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编译自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国事务高级研究员于洁在2025年6月15日发表于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的文章《中国的目标》（What China Wants），此文为七月份报业辛迪加网站点击率最高文章的前三位。“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获独家授权发布中文版。文章对近年来西方学界甚嚣尘上的“中美霸权更替”作出清醒的纠偏：当下的中国并无意愿、也无能力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真空。中国的崛起不等于美国的沉沦，世界不会自然地从一个霸权过渡到另一个霸权，而是进入持久试探、合作与竞争交织的多极博弈时代。

01

长期以来，无论是国际战略界还是中国自己，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是什么？从外部视角来看，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但这一角色可能与中国其他核心利益相冲突，例如维护广义上的国家安全，持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这些目标可能更适合通过与美国维持“冷和平”而非直接对抗来实现。在对美国的观察中，中国深知，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势必卷入之前极力避免插手的地区冲突， 同时它也明白，自身从过去美国及其盟友缔造的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获益良多。

当前，中国需要将大量资源与人力集中于国内，以应对各种严峻挑战。中国必须驾驭一个不再依赖房地产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并为其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可能陷入彻底孤立的局面做准备。特朗普的“解放日”关税政策以及美方针对中方反制措施的关税升级措施，已然给中国敲响警钟。无论贸易战的结局如何，中国都迫切需要通过刺激国内需求，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虽然中国早已意识到经济再平衡的必要性，但在实际政策推进上却步伐迟缓。尽管官方宣传强调消费驱动和民生改善，但实际操作中仍优先发展工业产出和资本投资。然而，面对可能失去重要出口市场的现实，矫正这一政策取向刻不容缓。

与此同时，中国有必要在关键技术领域建立自主而可持续的供应链，以规避美国设置的“卡脖子”风险。为推动本土创新，中国已将大量国家资源重新配置。中美竞争近十年来日趋激烈，中国早已将技术自主视为国家战略之必需。中国多次公开警示，本国在高端半导体、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上仍受制于人。虽然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其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

除了提升国内创新能力外，中国也积极把握机会，参与新兴技术领域的全球治理议程。例如，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进展，最显著的案例是DeepSeek推出的低成本大模型在某些方面已媲美美国顶尖开发者，这为中国扩大话语权提供了强劲动能。中国传递的信息是：不应由少数发达国家垄断将决定全人类经济未来的关键技术。这一主张在全球许多国家中引发共鸣。

中国战略界一贯强调，外交政策的首要目的是营造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这一带有内向性的行动指南最早可追溯至八十年代。如今，它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应对国际局势动荡的指针。由此可见，填补全球领导真空并不符合这一战略目标。

例如，“解放日”关税政策出台后不久，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召开，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竞争加剧带来的危机感。这场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评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说明中国的战略重心仍牢牢扎根于自身周边，而非全球。

在所有邻国中，俄罗斯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中国坚定维护与莫斯科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视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为地理与战略上的双重必要。两国长达4209公里的陆地边界足以支撑这种合作关系。但中国关注的终极对手并非俄罗斯，而是美国。与俄罗斯深化战略协作或许是对冲美国遏制战略的一种务实选择。

在国境线的另一边，中国也在与另一个强大且拥核的邻邦印度缓解紧张局势。两方都知道，双边关系的结构性和历史性的矛盾不会轻易消除，因为双方的综合国力差异巨大而且缺乏互信。但双方都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新的多极化国际格局下，稳定与可预期的双边关系将带来巨大长期利益。

除了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外，中国还鼓励全球南方国家支持主要多边机构改革。当中国提出构建“有序的多极世界”时，他们所设想的是非西方世界在国际秩序中拥有更大影响力的格局。因此，中国坚定支持金砖国家扩员，并推动改革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投票权分配机制。

中国也在联合国框架下、在美国影响力相对较小的机构中积极参与设置议程，例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等。这类平台允许中国发挥有选择性的领导角色，而无需与G7集团发生直接对抗。归根结底，中国的目标并非彻底推翻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而是以务实方式把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此框架下，中国也试图在发展中国家悄然制衡美国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解决长期被忽视的发展需求，但不附加善政，人权或问责等政治条件。在美欧市场趋于封闭之际，中国不提供传统的军事安全保障，而是修路架桥，换取关键原材料准入以及为国有和民营企业开拓新市场。

不过，尽管中国热衷于在发展中国家展开广泛的经济外交，却依然不愿卷入复杂的安全事务。无论好坏，美国在这些领域仍是“默认的核心玩家”。

诚然，中国曾在伊朗与沙特之间斡旋，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其“全球安全倡议”也鼓励推动反恐、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新兴技术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但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中国始终不直接介入冲突本身， 也不单方面提出任何安全承诺， 对大多数地区性冲突始终保持距离。

中国不愿直接斡旋他国冲突的做法，也许会令部分希望与之合作的国家惋惜。但中国的一贯做法是通过适度表态，非卷入棘手的谈判，推进自身在中东、非洲或乌克兰的利益。中国外交的舒适区仍是经济外交主导的战略，而非挑战二战后美国建立和主导的安全架构。

05

展望未来，中国哪怕仅追求局部的全球领导力，也将面临三大挑战。首先，随着美国加速撤出国际事务，中国可能难以维系与全球多个地区的商业往来。毕竟，美国正意图对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施加高昂代价，且这样的策略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其次，中国终究无法永远回避危险的地区安全局势。它迟早需要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外交战略。事实上，兑现“全球安全倡议”，就已意味着必须承担更多责任——不仅要在议题设定上发挥主导作用，还需在人力与资源上进行更大规模的投入。中国将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界如何看待它，更取决于外界如何回应中国谋求这种国际领导力的尝试。尽管美国正在退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袖手旁观，任由中国扩大影响力。

第三，中国仍需协调国内经济再平衡，而这一进程将产生深远的全球影响。从出口导向增长转向扩大内需消费需耗费数年，而这种再平衡的努力可能与中国保持全球制造业顶尖强国的雄心相冲突。后者已引发欧洲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紧张，这些国家的本土制造商正艰难对抗中国龙头企业（如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竞争。各国或许厌恶美国的关税胁迫，但同样对华竞争心存警惕。中国必须审时度势，谨慎推进。

因此，即便其经济蒸蒸日上，中国仍将是一个以本国利益为核心、态度审慎的超级大国。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决定了其外交策略更趋克制，仍将把重点放在周边地区和全球南方所蕴含的商业机会之上。

当世界努力适应美国影响力的式微与多极化格局的到来，中国无疑将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然而，一个以政治与军事为重的超级大国，与一个以经济实力为主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将对世界构成危险。两者都必须步步为营，以防经济战争最终滑向各方追悔莫及的全面冲突。