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右）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图源：Magnus Lejhall/TT/路透社

美方在斯德哥尔摩会后将“延长关税休战的最终决定权”明确置于总统手中，这一安排不仅是制度性的程序表述，更体现出一种有意维持的不确定性策略。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强调“在与总统对话前，一切尚未达成”，这一做法既为美方在国内政策中保留操作余地，也在对外谈判中形成施压空间。通过制造政策的“未定状态”，美方得以在后续磋商中将延长期限与其他议题进行条件化捆绑，从而在机制上形成对中方的谈判杠杆。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表示：“我刚刚从斯科特那里听说，今天与中国的会谈进展顺利。”但他尚未承诺延长两国今年早些时候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

美方在发布会中反复凸显的核心议题是结构性经济关切。贝森特将中国产能过剩视为美方政策必须正视的长期矛盾，并在发言中以具体数字强化其严重性——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达30%，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约2%，这种结构性不平衡在贝森特的叙述中被定位为不可持续。这种表态不仅为美国未来关税政策调整提供叙事基础，也将产能问题从双边摩擦延展为国际贸易规则的潜在争端领域，使其具备多边政策动员的可能性。

2025 年 5 月 11 日，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在日内瓦就关税问题举行会谈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向媒体发表讲话。图源：Valentin Flauraud/AFP via Getty Images

能源与制裁议题在会谈中被有意置入经贸框架。贝森特明确提及中方进口伊朗石油约占伊朗出口的90%，并引述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授权总统对进口俄罗斯石油国家征收最高500%关税的法案。这种表态实质上通过立法预期与盟友跟进的可能性，对中方形成外部压力。美方在新闻发布会上不回避“地缘议题交织”，既是对中方能源政策的政策信号，也为未来谈判中引入附加条件奠定舆论基础。

在供应链议题上，美方对稀土安排的表述具有双重意义。格里尔确认稀土磁体出口已按伦敦协议恢复，且当前讨论仅限于中方的出口管制，美方未新增任何限制。这既体现出美方在关键供应链议题上维持谈判氛围稳定的意愿，也显示稀土议题在谈判中的“示范性”——通过落实既有共识，美方希望在其他敏感领域获得类似执行结果。

美方同时在发布会上阐释了关税调整的未来可能性。贝森特提及232条款调查涉及药品与半导体，明确称其为“全球适用”而非针对单一国家。但在逻辑结构中，尽管措辞保持中立，关税政策的实际指向显然将对中国产业链形成实质性压力。与此同时，贝森特强调“去风险而非脱钩”，通过风险管理的政策话语为中美产业链保留有限的合作空间。

从谈判态度看，美方在新闻发布会中反复使用“建设性”来描述谈判气氛，但在核心表述上始终保持政策回旋的可能性。例如在关税水平问题上，贝森特明确指出若休战终止，关税可能回弹至34%，而格里尔则补充总统有权调整税率，甚至在某些产品类别中可能达到80%-85%。这种技术细节的公开表述，一方面起到告知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美方在缓冲期结束后拥有更高的谈判筹码。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在发布会中刻意弱化高层峰会的政治安排。贝森特确认斯德哥尔摩会谈是落实6月5日元首通话精神的技术性谈判，并未讨论峰会时间表。这种安排的背后，是避免将技术谈判绑定于政治时点，从而保留在具体议题推进上更多灵活性，减少因政治节奏变化而被动调整谈判立场的风险。

特朗普总统周二从苏格兰登上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图源：Evelyn Hockstein/路透社

此外，美方借与瑞典政府互动的公开内容释放多边贸易信号。贝森特在会见瑞典官员时强调美欧协议的“重新平衡”作用，并特别提到北约成员国在安全支出上的协调。这种表态虽属外交辞令，但其潜台词在于通过展示与欧盟的协议成果，向中方传递美方在多边贸易环境下的谈判实力。

当下，美方在斯德哥尔摩会谈后的对外表态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延迟最终决定，制造不确定性，保留议题交换空间；二是以结构性问题为核心，强化未来政策调整的合理性；三是在保持建设性氛围的同时，通过关税技术参数、能源议题和多边信号，巩固谈判的政策杠杆。这种策略在短期内增强了美方在经贸磋商中的主动权，但也使谈判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和多边环境的变化。

