缩，地区和平仍需依赖东盟这种低效但稳定的平台。

今天的美国是否能靠关税买到国际秩序，是否还有意愿与能力在现有区域治理机制中发挥制度型领导力？而东南亚国家是否能够在强权政治与多边秩序之间维持弹性空间？这些问题将成为检验这一时代亚太地区安全秩序质量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