中美代表团在斯德哥尔摩会谈中一致推动的“冻结现状”式缓和，是一种建立在互相制衡与阶段性利益平衡上的临时安排，而非结构性矛盾的实质化解。虽未得到特朗普的确定，这种潜在的冻结并不意味着双方已找到稳定的合作模式，而是基于短期政治与经济环境的现实选择。高关税的框架依然存在，其暂缓升级仅在于双方均不愿在此阶段触发新的冲击。

双方将继续推动“关税冻结”反映了中美之间对关税工具边际效用的共同认知。自2018年以来，关税作为高压工具的震慑力在多轮博弈中已显著削弱，其长期使用不仅无法逼迫对方在核心议题上让步，还可能造成本国产业链与通胀风险的自我积累。这种边际效用下降，使冻结成为双方均可接受的“阶段性平衡点”。

“关税冻结”的直接动因在于双方内外部压力的交织。美方在4月将关税推升至145%后，迅速遭遇供应链瓶颈与国内价格压力，中国以125%的反制措施并辅以稀土出口管制，使美国高端制造和军工体系在核心原材料供应上暴露脆弱性。随后的伦敦会谈，美方主动调整部分出口限制，包括放松英伟达H20芯片对华销售，以及斯德哥尔摩会谈中释放务实信号，体现出这一冻结更像是政治经济约束下的主动收缩，而非单向的政策让步。

2025年7月28日，中美贸易谈判前，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罗森巴德迎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图源：TT通讯社/Fredrik Sandberg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和唐纳德·特朗普达成协议，美国将对大部分欧盟进口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图源：Fred Guerdin/欧盟委员会/dpa

双方继续推动将现有关税展期还依赖政治与外交节奏的匹配。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的潜在会晤是冻结状态的重要政治支撑，尤其在特朗普以“交易撮合”作为政治资本的背景下，维持缓和氛围有助于峰会的议题安排。但这一状态同时服务于双方内部政治需求：美方需要稳定经济环境以迎合选举周期，中方需要稳定外部关系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这种双向政治驱动赋予冻结一定的延续性，但其稳定性本质上受制于政治变量的波动。

更深层的逻辑在于，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决定了关税升级的双向代价。关税与出口管制在核心领域形成互锁机制，任何一方的单边激化都将引发反噬。4月稀土与半导体争端所引发的快速政策调整，实质上是双方在代价承受力上的现实体现。这种互锁关系使冻结在中短期内成为维持稳定的最低可行状态，但远非结构性安排。

当下中美双方共同推动关税展期的意义在于为双方争取时间和谈判空间，而非解决核心矛盾。从当前的全球经贸格局、供应链重构到技术与产业竞争的多重维度看，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结束”仍有相当距离。冻结状态只是冲突周期中的必要阶段，其后仍将面临议题交换、利益再平衡和多轮谈判的博弈过程。这一状态或将反复延续，但其本质是过程性停顿而非终局安排。

美国总统周三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发表文章称，印度的关税“位居世界最高之列”。图源：BONNIE CASH/POOL/EPA/Shutterstock

未来关税安排的走向，将视当前暂停状态能否转化为更稳定、更具制度化的经贸协调机制。若外围关税体系在美方推动下进一步固化，中国可能面临更集中化的规则压力，关税展期的可持续性将受限。而若中方在窗口期内推进多边市场合作、强化非美市场占比，并在核心技术、稀土及产业链控制力上稳固筹码，当下的展期有可能延展为中长期的稳定期，并在下一阶段谈判中转化为议价资本。

本轮谈判，可以被解读为中美双方在关税体系重塑过程中的“战术停顿”，既是缓冲，也是下一轮重构的准备期。距离“结束”还有多远，取决于双方在这一停顿期中能否通过战略布局重塑自身在全球关税体系中的主动权。这一进程将贯穿未来数轮谈判，并与全球关税秩序的重组同步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